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金融机构2000年8月，国家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04年底，国家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改制的投资平台。2007年9月29日，国家成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纳为子公司，作为中国的主权财富投资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 SWF），承担起进行专业投资、为国家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责任。近几年来，各类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 PE）和互联网金融公司等也纷纷成立。这些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丰富了市场主体结构，为各类企业增加了新型的融资渠道，也对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3.“一行三会”监管体制的形成
2003年4月，国家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将对银行业监督管理的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出来，以加强银行业监管。这样，银监会与1992年建立的证监会和1999年建立的保监会一起，形成了鼎足而立、“一行三会”监管格局。
银监会将资本监管和合规监管作为银行监管的核心内容。在资本监管方面，遵循“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的持续监管思路，加强了对银行的审慎监管，银行资本充足率得到明显改善。[65]在合规性监管方面，银监会强化了对董事会及各级管理人员的“问责制”。通过各方的努力，近几年银行业内案件频发现象有所下降。[66]不过，对于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合规性监管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证券方面，2000年以后的证监会加大了市场监管力度，处置了一批问题券商和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问题。2001年1月1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召集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座谈会，要求健全金融法治，严格执法。同时，部署了公安机关介入股市监管，打击证券犯罪活动。2002年3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正式挂牌，与证监会协同打击证券市场犯罪行为。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在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行监管的问题上，管理层的认识并不是那样明确，不少人仍然倾向于依靠实质性审批制度进行监管。近年来证券市场的合规性监管有所加强，但是这些改革还不足以消除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舞弊行为的纵容庇护，因此导致大案频发，引起了大众的强烈不满。
保险方面，从2000年开始，保监会先后在上海、广州、北京、沈阳等地设立了派出机构，加强对保险市场的监管力度。同时，确立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为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理念，建立了以公司内控为基础、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以现场检查为重要手段、以资金运用监管为关键环节、以保险保障基金为屏障的风险防范五道防线。
6.4 中国金融进一步改革的议题
6.4.1 银行业对内开放与发展
金融业是否应当对民间资本开放，是中国金融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方承诺在加入5年后，外资银行将享有同中资银行同等待遇的情况下，对本土民间资本的开放本来不应当再成为问题。2001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也指出，“凡鼓励和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国内投资者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进入”。但是，是否应当允许民间资本创设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民间金融机构，有关的管理部门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直到2014年才开始民营银行的试点。
事实上，发展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也是活跃金融市场和规范非正规金融的需要。在缺乏正规民间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常存在着较为发达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包括私人间借贷、“地下钱庄”“抬会”等。非正规金融虽有灵活多样的优点，但是往往利率高、风险大。[67]因此，在发展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的同时，需要对大多数地区的非正规金融做三件事：（1）合法化；（2）规范化；（3）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作为非正规金融重要替代物的小额信贷（micro-lending），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创办发放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的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他的银行共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小额信贷更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实际上早在1993年，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就在山西临县地区开始了他们的小额贷款试验，以后逐步扩大营业范围。全国的同类试验还有许多。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这一事业的支持，规范它的经营环境，使之发展得更迅速，更健康。
然而，中国监管部门对于完全开放民营银行业表现出了极大的谨慎[68]，原因在于，与一般行业不同，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高负债行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旦发生问题，可能会殃及整个金融系统。因此，在监管手段还比较落后、银行公司治理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环境下，大范围开放民营银行业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从对内开放的实践看，监管部门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思路，允许一些民营资本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进入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并出台多项措施[69]，引导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本到农村地区组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四类金融机构，并取得一定成效。[70]
