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着手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启动了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的转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成为居世界第2位的贸易大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全面建设开放经济的新境界。
8.1 中国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在当代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闭关自守而不与别的国家发展经济往来。以何种方式处理对外经济关系，就成为所有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国与国之间有差别的对外经济政策。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对外经济战略所经历的，正是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专栏 8.1 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
国际贸易理论滥觞于16世纪的重商主义。几百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两大派别——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主义理论不断发展，演化出不同的贸易政策。
自由贸易理论肇始于斯密的《国富论》。他指出了贸易的互利性，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在某种商品生产上具有某种绝对优势，才能参与国际贸易。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为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奠定了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指出，拥有某种绝对优势并不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前提，只要各国专注于生产并出口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所有贸易参与国的福利都会比不进行贸易时得到提高。1935 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 1879~1952）和俄林（Bertil Ohlin, 1899~1979）提出要素禀赋理论（Factor Endowments Theory），认为各国应从事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产品。
1954年，里昂惕夫（Wassily W. Leontief, 1906~1999）在运用投入产出表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实证时，发现美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因而提出了“里昂惕夫悖论”（Leontief Paradox)。经济学家在尝试对“里昂惕夫悖论”作出解释时发现，作为决定国家比较优势重要要素的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完全是一种天然禀赋，而是可变的。这一发现推动了古典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向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进一步奠定了现代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有两个重要假设，一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二是不存在规模经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学家发现这两个重要假设在现实中并不成立。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这两个假设下提出，政府的适当干预可以为本国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这一理论又被称为新贸易理论。
1990年，美国的波特在其名著《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也称“钻石理论”），认为一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主导产业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又取决于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和辅助性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等四大基本要素。波特认为，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当然，初级生产要素对农业和以天然产品为主的产业还是非常重要的），高级生产要素对获得竞争优势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高级生产要素很难从外部获得，必须自己来投资创造。另外，政府的作用和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是“钻石模型”中两个重要的辅助性因素。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可以成为扩大国家竞争优势的力量。
贸易保护理论始于1581年英国的斯塔福（William S. Stafford, 1554~1612）提出的早期重商主义的观点，即贵金属的多寡决定一国财富的多少，导致贵金属流出的主要渠道是进口，因此，运用政府的力量实现多出口少进口，是增加一国财富的基本策略。晚期重商主义被称为贸易差额论，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孟（Thomas Mun, 1571~1641），他提出增加国家财富最重要的手段是增加本国商品的出口和减少消费品的进口。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57~1804）和德国的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先后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认为落后国家的新兴工业在初创阶段竞争力低下，必须给予保护，才能避免因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而夭折。
国际贸易理论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派别，那就是最早由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Rual Prebisch, 1901~1986）提出，并由埃及经济学家阿明（Samir Amin)和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所发展的“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论。该理论把世界分为由发达国家构成的中心体系和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外围体系，两者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1）在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上，中心国家处于主宰地位，外围国家处于依附地位；（2）在经济发展的结构上，中心国家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料、燃料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外围国家则正好相反；（3）中心国家几乎独占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而外围国家则难以分享。他们认为，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主要为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外围国家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和出口生产的被动专业化，以及外围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基于该理论，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只有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才能求得经济的自主发展和政治上的真正独立。
