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集中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以政府作为总管理处的“国家辛迪加”。政府对这家国家大公司实施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它直接在国有生产单位（“企业”）之间配置资源，决定它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于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成了“宏观经济问题”，而没有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微观经济决策开始程度不等地由企业自主作出，于是出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区别。这样，也就使我们有必要对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作专门的讨论。
10.1 宏观经济的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前，虽然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不分的原因有所不同，但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主流经济学也没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利率及其他物品的价格都具有充分的弹性，可以实时地反映它们的相对稀缺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个别市场上的供求出现失衡，也能够通过价格变化引导资源在各个市场之间流动，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和市场总体的均衡。所以，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总是相互协调的。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上述古典经济学理论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回应这一挑战的过程中，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0.1.1 凯恩斯革命与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总体均衡都建立在以下条件之上：
总供给=总需求
或：
消费+储蓄+政府收入+进口=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出口
如果从实物形态看，等式两边总是相等的。如果各种物品的价格都具有充分的弹性，能够实时地进行调整，在价值形态上两者也总是相等的，不可能发生总需求不足和导致经济危机。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危机为何能够发生时指出：上述推断只有从长期的观点看才是正确的。在短期内，价格如果不能立即调整到位，那么，宏观经济的短期失衡会经常发生。
自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就成为理论经济学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组成部分。前者考察家庭、企业等个体经济活动，后者考察整个社会的总体经济活动。
二战以后，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 1915~2009）等经济学家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短期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长期分析综合起来，形成了名为“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家主张建立一种“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体制：它以私有部门为基础，同时，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部门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张是，当出现总需求不足和经济萧条的情况时，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总需求来加以救助；反之，当出现了总需求过旺和经济过热的情况时，则主张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减少总需求来加以抑制。
二战后，英美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遭遇经济衰退时，通常都会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扩张性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缓解和消弭经济危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萧条得以缓解的同时，通货膨胀[1]（inflation）往往又接踵而至。这时，宏观经济部门就会转而采用紧缩性的政策来加以抑制。
10.1.2 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论争
坚持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常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经济学家——new classical economists），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并不认同凯恩斯的论点。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stagflation）。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干预政策是“滞胀”的根源，“滞胀”的出现动摇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心。这些经济学家在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提出了许多分析经济长期运行的有用理论和方法。
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包含两个要点：第一，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遵循的集体主义逻辑必然趋向于实行集中计划；第二，从宏观经济去寻找危机的根源是错误的，因为衰退乃是由微观原因造成的。而且，政府项目的扩大，只会窒息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的活力而增加困难。
货币主义的中心命题是：管住货币，其他事情让价格去决定。货币主义者认为，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不存在负相关关系；长时期的平均失业率由经济内生的“自然失业率”决定；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会使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发生变化，从而使实际失业率在自然失业率的左右，但最终仍然更收敛于自然失业率（专栏10.1图2）。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派别是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的理性预期学派。它的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建立在公众未能预见到政策后果、存在“货币幻觉”的条件下。然而，人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形成和修正自己的预期。在人们具有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干预政策就会失去效果。
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中，供应学派（supply-sideeconomists)是一个异数。他们并没有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把论述重点放在如何采取实际政策来发挥“供给方面”（企业方面）的活力。
面对西方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态势，1980年就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和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的里根采纳货币主义及供应学派的主张，采取了私有化、减税、放松管制等政策来刺激经济的活力，并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取得成效，使美国重新夺回了在汽车、电子等工业的霸主地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活跃程度大大加强。但是，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反驳，认为危机正是由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的。
专栏 10.1 菲利普斯曲线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宏观经济短期波动的分析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在“菲利普斯曲线”中得到了最简明扼要的反映。
1958年，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 W. Phillips)根据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的统计资料提出，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替换的关系：当物价上涨率较高时，失业率就较低；当物价上涨率下降时，失业率就上升（图1）。它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沿着菲利普斯曲线寻找一个最佳点，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缓解失业，或者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图1 菲利普斯曲线
根据弗里德曼的看法，长期中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货币供给的过量增长最终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失业率趋向于其自然失业率（图2）。
图2 预期的通货膨胀如何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移动
对于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来说，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完全不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早期，人们在尚未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和存在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的情况下，会增加投资和就业，但是当人们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就业水平又会回到自然失业率。由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对宏观经济部门的行为会产生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而不会受到货币幻觉的误导，失业率将始终保持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而不会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而改变。所以，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图3）。
图3 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在争论中，部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对老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作了调整。他们指出，由于名义工资和价格黏性（stickiness）的存在，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仍然是一条下斜的线。不过，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愈高，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也愈高。因此，政府不应当单纯依赖短期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因为这样只会导致通货膨胀预期提高和失业率提高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而应当采取改变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和扩大就业等措施来降低失业率。
