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世纪初改革放缓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中国虽然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场经济的若干重要架构，如规范的金融市场，以及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治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距离原来确定的国企改革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但是，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首先，按照中共十五大和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都有了重要的进展。到了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包括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已经全面改制，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但是，当国有经济改革涉及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的步伐就显著地慢了下来。
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有些论者提出，在这些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不但不应当降低，还应当提高。2003年，国资委中有官员宣传一种“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观点，引起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尽管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政领导对此作出了澄清，但类似的论调在一部分人中间仍然很有市场。2004年爆发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确的争论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国进民退”现象。这种“回潮”趋势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些领域在已对民营企业进入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往后退缩，不让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83]
其次，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
从2003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促使经济降温。在经济学上，宏观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在发生了宏观经济过热，即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情况下，理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规，以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为主进行总量调控。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运用某些行政手段，如以银行信贷的“窗口指导”作为补充。但是必须明确，它们只能是辅助性的手段，而且在运用这种手段的时候，对它们的局限性和副作用要有充分的估计。但是，在当时领导机关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时，主流意见却把问题的性质确定为“局部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直接控制。从那时起，“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就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84]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正如英国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所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的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
最后，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没有明显改变。1980年，邓小平在发动全国农村承包制改革的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讲话，启动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中共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10年来进展十分缓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形成了从事寻租活动的“新动力”。[85]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8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中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86]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腐败蔓延、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由于“双轨制”下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居于支配地位。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如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改革遭到扭曲，如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87]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扩大的态势，而党政领导和大众诉求之间的矛盾也有可能加剧。
[1]刘少奇（195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2]以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开始，苏联开始全面清算斯大林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3]转引自周太和等（1984）：《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4]在这一制度下，企业完成了总产值、利润和利润上交指标后，就可以按国家给自己所属部门规定的比例从计划利润和超计划利润中提取不低于工资总额4%的企业奖励金，但企业奖励金总额不能超过工资总额的10%。
[5]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以主管部为单位计算。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取的企业奖励金、财政拨付的技术改造措施、零星基本建设等“四项费用”，再加上40%的超计划利润留成，除以同一时期内实现的利润总额，即为该部今后的利润留成比例。留成比例确定后五年不变。主管部在本系统留成所得总额范围内，根据各企业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它们的留成比例。
[6]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1957）：《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35页。]随着“大跃进”的进展，“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提前。1958 年 4 月，毛泽东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毛泽东（1958年4月）：《介绍一个合作社》，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7~179页。]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宣布：“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薄一波（200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94页。]
[7]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大跃进”的两项基本内容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为了确保粮食和钢铁两位“元帅”“升帐”，在粮、钢两方面都规定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8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初稿）》要求到1972年全国粮食亩产达到5 000~10 000斤，棉花亩产达到500~1 000斤，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1/3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种树种草）。1958年6月，毛泽东亲自制定的钢铁生产计划是：1958年达到1 070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1959年达到 3 000 万吨，首先超过英国；1962年达到8 000万吨到1亿吨。参见薄一波（200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86页。