银行业对内开放，会产生一批中小银行。有必要引进一种保证银行稳健经营、缓解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安排——存款保险制度。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对个人存款实行全额担保，这对保护储蓄者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一方面，政府对个人存款的全额担保也弱化了存款人风险意识，削弱了银行面临的外部市场监督机制，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政府在处理高风险银行时往往投鼠忌器，贻误了最佳处置时机，往往加大了最后的处置成本。另一方面，对机构存款的偿付政策一直不明确。实践中，倒闭的中小银行的机构债权人往往得不到政府担保，只能等待旷日持久的破产清偿。这不仅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极大的冲击，而且还加剧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从国际经验看，建立覆盖所有存款人、但赔付率有区别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有利于保护存款人权益，提高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而且有助于规范银行退出机制，建立对银行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风险，利于推进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国务院于2016年2月17日发布《存款保险条例》，并于同年5月1日正式实施。
6.4.2 亟须推进证券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中国证券市场出现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造成的“所有者缺位”。这种情况使企业执行人员和证券业务的操作人员行为失当。在中国国有工、商、金融企业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广泛存在的条件下，赔了是公家的，赚了是自己的或者大部分是自己的，就成为企业领导人从事高风险投机活动的巨大诱惑。过去几年，中国国有公司在海外金融市场上多次发生数额巨大的投机损失，其根源盖出于此。金融专家们在分析了20世纪末期几起大的金融丑闻以后得出结论，外部监管（证监会和中央银行的监管）作用有限，企业会不会出现大的风险，关键在其内部监管。因为外部监管很难及时发现和纠正经理人员直至操作人员的不当行为。而企业的内部监管却比较容易及时地发现问题。同时，作为企业所有者这个最终监督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也有动力通过企业的治理结构对第一线操作者进行严格的监督。这就说明，必须在加强外部监管的同时，在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的前提下强化企业的内部监管，并且将企业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正如我们在第4章4.4中讲过的，2000年以来，为完善公司治理，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并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明确了董事会对加强内部监管应负的责任，如此等等。这些措施，一方面可以杜绝“内部人控制”或大股东控制过度等导致公司内部治理失效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夯实资本市场的基础。
证券发行体制采用核准制，和原来的行政审批制相比，它有四方面的改进：一是在名义上取消了额度控制；二是取消了地方和主管政府机构的推荐职能；三是在名义上发行价格由发行人和承销商根据对市场情况的了解和机构投资者的询价协商确定；四是突出了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但是，证券监管部门继续保留着不少行政性控制的权力，由监管部门对某些证券所代表的权利能否在一级市场上交易首先作出价值判断。这很容易导致证券市场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近期中国股票市场仍然腐败大案要案频发，就是绝对不受约束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的一个有力的证明。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核准制的发行体制虽较之审批制有所进步，但还需要进一步向申报注册制过渡。
证券市场合规性监管的首要任务，是严格执行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把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定为刑事犯罪。1999年开始，上市公司监管也逐步强化了信息披露工作，一系列旨在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制度相继出台。[71]其中2007年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即是为适应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监管的新要求，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规则和监管流程。而2007年9月公布的《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在要求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增强信息披露有效性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监管部门在上市公司监管中的角色和定位，即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将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促使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向投资者披露信息。
证券市场产生“过度投机”的机制依然存在。从2006年开始，在货币大量超发、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影响下，中国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再次上演，使股票市场产生更大的泡沫，上证综指于2007年10月16日创出6 124.04点的历史高位，在投机性资金的推动下，很多股票在很短时间内涨幅高达五六倍甚至10多倍。但“泡沫”不久再次破灭，在此后一年间，股票市场快速下跌，并在2008年10月28日跌至1 664点，最大跌幅超过70%（图6.4）。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中小投资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拆除形成“过度投机”的机制，需要继续深化多方面的改革。
图6.4 上证综指月线图（2006 年 1 月~ 2008 年 12 月）
6.4.3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金融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创新的历史。对于银行业而言，金融创新是提高其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有效对冲和分散风险的重要手段。面临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金融创新同样是中国银行业实现自身发展与应对外部竞争的客观要求与必然趋势。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有利于金融创新的体制和监管环境，金融创新势头迅猛。例如，资产证券化已经迈出步伐[72]，各类理财业务也纷纷开展。[73]
