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台湾的工厂法第七章「工人福利」中第三十六条「童工、学徒之补习教育」里所说：.2
请相信专业的力量，继续把你专业的工作做好，价值会远远比你杯水车薪的捐款、可能会被贪污的物资、不怎么够力的些许劳力，都要珍贵得多。与其一时激情，因为同情心大发而做些有的没有的，不如做一份对世界有益的专业工作，好好上班。
同情心很快会消退，但专业的工作做好了，却可能对世界有长远的影响。
作为国际NGO工作者，我也期许自己每天做的事，不叫做同情，叫做专业。
至于其它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上班族，如果你的专业工作不只没有帮助世界，甚至还伤害世界，无论捐多少钱给也门的饥民，认养几百个萨尔瓦多的贫童，甚至用「要先想办法赚很多钱，才有能力帮助别人」这种歪理来说服自己，都无法弥补你每天用专业力量伤害别人的事实。请重新想一想，这种自私的善心人士，真的很讨人厌啊。
45、
改变不了世界，就不需要关心世界了吗？
提问／二十六岁大学生：
我目前有考虑未来加入公益组织工作，因为我觉得自己会关心某些议题（例如：性别平权），并且很希望现状能被改善，我认为那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应该会很有意义。
但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真的去第一线接触被不平等对待的人时，会因为太关心或太过同理对方的困境，造成自己情绪受到很大影响，可能会觉得努力了也无法改变太多。想问阿北如何判断自己的个性是否适合加入公益组织工作？关心议题的程度该如何拿捏才不会影响到自身情绪？
回答／脾气又变差的褚阿北：
会这样问，你其实根本白活了！（还没回答就开始人身攻击）
加入公益组织，才会太投入？
经过立法院的大门前，看到前面站满了各地声援团体，一边是支持修改移工续聘免出境制度的NGO组织，另一边是中介业者，浩浩荡荡召集数百人前来抗议此举将消灭中介业。你会不会因为移工议题跟现在的自己没有直接关系，也没在支持移工的NGO工作，所以理所当然加速脚步离开，免得被波及呢？
你是那种因为怕影响情绪，所以值得关心的议题，宁可不要关心，眼不见为净的人吗？
一个相信社会正义的人，无论家里有没有雇用移工，或有没有在相关的NGO工作，遇到社会价值观有所争议，自己又不了解的议题时，应该会好奇地停下脚步，仔细了解双方的诉求后，思量该支持哪一方。
一个相信地球永续发展，选择在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绿盟）工作的员工，会不会因为移工跟组织关心的废核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就以「不在业务范围」为理由，拒绝关心移工跟中介之间的争议？
如果会这样想的人，就算刚好在NGO工作，充其量也只是当成一份餬口的工作，并不算是具备NGO性格的人。
人真的可以选择性地关心吗？如果你选择性别平权作为关心的重点，不用找到性别的角度切入，可不可以关心移工问题？没有生小孩的人，可不可以关心儿童教育问题？没有得癌症的人，可不可以关心重大疾病？
有路见不平的个性，是具备NGO性格，也适合加入公益组织工作的人；但是有NGO性格的人，并不一定需要在公益组织工作，因为无论身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会关心值得关心的人事物。
之前在回答关于「什么样特质的人适合从事NGO／NPO工作」这个问题时，我提过政治学中常说的「个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这世界上没有不合适的人，只有没行动的人，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关心社会正义和地球永续发展的人，就算天上掉下来一个基金会执行长的职衔，也不会突然就知道该如何关心，就算手中握有资源，也不会带来有意义的行动。
一定要进NGO工作，又怕情绪波动，那不妨询问一下松柏盆栽协会、雅趣盆栽艺术家协会、树石艺术协会、中华小品盆景协会有没有在征人，这些都是可以怡情养性的 NGO。
对盆景也没兴趣？看吧！我一开始就说你白活了，你还不信！（再度人身攻击）
享受平凡的自己，才能享受NGO工作
或许说来很难理解，但我最享受在NGO工作的部分，其实是看见自己的平凡。
如果想救苦救难，改变别人或世界的命运，你适合的工作应该是去天界应征，当那个洒杨枝甘露的观音菩萨，这份伟大的工作，恐怕不在NGO领域。
虽然我在缅甸和东协国家针对公民团体的训练工作，对于像缅甸这样重新开始接轨国际社会的国家来说很重要，这份工作一定要有人做，但老实说，绝不是非我不可。