根据王厚双主编的《各国贸易政策比较》（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等资料编写。
8.1.1 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大量新兴的独立国家。它们由于正在努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对外经济关系来实现发展，是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外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可以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两大类型。其中，内向型又可以分为低级形态的闭关自守型和高级形态的进口替代型两个子类；外向型则可以分为低级形态的出口导向型（相对开放）和高级形态的完全开放型两个子类。其中，完全开放型意味着国内外市场完全打通，对外经济关系高度市场化（表8.1）。
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战略和出口导向（export oriented)战略都是后进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时采取的工业化战略。这两种对外经济战略在配套政策，主要是贸易保护政策和汇率政策上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表8.2）。
表8.1 对外经济关系的分类
表8.2 两种对外经济战略的配套政策
具体来说，进口替代的基本做法是：根据历年进口数量，确定具有庞大国内市场的进口产品。然后，鼓励本地生产者运用引进的技术进行生产。最后，通过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辅之以本币高估的外汇政策，用政府优惠政策降低国内生产者的高额创业成本，使目标工业的投资者有利可图，使本国生产的产品取代进口品。
出口导向战略着眼于在政府适度扶持下，促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赢得国际市场。它的主要做法是：第一，通过周期性进行本国货币贬值，维持一个使国内生产者在国际市场出售农产品、制成品和劳务时有利可图的低汇率；第二，对某些出口产品提供补贴，引导生产者在扩大出口能力方面进行投资，同时以免税、出口退税、零部件进口税返还、降低利率，以及其他办法补偿出口商，帮助其克服进入国际市场的障碍；第三，采取“适度”而非“高度”保护的对外贸易政策。即避免对进口产品实行高度保护性关税或进行数量限制，使国内企业不至于由于过度保护而放弃开拓出口，转向价高利大的内销市场。
拉美国家最先开始踏上进口替代的道路。当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的幼稚工业在二战期间诞生后，为了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它们系统地设置进口壁垒，限制美国进口品的竞争。这种做法后来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仿效。二战结束后，大多数新独立国家都走上了这条道路。然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例如，印度是一个严格执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但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四个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它的人均GDP只比以前高出几个百分点。智利是另一个突出的事例。它在二战后实行强力国家干预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但并没有提高工业化速度，反而使智利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1973年9月智利军政府上台以后，取消了进口限制，降低了关税税率。经过10多年起伏不定的转轨期，智利从1983年开始出现了稳定的强劲增长。1984~1994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6.4%，超过 1952~1970 年GDP年平均增长率（3.8%），也大大超过了其他拉美国家。
和前述国家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相反，东亚一些国家则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又称新重商主义战略。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就采用了适度的关税保护和进口限制以及本币低估的政策来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创造了高速增长的“日本奇迹”。随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也在这种战略的支持下开始了高速经济增长。
为什么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发挥作用呢？根据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分析，最重要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发展程度低下，通常是由于缺乏熟练的劳动力、企业家、管理人才和社会组织方面存在问题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贸易保护政策非但不能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创造出竞争力，相反会使这些部门和企业效率下降。而且，进口替代战略还会因为给予少数受到保护的精英企业获得垄断利润的特权，而使二元经济及收入分配不均和失业等问题加剧。[1]正因为此，进口替代的思路受到广泛的批评。
而作为外向型经济低级阶段的出口导向政策或新重商主义政策又为什么是必要的呢？新贸易理论指出，除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对于一个国家能否从对外贸易中取得利益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为新兴国家企业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较高标准的生产效率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不过，当发展中国家在成长壮大、规模经济已经获得以后，关税、汇率等保护措施由于妨碍了自由交换，就会从发展的动力变成阻力（表8.3）。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从国际经济关系中取得利益，就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实现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关系等其他方面的自由化。
表8.3 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的优劣比较
资料来源：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88~892页。
8.1.2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所谓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指商品、服务、资本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不断增加，障碍逐渐降低和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技术进步，特别是运输与通信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运输与通信的成本，从而使经济活动的市场半径大大扩展，资源配置得以从一国之内扩展到国际之间。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2007年，全球7.9万家跨国公司建立了79万家国外分支机构，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5万亿美元，全球外国子公司的附加值（总产值）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1%，雇员人数达到约8 200万人。[2]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其生产经营活动，以便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环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生产经营活动从纵向一体化趋于扁平化，企业的内部分工变为企业间的分工。相应于此，国家之间的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变为产业链条内的分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得以加入某些原来完全由发达国家的企业掌握的产业链。例如，一些美国公司将其呼叫中心、研发（R&D）等业务外包（outsourcing）到遍布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得以参与相关产业的业务活动。[3]
