《55个刺激提问（出版书）》
作者：褚士莹
内容简介：
我想「把好事做对」→我学会「把对的事做好」→我变成「自己喜欢的人」
热情捐钱，却觉得爱心被绑架！想做善事，却不知道做得对不对？志工之梦，真的无法用金钱衡量吗？我们是否想过自己是以爱之名，还是拿爱当借口？我们是否想过对与错的答案？好与坏的界限？给钱能救命，但是要给一辈子，我该给吗？每个月捐120元，太多还是太少？有钱上钢琴课的孩子，不应该得到营养午餐补助吗？街头的募款志工原来是工读生，错在哪里？不想捐钱给大型组织，还能捐给谁？公益组织不应该拿加班费，因为那是捐款人的钱……
长期在NGO第一线的作者褚士莹，实战经验让许多读者有很多问题想问。《55个刺激提问》直指核心，尖锐敏感！褚士莹给出了什么样的回答？或者褚士莹给的是「标准答案」吗？他说，帮助别人，把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一种专业。NGO跟做生意一样，程序要对，数字要合理。NPO如果不顾现实只把「认同」当作资产，还是赶快解散比较实际！只要做对的事，大家当然要一起做，这是不合理的说法……
过去我们认为正确的答案，现在看来可能可笑荒谬；现在觉得对的，也许将来是错的；很多人把捐钱等于做好事，很多人把当志工等于做对的事；如果不能依赖标准答案，我们的判断要如何确认？找出禁得起时间考验的价值，先从这55个刺激提问开始！
名人推荐
勇于自省，才有强大的自信！
我推荐给每一个在台湾，愿意关怀别人的朋友。——《做工的人》林立青
不只是为了做好NGO的工作，不只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而是为了成为一个心安理得、自己也喜欢的自己。——张正，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秘书长，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书店创办人
让每一个做社会服务、关心社会共好的朋友，都能在其中进一步独立思考，找出属于自己的答案。——NPOst 公益交流站，叶静伦主编
推荐序❶
勇于自省，才有强大的自信
───《做工的人》作者林立青
我和褚士莹见过两次面，第一次在NPOst的春酒上，第二次在灿烂时光书店。
两次见面都让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次的春酒，我发现我不能不注意褚士莹这个人，他的态度温和却坚定，外型极有风格和特色，对于席间所有的问题都能够提出看法，或诚实说自己没看法。他口条清晰并且态度自然，时而认真回复，时而幽默开玩笑。那天他无疑是最吸睛的人物，也因此让我决定回家后认真看待这个人。
经过上网搜寻，我发现褚士莹是一个极有魅力和特色的人。他的演讲不用投影片，演说时表情自然；上节目所有的回答都从容以对，面对问题充满自信，与他人互动眼神诚恳，表情丰富。
而所有特质之中，最重要的是他具有强大的自信心。
在台湾并不缺乏愿意帮助他人、关怀弱势的人们，但这些善良且满怀热情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应该要如何行动？在面对无力的社会现实下，如何继续保有自己对人的关怀？如何用正确的行动协助他人，又该如何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我们所看到的需要帮助者？
我们都为此感到犹豫，究竟是要如何捐款，又应该将自己的时间和精神投入在哪儿？我们期待自己能够给予这个社会贡献，同时也担忧自己投入是否真的有所效果？如果捐助的对象团体反对同志，或是坚守反堕胎立场时，我们又应该如何自处？我们的抵制行为究竟合理还是反而无效？我们所发起的教育计划是否真的是这些受帮助者所需要的？
褚士莹的新书中，直接清晰地回答了所有NPO以及NGO从业者会面对的问题，从NGO行动的困难谈到我们该如何应对捐款者以及受助者的期待，他也同时针对愿意提供协助的人指出如何看待自己手上的资源，如何选择捐助对象，甚至更重要的道德难题，我们在面对自己认为正确的行善作为时，是否真的有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
从这本书中，我能看出来褚士莹本人强大的自信，来自于深刻自省。一个能深刻反省自己的人，才有可能持续性地对于这些议题发出思考和批判，指引和论述。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发现自己过去所认为「正确」的行动，其实很可能是重复累积下的错误印象，我过去对于这些NGO组织的期待，也可能是自己的幻想。
我推荐给每一个在台湾，愿意关怀别人的朋友。
推荐序❷
一本没有标准答案的书
───张正，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秘书长，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书店创办人