我常常引述达赖喇嘛说过的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更多成功的人，但是迫切需要各式各样能够带来和平的人，能够疗愈的人，能够修复的人，会说故事的人，还有懂爱的人。」其实如果我们都能如此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平凡，接受平凡的自己，就能为自己创造喜欢的工作，甚至喜欢的人生，就会变成这个世界真正迫切需要的人。我期许自己也是这其中的一个。
我相信真正能够改变人生的，既不是奇遇也不是奇观，而是将单调的事情反复做到最好的持续力，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得到全新的视野。日复一日的工作与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也会变成滋养生命养分的泉源。正如日文中有一个说法：「普通才是最大的美德。」（普通こそ、最大の美德である）说穿了，我们工作时其实大多不是在工作，也不是在追求刺激，而是学着过生活。学会美好的工作态度，当然也就能找到享用人生的视野。
或许是在缅甸从事农业计划的那十年，让我跟土地建立了很深的关系，我开始学习用农人的角度来看人生。
比如一个农夫若从二十岁成年开始，一直耕作到六十岁退休，其实不过就是四十个寒暑。面对同样的一块土地，每一年都要重头开始，前一年无论是丰收或歉收，都无法用来预测接下来这一年的结果。所以严格说来，一个农人一辈子，拥有的也不过是四十次无法回头的机会。
我也相信，每个人其实都是农夫，只是不见得耕种的都是土地，有可能是用四十个寒暑来耕耘某个专业，或是丰富自己。人生无论好坏，透过成年后到退休的这段工作期间，每个人都该有四十个机会，可以成为符合未来世界需要的人。
让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关注气候变迁，就能够逆转地球暖化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既然不能逆转地球暖化的命运，干嘛关注气候变迁？」那么，很抱歉，你不适合从事NGO工作。但若你的回答是：「不能逆转地球暖化，难道就不需要关注气候变迁吗？」
或许，你就是一个具有NGO工作特质的人。
46、
转职进NGO之后发现工作跟我想的落差很大，该怎么办？
提问／想要伸展抱负的NGO工作者：
你好，我看了你在《天下杂志》的专栏，受益良多。因为目前对继续留在INGO（国际非政府组织） 工作，还是回学校念书的决定所困扰，所以写信请教。
我先前在顾问公司做了几年，后来想要用我会的东西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些什么，决定到INGO（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
但到了INGO后发现这份工作虽然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可是因为组织内部的限制，让我无法完全发挥我过去的专长／专业。我一方面很希望在这个组织继续工作，但也非常担心继续下去就用不上我的专业技能而被淘汰；另外，目前的工作其实非常容易且枯燥，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挑战性，也没有任何晋升机会。我有试着提出我可以做的许多project，又因为组织内部的某些问题而持续被延误或取消。
我想要用我会的东西来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又想要从中学习到更多，这样是不是太贪心？我应该再给这个组织一个机会，选择去前线做同样对我来说很枯燥的工作吗？
回答／突破盲点的褚阿北：
拒绝做个泰山，永远心怀感谢，谦卑认识这个世界，才能变成更好的人。
请找出自己真正的问题
「非主流」派的烦恼，要用非主流的思考来解决。
其实这个问题本来是投到阿北在宇宙银河系另一段「哲学谘商」专栏的，但因为内容是NGO工作，就被主编踢到这里来了。这种感觉好像是「你们这种NGO人的问题，请自己关起门来解决吧，别人才没有兴趣呢！」所以NGO工作者是不是很容易被边缘化，被认为不是「一般人」呢？换作是一个一般上班族提出问题的话，一定不会被送到这个银河系的黑洞「转诊」的啊……（编按：阿北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呢！NPOst 跟天下独评的哲学谘商室可是互为好姊妹～）
首先，请你先接受一个事实：在社会主流的眼光当中，你是一个「非主流派」，不是一个普通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但我可以放心推断——既然你不是普通人，选择去学校或是在顾问公司上班，都太「普通」了，你不会快乐的。
