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园区管委会一方面严格执行中国有关涉外的经济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编制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外商投资管理办法》和《公积金管理普通专户管理细则》等44项管理办法或法规性文件，其中40项已批准实施。
另外，园区管委会在环境保护、劳动关系、职业教育和海关管理等方面也有许多独到而有效的管理办法和经验。
根据王晓宏等的《苏州工业园区“亲商服务理念”解析》（《苏州日报》，2004年5月15~17日）等资料编写。
8.3.2 20世纪90年代：对外开放的区域性扩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四沿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沿海是指侧重发展从渤海湾到北部湾的整个沿海地区。（2）沿边是指重点发展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边境地区，以加强与独联体各国的经贸交流。发展云南和广西的边境地区，开通通往南亚和东南亚的商路。（3）沿江是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着重推动重庆以下长江流域的全面开发开放，以此贯通东西，辐射南北。（4）沿路是指作为连接欧亚“大陆桥”的一部分，在中国境内从东部港口至新疆阿尔泰山口这段铁路的沿线地区。
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内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沿着两个主要方向展开：
首先，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逐步把长江两岸建成中国继沿海以后的又一条大的开放带。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中国政府于1990年4月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所说，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它所辐射的长江流域是中国最大的产业密集带之一，长江两岸早已形成了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一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综合性的工业基地。由于这一经济带技术实力雄厚，腹地范围广阔，它完全可以更大范围、更高起点地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工作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于1993年决定对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五市也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这样，以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为龙头，强化了龙头的巨大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也使长江流域的最大产业密集带，在龙头的带动下，有可能迅速腾飞。
其次，是加速内陆地区的开放步伐，进一步开放内地沿边城市，推动内陆地区经济的发展。内陆地区有发展的地域空间，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充分开发利用，以对外开放为先导，以开放促开发、促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决定开放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西宁、贵阳、银川等11个省会城市，同时又把沿海沿边省份的4个省会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和石家庄作为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为上述省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这样，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8.3.3 世纪之交：以开放促开发，加速内陆地区及环渤海地区发展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促进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此，对在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行业准入、税收等方面提供了更加优惠的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投向西部地区。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举措。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旨在通过扩大开放，提高东北经济的外向度，促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产业转型，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2006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批准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中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天津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是：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了执行这一重大决策，国务院决定对中部地区加强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政策支持力度，支持一类口岸建设，建好出口加工区，引导加工贸易向中部地区转移，引导有条件的中部企业“走出去”和扩大中部地区企业劳务输出的规模。
8.3.4 经济特区的发展前景
对于经济特区的功能和前景，一直存在着争论。
最初的争论焦点在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20多年来经济特区的发展表明，它适应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过程中政府管理能力和国内体制的要求，保证了改革开放从局部向全国的顺利推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窗口”与“试验田”的作用，成为中国利用外资、增加出口的基地，同时也成为建设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基地。所以，现在还认为建设经济特区的决策错误的人已经很少。
但是，当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小气候”已经成为“大气候”的时候，特区的功能是否应当改变，就成为一个新的争论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初步形成。随着原来在经济特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在内地不少地方逐步推行，这时国内就出现了特区还要不要“特”的争论。对此，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重申：“那种认为在全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形势下，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削弱甚至可以逐步消失的看法，是不对的”，“毫无疑义特区还要‘特’。”问题在于，“原来主要靠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而形成的特区的一些特色，自然要有所变化。”“但保持特区优势的立足点和重点不应再放在这上面了，而主要应通过深化各项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全面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完善投资环境、增进经济效益、健全法制规范，使整体经济水平再上一个台阶。”[13]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建立和加入WTO，继续对特殊经济区内的企业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不利于形成平等竞争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也不利于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中国政府在加入WTO后承诺，将不再在特殊经济区实行有悖于国民待遇等WTO原则的政策。这就意味着，经济特区的功能，将主要表现为通过率先进行制度创新来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8.4 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营建对外开放基地的核心任务，在于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的技术、获得国外企业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及世界市场的营销渠道。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较快地实现。[14]因此，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8.4.1 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大力引进外资，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表8.6）。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近66万家，外商投资总额近8 800亿美元。1993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位列发展中国家吸收FDI第一位，2002年中国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表8.6 来华外商直接投资情况（1979～2012）（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比起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增加，意义更加重大的是它的素质也有了提高。
1.国际大财团、跨国公司投资比重的提高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开放地区范围较小，土地使用费和劳动力比较便宜，国家又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对低层次的小型投资有较大的吸引力。随着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这些成本优势正在弱化，而它们的地理位置、投资环境、基础设施、零部件供应、服务体系、人才素质、科技水平、政府的办事效率等方面的功能优势逐渐凸显出来。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营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在沿海地区的投资比重有所上升。到21世纪初，全球5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绝大多数已经在中国拥有投资项目。