第二，跨国投资迅猛增长，2007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18 330亿美元，比1982年增长了约30倍；流出量达19 970亿美元，增长了约73倍。大东亚地区出现了明显的跨国产业梯度转移现象，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从日本转向“四小龙”，再转到“四小虎”，再转到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第三，各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由以往限制为主转向鼓励为主。自 1992年到 2007年，超过100个国家调整了对外资的政策，转向更加有利于FDI进入的政策。双边投资协定从1980年的181个增加到2007年的2 608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从1980年的719个增加到2007年的2 730个。
第四，随着国际贸易壁垒不断削减，国际商品贸易高速增长，1980~1995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6%，服务贸易异军突起，1980~2007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8.1%，均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各国贸易依存度均呈提高趋势。
第五，产业内贸易、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国际贸易整体增长速度，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
第六，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不断强化。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为代表，将经济全球化规则从以往的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对成员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发展中国家以往用于保证出口导向战略成功的一些产业扶持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难度相应增加。
8.1.3 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上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载入史册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丰碑。但是从朱元璋在1368年称帝时起，明朝就把实施海禁作为基本国策，濒海民私“寸板不得下海”。16世纪，西欧国家开始了航海时代，但逐渐衰落的明朝却实行了更严厉的闭关自守的政策。到了清朝，继续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施行“海禁”，禁止船只、人员、货物的出入，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直到西欧国家正处在产业革命高潮中的1793年，中国的乾隆皇帝在回答英国国王要求建立通商贸易关系的信函中还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4]明清两代几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困落后；而在这二三百年内，西欧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各国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国际市场的开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9年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依次经历了五个不同的战略阶段。
1.1949~1971年：闭关自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设想要建立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但是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随后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实施的封锁，使中国不得不与西方世界隔绝开来。1956年以后，适应国内经济的集中计划体制，按照列宁“对外贸易全部实行国有化”[5]的外贸垄断制的原则，建立了以国家高度垄断为特征的对外贸易体制，即由各行业建立的国营进出口总公司[6]统一经营所属行业的进出口业务；进出口按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进行，出口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进口实行计划调拨销售，由国家财政统负盈亏。在这种体制下，进出口贸易的功能被定位在“互通有无”和“调剂余缺”上。
1958年发动“大跃进”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同苏联的关系恶化以后，中国领导人愈发强调“自力更生”，在国内鼓励各个地区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更是进一步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从那时起到20世纪70年代，对外贸易处于停顿不前的状态（表8.4）。
表8.4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1953～1977）
资料来源：关贸总协定《国际贸易》，转引自N. Lardy1994：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世界经济中的中国》），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p.2。
2.1972~1978年：进口替代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在工业、技术、管理等各方面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变得愈来愈大。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长期闭关锁国的危险性，于是有了1972年与美国的关系松动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开始转向与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的政策。特别是在 1977~1978年的“洋跃进”[7]中，进口了许多套大型工矿设备，仅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包括22个大型项目在内的78亿美元的化肥、冶金等成套引进项目合同。进出口贸易也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2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63.0亿美元增长到1978年的206.4亿美元。但是即使在这时，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仍然不是建设开放经济，而是希望通过进口替代，建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
3.1979~1993年：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领导人总结过去的经验，深切地认识到闭关自守只会阻碍和损害中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8]“历史的经验说明，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9]
邓小平领导的对外开放采取的战略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外经济战略不同，不是进口替代，而是出口导向。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人就为东亚地区的日本及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四小龙”等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整个经济高速成长的经验所吸引，决定采取出口导向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国在劳动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以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制成品出口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在1978~1993年期间，具体执行的政策实际上是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结合，是一种逐步转向出口导向的过渡状态。