众人前仆后继向他提问，他像个擂台霸主一一接招。历经五十五次回合对战，集结了这本刀刀见骨、拳拳到肉的书。乍看，是一本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营利组织）教战守则；细读，则是一篇篇关于人生的诘问。褚士莹反复叮咛：要思考、要专业、要务实、要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阿北很坏，不给答案
自称「阿北」的褚士莹，自序名为〈变成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怎么「变」？我好想直接听到答案。不过阿北很坏，不肯正面回答，而是随手拈来他在世界各地的见闻，给你参考，要你思考，文章行云流水、引经据典，偏偏就是不给标准答案。而且还尖锐反问：「你确定真的只缺资金吗？（骂人缺脑子）」「你真的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紧急的吗？（还是骂人缺脑子）」听到NGO说「这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时，更不留颜面地说：「我看根本是你不会衡量吧？」
看完了书没有得到答案（还被羞辱），很失望。但是真实的世界，不正是如此复杂难解吗？就算在会议室制订了严谨的SOP（标准作业程序），自以为预见了事态的演变，无奈迎面而来的每件案子都不同，有的紧急有的重要，有的太大有的太小，更多的是情感（或者关说）泛滥成灾，要面面俱到又坚守原则又宾主尽欢，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怎么办？阿北虽然很坏，还是提供了不少判断依据（例如八种影响力指标、五个捐款建议、十个判断能否成功的标准）。不过最最核心的，仍是你自己是否愿意思考再思考，以及，有没有踏出第一步的行动勇气。
汉纳鄂兰与褚士莹
褚士莹要读者思考，这与知名犹太裔学者汉纳鄂兰的主张颇神似：
……未参与（纳粹屠杀犹太人）者的判准是不同的：他们自问，要是做了某些事情之后，如何还能和自己和平共存、心安理得地活着。
……这种判断方式的前提不是高度发展的智慧或复杂的道德省思，而是一种坦然与自己相处的性情倾向，与自我交流，亦即我和自我进行那无声的对话，而这过程，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通常就称之为思考。
……那些愿意思考、也因此必须自行做判断的人，和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人，两者的分界线横跨了所有社会、文化或教育的差异。
如果有一条线划分「思考的人」与「不思考的人」，褚士莹显然想把更多人拉向「思考的人」这个团队。当然，这是很难很难超级难的社会工程。毕竟不思考比较轻松，听命行事比较容易比较安全，就算最后的结果是一场空，那也是SOP的错，不是我的错。
但是，事情不难就没有乐趣了！我决定响应褚士莹的号召，加入思考团队，练习思考，习惯于思考，自己找答案，自己做判断，不只是为了做好NGO的工作，不只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而是为了成为一个心安理得、自己也喜欢的自己。
推荐序❸
把好事做对，是一种专业
——─叶静伦，NPOst公益交流站主编
自自从「NPOst 公益交流站」有了褚士莹的专栏「阿北私会所」之后，多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一直以来，NPOst 就希望成为台湾公益团体的交流平台，希望所有在社会服务和NGO（非政府组织）领域奋战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支持、方法与力量。
社会服务与NGO关怀的是弱势、边缘族群，包括移工、无家者、受暴妇女、流浪狗、失亲儿少、身心障碍者、无依老人、原住民等。公益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为这些族群提供服务、对社会进行倡议，期望赋权这些弱势，给予自立的力量。
台湾在八○年代以前，一直都是国际上需要帮助的弱势小国。在那个疾病横行、信息、技术与科技都尚不发达的时代，有无数热心的西方传教士和慈善组织，以爱心和热情倾注于台湾，有些人甚至一辈子就这么奉献在这块小岛上。直至八○年代后，我们才逐渐发展出自我力量，到了九○年代后期，本土NGO如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罗慧夫颅颜基金会等，甚至能走出自己的路，将台湾的服务专业带往国际。
