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技术产品的制造而言，由于前期研发和设备投资的数额很大，而其边际成本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企业的规模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而大企业具有很大的优势，甚至“赢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
然而对于技术创新而言，企业规模过大却有许多不利之处：第一，为了保证企业组织严整和人数众多的员工步调一致，大企业需要有严密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纪律，而这却被大多数具有创造才能和力图实现自己发明的人员看作是对自己个性的束缚。第二，在一个大的企业群体中，创新员工的贡献和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之间必然发生某种程度的疏离，削弱了研究人员的创新动力。第三，高技术创新通常是一个连续不断创新的高速发展过程。一项技术不能在最短的时期内实现突破，将很快被淘汰。大企业体量大，不像小企业那样能够灵活迅速地行动。因此，小企业成为高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适应这种情况，一些大企业设立了自己的直接投资部，向从事研发的小企业投入资金，而在小企业的研发取得成功以后，用收购、兼并或购买专利的办法将新技术并入自己的系统。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比较强的制造业基础。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应当选择技术上有革命性突破的产业领域，加快新技术产业化，创建自己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拳头产业，从而实现产业振兴。
例如，“十三五”期间，信息通信领域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并从技术竞争逐步演进到以互联网产业体系为核心，以网络治理、标准制订、规则主导、产业影响为重点的体系化竞争，国际规则、标准体系、资源分配面临调整变化。[53]中国完全有条件抓住这个重要技术迭代期和新兴业态启动窗口期的机遇。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第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产品制造基地；第三，虽然整体素质上还赶不上先进国家，但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的数量早已位居世界第一。加之近年来中国的研发投入增加得很快，取得的专利授权也大量增加。[54]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利用这些条件，在重大技术项目的最高级竞争——制定技术标准的竞争里取得成功，就能够建立起若干立足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大产业，在这些市场潜力巨大的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在现阶段，怎样创造条件迅速推广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完善市场竞争规则就显得极为迫切。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企业不是没有遇到过振兴产业使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会，而是当这种机会出现时往往因为技术准备不足、创新动力不强、产业组织落后或政策失误等原因，丧失转瞬即逝的宝贵机会。
总之，综观世界各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需要作出的努力是：
1.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历史上，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认识误区，就是认为政府最有长远眼光，最能代表国家长远利益，最具有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的能力，因此由政府来主导高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组织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最能收到效果。但是二战结束以来，各国高技术创新的历史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在20世纪80~90年代与美国高技术创新的竞赛中，继续运用60~70年代赶超欧美先进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由政府制定计划，指定技术路线和组织社会力量来进行技术研发，结果事与愿违，以失败告终。[55]究其原因，第一，赶超先进国家的活动，可以依靠已有的知识去进行，政府进行规划和组织，信息上没有太大的困难，而技术创新的实质在于探索未知。技术决策所需要的知识不是政府所固有，而只能靠成千上万名科技人员在不断的“试错”中获得。第二，开发高技术要依靠专业人员的自由创造精神，政府的计划和行政纪律只会压抑创新的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高技术产品的生产由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来进行，由于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商业收入的支撑和盈利的激励，也不可能像民营企业那样有效率。因此，为了发展高技术产业，一方面要纠正前面讲到的政府越位和职能错位的偏向；另一方面，又要做到政府职能到位。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中需要由政府从事的活动包括：（1）建立有利于高新技术创业活动的组织制度和法律体系；（2）用政府资金资助没有直接商业收益的基础研究和“竞争前的”技术开发；（3）对具有外部效益和有较大前期投入的新产品的需求方给予补贴；（4）组织共用技术的开发。
2.建立适合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资机制
高技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融资形式的需求差别很大。中国应当根据高技术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不断完善多种多样的融资形式：（1）鼓励与促进为“种子期”创业企业融资的“天使投资”的发展。创业企业在成长初期面临“成长陷阱”，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由政府支持的创新孵化器、政策性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平台、小额信贷机构来部分克服种子期创业企业融资的市场失灵；另一方面也要鼓励拥有专业能力的投资商和专业基金以及民营企业、社会团体提供“天使资本”；（2）进一步完善以有限合伙制企业为主要形式的风险投资企业；（3）建立和完善柜台交易市场（over the counter market, OTC market）和创业板市场，解决成熟期的高技术企业继续融资和风险资本退出通道等问题；（4）完善关于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和收购、兼并的法规，为民间资本支持高技术产业成长提供更多渠道选择；（5）加快传统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信贷创新，从以资产担保为基础转向以定单为基础的债务融资，如大力推出“供应链融资”；（6）借鉴美国“硅谷银行”[56]的经验，将针对不同阶段高技术企业融资的投资机构进行纵向整合，形成客户信息和资源共享的投融资平台。
3.探索“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形式