[8]见周太和等（1984）：《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73~75页。
[9]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1958年8月4、5日，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在徐水……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在安国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薄一波（200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739页。]1958年9月16~20日，毛泽东在视察安徽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得知这个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以后指示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吃饭不要钱以后》，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8日。]
[10]所谓“五包”即包产、工、费用、现金收入、伙食供给，“十包”是指包吃、穿、治病、死葬、结婚、教、住、烤火、理发、看戏看电影生活费用。
[11]“四权”指人权、财权、商权、工权。毛泽东（1959）：《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82页。
[12]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全国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学者的估计在2 000万~4 000万人之间。参见孙冶方：《加强统计工作，改革统计体制》，载《经济管理》，1981年第2期；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载《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杨继绳（2008）：《墓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13]关于“七千人大会”，见张素华（200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4]周太和等在前引书中把这次“以盲目下放为中心的经济体制的大变动”的内容和后果，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盲目下放企业，加剧了生产经营管理的混乱状况”；2.“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3.“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削弱了经济杠杆的作用”（见该书，第 134~146页）。
[15]孙冶方（1961）：《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见《孙冶方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2、286页。
[16]曾获得“计划单列”权力的省辖城市，有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宁波、厦门、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等14个。
[17]张维迎、栗树和（1998）：《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
[18]许成钢、钱颖一（1993）：《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一文运用企业组织结构中U（unitary，单一制）型和M（multi-division，多事业部）型结构的二分法指出，区别于东欧和苏联以职能和专业化“条条”原则为基础的“U型经济结构”，中国在 1958 年以来就存在的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M型经济结构”，是中国改革期间非国有部门持续进入和强有力扩张的主要原因。见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张五常（2008）：《中国的经济制度》，见张五常搜狐博客： http：//zhangwuchang.blog.sohu.com。
[20]参阅吴敬琏（1984）：《论城市经济改革——1984年8月2日在沈阳市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经济改革问题探索》，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年，第 218~227 页；吴敬琏：《城市改革的关键是增强企业的活力——1984年9月15日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星期讲演会上的报告》，原载《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9月24日，见《吴敬琏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9~413页；楼继伟（1985）：《应避免继续走地方分权的道路》，见吴敬琏、周小川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204~216页。
[21]当时中国经济学家并不知道，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学者就作出过这种区分。例如，希尔曼（H. F. Schurmann)在1966年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分权”有两种形态，其中“分权Ⅰ”是把决策权一直下放到生产单位，“分权Ⅱ”则只把决策权下放到下级行政单位。他认为，在1956年中国开始考虑进行体制改革时，“分权Ⅰ”的想法占优势；1957年决定进行“分权Ⅰ”和“分权Ⅱ”混合型改革；1958 年实际执行的，则是“分权Ⅱ”改革。这种分权引起了混乱，因而不得不实行重新集中化[H. F. Schurmann （1966）：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年美国比较经济学家鲍恩斯坦（Morris Bornstein）在美国国会就东欧经济改革情况作证时，也指出，在东欧经济改革的讨论中，所谓从中央机构向下分权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是“行政分权”（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一是“经济分权”（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其中，前者的目标是改进原有的行政管理方法，使之更为有效，后者的目标则是走向有政府规制的市场经济（regulated market economy） [Morris Bornstein （1977）：“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东欧经济改革），”in Eastern-European Economies Post-Helsinki（《赫尔辛基会议后的东欧经济》），Washington D. C. ：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1977, pp.102~134]。
[22]行政性分权造成的消极后果，在《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Ⅰ：《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有较深入的讨论。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仍旧是中国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一个重大障碍。世贸组织总干事素巴猜（Supachai Panitchpakdi)曾以上海和武汉两地政府互相对对方生产的轿车征收附加许可费和销售税来保护本地生产商的事件，来说明这一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见素巴猜、克利福德（2002）：《中国重塑世贸： WTO总干事解读入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23]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达1亿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李先念在1977年12月20日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高达5 000亿元，超过了30年中国形成的固定资产总值。
[24]邓小平（1987）：《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25]仅在1978年，前后共有12位国务院副总理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以上级别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他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要横下一条心，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大胆借鉴，迎头赶上。”见《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6、76、77页。
[26]李先念（1978）：《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 年 9 月 9 日）》，见《李先念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4~336页。
[27]李先念（1978）：《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 年 9 月 9 日）》，见《李先念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0页。
[28]马洪（1979）：《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扩大企业自主权》，见《马洪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228~245页。