然而，在传统的「施予」概念之下，有越来越多服务者开始出现疑问：被服务者的心声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帮助」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为什么让受助者参与方案计划的订定过程这么重要？身为NGO工作者，该如何评估、策画一个真正有益于他者的辅导计划？跨文化的NGO工作又该如何面对文化与族群间的冲突？
或者，如果你不是社会工作者，仅仅作为一名捐款人，又有什么样的义务与责任？
不得不面对的是，「助人」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如今的台湾，已经发展到不再能用残补式的爱心与慈善走天下、做好事的阶段。我们面对太多结构性的问题：孩子没饭吃，光给他饭吃已经不够，还必须探究他为什么家庭功能失常？无依老人陆续孤单地逝去，光给他们津贴已经不够，还必须知道有什么样的辅具和治疗，原本可以提早预防悲剧的发生？身心障碍者不是训练到会做凤梨酥就好，还必须了解他们为什么无法被小区所接受、无法就地得到专业的照顾服务？
此即是「把好事做对」的本意——助人之前若毫无思虑，所有的「帮助」不只会徒然，还会是种伤害。
也因此，我们必须不断的自我扣问，而这样的扣问不一定找得到答案，NPOst 因此期望打造一个秘密研究室，让每一个彷徨的助人工作者都能得有意义的回应，「阿北私会所」于焉诞生。
从二○一六年初专栏启动到现在，阿北从来没有一周缺席（如此难得、乖巧又神速的作家！）他坐镇会所，开放世界各地的NGO工作者、公益观察家、捐款人、创业者、家长、老师、学生、志工等各式各样领域的朋友，一起来问问题，所有那些想不通的、彷徨的，都能在这里得到一种思考。
它或许不是最终的解答，也不应该是，但阿北用自己长久以来的历练与打滚 NGO的经验，提供重要的、重新看待事物的视角，让每一个做社会服务、关心社会共好的朋友，都能在其中进一步独立思考，找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很开心看到这个专栏集结出版。这个专栏在NPO二○一六年的年终大调查中，名列读者最爱专栏第一名。期待阿北继续不断地解惑下去，让所有这社会愿意对他人伸出双手、心怀热忱的朋友，都能找对方法，给予世界最适切的回馈。
自序
变成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我在整理这本书的时候，一位我工作多年的伙伴缅甸北部克钦邦女性民主运动领袖，受到住在日本的克钦人邀请，前往东京为持续多年的内战问题，跟民主党的多位国会议员进行密集游说。同时，我也正在游说一个纽约国际人权组织，争取预算，对克钦邦的难民营以及在地NGO工作者进行培训。自从将近六年前内战爆发以来，这已经变成我们例行的无偿工作。
这天深夜，她截了一张我脸书上穿着克钦邦的反战T恤，对着一群台北的高中生讲话的照片，贴在我的涂鸦墙，旁边加了一行字：「Love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a Kachin.」（我们爱你。谢谢你身为克钦人。）
那一剎那，我疲倦发红的眼睛，忍不住变得更红了。
当然，我不是克钦人。但这件事情有点复杂。
克钦人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社会阶级系统，长期以来让人类学家充满兴趣。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东南亚专家Mandy Sadan博士在二○一三年底出过一本研究论文，书名就叫做《Being and Becoming Kachin》，讲的就是「身为」克钦人与「变成」克钦人这两个独特的概念。因为「克钦人」不是一个单纯的种族，在需要的时候，克钦人可以「变成」掸邦人，而一个非克钦人，是可以透过特定的漫长过程被克钦家族「接纳」而变成克钦人。
在缅甸和克钦人肩并肩进行和平工作十多年后，不知不觉，在他们的眼中，我已经是克钦人了。
对我来说，这个克钦人的身分，是一种光荣的印记。
我十多年前之所以离开科技产业，进入国际NGO组织工作，正是因为我想让自己的生命有价值。当时我以为让自己的生命产生价值的方法，就是透过专业，帮助别人。但是现在回头看，才发现真正的价值不只在我想「做对的事」，而在于我学会如何「把对的事做好」，在这过程中，慢慢变成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这才是最大的奖赏。
我对「做好事」的概念，从一开始很粗浅的「我想捐钱」「我想当志工」，慢慢意识到原来细节比结果更重要，因为「魔鬼藏在细节中」。为了要知道如何把细节做好，我发现「思辨」能力的重要性，因为一个脑袋不会想的人，无论有再多的好意、再多的金钱，怎么做都不对。