2.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比重增加
由于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比重上升和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加，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聚集，使这些地区成为对国际市场有重大影响的IT产业集群（clusters），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IT产品生产国。
3.高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加速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利用外资整体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比例偏低，只有30%左右（图8.4），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入则一直以服务业为主，比重甚至超过了60%。从来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可以看到，制造业占有主导地位。一直以来，即使技术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它们的在华经济活动也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即加工和装配，而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服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则很少在华设立中心来开展业务。在服务业利用的外资中，近五成是房地产。
图8.4 来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截至 2007 年底）（%）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中国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情况开始有了改变。其中一个明显的表征是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究和开发（R&D）机构。最先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是信息通信设备制造业，随后，医疗器械和制药业、化工产品制造业等技术密集产业也加入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行列。据相关研究报告，到2008年末，外资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已经超过1 200家。其中，设立研发机构最多的是非金融类500强跨国公司。在2000年前，这类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不足100家，到2008年末已达340家。据联合国贸发组织调查，62%的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2005~2009年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首选地，而且势头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15]
4.外商直接投资向内陆扩展
尽管中国政府鼓励外资投向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但在2002~2006年的5年中，东部沿海地区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却持续提高，2006年达到了90.3%（表8.7）。外商直接投资之所以出现这种地区分布特点，有着深刻的原因。第一，中国的开放始于沿海，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更加开放；第二，来华外资大多从事“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其原材料、配件要从海外进口，市场也在国外，这一特性要求其布局指向沿海地区；第三，沿海地区形成了较好的投资环境，这包括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政府公共服务等。
表8.7 来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2002～2010）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年鉴》编辑部：《中国商务年鉴》，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各年。
注：2007年统计中单列了“有关部门”。这部分没有分解到各地区的外资占比为 10.5%。表中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总人口占全国的41%；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总人口占32%；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总人口占27%。
随着西部开发的展开和西部投资环境的改善，90%左右的外资投向东部地区的情况从2007年起开始有了改变。这是一个更可喜的发展趋势。
8.4.2 对本土经济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对中国本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使市场竞争环境的优化
外资企业长时期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对竞争规则透明的要求是多数企业对经营环境最主要的诉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以对外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来回应这种诉求。例如，以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吸引外商。但是，长期只对外商实行优惠政策，一方面意味着把本国企业视为二等公民，另一方面也并不符合外商企业注重公平竞争环境的要求。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对税费政策进行了调整，如废止工商统一税，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取消外资企业免税进口小汽车优惠，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等，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建设公平、法治的市场环境方面。特别是一些经济特区（如苏州工业园区）和开放城市（如深圳市），更是把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健全市场制度作为工作重点，起到了示范作用。
为积极改善投资软环境，中国政府在以下几方面采取了措施：一是大力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法律环境，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保持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创造统一、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二是维护和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坚决制止对外商投资企业乱收费、乱检查、乱摊派、乱罚款，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行为，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制度。三是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四是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和配套产业。五是进一步鼓励、促进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根据国际惯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便增加中国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和规范各方面的行为，鼓励外资进入和把它们引入正常的轨道。199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2年和2007年，两次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适应国际经济新形势。2000年以来，中国按照加入WTO谈判中的承诺，先后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企业法》，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在外销比例、本地含量、外汇平衡、技术转移和设立研发机构的要求，为在上述方面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加强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一项贡献是，带来东道国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并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提高东道国经济效率与竞争力。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是促进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于东道国而言，最大的不确定性则是外商直接投资有可能在两个领域对国内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一是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中对本土企业成长产生“挤出效应”；二是在金融和其他要素市场，通过减少本土企业可以获得的资金或其他要素，或提高本土企业获得这些资金和要素的成本，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16]
东道国政府应当通过恰当的政策措施存利去弊，在保护外商合法利益的同时，减少和防止外商投资对本土企业发展的消极影响。
早期，中国对外商企业内销进行严格的限制，随着开放的不断深化，这种限制逐渐减少。中国加入WTO后取消了所有内销限制。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市场占有额迅速扩大，兼并和收购了部分中国企业，如何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保护和促进本土企业发展成为一个需要应对的问题。这种情况引起了部分人士的疑虑，他们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既丢了市场，又没有换来技术”，于是，提出要限制外商的进入，以便保护民族工商业。