[29]蒋一苇（1979）：《企业本位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30]董辅礽（1979）：《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载《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31]“商品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俄语称谓，在改革开放初期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时，为了回避意识形态的风险，中国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称为“商品经济”。
[32]薛暮桥（199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6~357页。
[33]邓子恢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负责农村工作的主要官员。他曾经因为主张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实行雇工、借贷、土地租种和买卖的“四大自由”，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反对合作化问题上的冒进和在“大跃进”失败后主张包产到户，一再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34]薛暮桥（1980）：《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见《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1~218页。
[35]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耀邦也不得不在1982年9月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十二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肯定：“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在1983年出版时，也将1980年《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讲话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邓小平亲自审查《邓小平文选》的新版本时才重新改回来。参见《百年潮》对吴敬琏的访谈录——《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载《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1~10页。
[36]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选择了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国营企业进行以利润留成为核心的企业改革试点。1981年将首钢试点内容确定为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即包死每年递增7%的利润上交基数，超额利润自留，国家也不再向企业拨给投资。这种办法一直实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37]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16、17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一种思潮。它力主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强力干预，以便积累货币财富，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38]例如，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讲到“坚持两手抓”时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
[39]Alexander Gerschenkron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Book of Essay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他在书中用的“Advantages of Economic Backwardness”一词，常被译为“后发优势”。
[40]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禁止“分田单干”（即指“包干到户”）和在一般地区“包产到户”。这个《决定》写道：“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07页。
[42]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允许私人商贩进行长途贩运，是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权宜措施提出来的。允许雇工的论据，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9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用假定数字演示如何计算“剥削率”的一个算例，在这个算例中，自己从事劳动的雇主雇工在8人以下仍然属于个体劳动者，而不算剥削者。改革派经济学家利用这一算例论证可以适度开放雇工的策略说服政治家，取得了成功。1980年以后，中国政府把雇工不超过8人的个体业主制企业与仍然被禁止的“私营企业”区别开来，称之为“个体经济”。
[43]科尔奈（2000）：《<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十周年之后的自我评价》，见《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页。
[44]这份文件规定给予企业对计划外产品有一定限制的自销权和定价权：“企业按照补充计划生产的产品，首先由商业、外贸、物资部门选购，商业、外贸、物资部门不收购的，企业可以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政策自行销售”。自销价格一般不得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的20%。这一限制后来被逐步取消。
[45]参见Lawrence Lau, Yingyi Qian & G. Roland （1997）： Pareto-Improving Economic Reforms through Dual-Track Liberalization（《通过双轨自由化实现帕累托改进的经济改革》）.Economics Letter，55（2）： 285~292；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9~288页。
[46]参见刁新申（1986）：《价格：双轨制的作用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同见《“给政策”引出的改革思路——刁新申谈双轨经济中的“权力货币化”》，载《经济学周报》，1989年3月5日。
[47]K. Murphy, A. Shleifer & R. Vishny （1992）：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7： 889~906.
[48]热若尔·罗兰（2000）：《转型与经济学》，张帆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7~150页。
[49]见弗里德曼（1988）：《致中国领导人的备忘录》，英文原文载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中译文载《改革》杂志，1988年第5期。
[50]参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编（1989）：《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
[51]在西欧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腐败最易于蔓延，其原因，一是行政权力对经济干预过多，造成了“寻租”条件；二是市场机制发育不良，出现大量非公正竞争行为。国有部门改革滞后和双重体制并存，使这两个条件都充分具备。这就是说，在一个货币化了的经济中广泛保留政府的行政干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造成了利用权力寻租的巨大机会，使腐败行为高潮迭起。参见毕焦（1989）：《从专制到民主：寻租社会由兴至衰的历史轨迹》，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编：《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年，第 252~268 页。此文由Barry Baysinger, Robert B. Ekelund Jr.& Robert D. Tollison, “Mercantilism as a Rent Seeking Society” （《作为寻租社会的重商主义》）编译而成，原文参见James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Gordon Tullock（eds.） Towarda Theoryofthe Rent Seeking Society（《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1。
[52]克鲁格（Anne O. Krueger, 1974）：《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载《美国经济评论》，1974年6月，转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5期。据克鲁格的计算，印度的租金总额为国民生产总值的7.3%，土耳其的租金总额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上。由于贿赂等寻租成本小于租金总额，所以，租金总额可以看作寻租成本的上限。如果撇开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愈大，则腐败的程度也愈高。