逐步转向出口导向的一个重要征兆是，同时实行双重汇率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一直实行外汇计划定价和计划分配的制度。和进口替代战略相配合，采取的是本币高估的政策。改革开放开始时，人民币的官定汇率处于1.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高位。1980年10月，国务院决定允许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通过中国银行在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2.8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10%的浮动幅度内进行外汇调剂交易。这样就形成了官方市场和调剂市场并存的外汇市场双轨制。1985年以后，首先在深圳等特区，随后在其他省市普遍设立了外汇调剂中心。同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外汇管理部门买卖外汇。调剂汇率也逐步放开。浮动幅度限制完全由调剂市场的供求情况决定。
4.1994~2001年：全面的出口导向
此后，外汇市场的双轨制通过两条途径向单一市场并轨：一是人民币的官方汇率逐步贬值。到1993年末，人民币官方汇率贬值为5.8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二是调剂市场的成交额占全国贸易外汇成交额的比重不断提升。到1993年末，该比率达到80%。
外汇市场和外汇汇率的双轨制，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也导致了不平等竞争，并造成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这样，中国政府决定，1994年1月1日起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将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元人民币兑1美元大幅贬值为1994年1月1日的8.70元兑1美元。此后又将外商投资企业也纳入银行的结售汇体系。
1994年的外汇改革意味着全面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口的迅猛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图8.1）。
图8.1 中国出口总额（1992~20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5.2001年加入WTO： 走向全面开放
中国原来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的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这一行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决心。在2001年11月正式获准加入WTO以前15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多方面采取措施，如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壁垒、废止进口配额、完善法律和执法系统，使中国更加适应于WTO的要求。
专栏 8.2 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是在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的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组织。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经过多次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了多项双边协议，大大推进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然而，GATT组织过于松散，没有多少实际权力来执行自己的决定。在1994年4月15日的GATT乌拉圭回合部长级会议上，签署了于1995年1月1日生效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决定“建立一个完整的、更有活力的、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
自由贸易是WTO的基本宗旨。实现这一宗旨的途径是：“各成员国在处理其贸易和经济关系时，应当确保充分就业，提高收入和扩大有效需求，扩大货物与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以可持续的方式充分利用世界资源，保护和维护环境”；“作出积极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其经济相应的份额”；“通过达成互惠互利协议，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消除歧视性待遇，为实现上述目的作出贡献。”
WTO的基本原则是继承GATT基本原则（主要来源于1994年签署的总协定），历经多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这些协定和协议所包含的原则包括：（1）缔约一方给予任何一方的优惠，也给予所有缔约方；（2）缔约方之间相互保证给予对方的自然人、法人和商船与本国自然人、法人、商船相同的待遇（国民待遇）；（3）缔约一方不得对任何缔约方实施歧视性待遇，要使所有缔约方能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贸易；（4）关税是WTO所认可的唯一合法保护方式，缔约各国应不断降低关税的总体水平；等等。
WTO较之关贸总协定的一项改进是，它的所有协议对成员国都具有约束力，并且建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来为争端寻求解决办法。DSB具有独断的权力建立专家小组（Panel），通过专家小组作出上诉报告，保持对裁决和建议的执行和监督权，在建议得不到执行时授权采取报复措施。
WTO现有140多个成员国。中国既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又是自始至终全面参加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国家。经过15年谈判后，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WTO。
根据汪尧田、周汉民《世界贸易组织总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素巴猜、克利福德《中国重塑世贸：WTO总干事解读入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编写。
自2001年加入WTO至今，中国政府信守在加入WTO时所作出的广泛承诺，对外贸体制和外贸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目前，中国对外经济在法制建设、透明度、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和保护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到一个以多边规则为基础、全面提升开放水平的新阶段。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新阶段的要求，中国需要全面调整有关的政策。这种调整进行得如何，不但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而且对国内经济也会发生重大影响（见本章8.5.1和第10章10.3和10.4）。
8.2 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外贸垄断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最基本的内容。
8.2.1 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
从1979年开始，中国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下的外贸体制向市场化的外贸体制转轨。
1.逐步打破外贸垄断制
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外贸易最主要的特征，是实行列宁的“对外贸易垄断制”，即外贸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全部国有”。对外贸易由仅有的12家直属国家对外贸易部的外贸总公司垄断经营。因此外贸改革的首要步骤，就是打破外贸垄断制。在中国，这一改革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