对于“市场换技术”这个中国开放早期提出的口号需要进行分析。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中国对外商的主要吸引力在于中国有广大的市场。从30年来的实践看，让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确会让出一些市场，但总的说来是利大于弊，有利于生产技术的迅速提高和本土产业的健康成长。这里的关键，是政府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本土企业要付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艰苦努力。凡是这样做了的企业和产业，外资企业的进入和必然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都大大加快了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市场的完善和竞争的加强能够发挥其奖优汰劣的筛选功能，使有竞争活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得地利、人和之利的本土企业不但不会衰败下去，反而会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发展壮大。
现在已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对外资企业开放的确起了这种积极作用，加快了市场制度建设的进程，也缩短了本土企业掌握先进技术的时间，或者建立了进一步赶超的技术基础，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开始涌现。
当然，在某些领域中也存在“丢了市场、却没有换来技术”的现象。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需要作具体分析。从大量实例来看，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除了各级政府符合国际惯例保护本国弱小企业的措施不够落实外，主要是由于：（1）在开放和改革之间出现了不相衔接的情况，一些本土企业经营管理未上轨道，经营条件不如竞争对手，因而无法与外资企业竞争。（2）由于旧的资金供应体系已经不能有效运作，而资本市场发育不足，使得本土企业无法解决对它们生死攸关的资金筹措问题，而外资企业则可以凭借自己的资本优势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的便利条件，挤垮或吞并本土企业。（3）由于一些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没有到位，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压力、动力和能力，没有能够做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4）一些国有企业没有建立起激励兼容的薪酬制度，致使精干人员流失，部分人员加盟外资企业。（5）有些政府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吃里扒外”，协助个别外商企业打压本土企业。以上这些，都使本土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政府要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采取以下符合国际惯例和WTO规则的政策措施：（1）确保国内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外资企业的倾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2）在那些对规模经济敏感的行业，对本国的幼稚工业进行适度的保护；（3）对国内急需发展的产业采取国际惯例允许的形式（竞争前研发补助），支持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本土企业自身必须尽一切努力，抓住机会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主要来自于：（1）完善企业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2）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便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技术和管理的“溢出”效应；（3）提高战略管理能力，逐步形成全球竞争视野，等等。
而面对争论，人们有两种选择：一是放慢开放的速度，甚至把已经开放的大门重新关上，以便保护本土企业；二是加快经济体制、法律体制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改善经营环境，以便支持那些有活力的企业站住脚跟，在公平竞争中取胜。无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前一种办法都是不可行的，它不能使我们找到真正的出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要保持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即使真能做到，由于不能通过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发展自己，无法利用国外的最新成果，也跟不上正在飞速发展的技术革命潮流。过度保护只能使本土企业变得愈来愈落后，最终只有垮台一途。我们应当采取的是第二种办法。这就是一方面完善各种涉外立法，防止外商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中国企业；另一方面，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改革，使企业的自身机制和创新能力持续进步。这样，不但能够在开放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还能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引进—吸收—再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本土企业脱颖而出。它们的涌现，证明了开放政策的正确性。
8.5 中国对外开放前景
正如本章8.1节所指出的，各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出口导向政策所指引的对外开放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需要进一步实行全面开放，而走向全面开放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并不容乐观。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困难形势。要想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只有通过深刻分析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确立正确可靠的发展目标和措施并付诸实施，才能将中国经济发展推向更大的成功。
8.5.1 当前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重大挑战
1.出口导向政策需要作出调整
正如本章8.2.1中指出过的，由于中国有一支素质良好、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大军，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依靠政策支持扩大出口的做法的消极作用日益突出。问题在于在条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培育出一支人数众多和具有相当强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专业队伍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只能为外国制造业提供“物美价廉”的简单劳动，而不能转变经济增长和外贸经营模式，提高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使自己的人民从发展中得到更大的实惠呢？
继续维持出口导向政策不作调整，会造成以下的问题：
第一，出口商品附加值低，只能靠数量扩张取得微薄的利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主要出口初级产品。30年来，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不断改善，出口结构从开放初期以初级产品为主迅速转变为以制成品为主。到了世纪之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虽然20多年来，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机电产品在中国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的一些机电产品如信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相当一部分中国出口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机电产品，其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是从国外进口，最终在华完成组装的。因此，中国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依然处于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的环节。目前，中国出口的加工制成品，很少包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又缺乏自己的销售网络，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很低。以加工贸易为例，2006年在中国的增值率只有37%，有些加工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只有3%~5%。[17]
第二，出口产品结构的低端特性，使中国出口面临日益严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的制约。
WTO成员通报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和卫生检验检疫措施分别从2002年的571项和612项增加到2006年的990项和1 155项，年均增长 21.7%和 24.9%。据中国商务部的调查，2005 年中国有15.13%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在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产品由于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而遭受直接损失，直接损失的金额达到691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年出口额的9.07%；企业为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所增加的生产成本为217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国出口贸易额的2.85%；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中国企业造成的出口贸易机会损失高达1 470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年出口额的19.29%。[18]