然而，与行业先进水平相比，中国金融业的金融创新程度还远远不够，表现为中国金融创新层次低、创新发展不平衡、创新策略不足、相关法规欠缺及风险防范经验不足等。同时，由于在产品定价和风险对冲方面缺乏相应的技术和经验，金融机构在新产品销售、资金运用和会计核算等方面尚不规范，创新业务中仍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74]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认识到，美国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对风险管理的忽视，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为中国金融业的金融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然而，对于创新严重不足的中国金融业而言，绝不能因噎废食，而应当在充分加强风险管理的同时，进一步积极推动金融创新，从而改善中国金融业收入结构，提高中国金融业抵御周期性信用风险的能力，并促进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1]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立于1914年，但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直到1951年才被赋予调节利率的权力。
[2]英格兰银行1694年作为私有商业银行成立，1946年被国有化，直到1997年才被赋予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
[3]欧洲中央银行是欧盟决定发行欧元后建立的中央银行，根据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8年成立。
[4]《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45页。
[5]按照2009年6月17日美国公布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美国将采取以下措施：创立一个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强化美联储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权力；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包括增加市场透明度，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在国际合作方面制定了许多标准。
[6]这是针对欧文的“劳动券”或“劳动货币”说的。在欧文的“新和谐”社区中，按照每个社员提供的劳动量发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劳动券，用以领取自己应得的消费品。马克思说：“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这种“‘劳动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2~113页。
[7]马克思说：“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7页。）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所谓凭证是“不流通的”，是指它不像货币那样，在交易中“不断地离开起点”，“从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同前引书，第134页），而是作为领物凭证，在每一次交易后都重新回到发出这些领物凭证的国家银行。
[8]中央银行为调节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而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实质上是中央银行债券。
[9]债券买断式回购交易（亦称“开放式回购”）是指债券持有人（正回购方）在将一笔债券卖给债券购买方（逆回购方）的同时，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再由卖方以约定价格从买方购回相等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
[10]短期融资券是企业向合格机构投资者发行的短期固定收益产品，是以企业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融资工具。
[11]数据引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主办的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12]李东荣：《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载《当代金融家》，转引自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091210/00237081027.shtml。
[13]《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4]肖（1973）：《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麦金农（1973）：《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15]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资金资源是由行政领导机关集中分配的，下级政府和国营企业常常采用疏通或贿赂上级行政部门的官员的办法取得资源。这种行为俗称“跑步（部）前（钱）进”。
[16]Joseph E. Stiglitz（1993）：“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ial Markets” （《国家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世界银行经济评论》）及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增刊，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纪要），Washington D. C. ： The World Bank, 1994, pp.19-52。
[17]所谓贷款五级分类是指商业银行按照贷款的风险程度，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正常类是指贷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有充分把握按时足额偿还本息的贷款；关注类是指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本息，但是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的贷款；次级类是指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依靠其正常经营收入已无法保证足额偿还本息的贷款；可疑类是指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本息，即使执行抵押或担保，也肯定要造成一部分损失的贷款；损失类是指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的贷款。五级分类是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贷款分类和风险控制办法，既是监管机构的监管工具，也是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的一种手段。为了进一步严格管理，西方银行在多年前，我国银行在近些年开始在内部实行更细致的资产分类方法，如“十二级资产分类法”，对不同类型的资产规定了不同的管理标准。