20世纪“向科学进军”运动以来，中国一直提倡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间在新技术产业化上的合作。但是，这方面取得的成效并不十分显著，还需加以改进。在中国，实现“产学研结合”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自办企业。院校自办企业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硅谷60%~70%的企业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或教师创办的，但是斯坦福大学没有一家校办企业。现代社会分工很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任务是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很难把经营好企业作为自己的主业。而在中国的校办、院办和所办企业这种特殊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发明家和企业家缺乏切身利益联系，也很难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些校、院、所通常只能从它们所办的企业中拿到有限的收入，可是由于精力和资源分散，反而削弱了科研和教学的本业。因此，这种组织形式既不利于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又影响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和科研，应当尽快让它们分拆出来，独立发展。
“产学研相结合”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是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企业共同组织研发机构，进行“课题攻关”和新技术的产业化。但是由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其工作人员与企业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他们之间往往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从已有的经验看，为了尽力和尽快地开发出新技术和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必须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能够有效满足合作各方诉求的利益机制，才能使产学研各方既能够各司其职，又能够通力合作，共同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4.建设良好的创新基地
政府应和社会各方包括商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等共同努力，为创业企业建设良好的“栖息地”或“孵化器”，为专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准备条件。由于原先社会资源条件比较差，法规也不健全，所以在开始建“孵化器”的时候，常常要由政府来设立，使它们变成一个由政府管理的有形机构，进入这样的机构和接受“孵化”，要先由政府来认定它的“高科技含量”。这类做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利于发挥一切创业力量的积极性，所以要把“孵化器”的围墙打开，广泛吸收社会资源，让各种民间机构为初创企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如咨询服务、融资服务、物业服务、秘书服务等，形成全社会共同努力振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大好局面。
[1]本章的“民营经济”泛指非国有经济。“民营企业”是中国目前制度环境下的一个特定称谓。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企业注册类型划分并没有“民营企业”这一类，只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等。广义的民营企业，泛指除国有企业以外所有类型的企业；狭义的民营企业，则是指私营企业。
[2]马克思、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3]恩格斯（1891）：《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4]恩格斯（1878）：《反杜林论》，同上书，第630~631页。
[5]列宁（1917）：《国家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2页。
[6]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8年修订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14~117、352~356页。
[7]恩格斯（1891）：《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8]1949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汇报后，提出了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后来，这一方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被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9]《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
[10]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一直把“投机倒把”视为最重的罪行。即使197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仍然把“投机倒把”列为一种刑事犯罪，直到1997年的《刑法修正案》才取消了这一刑项。于是，在改革开放前被指作“投机倒把”的小商小贩长途贩运，也被视为刑事犯罪而遭到严厉打击。薛暮桥在 1979年3月劳动部召开的“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上提出，应当鼓励和帮助城镇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发展一批个体经济和允许长途贩运。参阅薛暮桥（1979）：《谈谈劳动工资问题》、《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见《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6~235页。
[11]在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这一规定被正式表述为：“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五个以内的学徒。”
[12]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对当时所有制结构所作的描述是：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在农村，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是主要经济形式……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13]邓小平（1987）：《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8~239页。
[14]陈乃醒等：《中国乡镇工业发展的政策导向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
[15]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见邓小平（1984）：《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
[16]邓小平后来在“南方讲话”中谈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参阅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17]赵紫阳（1987年10月）：《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8]马立诚、凌志军（1998）：《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年）一书对有关“万言书”的论战作了详细介绍。
[19]见《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1996年12月21日至 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打印稿。其中主要观点见《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载《当代思潮》，1996年第4期。