所以，你的问题不是回校园念书就能解决的，因为书终究有念完的一天，不可能永远躲在图书馆里面，也不会因此找到快乐。所以你真正的问题在于别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从你的问题里面，我归纳出几点——
没有办法发挥专业；
想要为社会贡献；
想要透过工作学习；
前线工作内容枯燥、没有挑战性；
没有晋升的机会；
提出许多建议没有被采纳。
那么，我们就一一来检视吧。
1．没有办法发挥专业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医术高明的内科医生，大多数的时间也都没有办法发挥他的专业？
因为大部分来挂号的病人，一看就知道是感冒，而普通的感冒不管吃不吃药，一个礼拜自然就会好，没有什么发挥实力的地方。所以这个医生应该拒绝看感冒病人，只看可以发挥他超厉害专业的罕病、重症病人吗？
大部分专业的工作者，都要准备有十分的功力，但日常只发挥二、三分，这是正常的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份专业工作，是随时需要发挥全力才能做的，如果做什么事都要耗尽全力，比较合理的猜测是：这个人的能力不怎么好（阿北好毒）。
2．想要为社会有所贡献
你说你是为了想贡献社会而到INGO工作，难道顾问工作或是学术生涯，都不能贡献社会吗？想一想你对「贡献社会」的定义，是不是一个从Hello Kitty自动吹泡机里面冒出来的粉红色泡泡？认为只要在NGO工作，就比较崇高、比较有贡献，恐怕是一个幻觉。
任何工作只要有专业性，并非是每个人都能做的，就是有贡献的工作。像是医生、律师。但一个医师为了赚钱只做医美，一个律师只接大案子，这样算是有极大化他的专业贡献吗？贡献不在于工作的专业度够不够高，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站在社会公平正义的态度，用自己的专业去做促进崇高目标的事，而非以手术复杂度来决定专业度。
换句话说，「专业度」只是基础，真正决定专业度的是「态度」。
3．想透过工作学习
有人规定你在NGO不能学习吗？学习一定要回到学校吗？NPOst公益交流站最近赔本举办给NPO工作者自费参加的专业训练课程，比如（不怎么讨人喜欢的）阿北带领的工作坊，就只有八个人来报名上课，但老实说，那三小时工作坊，加上我事前备课的二十个小时，是我今年最快乐的时间。因为在准备带领工作坊的过程中，我必须检视自己的经验与思考，并且跟其它同事讨论他们的观点，实际进行工作坊的时候，也跟着来自NGO的伙伴们一起思考，修正自己的预设立场，提出批评、也接受批评，这个过程因此有了很多的学习。
4．前线工作内容枯燥、没有挑战性
我刚好跟你相反，是一个喜欢前线工作的人。
因为前线工作才可以身处第一线，与你想要帮助的人们一起工作，并且可以透过计划执行（project implementation）的过程，来检视自己对于「帮助」的观念在纸上以及实际上有没有落差。这一点是专门审案子给钱、监督评估这些事情拿钱、看起来很威风的金主（funding agency）所无法体会的。
老实说，我在NGO领域工作十五年来，无论工作内容如何枯燥重复，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停止学习，时代的演进会让原本觉得理所当然的「对」的做法，有一天说不定突然翻转变成全盘皆错。
继续用医生的例子来说，过去医生认为失智只会发生在老人家身上，所以叫做「老人痴呆症」，但近十多年来发现其实不是老人的族群也有可能会罹患早发性失智症，所以过去那些比较年轻的失智症患者，可能都被这些专业医生误诊为忧郁症或其它病症。这样的例子提醒我们，即使面对表面上「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百万次，也要将每一次当作第一次一样，非常谨慎、敏感，时时检视自己的预设立场，并且时时更新、学习，否则就会流于僵固传统的窠臼，无法跳脱，甚至做出完全错误的决定。
5．没有晋升的机会
「晋升一定好吗？」这是我常常问自己的问题。
就像前面说的，我是个喜欢做第一线工作的人，但如果荣获「晋升」，意味着去做幕后的管理职，表示我无法做自己原本喜欢的工作，因此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那我不就被「晋升」这件事惩罚了吗？在职场上做久了为什么一定要晋升？为什么不能一直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这是NGO工作者需要想清楚的事。
6．提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建议根本不够好？
如果你建议的计划非常好，却没有被采纳，既然是那么值得做的事，为什么不愿意自己跳出组织，在工作之外，用兼职或是志工的方式，帮助另外一个NGO组织，甚至自己组织一个计划团队来做？当你必须自己承担所有的成败风险时，你对自己提出的建议，还有那么高的评价吗？