我学会用评估NGO组织影响力的工具来评估自己，我的母校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老师 Robert Behn 在二○○三年提出这套针对特定管理目的的八种指标，分别是：评估（evaluate）、控制（control）、预算（budget）、激励（motivate）、提升（promote）、庆祝（celebrate）、学习（learn）和改进（improve）。
评估（evaluate）
「评估」是否有影响力，必须要确定我在做的事，是不是可以用菜市场卖菜的阿嬷也能完全理解的语言来说明，而且这个阿嬷还可以用一句她自己的话说出组织的愿景，像是：「喔！哇哉哇哉，你们就是在教外劳做生意的老师嘛！」卖弄专有名词，或是留太多想象空间的组织，让人一句话说不清楚，是不可能有影响力的。
控制（control）
「控制」自己的影响力，意思是不能让想做的事情主轴超过三个。如果「土地信托」是一个组织的主轴，这个组织就不能「也」有在做老人日托、独居老人送餐，「也」推广有机农业，「也」接受政府委托经营育幼院。因为主轴多于两个，组织同时要做好不同方向的计划、并且发挥影响力的机率，就会变得很低。
预算（budget）
「预算」要在计划开始前就清楚订立，并且确实遵守，不应该因为计划执行过程中，只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这个也很重要，应该要做」所以投入过多资源，造成预算超支。简单的例子是，如果在学校营养午餐的计划进行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童之所以没有午餐吃，是因为家里长期没有大人，便支用原本营养午餐的预算去做陪读和课后辅导计划，以至于营养午餐计划预算短缺，必须在学期中提前腰斩，这么做对于组织的影响力，就绝对不是加分，而是扣分。
激励（motivate）
计划是否对于组织内部员工产生「激励」作用，是影响力的评估重点之一。如果组织内部工作者觉得这个计划的执行让他们疲惫，甚至觉得没有意义，即使纸面上成绩斐然，在我的标准下，依旧算是缺乏影响力的计划——连自己人都感动不了，怎么可能感动别人？
另一种「激励」的对象是小区。如果一个计划一直只有内部人有感，但是小区成员毫不在乎，比如有一个防止沙漠化的造林计划，当地小区成员只愿意用日薪方式接受组织聘雇来植树，没有任何当地小区成员想要以志工身分参与。表面上，虽然多年来种了几十万棵树，但没有感动任何一个在地人，我对这个计划的影响力，还是会抱持相当的存疑。
提升（promote）
计划是否够「提升」我个人、组织本身跟组织内成员的力量，是我判断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人事部门一年只做一次员工表现评估，作用微乎其微，这么重要的事一年做一次，根本太迟。组织参与计划的成员能力，是否有随着计划不断提升，其实是很容易量化，却时常被忽略的。应该随时关注每一个阶段的训练，是否达到组织计划需要的培力效果。
庆祝（celebrate）
我学会「庆祝」。庆祝里程碑是知道组织计划进度非常重要的指针，一个组织的计划，不能只有一个最终目标（比如募款达到一亿元），而是在这期间设立许多的里程碑，比如说募集这次一千万元的速度，是否比上一个一千万元更快？这个募款速度的增加，是否反映了组织的影响力上升？如果这次一千万的募款速度变慢，是否代表影响力下降？分成许多值得庆祝的里程碑，能帮助一个组织了解影响力的变化。
学习（learn）
组织是否有在「学习」，是判断组织影响力的重要指针。比如组织是否面临状况的改变，时时刻刻做细微的策略修正，当细微的修正已经不够时，是否能够回头审视组织的使命和愿景，是否需要重新调整。这样的组织是一个有学习力的组织，没有学习力的组织只能「执行」，然而有影响力的组织，会像孩童成长那样，会学习、会进化。
改进（improve）
一个人，就像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都应该持续「改进」，不会有停滞的状态。当一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后，立刻会找到另外一个需要改善的层面，去进行另外一个周期的改善。这样的持续改进不应该有停止的时候。
或许在克钦人心目中，我变成了克钦人的一分子，但是我真正的成就，是慢慢变成了我自己，一个我喜欢的自己。
为此，我深深感激NGO工作教会我的那些事。
提问者
喜欢胡思乱想的高中生、二十八岁热血的小NGO负责人、每天都想很多的捐款人、很不认同的读者、不知道该怎么捐款的小资女、很多事都想不通的偏乡老师、困扰的小三生家长、有爱心又热心的民众、三十八岁服务中的海外志工、困惑的大学生、刚进非营利组织工作的菜鸟新鲜人、三十一岁正在澳洲打工度假的IsabelTsai、看NGO热闹的无业游民Claire、大型NGO工作者、天真的善心人、也想做公益的广告代理商、关注公益的捐款人、五十一岁的公益组织工作者、用行动改变世界的读者等五十五位来自各界的提问人……
回答者
褚士莹〈有时会化名青春永驻的、处变不惊的、很爱管闲事的、持续练习温柔的、精神分裂的、认为捐款应该有下限的褚阿北等等，每一篇随着主题变化而有不同的称呼。〉
