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参见《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Ⅱ：《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2章。
[15]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大规模生产体系”是建立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所提供的技术基础之上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即“第二次浪潮”的核心。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大”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而在世纪之交兴起的“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中，小型企业却往往具有优势。见托夫勒（1980）：《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16]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19世纪工业发展状况作出的上述推断的缺陷，请参阅吴敬琏（1985）：《“生产社会化”的概念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观》，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1期，见《吴敬琏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1~303页。
[17]恩格斯（1895）：《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6~518页。
[18]伯恩斯坦（1899）：《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
[19]此小节参考[德]托马斯·迈尔（1980）：《社会民主主义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20]参阅杨启先（2001）：《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见荣敬本等编：《政党比较研究资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21]《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2页。
[22]恩格斯（1891）：《<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23]恩格斯（1878）：《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1页。
[24]《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0~540页。
[25]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19）：《共产主义AB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本小册子得到列宁的很高评价，并且在中国的老一代革命家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致邓小平在他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讲到“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他特别指出：“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参阅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26]布哈林（1920）：《过渡时期经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27]列宁（1921）：《十月革命四周年》，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570页。
[28]1922年11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使用一个德文词Kommandohöhen，即“制高点”，来形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控制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列宁全集》中文版将它译为“命脉”。
[29]1923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业的决议》指出：“既然我们已经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就一定要给各个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总管理委员会的行政手段已经为机动灵活的经济手段所代替。”《苏共决议草编》第2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59~261页。
[30]章良猷（1985）：《苏联六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争论》，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5）》下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597~599页。
[31]斯大林认为，布哈林的主要错误，“是他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即所谓‘贡款’问题上对党的路线进行了机会主义的歪曲”。斯大林强调，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款之外，还应当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缴纳一笔超额税。这笔超额税是“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而缴纳的。参阅斯大林（1929）：《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8~149页。
[32]1931年6月，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讲中强烈批评了苏联经济中种种“平均主义”的做法，提出了要规定差别工资，刺激工人上进，并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参阅《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任务》，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6~297页。
[33]斯大林（195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78~582页。
[34]巴罗尼（1908）： The Ministry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e State，中译文见《社会主义模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8~119页。顾准在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942）《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一书的中译本中，把这篇文章的标题译为《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
[35]熊彼特（1942）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对巴罗尼的论证作了概略的介绍（见前引书，第214~233页）。
[36]兰格（1936）：《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37]载哈耶克（1940）：《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175~302页。
[38]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可以参看科尔奈（1989）：《走向自由经济之路》，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
[39]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页。
[40]哈耶克在这方面的著述很多，可以参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945），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16~136 页；《知识的僭妄》，见《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5~415页。
[41]A. Bergson（1961）： The Real National Income of Soviet Russia Since1928（《1928年以来苏俄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2]据苏联官方的报告，1953年苏联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和人均产量都低于沙皇俄国1913年的水平。
[43]利别尔曼在1961年提出的对苏联经济进行改革的建议，被认为是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理论基础。
[44]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方式从外延（粗放）到内涵（集约）的转变问题作了细致分析。见科尔奈（1992）：《社会主义体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1~178页。
[45]本段主要取材于阿·瓦·巴楚林（1977）：《计划经济管理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46]金挥、陆南泉、张康琴主编：《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
[47]参阅巴伊特（1985）：《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改革经验》，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72~82页。
[48]“节制资本”来自1924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49]毛泽东（1940）：《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2~711页。
[50]毛泽东（1945）：《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279页。
[51]毛泽东（1949）：《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4~1439页。
[52]毛泽东（1948）：《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见《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1~150页。
[5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66页。
[54]1951年5~7月，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后向中共党内高级干部全面阐述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指导思想。参阅刘少奇：《“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春耦斋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8~210页。
[55]见五星红旗设计人曾联松的设计寓意说明。转引自王兴东：《曾联松，让我读懂五星红旗》，载《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7日。
[56]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即提出了这一主张，进北京以后，又在 1949 年四五月间的“天津讲话”和 5 月3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等文件中重申了这一观点，批评超越新民主主义的“左”的错误。见薄一波前引书，第46~66页；《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1~213页。
[57]毛泽东（1950）：《不要四面出击》，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1~24页。和刘少奇不同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只是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他后来解释说：“一九五〇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农民还没有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后来实行土地改革，特别是把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来，“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见毛泽东（1955年10月）：《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同上书，第198页。
[58]毛泽东（1952）：《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59]毛泽东（1953）：《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82页；毛泽东（1953年6月）：《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
[60]毛泽东（1953）：《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9页。
[61]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见《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 1 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1~374页。
[62]毛泽东（1953）：《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298~301页。
[63]毛泽东改变原来观点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4~65、213~230页。
[64]“实现粮食统购统销，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到1954年底，全国公私合营工业的户数有1 700多户……这时，实行公私合营的主要是大中型企业，剩下来的小型和比较落后的中型企业处境困难……与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剧烈竞争的企业确实难以生存了。因此，他们愿意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8~222页。
[65]毛泽东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同工商界代表人物的两次对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8~503页。
[66]全能主义（totalism）是芝加哥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邹谠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见邹谠：《中国二十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 4 期。邹谠所说的“全能主义”的含义，与西方政治学中所说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不同，是指运用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便改造或重建社会这样一种状态。
[67]见孙冶方：《孙冶方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146页。
[68]孙冶方（1961）：《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见《孙冶方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7页。
[69]顾准（1956）：《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见《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页。
[70]陈云（1956年9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见《陈云文选（1956~1985）》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3页。
[71]毛泽东（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272~2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