如果确实这么好，而且非做不可，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法去实现它的——无论是不是在自己服务的NGO。
换一个视角看工作，无论是不是NGO领域，世界上都不会有一份完美的工作，可以满足你对工作所有方面的期待。能够发挥专业，又有满足感，可以晋升，又可以帮助世界，能够学习，意见又都可以被采纳，会这么想的人，不见得换一个跑道就会变好，因为一个「贪心」的人，到哪里都不会找到真正的快乐。好好想一想，你想要从 NGO工作中得到的是什么？
47、
「外劳」「外配」是中性字眼吗？
提问／暨南大学东南亚系大二学生：
阿北您在演讲时有个部分我感到意外，想与您交流一下。
演讲当中，您提到许多关于「外配」与「外劳」的字眼，但我的理解是，当您在说这两个词汇时，似乎专指来自东南亚与中国这两地的人民。
也许从字面上解释并没错，但是您也提及了，有些外籍「新娘」已经都成为「老娘」了，却还是被套上「外来」这个词。加上社会长期将这两个词汇污名化，导致说出这两个词，常会带有歧视意味，否则，就不会只是把东南亚的人民归纳成外劳、外配。因此目前我们会希望称其为移民、移工。
我相信这些您都理解，毕竟您是这么具有国际观的人，但是我认为在演讲中，您不断地提起这两个词有些不妥，似乎潜移默化地在加深大家的刻板印象，尤其您又是这么有名的人。
也许我的观点不一定对，但还是想与您互相交流一下，因为我认为要松动社会的歧视，就该从小细节的地方改起。
回答／永远都想得「刚刚好」的褚阿北：
想太多，或是想太少，都很不健康！
真正的区别不在字面上
谢谢你的提醒，你说得很对，魔鬼往往藏在细节中。但我不得不说，针对这件事，同学你未免想太多了！（戳太阳穴）
但是既然我被好意指正了，就来说一下身为一个长期驻点在东南亚国家的NGO工作者的观点好了。
外劳跟客工、移工，外配跟新住民、移民，究竟哪个才是够「政治正确」的字眼？
根据「台北市立图书馆在线参考服务系统」的在线问题与解答，曾有位民众想知道「外籍配偶」「外籍劳工」等字眼被说成具有歧视性，究竟争议点在哪里？称为「外籍移工」就不具有歧视性了吗？还是应该只以「移工」称呼？北市图咨询服务课的答案是这样的：
「外籍配偶」「外籍劳工」目前为一般性的词汇，并不具歧视性，且为政府单位发布公告用语。另经查相关文献，仅「外籍新娘」在某些特定情境状况下具歧视性，且争议点并非在于「外籍」一词。
我也相信，真正的区别不在字面上。
「外劳」「外配」这两个词汇，就像「外师」一样，本身是中性的，只是客观地陈述一个身分，不会因为拿掉「外籍」或「外来」而有所区别。不过台大社会系蓝佩嘉教授在二○○五年一篇〈种族歧视修辞学〉中，认为「外籍劳工」「外劳」的名词本身，因为仅指经过特许「进口」来工作的外籍「蓝领工人」，因此带有歧视与敌意的意涵，建议以「移工」（migrant worker）来称呼。
长年来我很尊崇蓝佩嘉的研究跟观点，但她跟许多学术界人士一样，属于想太多的人。政治大学法律系廖元豪教授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论调，他说：「……无论称『外籍配偶』或『外籍新娘』，都有刻板印象的歧视意味。这些远渡重洋嫁来台湾的女性，结婚多年或甚至已经归化取得身分证，为何还被称『外籍』？她们自己较喜欢的称呼是『新移民女性』！」
为了证明不是我太不敏感，我特地问一位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归化台湾国籍的印度尼西亚外配，长期在屏东从事跟外劳、外配权益相关工作的社工师好友莉莉：
「妳真的有比较喜欢被叫做新移民女性吗？」
「我觉得没差啦！」莉莉毫不犹豫地回答，「移工、移民，这些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词ㄋˊㄟ！我自己本身从来没感觉被歧视啊！」
但是我确实知道，莉莉并不喜欢被称为「外籍新娘」。
「有时候菜市场卖菜的听出我有口音，叫我『外籍新娘』，我比较不好意思而已，明明已经老了，还新娘咧！」
每次听到有人叫她外籍新娘，莉莉都会跟对方强调说她不是「外籍新娘」，而是「外籍老娘」。（笑）
这样听一听、想一想以后，我想我还是会继续自由自在地把移工跟外劳的称呼混着使用。
语言的使用，是否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见仁见智。我知道谨慎用词的重要性，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当事人如果并没有因为被称呼为「外劳」「外配」而被冒犯，甚至他们也是如此称呼自己，反而是主流社会的我们，片面「决定」改叫做移工、移民比较好，会不会这是另一种出于善意的霸凌？
身在东南亚工作，我也常自称为在海外的「台劳」，但我并不是出于自我贬抑而这么说的，而是觉得这个名词很正确地形容我的身分。