（1）下放外贸审批权。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央政府逐步扩大了地方政府和中央行业部对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权，对设立外资企业的审批权，对来料加工、三来一补的审批权。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逐步开辟了有直接外贸经营权的口岸。
（2）批准成立了各工业部所属的外贸专业总公司，授予一批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以外贸自营权。除少数大宗的、有关国计民生和具有战略意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的出口商品及有特殊要求的出口商品继续由外贸部所属外贸专业总公司经营外，其余商品由外贸企业的地方分公司和工业部门有外贸权的企业经营。
（3）赋予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外贸权，即外商投资企业有权经营企业自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等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
（4）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
2.降低关税保护水平
1982年中国关税平均法定税率高达56%，1992年下降到43.2%，以后下调速度加快（图8.2）。在加入WTO后的三年过渡期末，中国的平均税率已达到与WTO其他发展中成员相当的水平。
图8.2 中国平均法定关税税率下降的轨迹（1991~2001）
资料来源：拉迪（2002）：《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表2-1及其他资料。注：图中的税率均按未加权计算。
3.逐步取消进口配额和许可证限制
中国所使用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贸易权限制、进口配额、许可证、进口替代名录、特定商品进口招标要求，以及质量与安全标准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对外开放以后，仍然广泛使用配额、许可证等手段来限制进口，到20世纪80年代末许可证商品达到53类，占所有进口商品的比重高达46%。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减少许可证商品的种类，到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不到4%的应税进口商品受进口许可证的限制。在签署WTO的议定书中，中国政府承诺取消所有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在加入WTO后2~4年内逐步取消对科学仪器、建筑设备、农业设备、医疗设备等四大类产品进口的强制性招标要求。
4.改革外汇管理体制
在传统内向型计划经济体制下，进出口等对外经济活动由计划调节，外汇由行政分配，汇率的作用十分微弱。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汇率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影响日益显著，1981~1993年期间，政府对官方汇率作了多次调整。1994年中国实现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的人民币汇率并轨，并用了3年时间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本章8.1.3）。
8.2.2 对外贸易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改革行政垄断性的外贸体制，实行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贬值，推动了一般贸易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对用于加工贸易活动的进口品实行保税监管政策，同时除少数敏感商品外，取消加工贸易合同项下货物进口的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壁垒，避免了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贸易的扭曲，有力地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大发展。
1978~2008年的3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规模提高了123倍。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成为第2大出口国和第3大进口国，一些重要商品的进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一个重要成员（图8.3）。
图8.3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78~201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注：1979年及以前为外贸部业务统计数，1980年及以后为海关进出口统计数。
加工贸易是贸易扩张的重要原因。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的平均速度。外贸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除了中国经济规模扩张并由此导致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了“三来一补”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行“大进大出”的开放战略。由于这一战略适应了国际上产业转移的形势，发挥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加工贸易具有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以来料加工方式为主和以沿海地区为主的基本特征，目前加工贸易已经占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
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贸易依存度[10]也不断提高，在2005年达到63.0%的高位，出口依存度亦达到33.8%（表8.5），此后有所回落。与世界各国贸易发展趋势相比较，第一，中国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是符合国际趋势的，世界平均的出口依存度从1970年的14%提高到2007年的约24%；第二，如果考虑到各国GDP构成的差异，中国制造业的外贸依存度低于德国等发达国家，也远低于新加坡等所谓“小国开放经济”；第三，高比例的加工贸易使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数据高估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第四，如果剔除汇率的影响，2000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贸易依存度，中国的开放程度（8.5%）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8.4%），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16.7%）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8.7%）。[11]加入WTO后的2002~2007年期间，中国的出口取得了年均28.8%的高速增长，出口依存度在大国经济体中处于较高的水平。
表 8.5 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1978～2012）
（占GDP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尽管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乃是要素禀赋极不均衡这一基本国情的反映，然而净出口（出超）增长过快，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仍然引起了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
除此之外，这种靠大量出口附加值很低的加工产品挣取外汇的贸易方式，由于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也是不能长期持续的。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面临着调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章8.5.1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8.3 经济特区的构建和开放地区的扩展