[53]吴敬琏在1998年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规范的市场化改革往往步履维艰，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股民的金融魔术等等却被有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瞬息间就风行全国？这些奇怪的现象层出不穷，不是足以发人深省吗？”“中国回到计划经济模式是不大可能了，但搞得不好就会发展成Crony Capitalism……或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在这方面的苗头已经十分明显了。要避免其恶性发展，从经济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现法治。”[吴敬琏、汪丁丁（1998）：《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载《财经》，1998年第11期。]吴思认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描述当今中国社会现象是不确切的，应当称为“官家主义”或“资本-官家主义。”[吴思（2005）：《置疑“权贵资本主义”》，载《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总182期）]。
[54]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编（1999）：《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年，第 30~31 页，309~310页。
[55]邓小平（1984年6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56]邓小平（1984）：《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78页。
[57]邓小平（1984）：《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同上书，第82页。
[58]邓小平（198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上书，第63页。
[59]邓小平（1984）：《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同上书，第83、91页。
[60]赵紫阳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6年1月13日。
[61]1986年3月13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和3月1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打印稿）。
[62]这个办公室的正式名称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方案办”。
[63]当时对于如何从“价格双轨制”过渡到单一的市场价格制度，中国学术界有多种建议，如“调放结合”的方案、“以放为主”的方案等。在1986年的经济改革方案设计中，中国领导人准备采取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时任副总理的锡克1981年在北京讲学时介绍的“先调后放”的做法。锡克的讲话见锡克（1981）：《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105~114页。
[64]参见楼继伟、肖捷、刘力群（1986）：《关于经济运行模式与财政税收改革的若干思考》和楼继伟、刘力群（1986）：《改革财政体制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设想》，见吴敬琏等著：《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111~151页。
[65]邓小平（1986）：《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9~160、163~164、176~180页。
[66]对这一问题的说明，请参阅吴敬琏：《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1994年4月13日在中央党校第三期省部级主要干部研讨班上的讨论发言》，见《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44~56页。
[67]厉以宁（1986）：《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1986年4月25日在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的报告》，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
[68]同上书，第3页。
[69]厉以宁（1987）：《关于经济改革基本思路的进一步说明——1987年6月2日在“国民经济管理学”课程结束前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各班干部专修班学员所提问题的回答》，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70]《金融时报》，1988年1月18日。
[71]《理论信息报》，1986年11月3日；《金融时报》，1987年12月3日。
[72]《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公有制形式的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和本报记者的一次谈话》，载《金融时报》，1987年12月3日。
[73]首都钢铁公司经济研究所1986年印发的一份材料（打印稿）。
[74]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1985）：《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1期。
[75]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等（1985）：《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35期。
[76]吴敬琏、周小川等（1986~1987）：《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
[77]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参阅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78]王忍之：《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12月15日在党建理论研究班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0年2月22日；载《求是》，1990年第4期。
[79]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383页。
[80]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参阅邓小平（1992 年 2 月）：《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81]引自许小年、肖倩（2003）：《另一种新经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报告。
[82]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大多实行多级法人制，其一级企业一般为全资国有公司。
[83]参阅《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3月27日；《经济观察报》，2006年4月12日；《民营经济报》，2006年5月12日。
[84]参阅明军：《中国严防经济局部过热》，载《经济导报》（香港），2004 年第 3 期；同见吴立波：《行政调控为何忽然发力》，载《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5月17日。
[85]参阅吴敬琏（2006）：《警惕寻租新动力》，见《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60~364页。
[86]参阅胡和立（1989）：《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计》，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编：《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第2版），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20~46页；万安培（1995）：《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租金构成及主要特点分析》，见吴敬琏等编：《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31~364页；高辉清等（2006）：《2004年中国收入分配中非正常成分的价值估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报告，2007年9月16日；王小鲁（2007）：《我国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差距》，见《比较》，第31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
[87]时任俄罗斯首相的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 1862~1911）于1906年发动旨在摧毁农民村社、扶植富农阶级的改革，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难以维生。秦晖、金雁（2002）：《转轨中东欧国家的民间组织》，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研究会编：《扩展中的公共空间——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0~373页。
第二篇
部门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