明明是中性的语汇，为什么不能用？谁说的？正确吗？为什么？替代的语汇真的有比较好吗？如果「外劳」不能用，那「菲佣」不是更糟？我觉得这是一连串非常有趣的问题，说不定可以成为一篇关于认同的论文研究题目也说不定。但是我想随便举个例子，蓝佩嘉教授在二○○九年发表的一篇〈当大学生菲佣遇见台湾新富雇主：跨国语言资本中介的阶级画界过程〉论文中，也在陈述中将「菲律宾家务移工」「菲佣」「菲劳」这些名词交替混用，我应该崩溃吗？
想太多固然恼人，但是想太少，或许更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有台湾学者，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把在全台湾美语补习班工作的外国老师称作「外师」？
「外师」的薪水就硬生生比美国出生长大的「ABC」高出一大截，而ABC又比台湾本土的英语老师来得高，这种同工不同酬的制度性歧视，会不会因为一律通通改称为「老师」，就一夕之间打破阶级、薪水的不公平，或是家长对于白人英语教师的迷恋？
你应该还会继续听到我使用「外劳」「外配」这两个词，但是「大陆妹」「426」或「黑鬼」可就完全不同了。这样的字眼，就不是在我标准里的中性词汇，所以保证绝对不会出现在我的语汇中。无论何时何地、公开或是私下场合，都不会听到我的口中冒出「大陆妹」三个字，无论是用来形容一种人，还是一种青菜。
啊啊啊啊啊！说到这里，突然好想吃炒福山莴苣啊！（那是什么鬼？）脑波太弱的人，真的活得很辛苦啊！
48、
受虐渔工与NGO的道德迷思：如果当时再多做一点，我能改变世界吗？
提问／虽然很鸡婆，但是很胆小，这几天一直失眠的NGO工作者：
阿北，我是一个协助外籍移工的NGO工作者。前几天在《报导者》刊出的一篇〈「走入印度尼西亚｜悬案篇」未解的谜团：一名印度尼西亚渔工之死〉里，看到一名印度尼西亚渔工Supriyanto在台湾远洋渔船上离奇死亡，同船渔工在他生前录下几段影片，侦办的屏东地检署找来翻译影片的印度尼西亚通译，却好几段都无法理解，「Supriyanto 被殴打，脸肿起来、无法走路等，也都被一句『听不懂』带过」。
报导里写说「监察委员王美玉质疑，一年有六十几万名外籍移工来台湾工作，他们在这里生老病死，一件死亡成谜的案件，却请不到一个专业翻译。」
实际上，当时我有经手到这件事，报导里的这位印度尼西亚通译发现自己听不懂时，立刻去找了会说爪哇方言的外配姐妹来，结果那位来自西爪哇的外配姐妹一听，说这是中爪哇的方言，她也听不懂，所以她们又赶快去找到一个来自中爪哇的外配姐妹，没想到后来就一直没有接到地检署的电话，甚至得到：「案子已经拖很久了，要赶快结案」这样的回复而没有重新翻译。
虽然这个案件我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但这个技术性的缺陷让我觉得很难过，因为说不定据理力争、重新翻译的话，整件案情就会水落石出了呢？还是我想太多了？
回答／即使世界很糟糕，也要睡饱养足力气的褚阿北：
身为NGO工作者，如果想要长久做下去，就要有一颗很强的心脏才行，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是完美的，就不需要NGO工作者了。
因为不完美，才需要改变
精神的洁癖，往往让我们在处理NGO工作的过程中，一旦遇到道德问题或是不完美的细节时，觉得信心崩溃，世界都要塌下来了，就像你遇到的情形一样。突然之间，那十几句没有翻译到的中爪哇方言，就变成了案情水落石出最重要的关键，说不定就因为这几句话没有翻译到，正义就无法得到伸张。然后你就失眠了。
难道你觉得，你是唯一想到这个问题的人吗？
从地检署、经手的法官，到提出质疑的监察委员、写这篇报导的记者，其实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个缺陷。
由于你的责任心，因此觉得这件事情之所以没有办法得到完美解决，是因为自己胆小，不敢据理力争。然而退一步想，这个细节，真的对于整个案情有决定性的影响吗？就算有，对于整个系列报导所要表现的重点——希望台湾当局能够重视未来全体外籍渔工的人权跟权益——有没有任何伤害？
这篇报导上线之后，我有一位在台湾远洋渔业大本营、前镇渔港工作的NGO同事转述她好友的响应。这位好友的丈夫就是海员，也是渔船船长、渔捞长，亲戚也有几个与海为伍，看到报导中形容台湾渔船的残忍说法，觉得相当难过痛心：
「恶劣的船东或船长是有，但也有善良的船东与船长啊……不是都那样子好吗？而且海上作业不能用陆上打工的标准，鱼何时入网是不定时的，每天在海上是在与天斗与海搏，船长系着一整船船员的命与生计，以及对公司的责任。」
这样说当然也没错。但我们换个角度想，这个系列报导如果加入「台湾好船长系列」，甚至办一个开放外籍渔工网络票选，选出前十名「视外籍渔工如至亲」的人气船长，难道这个系列报导会变得比较好吗？还是反而会模糊了焦点？