中国在确定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战略以后，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执行“四小龙”式的出口导向政策，需要有能够大量生产适合于发达国家市场需要的出口产品的生产基地，中国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却缺乏拥有所需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的生产企业，而先进的企业只有在良好的经营环境中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所以，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从培育具有良好经营环境的对外开放基地入手。
中国领导人从“四小龙”的成功做法中得到启发[12]，采取了建立经济特区和区域推进的办法来实施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的意义在于，中国幅员广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要在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是不可能的。而利用深圳等沿海城市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就可以营造市场经济的“小气候”来与世界市场对接，吸引外商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发展外向型产业，而且这对全国的改革开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沿海地区为战略重点，分阶段、分层次地逐步推进的。
8.3.1 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基地——特区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从一些沿海城市起步构建对外开放基地：
（1）1980年5月，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2）1980年8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的经济特区。国家对特区各类企业的自用货物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对国外进口的商品实行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特区自产的商品在区内销售，也减半征收工商统一税。
（3）1984年5月，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包括防城港）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给予外资企业与经济特区相类似的某些优惠待遇。
（4）1985年2月，又确定把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闽南的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列为经济开放地区。
（5）1988年4月，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
至此，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全方位对外开放基地的总体布局基本形成。
建设对外开放基地的重要意义在于：
第一，这些对外开放地区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区。据统计，1980~1990年期间，深圳等4个特区10年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超过300亿元。14个沿海开放城市在“七五”（1986~1990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已投产“三资”企业2 000多家。对外开放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强劲发展。沿海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年的外贸出口额近400亿美元，约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2/3。
第二，这些地区的对外开放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高速增长区。大开放引进了大外资，推动了大外贸，带来了大发展。最早确立的深圳等4个特区，1985年工业总产值只有55亿元，到1990年就达495亿元，5年增长8倍多，平均每年增速高达50%。
第三，这些地区发挥了外引内联的功能，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枢纽。它们一方面可以吸收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大力发展出口贸易，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可以把它们逐步向内地转移，推动内地的发展和振兴。
第四，更重要的是，上述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成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试验场。它们汲取发达市场经济的经验，大胆探索新的经济制度和政府管理经济的新体制，为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样板，提供了借鉴，成为改革的试验区。
专栏 8.3 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
苏州工业园区是根据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1994年2月签署的《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书》建立的。与国内其他开发区相比较，苏州工业园区的特点和优点是：学习运用新加坡公共管理的经验，把园区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城。在中新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同时，签署了《关于借鉴运用新加坡经济和公共管理经验的协议书》。为了传授经验，转让“管理软件”，新加坡方面设立了“软件转移办公室”，苏州方面设立了“借鉴办公室”。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苏州共派出80多批1 200多人次赴新加坡学习。正是这种既结合国情又汲取了发达国家经验的制度化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外资企业的投资环境，这对于苏州工业园区成为亚洲著名的工业园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高效、廉洁和服务型的政府与具有“亲商”即为客商服务观念的公务员队伍。园区管委会在组建时，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和人员定编，部门和人员数量只是同类行政区划的三分之一。管委会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从人事、财务、基建到政府采购等方面的严格规章制度，并从 1998 年开始实行普遍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和服务体系。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1997年，园区根据新加坡模式和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趋势实施新的公积金制度——个人账户积累制，规定园区内企事业单位必须将员工工资总额的25%会同单位拿出的同额的钱存入本人账户，该公积金存款用于职工养老、大病社会统筹，以及购房、医疗和失业救济。这一社保制度不但使园区内员工受益，而且也吸引了高素质人才来园区工作。
（3）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式。园区对人力资源选择了面向全国的市场化配置方式。园区管委会通过制定劳动管理暂行办法和就业许可证制度，既规范了劳动用工的管理，又促进了人才的有序流动。园区还设立人力资源开发公司来主动为客商提供国际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工作。
（4）超前开发的大众住房和配套完善的社区服务。借鉴新加坡发展公共组屋的经验，园区推出的第一个2 500套大众住房项目，因房屋质量上等、售价合理，深受员工欢迎。邻里中心是园区在服务业及其经营管理方面，借鉴新加坡经验而兴建的一种新颖的社区服务形式，它由政府投资兴建，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集商业、文教和社区服务为一体，为周边居民提供综合性的生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