[18]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积极拓展债券市场。
[19]数据引自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债券市场概览2015》。
[20]同上。
[21]从全球范围看，近年来企业债券比重不断上升，政府债券比重不断下降。美国债券市场中公司债券的比重从1990年的23.8%上升至2001年底的30.3%。尽管近年来由于资产支持债券发展迅速而导致公司债比例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20%左右。
[22]性质上完全相同的企业债券的发行被分割到三个不同的行政部门审批：发改委审批“企业债”的发行；证监会审批上市公司债的发行；人民银行审批企业“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发行。
[23]195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佛朗哥·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 1918~2003）和芝加哥大学的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 1923~2000）证明的定理，被称作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简称MM定理。
[24]《中国证券市场写就十年辉煌》，新华社，2000年12月19日。
[25]《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写在中国证券市场成立十周年之际》，新华社，2000年12月19日。
[26]参见吴敬琏（2001）：《十年纷纭话股市》，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27]载《亚太经济时报》，1993年3月2日。
[28]参见毛毕华：《中国股市：困境和出路——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访谈录》，载《首都经济》，1994年第3期。
[29]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
[30]参见《吴晓灵剖析“股灾”六大原因：监管制度存缺陷》，http：//finance.jrj.com.cn/2015/11/19105620100070.shtml。
[31]《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坚定信心，规范发展》，载《人民日报》，1999年6月15日。
[32]《中国需要“有质量的牛市”》《搞活股市对推进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国企改革和新产业培育或引领第三次牛市》《经济新常态形成A股转型晴雨表功能渐显》《改革效应显现A股价值投资回归正当时》，新华网，2014年9月。
[33]《股市震荡不改“慢牛”趋势》，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4月1日。
[34]《“风口”上的中国股市》，新华网，2015年4月7日。
[35]《经济降速股市为何任性上涨》，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4月10日。
[36]《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人民网，2015年4月21日。
[37]《前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回首来时路》，载《证券时报》，2000年12月11日；《股市舆论不能偏颇暴涨暴跌都应调控》，载《证券日报》，2002年3月16日。
[38]20世纪90年代证券市场新股收购的无风险收益率一直很高，新股申购成为大批资金蜂拥投机的对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1世纪，例如，2007年11月22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吸引了3.38万亿元资金申购，超过此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冻结的3.378万亿元的A股申购资金量。
[39]曾经长期担任中国证监会领导职务的高西庆教授在1996年指出：“现在还不能确定，中国证券市场的管理层已经在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实质性审查制度之间作出了任何倾向性的选择。实质性审查的权力仍然是证券市场管理层握在手中难以割舍的一把‘利剑’。1996年，证监会成立4年来，经其手批准发行、上市的公司已有360家之多，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4个计划单列市主要领导人及各部门各级别官员、国务院各部委主管官员、各企业领导、工作人员等浩浩荡荡、络绎不绝、经年累月地出入于证监会等国家行政部门，以求获得其地区、其部门、其企业的公开发行权。放弃一个具有如此规模和深度的权力，对于任何一个机体，特别是一个从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下生长出来的机体来说，都恐怕需要经历一场‘从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见高西庆：《证券市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根据》，载《证券市场导报》，1996年10月号，第4~17页。
[40]市盈率（price-earning ratio, P/E，也可以译为本益比），是指股票市价对企业盈利的比率。市盈率对投资者的含义是，按照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投资者通过以企业盈利为基础的股票收益要用多少年才能收回自己的投资。
[41]有关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数据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分析，见孙国峰：《2000年2000点，泡沫是怎样形成的》，载《财经》，2000年第9期。
[42]关于投机在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上的作用，参阅吴敬琏（1993）：《谈谈“投机”》，见《何处寻求大智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95~204页。
[43]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意味着参加博弈各方的总得益是一定值，一方所得必是另一方的所失。
[44]查理斯·麦基（1841）所著《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中，对“郁金香疯狂”、“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有生动的记述（见该书中译本，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
[45]参见加尔布雷斯（John K. Galbrath)：《金融狂热简史》，转引自吴敬琏（2001）：《十年纷纭话股市》，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66~308页。
[46]参见朱绍文：《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及其教训》，载《改革》，1993年第4期。
[47]参见薛小和：《台湾岛是怎样落入“金钱游戏”的陷阱的》，载《改革》，1994年第1期。
[48]参见希勒（Robert J. Shiller, 2000）：《非理性繁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49]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9）： Manias, Panicand Crashes： AHistoryof Financial Crises（《狂热、恐慌和崩盘：金融危机史》），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Inc.