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是中国出口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但是，中国出口产品升级面临本国出口企业缺乏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积极性和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双重制约。从中国的贸易对象国方面来看，跨国公司掌握着全球85%以上的专利，它们利用其知识产权，一方面收取很高的专利费，另一方面作为限制其竞争对手的工具。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明确了各成员国在国际贸易中保护知识产权的责任。日益加剧的专利标准化[19]趋势，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处境更加困难。随着中国出口产品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产品升级，中国已经日益感受到知识产权的制约。例如，中国出口的DVD机，支付给跨国公司的专利费超过总价格的三分之一，本土品牌的DVD机已经不堪重负而难以出口。另外，中国的出口还受到贸易伙伴国知识产权法律的限制。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美国超级301调查和337调查最多的国家。
第三，这种贸易方式使中国受到愈来愈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
中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人均资源的占有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附加值很低的加工产品为主的出口数量扩张，加剧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对外贸易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双重作用。从积极方面看，中国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资源、能源，缓解了国内供给的不足。从消极方面看，对外贸易也加剧了中国在资源、环境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因为随着大量“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这些消耗，相当一部分是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能源、资源消耗的“替代”，是对世界能源、资源供应的贡献。[20]这样，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加工品导致了中国“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的消极后果。
近年来，国内工资成本上升、能源紧张、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全球变暖等问题突显。转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对外贸易方式，变得更加紧迫。对外贸易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按照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相应地作出调整。[21]
第四，中国出口面临的贸易条件和国际市场环境日益恶化。
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国际市场份额快速提高，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但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经贸环境日益严峻。一方面，在很长时期内，人民币币值低估，意味着中国出口品的人民币价值被低估，进口品的人民币价值被高估。另一方面，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居于全球首位，使中国近年来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由于处于东亚生产网络的下游环节，是东亚地区对欧美顺差的“二传手”，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现象更为严重，中国是美、欧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针对中国的贸易磨擦持续上升，加之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15年的所谓“非市场经济”条款[22]，中国企业在应诉反倾销调查时处于不利境地，中国成为进口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国。此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在很多国家抬头。由于产品档次、价格和市场份额、双边贸易不平衡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目标，这就会使中国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
中国出口导向战略还面临导致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并蕴涵着极大的金融系统风险。根据东亚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中国亟需转变增长模式，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第10章10.3和10.4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8.5.2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定位和新目标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是当代世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需要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如何调适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为中国经济准确定位，就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上述挑战的压力首先来自中国自身。第一，如上所述，中国对外部资源、能源的依赖程度过高，保障资源、能源安全的压力增大，提高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地位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出口导向的开放战略亟待调整。第二，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宏观管理面临挑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现象较为严重，国际收支顺差特别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迅速攀高，外需（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过大，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自主货币政策空间受到挤压，推动了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
其次，中国经济处于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中。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合理、不公平性再次暴露无遗，国际金融体系迫切需要改革，但新体系的蓝图尚付之阙如。第二，多哈回合迟迟未能取得进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可能引发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第三，全球变暖问题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将对各国的政策、产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而言，其国际责任将迅速增大。第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问题、服务市场开放问题、贸易顺差问题等的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
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为实现新目标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步骤，意味着中国全面接受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同时，大幅度降低关税与取消非关税壁垒，对战略性行业的贸易保护程度大幅降低。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减少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中国创造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以便吸引国际上的资本、技术、人才来中国集聚，建设开放型的经济。
2005年7月的外汇改革，是指向新目标的另一项重大步骤。自2002年开始，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2005年7月21日，重新恢复人民币汇率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到2008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升值约18%，但是，由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持续多年贬值，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的升值幅度较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在短时期内大幅升值，人民币有效汇率在2008年7~9月间升值幅度超过7%，对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压力。面对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参与到货币贬值的“竞赛”之中，而是采取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
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政府公开宣示的方针，中国对外经济战略调整的基本方向无疑是指向进一步实现全面开放。尽管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可能在短期内放慢，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代世界的主流，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与趋势不会逆转。因此，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8.5.3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前景