[20]吴敬琏、张军扩、刘世锦、陈小洪、王元、葛延风等（1997）：《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吴敬琏（1997）：《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见《吴敬琏改革论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
[21]江泽民（1997）：《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参阅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23]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
[24]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
[25]于成志：《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的一大创举——顺德工业企业混合型产权制度的普遍意义》，载《特区与港澳经济》，1995年第4期。
[26]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全体职工入股的企业。它的治理兼有合作制“一人一票”和公司制“一股一票”的特点。
[27]吴敬琏（1997）：《别打股份合作制的歪主意》，载《新闻报》，1997年11月6日；王晓冰等（2001）：《格林柯尔疑云》，载《财经》，2001年10月5日。
[28]这里所说的职工社会保障基金补偿问题不仅会在“放开搞活中小型企业”过程中遇到，所有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也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参见本书第4章4.4.2）。
[29]托夫勒（1980）：《第三次浪潮》，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
[30]模块化生产是将一个生产系统划分为若干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相对独立并通过标准协议和接口标准通过一个共同界面相互独立的自行改进，而不必对它们之间的接口和整个系统重新设计，因此可以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
[31]由于在国有经济改组过程中失去工作的职工的数量十分巨大，所以中国政府没有采取解雇的办法，而是让这些失去工作岗位的职工留在企业内，并发给基本生活费。这些职工被称为“下岗职工”。1998~2001年，国有企业有2 550万名职工下岗，约占中国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4。
[32]转引自艾芳、祝兴平、王智：《中小企业融资究竟难在哪？》，载《经济日报》，2002年8月13日。
[33]关于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见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34]关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江苏乡镇企业的情况，参阅新望：《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2月30日。该文记录了围绕苏南地区集体企业的改革重组而产生的种种争论。
[35]《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36]江泽民（1997）：《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7]《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
[38]胡锦涛（200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9]关于民间商会的性质的讨论，参阅吴敬琏（2002）：《建设民间商会》，见《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350~360页。
[40]吴敬琏（2003）：《现代大型公司的经营战略与组织结构》，见《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386~395页。
[41]费孝通（1947）：《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42]同上书，第32页。
[43]波特（1980）：《竞争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1页。
[44]波特（1980）：《竞争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33~34页。
[45]同上书，第34~36、第44~45页。
[46]石滋宜（1996）：《利基策略——中小企业制胜之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利基（niche）的原义是指天主教的神龛。所谓“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是指提供特定商品或服务以满足特定需求的市场。石博士认为，任何一个市场的利基规模都是有限的，企业不应挤在别人有专长的利基市场上去和别人竞争，而应当培育自己的核心专长，开辟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利基市场。
[47]胡雪岩（1823~1885），名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是清末著名的“红顶商人”。他依靠结交官府大员，从杭州一个钱庄的小学徒，成就为浙江第一巨富，兼有布政使衔的从二品官阶。近年来中国流行一种说法，叫做“从商要读《胡雪岩》”，指的是台湾作家高阳所写的畅销小说《胡雪岩》三部曲。
[48]诺斯、托马斯（1973）：《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页。
[49]罗森堡、小伯泽尔（1986）：《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北京：中信出版社，2000年。
[50]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51]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小企业经济——致总统的报告（2008）》，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2009年，第47页。
[52]黄孟复主编（2007）：《中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调查》，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53]参见国家工信部：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5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申请数量达29 846件，稳居世界第3位，同比增长16.8%，增速居世界主要国家首位；占全球总量的13.7%，较2014年提高1.8个百分点。
[55]最突出的事例，是按照政府指定的模拟式的技术路线进行的高清晰度电视的开发。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在早期表现出效果，但是由于被美国企业自主开发出来的数字技术所超越而全部作废。参阅吴敬琏（2000）：《中国怎样才能有自己的硅谷》，见《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第77~103页。
[56]美国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 SVB）成立于1984年，是一家专门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型商业银行。硅谷银行既保持商业银行的发展活力和有效的风险控制，同时，又采用债权和股权的多种投资方式参与新企业的成长。硅谷银行的特点在于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投行业务及咨询业务等建立在与风险投资的密切联系和共同理念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