Part 1
「我想做好事」所以「我想捐钱」
有钱的人想捐钱，没有钱的人也想捐钱，但是钱对于让世界变得更好，到底有多重要？
捐钱是不是等于做好事？
捐钱是通向成为好人的快捷方式吗？
如果是的话，应该要捐多少才叫做「刚好」？
透过十四回合的问答，让我们重新思考钱和捐款真正的价值。
1、
突然拥有四亿元跟两百年，你会怎么用？
提问／喜欢胡思乱想的高中生：
阿北，最近某堂课，老师分别问了我们两个问题，让我觉得很有趣，在纸上作答的同时，突然很好奇阿北会怎么安排，可以听听你的想法吗？
第一题：如果你有四亿台币，你会怎么花？第二题是在第一题让我们写完才问的：如果你有两百年，你会怎么过？（可以任意决定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否要变老、变年轻、何时变老或不变、或停留在任意年龄都可，经济状况则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回答／青春永驻的褚阿北：
钱可以永续地花，时间倒是无所谓！（潇洒）
如果你有四亿元，你会怎么花？
我会用其中一半的两亿元，在世界上几个值得NGO工作者学习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交通方便的地方，购买一间大小适中、不需要豪华但应有尽有的公寓，开放给NGO工作者免费登记使用。另外一半的钱，则依照比例以现金跟投资相对较低风险的金融商品，作为这些公寓长期下来的管理维护、修缮、税务使用。
之所以会有「NGO公寓」这样的想法，起始于将近二十年前，决定离开美国的科技公司、进入NGO组织工作时，我忧虑按照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水平，未来需要去一个我喜欢的地方休息时，财力上没有余裕这么做。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因此事先在泰国曼谷市中心买了一间小公寓，除了自己使用，也让其它NGO工作者无偿使用，一直到现在。
当时我告诉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能够这么做多久，但能多久，就多久吧！」
转眼二十年即将过去，我还能继续这么做，觉得非常开心。因为缅甸的NGO工作者出入境时，几乎无一例外都必须到曼谷去转机或申请签证，但即使接受国外组织邀请的缅甸籍工作者，在曼谷停留期间的住宿费会有部分赞助，然而对于收入微薄的他们来说，旅馆费还是非常大的负担。更何况很多人第一次出国，没有太多现金，更没有信用卡，对于陌生的大城市曼谷充满未知的恐惧，曾经有许多次，我听说同事到达下榻的饭店，不知道怎么使用床，或是怕把床弄乱会被罚钱，最后竟和衣睡在房间地板上。
因为有一个让他们觉得安全、友善的「朋友家」可以免费借住，知道去哪里吃到合口味的东西，介绍他们认识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同乡或同行，我看到那些紧张的脸孔慢慢放松，惊弓之鸟逐渐恢复自信。
能够为同样是NGO工作者的这些人做这件小事，让我非常光荣。
后来，甚至连泰缅边境的梅道诊所志工医生，带着在当地无法治疗的重症病人到曼谷转诊、开刀时，也不再需要因为没有预算而被迫睡在冰冷的病房椅子上，可以住进我提供的公寓。我发现自己虽然不见得有足够的专业可以帮助这些我认同的组织，但是透过提供一些基本住宿，却可以因此间接给予帮助。
当然，不只是缅甸的NGO工作者，如果那些在其它国家、被艰难的现实或NGO工作暂时击垮的人，那些需要沉淀、需要思索、遇到瓶颈的人，无论是老师、和平工作者、流浪动物收容所的志工，还是社运领袖、正在起步的社会企业，甚至是出家人……如果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待着，换个环境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休息，或学习新的观点、新的做法，那该有多好。
我个人的能力，只能做到在曼谷提供这样的地方，但如果我有一笔额外的金钱，两亿元足够在二十个城市用同样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添置这样的停留站，让来自各地的NGO工作者登记、无偿使用、自主管理；另外一半钱则长期作为水电、修缮、管理、税务之用，在可预见的未来好好经营管理下去，不需要担心经费的问题。
「为什么只限 NGO？难道只有NGO才特别需要照顾吗？」或许有人会这么问。
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因为我自身是一个NGO工作者，所以对于NGO人不被看见的隐性需求特别注重。并不代表这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事，也不代表这是四亿元的唯一使用方法。