在新形势下，中国未来的对外开放战略目标将进行重大调整，从以往的“出口创汇”转变为追求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也从用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转向扬长避短，改善资源结构，以便利用全球资源效率的增长。
1.坚持互利共赢战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中国未来发展日益重要。中国的对外开放将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理念，不断改善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一，中国将在多边与区域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建立一个更加自由、透明、稳定的贸易、投资多边机制；第二，中国将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第三，中国将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沟通，理性处理贸易磨擦；第四，中国将主动承担与其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第五，中国将采取多种手段（援助、投资、合作等）改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2.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低成本制造大国，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较低的环节，未来开放战略中，要着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第一，中国应当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大力吸收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外商直接投资；第二，大力推进服务领域的开放，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第三，大力发展和提升服务外包。中国具有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中国将学习印度、爱尔兰等国的成功经验，采取得力措施发展服务外包，并致力服务外包产业链的高端升级。
3.利用全球资源促进自主创新
中国已经将推进自主创新确定为国家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坚持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利用全球资源促进自主创新。第一，中国将继续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第二，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积极作用，中国将为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通过竞争推动自主创新；中国将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华开展更高水平的研发活动；中国将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研发合作，引导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上下游合作；中国将在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基础上，鼓励人才的合理流动和公共技术信息的共享。第三，中国将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资源开展技术创新。
4.优化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的对外开放地区分布很不均衡，沿海地区集中了90%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加剧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将是未来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内陆地区开放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着力吸引市场寻求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
5.健全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机制
面对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因素持续增加的新形势，在对外开放中继续实现趋利避害，要求中国进一步完善、健全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机制。第一，完善开放型经济的宏观管理机制，为此，要实行有管理的弹性汇率机制、更加灵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第二，把握好开放的进程与风险管理能力，循序渐进地推进对外开放；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发挥国际合作机制在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第四，加强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和统计，防范“热钱”的冲击；第五，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1]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2001）：《国际经济学（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0~251页。
[2]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8：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 Overview（《世界投资报告（2008）：跨国公司和基础设施的挑战概览》）。
[3]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2005）：《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4]《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上谕档》。
[5]1918年4月22日列宁签署的《关于对外贸易国有化》的法令要求对外贸企业所有权、外贸管理权、外贸经营权实行“全部国有化”。
[6]直属中央外贸部门的总公司包括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等。
[7]中国自1977年开始执行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这个《纲要》对经济增长要求过急，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过多，与中国当时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因此又被称为“洋跃进”。
[8]邓小平（1984年6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9]邓小平（1984年10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0页。
[10]贸易依存度（trade dependence ratio)是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国际商品市场开放与依赖程度的指标，通常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从长期看，大多数国家进出口是平衡的，因此，也有人用出口依存度（出口额与GDP的比值）或进口依存度（进口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
[11]隆国强（2000）：《如何看待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0 年第 66 号，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8月10日。
[12]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派出了大批官员走访世界各国，寻求救亡图存和实现振兴的方策。邓小平本人在1978年10月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其中，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园区引入外资设厂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做法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使他坚定了对外开放的信心，并酝酿在毗邻香港的沿海城市建立经济特区。见李巨川（2008）：《裕廊山上那棵海苹果树》，载《苏州日报》，2008年5月13日。
[13]江泽民（1994）：《坚定不移地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65~866页。
[1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解决既要搞得快一些，又要不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就要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参阅邓小平（1979）：《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6页。
[15]《外资在华设研发中心成新趋势》，载《解放日报》，2009年2月13日。
[16]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9）：《1999世界投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的挑战》，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17]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经典事例。《华尔街日报》在2004年初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巩固美国的霸权》的文章。该文以世界最大的鼠标制造商罗技公司（Logitech)为例，说明中国的高速增长如何使美国受益。罗技是一家美国和瑞士合资的公司。它的制造厂设在中国的苏州。每年有 2 000 万个鼠标卖到美国。其中一种无线鼠标的售价是40美元。其中，这家公司自己分得20%（8美元），分销商零售商分得37.5%（15美元），还有芯片等元器件供应商分得35%（14美元）。而制造这些鼠标的罗技苏州工厂只得到 7.5%（3 美元），4 000多名工人的工资、水电费等生产费用全在这总价7.5%的销售收入中开支。《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罗技公司的苏州货仓可以说是当前全世界经济的缩影。”见Andrew Higgins： “As China Surges, It Also Proves A Buttress to American Strength”，Wall Street Journal, 2004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