同样的，一个在圣多美进行人道援助的台湾NGO，因为断交的政治关系，必须突然结束计划，是不是就不「人道」？
那么各国的援外组织，有条件式的以人道援助计划来交换外交利益（比如用医疗计划交换该国深水港的经营权），或是企业利益（比如疟疾防治的喷药必须从资金协助国采购），真的就比较人道吗？
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
我曾经遇过一个很棒的在地NGO工作伙伴，可是他很爱喝酒，我自己并不喝酒，在我眼中他根本到了必须进勒戒所的程度。问题是他如果不喝酒，就没有办法把工作做得很好，那么他喝酒到底有没有关系？到什么程度才有关系？做NGO工作的人，真的要比其它人有更严谨的生活习惯吗？
前阵子有部在发展工作者之间很流行的电影叫做《极渴救援》（A Perfect Day），导演是来自西班牙的 Fernando León de Aranoa，电影以一九九五年在战火中残破的巴尔干半岛作为背景，故事围绕在全村赖以维生的一口水井里出现一具死尸，推断是邻村的无良贩子为了卖水而犯下的恶劣行径，当地NGO工作者就算知道，对于当地人的自私行为却束手无策。
「如果需要被帮助的对象，自己内部弱肉强食，我们是否有权利决定谁有资格受到帮助、谁没有资格？」
就连NGO工作者想要找一条绳子把死尸悬吊上来，避免污染水源、造成传染病，都遭受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各种禁止干预与限制，阻挠他们做这件理所当然的人道救助工作，甚至不惜把绳子切断。这看似荒谬的情节，却是发展工作者每天确实要面临的现实。
所以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
如果你认为现在提出这个地检署没有翻译十几句中爪哇方言，因此会有很多人去注意，甚至会让案情大翻盘，那你很可能会失望。
但你要想的事情是：「如果我什么都不说，会不会遗憾？」更重要的是，「下一次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避免这种遗憾？」
那么，你应该会得到好的答案。
作为一个因为世界不完美，才会存在的NGO工作者，应该知道眼前发生的事情，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能够想到的事，也不大可能是从来没有人想过的事。我们的工作，或许不一定能改变世界，却可以要求自己，每一次都要学会用更好的方式来想问题、面对问题，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工作者，一个值得自己喜欢的大人。
因为正义，不会是只需要做对一次的事。
49、
海外异乡工作者如何过节？
提问／好奇的二十二岁大学生：
像阿北一样长期在外的异乡人，跳脱出来看，还觉得很多家乡节日很有感觉吗？在外工作的人如何排遣无法回家过节的心情？
回答／温暖又冷血的阿北：
台湾人不会过节，所以不遗憾。（弹烟）
到底应该过什么节日？
农历新年刚过，大家开始努力减肥了吗？（坏心）
其实这个问题是过年前收到的，但是阿北决定留到过年后再回答，才不会因为温暖的回答流于感性，让大家以为冷血的NGO工作者阿北竟然是个充满感性的文艺青年。（谁这样想了）
我真心觉得如今大多数的台湾人不大会好好过节，也曾经写过一篇叫做〈不会过节的台湾人〉，感叹台湾人遇到节日无非就是放假，短一点就在家睡觉，随便出外玩一玩，连假就是抢高铁跟火车票回家，假期长一点就出国，总之跟节庆本身似乎都没太大关系。
我记得在台湾念博士班的越南朋友荷安曾说：「我刚到台湾的时候，过农历年时特别失落，因为越南人为了过年，要整整准备两个月。但台湾人好像就是大年夜随便吃个火锅，隔天早上拿个红包、出国去玩，年就这样过了。」
荷安说在越南，每到过年前，母亲总是会花两个月去收集过年要用的食材，从哪个亲戚那儿收到当季刚收成、质量特别好的糯米，或从哪个朋友那儿买到做菜用的南北干货。一家人虽然不富裕，但随着家里厨房「过年专区」的食材逐渐堆高，年节气氛也越来越浓厚，光是看着、想着这些过年才可以吃到的好料，全家大小就充满对过年的期待与快乐。
所以如果是在便利商店预订宅配年菜，或是去年货大街一次买齐，其实不算会好好过年啊，只是用平常的方式，比平常更加暴饮暴食而已。
会过节的人，不需要奇特的节日，泰国的父亲节、母亲节就能让参与过的每个人都为之动容，就是很好的例子。许多人出国，无论是到德国参加啤酒节，或是去日本新年时参加「初诣」（正月到神社、寺院进行新年后的首次参拜），看着外国人的节庆过得有滋有味，心生羡慕，回到自己的家乡却仍然不懂如何过节、不会度假，本来可以享受的美好生活少了一大半。如果不会过节，就算把缅甸的泼水节搬到中和华新街、穿着浴衣的日本夏日祭搬到北投，或是巨大的圣诞树搬到百货公司前面的广场，这些肤浅的活动本身，都不会让台湾变得比较迷人。