如果你有两百年，你会怎么过？
第二题太简单了。我一点也不觉得多了两年、二十年，或是两百年，对于我的生活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因为我走在自己喜欢的路上，过着自己努力想要过好的生活，所以无论时间长短，我都会继续做同样的事。
你呢？如果突然多了四亿元跟两百年，会选择成为一个跟现在不同的人、做着现在完全不会做的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代表你讨厌现在的自己，以及现在的生活？那样的话，不是有点悲哀吗？
2、
给钱能救命，但是要给一辈子，我该给吗？
提问／二十八岁热血的小NGO负责人：
我在柬埔寨山区一个小村子里做教育计划，教孩子们读书。我跟村民的感情都很好，最近有几个村民生病了，跟我寻求医药费。虽然这跟我的教学计划没有关系，但我是他们认识唯一有经费的人。刚开始我提供了救急的一、两次费用，却觉得不断给钱不太对，可是不给又好像会变成坏人，请问阿北我该怎么办，该继续给他们吗？
回答／处变不惊的褚阿北：
面对这种两难，「结果」和「原则」都已经不是最关键的事啦！（递茶）
给，或是不给，如何给？
你的问题让我想到前阵子有网友留言给五月天主唱阿信：「你害我妹妹去跳海，现在昏迷不醒，我不知道她这么爱你。她写信给你，你有看到至少回复一下。」
无论这个事件是真是假，阿信身为艺人，脸书粉丝群人数逼近三百六十万人（阿信和阿北，等级未免差太多！）因此时常有网友将之当作「许愿池」。阿信偶尔会亲自回复趣味、有创意的留言，但不可能条条回复。
这个歌迷「绑架式」的不理智举动，自然是被谯翻，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这种人根本不要理他吧？
可是万一是真的，而且妹妹两天后死了呢？
网友可能又会大逆转，责怪阿信明明只要动个手指回复一下，就能救人一命，为什么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做呢？
突然，阿信就变成大坏人了。
但如果阿信被迫回复每一个要挟不回复就去死的歌迷，其它歌迷又会不爽：「只因为我们没有说要去死，你就不理我们了吗？」
所以，现在的你根本就是柬埔寨阿信，你该怎么办？
如果不给他们医药费，他们会怎么样？会死掉吗？
死掉不可以吗？
死掉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在你进入这个村子之前，生病死掉对他们来说是很普通的事，你来这里做的是教育计划，不是来当有求必应的观世音或救世主。
但如果给了医药费就不会死掉，甚至会痊愈，你可以见死不救吗？
就像有名的禅师故事——退潮的海边一个和尚捡起快要干死的海星，扔回海里，众人看了笑和尚：「退潮的沙滩上有千千万万个海星，你救了一个，有什么用呢？」和尚说：「对于这一个来说，却是生与死的区别。」
所以既然遇到了，你当然应该帮助。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到最后连原本的教育计划都因为村人的索求无度而中止了，会比较好吗？
再说，每一个会好的病，都可以跟你要钱吗？
一个需要洗肾的病童，只因为他罹患的是属于「不会痊愈」的疾病，就完全得不到你的帮助，这样真的有比较对吗？
又再说，只有生病的人才能得到「好康」，健康的人什么都得不到，就像其它没有要挟自杀的五月天歌迷就因此受到冷落，这样又公平吗？
给，或是不给，如何给，是NGO工作者每一天都会面临的困境。
当善意或是爱被绑架的时候，首先必须跳脱的思维，是用「结果」来决定行动。否则你很快就会每天为了应付用爱来要挟你的人而疲于奔命，最后，自己失去了爱。
不看结果，那我的原则怎么办？
如果「结果」不重要的话，那么「原则」重要吗？
比如说，五月天坚持只在想回复的时候回复，歌迷却因为等不到回复所以真的自杀了，你认为阿信应该坚守这个原则吗？
你的教育计划，对象如果是一个原本就负债累累的家庭，但因为原则问题，你要他们跟其它家庭一样自筹一半款项，于是你资助的时间越长，这个家庭的负债是不是因此会越多呢？
或者，在没有钱的时候，违背努力自立的原则，停止到学校上学、上医院看病，因此而避免陷入无法偿还的长期债务中，长久来看，对整体家庭来说，会不会反而比较好呢？
许多做援助计划的NGO都相信，当地的小区应该要有所付出，而不是不停接受施予，所以会施行以工代赈，要求他们用劳动来偿还。可是对已经几乎要过劳死的村民来说，真的应该要求他们做更多工作吗？
念书对未来比较好、带着严重的残障或瘫痪勉强活下来比较好，这种城市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在偏远山区的小村落里，真的还适用吗？
这样到底该怎么办呢？
说来说去，结果也不重要，原则也不重要，所以，到底什么才重要？
我的建议是：厘清自己的心态最重要。