[50]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01/375038.html。
[51]数据来源：和讯网。
[52]保险深度是指保费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它反映一个国家的保险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保险密度是指按照一个国家的全国人口计算的人均保费收入，它反映了一个国家保险的普及程度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
[53]327国债是指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1995年6月到期兑付。1995年2月23日，327合约大幅上涨，做空主力万国证券按其持仓量和价格，合约到期亏损将高达60多亿元。万国证券在148.5元价位封盘失败后，于交易结束前8分钟大量透支交易，以700万手、价值1 400亿元的巨量空单，将价格从151.3元打压到147.5元，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当夜，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当日最后8分钟327合约交易严重违规，判定无效。此次事件，史称“327国债期货风波”。
[54]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的一项调查，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详见周小川2004年12月2日在“经济学 50 人论坛”上的讲话（打印稿）。
[55]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各银行资产负债表（2002）》。
[56]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57]2003年9月，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启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率先进行试点，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2家试点银行补充资本金。此后，国家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向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注资150亿美元和190亿美元。
[58]中国建设银行于2005年10月率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07年9月回归A股市场；中国银行的上市路径与之相同，2006年6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7月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中国工商银行则于2006年10月同时在上海、香港两地挂牌。
[59]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改革原则，国家开发银行于2007年底获得国家200亿美元注资，并于2008年9月正式改制为股份公司，率先走上商业化运作之路。
[60]2007年，我国对邮政储蓄体制进行改革，设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61]截至2008年末，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表内按“一逾两呆”划分的不良贷款分别约为91亿元和575亿元；除政策性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外，全行业不良贷款余额降至5 682亿元，仅占贷款总额的 2.45%，且贷款损失拨备覆盖率达到115.3%。见银监会网站（www.cbrc.gov.cn）。
[62]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
[63]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
[64]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
[65]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资本充足率达到8%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共有192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比重为84.9%，而2003年仅有8家银行达标，资产占比仅有0.6%。见《我们有能力做好银行业风险管控工作——蒋定之副主席在2008年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的讲话》，银监会网站。
[66]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生各类案件309件，百万元以上案件 89 件，同比降幅为 29%，银行按资产的平均发案率已接近国际较好水平。见《保增长、防风险、确保银行业稳健发展》，银监会网站。
[67]卢迈（2001）：《西部地区的民营部门的发展》（打印稿）。
[68]2003年7月，一个由经济学家和金融界人士组成的民间机构长城金融研究所设计了5家民营银行的试点方案，并向银监会递交设立申请报告，但一直未得到批复。
[69]2007年1月22日，银监会发布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贷款公司组建审批工作指引》，《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组建审批工作指引》等行政许可实施细则文件；2008年5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5月8日下发《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
[70]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已有105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获准开业，其中，村镇银行89家，贷款公司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0家。见《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已超百家》，银监会网站，2009年1月12日。
[71]例如，2005年11月发布《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2007年2月公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72]2005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公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这标志着中国资产证券化业务正式进入规范实施的阶段，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获准首批进行资产证券化试点。2005 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首期分别发行了 41.77 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30.19亿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73]中国银监会于2005年9月发布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2006年6月印发《关于商业银行开展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商业银行开展QDII业务的方式、投资范围和托管资格管理等；2007年5月印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的通知》，将境外投资范围从固定收益类产品扩大到股票和基金等非固定收益类产品。
[74]2008年8~9月间，因股指大跌，前期与股票市场挂钩的理财产品（如生命人寿保险的“投联险”产品）价值随之大跌，一些地方的投资者非常不满，甚至发生在金融机构网点聚众抗议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