想要好好过节日，必须先将节庆跟自己的文化传承、自然时序的底蕴紧密结合，用分享的庆祝形式来感受真实的人际关系，透过与传统的连结来创造未来的记忆，透过把节庆过好，变成「很会过节的人」。而不是为了谁办丰年祭、矮灵祭吵得不可开交，变成「很容易有过节的人」，一下烤肉，一下穿和服，一下子南瓜万圣节，争夺节庆的所有权，用各种半吊子的节庆把日子乱糟糟地填满，却忘记了节庆对社会的疗愈力量，以及文化的传承意义。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节日很多，在多元的现代社会，本来就没有什么节日是「所有人」的，到底谁应该过什么节日，谁拥有什么节日，什么节日该放假，往往成为争吵的来源。
如果大多数台湾人都只是这样过节的话，我不觉得身为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台湾人，没有回台湾过节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因为就算回国，我的家人、朋友也都出国去旅游了啊！难道你们自己出国去玩，却要阿北特地回台湾当打更的人，敲着锣整夜到处巡逻，帮大家看家吗？那未免也太坏心了！
过节是异乡工作者好好检视自己的机会
海外的NGO工作者应该在我能为无法回家过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好扪心自问想两个问题，一个是往内看，另一个是往外看——
往内：为什么不回家就不能过节？
往外：我能为无法回家过节的人做些什么？
为什么不回家就不能过节？
不回家当然可以过节，过节也不一定要在家里，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过节时出国去旅行，甚至特地去国外过跟自己没关系的、别人的节？
放了假不想留在台湾，却到东北亚的日本去「过节」，到各大小地方去各式各样的祭典，其实就是不会过节的人，对于会过节的人的一种致敬方式。从学习穿浴衣、系和服的腰带，了解祭典的时间和顺序、该吃什么、该怎么进行仪轨……从这些细节中感受「过节」的美好。
一个懂得把节日过好的人，就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只有会过节的人，才拥有对文化的「解释权」。
生活的滋味是经营出来的。比如说丹麦人很会过生活，丹麦人的生活方式叫「hygge」，代表温暖、舒适的意思。丹麦是个小国，但生活里面如果有烛光、咖啡、红酒、糕点、羊毛毯、毛袜或亲密的亲友，无论在哪里，都会营造出温暖、舒适的美好生活感受。我一位同样在NGO工作的丹麦同事，虽然在泰国生活，整天出差，但是他在异乡生活中「hygge」的元素却很齐备，从来没听说过他在异乡过节的时候会觉得寂寞。
如何享受 hygge 的美好，迈向幸福人生？天下杂志曾经综合《电讯报》《纽约时报》《卫报》、BBC等，提出六点建议，我在这里简述如下——
享受烛光： 丹麦是全球蜡烛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丹麦人平均每人每年烧掉约六公斤的蜡烛。（阿北的温馨小叮咛：神案上拜拜的蜡烛不算吼。）
创造一个快乐的家：丹麦人用木头家具、皮革与毛毯制品的家居布置，增加丹麦人的视觉与触觉体验，也让回家成为一件幸福的事。
品尝美食与美酒：不用吃豪华的山珍海味，在家喝一杯热巧克力、一壶有机茶，或是几口热红酒，再配上手作糕点，就能带来幸福感。
与亲朋好友相聚：有一小群真正的朋友，最多三、五个就够了，伴着喜欢的饮品和手工糕点，享受聊天的乐趣。
享受停机时间：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有罪恶感，既然没事就不用拿起手机猛滑，因为没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正在享受 hygge。
为简单的事情喝采：拥有低度期望。拥抱简单，拒绝昂贵的品牌或奢侈的消费。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当然就是最美好的回报。
我能为无法回家过节的人做些什么？
选择在海外工作的台湾人，基本上都有行动的自由，只是过节时我们「选择」不回乡。但并非每个人都像我们这么幸运，在NGO的领域中，有那么多无法回乡过节的人，可能是海上的渔工、陆上的长期照护帮佣、工厂工地的劳工，或因为战乱失去家园的难民。如果你也感受到那种不能回家过节的失落，他们的失落感肯定超过你百倍千倍。所以我们可以做几件事——
帮在台异乡人过他们的节日
加入在地那些帮助这些行动自由受限或无法选择回乡的NGO组织的志工行列，无论是组织在地小型的传统庆祝活动，或是提供场地、募款等，尽量让这群人能够在遥远的异乡，也能享受到节庆的「hygge」。
帮在台异乡人过我们的节日