如果你心里是不想给的，却因为想做个好人、为了做好事而来，担心因为不给而被诬赖成坏人，所以动摇。这样的话，你当然不应该给。有限的资源要用在长期计划之上，零星给予的钱，无论给多给少，都不会带来生命本质的改变。
就算能带来好的改变，却不再因为给予而快乐，对自己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也是严重的伤害。
然而，如果你的心里愿意打破任何原则，不顾任何结果，都想要给予，那么，就义无反顾地把原则跟理性丢到一边吧！这也不难，父母对子女大都有这种情操。只是你必须明白此时的角色，就不再是NGO工作者，而是再造父母。
所以，作为一个NGO工作者，你要当可望而不可及的明星阿信，还是要当不怕吃苦的日本阿信？我不知道你会怎么选择，但我选择成为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无论给，还是不给，都能在做完决定后立即放下，继续好好做人、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做一个精神自由、拥有心理幸福感的人，不轻易被NGO的大帽子笼罩，也不让爱轻易被绑架。
3、
救人为什么不能救到底？NGO 永远的两难
提问／NPOst 专栏作家 Sonya：
身为香港NPOi-Action 创办人，我之前在 NPOst 刊出一篇〈生命无价，生存有价：凉山深处的病危通知书〉，是关于我在四川凉山阿布洛哈村用四千元人民币（近两万元台币）给一黑小朋友治病的事。
在那之后，我一直纠结的是，这个病是需要长久治疗的，但村民没有这么多钱。我该如何让村民不会养成依赖，又不会害了他们，才能持续帮助一黑？
我想过用借贷的方式。比如，每个月医药费两千元，i-Action 资助一千五百元，请他们自己出五百元。但一开始我们可以先代为支出两千元，待年底他们有收成或可以卖猪时，看一共累计了几个五百元，再一并还款，这样是否妥当呢？
回答／很爱管闲事的阿北：
首先，这个专栏实在未免变得太互动！为什么连其它专栏作者遇到的问题，阿北也要管！
但念头一转，这不就是我理想中「农民学校」最棒的共学机制吗？就像我们在缅甸时都会提倡，不该由从来没种过田的农业专家来「教」农民，而该由农人之间互相讨论，在彼此身上学习。
既然如此，我就来试试看吧！
把程序做对，把金额算对
如果换成是阿北我，我会想办法做对两件事：把程序做对，并且把金额算对。
第一件事，我想知道这样的资助计划跟 i-Action 的宗旨有没有违背。
在 i-Action的脸书，我看到的组织宗旨是：
「i-Action」成立于二○一三年十二月，是一个行动／计划／平台，藉广聚大众爱心与力量，鼓励社会不同阶层人士也可以力所能及地为人道尽一分力，以生命影响生命。
过程中，没有施与受，而是透过双方的交流，分享彼此生命中的拥有，可以是物资、信念、快乐，或是人生故事等。
我的妈啊！这种愿景也未免太广泛！（摔笔）
不过，资助病童确实没有违背 i-Action 的组织宗旨。
我在缅甸执行的教育计划，聚焦在让濒临永久失学的非正式教育系统的学童，让他们能够完成基础教育。当时确实遇到棘手的状况，就是其中一个受到资助的孩子眼力急速退化，如果不立即动手术就会永久失明，但是他们家非常贫穷，不可能出得起手术费，所以请求我们帮助。
眼科手术确实不在学童教育计划的赞助项目中，但如果不帮助的话，这充满前途的孩子就要失明了，该怎么办？
手术费就像一黑的状况，虽然不多，要找个捐款者赞助不是问题，但是此例一开，后续的问题才是我们伤脑筋的地方。「毕竟这是一个小区，要用小区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经营这个非正式教育的学校，是当地的一间寺庙，寺庙的住持是村子里的意见领袖，比村长还有威望。这位和尚识字、念过书，跟一般村人比起来见多识广，又有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操，所以村人无论邻居吵架或夫妻失和，都会来找这位住持，甚至来问六合彩的明牌，没钱时也会拿着金链子、戒指来典当借钱，住持还真的就当高利贷，放三分利给村人。
「师父，如果你有钱，你会不会出手这件事？」我问。
「我会。」住持说。
「你会借钱给他，还是会无偿帮助他？」我又问。
「这孩子会念书，也爱念书，但是爸爸早就死了，妈妈一手带大这个独生子，我如果有能力，会无偿帮助他。」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师父。」我道谢完就走了。
隔天一早，我把这对母子邀请到寺庙里，当着那些一早就来问明牌、请求开示，询问家里大小事的村人，拿了跟手术费同样数目的钱，在他们面前捐给了寺庙的住持，接着住持转手，原封不动将这笔钱交给了母亲。
因为这钱是「信徒捐给寺庙」的善款，所以他们不用还。可是其它村人也不会因此觉得不公平，因为这笔钱的用途，是由地方上最有威望的人作主的，而不是我这个外人爱给谁就给谁，所以没有人觉得不恰当。