在过重要节日的时候，邀请一个或三、五个移工加入我们的庆祝活动，趁机解释每一个活动的意义，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与工作无关的台湾朋友，体会台湾的善意，之后还能保持联系。甚至在移工、难民回国后，趁过节的时候互相到对方的国家拜访，建立一辈子的友谊。
检视自己内心的歧视与偏见
既然我们羡慕过节日的美好，喜欢去日本、韩国过各种当地的传统节日，甚至远道去德国参加啤酒节，为什么却没有多少人想到去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这些文化也很丰富悠久，也都很会过节的东南亚国家参加传统节庆呢？何不成为一个种子，把自己美好的体验传达给身边这些在异乡社会底层求生的移工，让他们也能以自己的文化传统节庆为荣。
50、
为什么台湾人歧视在台移工，却不怕到大陆工作？
提问／总是在打抱不平的前NGO工作者：
阿北，之前曾看到报导说，台湾有两百万人在大陆工作、生活。这几年来台湾有越来越多NGO鼓吹倡议移工在台生活的权益与工作条件，我自己本身也在移工团体服务过，越想越觉得奇怪：台湾人在大陆也算是「移工」吗？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苛待在台湾的外籍移工，却一股脑儿地就不害怕去大陆当「移工」？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会像歧视东南亚移工一般，歧视到大陆工作的台湾人？
回答／也长期身为「移工」的褚阿北：
台湾不是正要过年吗！过年问这么严肃的问题有人要看吗？（摔笔）
而且你的问题实在太敏感，阿北的玻璃心禁不起挑战（才怪）。我不会告诉你答案，不过我可以分析几个因素给你，让你自己找答案。
台湾有两千三百多万人口，既然有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国大陆工作，这两百多万人算不算「移工」？如果是的话，在全球移工的分类上，到底算是哪一种类型？
我把这个问题，请教人类学出身，长期关注菲律宾移工问题的新闻工作者「阿泼」黄奕潆，她说：「我曾看过一个说法：移工跟候鸟一样漂泊，只要离开自己的土地，不断往返，就是移工。从这点看，无论大陆人在台湾工作，或是台湾人在大陆工作，当然都是移工，没有什么差别。」
根据《经济学人》周刊，国际移工基本上分成四类。既然台湾人到大陆工作，无论蓝领白领，本质上确实就是国际移工，那么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
第一类是最传统型的「从开发中国家到高度开发国家」，这一类移工根据麦肯锡顾问公司下属的研究单位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估计，有一．二亿人。从在巴黎街头看到卖仿冒LV包的塞内加尔摊贩，到加州葡萄园工作的季节性墨西哥移工，都属于这一种。
第二类是从一个开发中国家到另一个开发中国家，共有八千万人。这包括了到中东阿拉伯湾岸国家讨生活的印度人跟菲律宾人，也包括了逃到约旦的叙利亚人，或是在衣索比亚、肯亚的索马利亚难民。
第三种是高度开发国家迁徙到其它高度开发国家，比如说很多瑞典人长期在挪威工作，也有许多德国年轻人到奥地利去上大学，这一类有四千一百万人。
第四种是从高度开发国家到开发中国家，约有七千万人。比如说英国人到坦尚尼亚或其它英属殖民地经营大型农场，把鸡肉跟鸡蛋回销到欧洲，或者欧洲的传教士到非洲去建立教会、法国的无国界医生到南美洲行医等等。
所以每十个台湾人有一个在大陆工作，究竟算是这四种中的哪一种？
不是对中国心存冒犯，但第一种「开发中国家到高度开发国家」的可能性，确实可以直接略过不用讨论。
那么是第二种「开发中国家到开发中国家」吗？
这类型比较复杂，但也最有趣，因为开发中国家，还分成相对有钱跟相对贫穷的。相对有钱的开发中国家如菲律宾跟印度，其人民穷归穷，还是可以买得起单程机票去遥远的杜拜打工，奈及利亚人也可以负担人蛇高昂的费用渡海去欧洲挣钱。
然而相对极度贫穷的开发中国家，人民穷到没办法去到湾岸国家，更别说欧美了，只好在邻近打转，找比较不那么穷的地方去。于是马利人只能在西非流窜，阿富汗人涌向巴基斯坦，柬埔寨人和缅甸人到泰国打工，布吉纳法索人去邻国科特迪瓦……基本上就是巴士到得了的地方。
科特迪瓦也很穷，跟孟加拉国一样穷，但好歹比布吉纳法索富裕。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约有一百五十万的布吉纳法索移工，住在两千三百万人口的科特迪瓦，而这些待在科特迪瓦的外劳所汇入母国布吉纳法索的薪资，占布国所有海外薪资的百分之八十七。
世界银行的 Dilip Ratha 说：「越穷的人，他们愿意迁移的距离就越短。」（The poorer the people, the shorter the distance they want to tra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