后来这孩子很幸运地手术成功，恢复视力，回到学校继续上学。毕业的时候，母子俩还特别请我回到庙里，当着住持感谢我们组织的帮助。
这样听来或许很奇怪，但是要怎么把不符合组织宗旨，却有必要的捐款给予需要的人？首先，就是要把这一笔钱变成别人的钱，这个转手的麻烦过程其实很重要，也会省去未来很多麻烦。
负担是否合理
第二件事，我想知道受捐助者的部分负担，是否合理。
这个需要两千元自付额五百元的计算基础，我想知道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如果希望他们养猪卖了猪以后还款，我们真的知道一头猪要养多久、每个月的成本多少、可以卖多少钱，因此确定这是农民可以负担的数目吗？
如果一黑的爸爸，每个月因此要额外多出这笔五百元的负债，我们有没有配套措施，帮助他增加五百元的收入？
为了这个，我特别做了一点调查。目前大陆的农村或是一些小的县城镇，市场上卖的猪大多是农民家里养的俗称「土猪」，跟大城市里有规模的养猪场不同，因为饲料也相对用得少或者不用，所以长得比较慢，饲养周期比较长。养猪场养四、五个月就可以卖，农村可能得养到半年至八个月上下。
但是猪肉每斤的价格基本上是固定的，所以农家养猪周期长，成本相对就高，所以每家也不会养很多，顶多就是一、两头。
Sonya 说的这种猪，就是所谓的「过年猪」，乡下人过年时当作年菜自家加菜用的，没有对外卖。但是如果要还债，那就要另外多养。如果要多养，就得另外花一笔钱买小猪。
目前的大陆农村，并不是自己养老母猪繁殖，大多数农村家庭顶多只能养到三头左右的猪，然后另外去买已经长到十多公斤的猪仔。二○一六年，买小猪的价格涨到了大约 一千元左右。根据调查，农村卖猪都是卖生猪，一整头喊价卖给猪贩，一头一百二十公斤的生猪价格大概在两千两百元左右，这就是农民花半年以上养一头猪，最后拿到的价格。
如果当地人喂猪吃的饲料，是自家种的玉米，或是山上地里的猪草，那就可以不计算成本。也就是说，扣掉买小猪的钱，农家八个月可以赚一千两百元，如果养三头卖两头，那就是赚两千四百元，两千四百元摊提到八个月的养猪期间，也就是每个月可以多赚三百元。
换句话说，每个月只多赚三百元，却要还五百元，这是一黑这样的农家负担不起的。为了八个月后赚两千四百元，要先拿出两千元买小猪，这也是一黑家做不到的。
所以如果换成是我，我会先出钱买两只小猪，请一黑家代养，八个月后卖猪的钱，无论多于或少于两千四百元，都无所谓，就是还 i-Action 卖这两头猪的钱，卖得价格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会造成一黑家的负担，而这八个月的期间，一黑家跟所有的村人，也都会每天看到这两头「还债猪」，知道拿了人家钱不是不用还的。
从NGO工作者的角度，计划的公平性跟合理性固然是重要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就跟做生意一样，程序要对，数字也要合理。
巧思引导，赋权小区
此外，为了让程序顺利，我通常会用引导的方式，让小区去主动思量出要怎么还，能还多少钱，为了让他们安心，我也会事先告诉小区，我一定会努力争取组织支持他们共同商议出结果。小区应该要主动告诉赞助者他们想怎么做，而不是被赞助者告知该怎么做。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小区对于计划才会产生拥有权（ownership）。
因为，就算计算出来的数字一样是月还五百元，但如果是一个相对有钱的赞助者提出，小区就会觉得赞助者很计较，这五百元自付额就是小区多出来的负担，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赞助者是有成本的，只会觉得有钱人真不干脆，一千五百元都愿意给了，为什么抠这 五百元。
但如果最后是贫穷的小区自己提给赞助者这个方法，小区就会觉得用五百元可以赚 一千五百元很值得。虽然这需要很多的铺陈跟绕远路，但能因此让小区觉得这个计划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才会有责任感，也才值得。
「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好。」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作为NPO工作者，希望我们都能常常彼此提醒。
4、
金钱能否衡量NGO的价值？
提问／二十六岁的学生：
身为捐款人，我该如何判断我所捐助的团体拿了钱真的有在做事呢？
回答／总是分得清清楚楚的褚阿北：
拿了钱的团体当然有在做事啊！只是做多少事而已。
无法衡量VS.不会衡量
许多NGO都很有洁癖，每年都会请会计师稽核，网站上都有固定征信，也都会计算他们经费用于实际计划的比例有多少，但是「有没有污钱」跟「做了多少事」确实是两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