根据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资料编写。
10.1.3 宏观经济的长期分析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历史变迁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的短期分析方面，在其他方面并非那么水火不相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问题都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在讨论宏观经济的短期问题时，我们着重分析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因素，即问题的需求方面；在讨论宏观经济的长期问题时，我们就要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供给方面去，研究它的长期增长是靠哪些力量支撑的，或者说，它的增长模式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下，自然资源、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区别。
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西方国家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前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投入实现的，由于自然资源数量有限，经济增长也十分缓慢。据此，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认为，一旦自然资源无法支撑由人口增长造成的需求增长，人类就会陷入穷困的陷阱当中。产业革命打破了马尔萨斯的预言。在那以后，西欧和北美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表10.1）[2]：
表10.1 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演进
（1）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的早期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随着投资率的不断提高和投资回报递减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最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2）自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以后，西方国家进入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时期。
（3）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是靠国民经济的信息化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推动的。
一个国家能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往往与它采取何种经济增长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以下，我们将按照先短期分析、后长期分析的顺序，讨论中国转轨期间的宏观经济。
从短期的观点看，在1978年末改革开放以来至2008年的30年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反复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10.2 1979~1996年间的四次经济波动
10.2.1 通货膨胀是转型国家的普遍问题
不但中国在转轨时期遭遇到多次通货膨胀，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章1.4里已经谈到过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遇到过通货膨胀的困扰。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是造成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会经常出现通货膨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1）隐性通货膨胀的显性化。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早就论证过，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3]也就是说，它的常态是总需求远大于总供给。不过，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商品实行固定价格制度，需求过旺和供给不足通常并不表现为价格上涨，而是在行政压制下隐性地存在着，并以配给制度和额外的寻求成本等形式表现出来。
市场制度的核心是它的自由价格制度。所以在市场取向的改革启动以后，势必要或快或慢地放开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在短缺的条件下放松价格管制，就会使隐性的通货膨胀显性化。因此，在短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物价的持续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2）在转型时期，特别在它的早期，财政预算存在不少增支减收的因素。一方面，改革对效率提高的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为了增加改革的助力、减少改革的阻力，在利益格局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既要增加在旧体制中受到损害的人们的利益，同时又要尽可能保证大部分人原有的利益不受损失，或者对在改革中遭受损失的那些利益主体给予一定的补偿，为了实现这一点，政府需要增加开支以支付改革的成本。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就容易在改革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出现财政赤字加大、货币超量发行的情况，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3）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管理的缺陷和政策差错使通货膨胀不能在早期得到抑制。在转轨时期，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并不容易做到。首先，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要以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前提，如独立和有效率的中央银行制度、健全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企业财务预算的硬约束等，这些条件在转型时期，特别在它的早期阶段通常并不具备。其次，政府运用自己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居民收入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本来就是一门精巧的艺术。要让习惯于计划经济中行政命令操作而对现代经济学并不谙熟的官员来承担宏观经济管理的任务，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很难一开始就取得满意的效果。最后，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决策很容易向短期利益倾斜，因而往往为了获得短期经济增长的利益而付出通货膨胀等长期的代价。
这样，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通货膨胀也不时显现，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严重（表10.2）。
表10.2 价格指数（1978～1997）（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注：1985年以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职工生活费用指数。
10.2.2 1979~1983年的第一次经济波动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结以后，民心振奋，从上到下都有一股“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和投资冲动。当时的中国政府领导人没有考虑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严重扭曲的实际情况，继续按照过去的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模式，组织了一次新的“跃进”，即所谓“洋跃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1978~1985年期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在全国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以便工业总产值在1978~1985年期间，每年增长10%以上。为了实现新的“跃进”，在几个月中同国外签约引进了耗资160亿元的9套大型化工项目，以及耗资600亿元的宝山钢铁厂、100套综合采煤设备等22个项目。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这样多的大型项目同时进入建设高峰，对国民经济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于是出现了新一轮经济波动。[4]
首先，预算赤字和货币发行迅速增加。1978年预算节余 10.1亿元，1979年赤字猛增到206亿元，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形成了很大的货币扩张压力。现金（M0）供应的年增长率由1978年的9.7%急剧上升到1979年的24.4%和1980年的25.5%，银行信贷余额的年增长率由1979年的10.2%提高到1980年的18.3%。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态势下，虽然大部分商品价格仍受到行政管制，但部分放开了的价格开始攀升。零售物价指数由1978年的0.7%上升到1979年的2.0%和1980年的6.0%。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然而，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大搞基本建设之风没有得到扭转和继续进行“放权让利”的企业改革，这个方针没有得到落实。中共中央在1980年冬季决定在下一年度以更大的力度“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5]这次国民经济的调整是在“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背景下进行的[6]，采取了以下一些紧缩措施：（1）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项目；（2）压缩国防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3）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冻结企业存款，并向国有企业强行推销国库券48亿元。在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下，1981年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并于1983年初到达了谷底（表10.3）。对外贸易也由赤字转为盈余。
表10.3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1978～1983）（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10.2.3 1984~1986年的第二次经济波动
第一次降温不久，以下因素又促使中国经济从1983年开始升温，并在1984~1985年之交形成了过热：
第一，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确定了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按照原来的部署，1980~2000年的20年间，前10年是打基础，后10年实现腾飞。但是，当时大家的热情很高，在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鼓励下，从1984年初开始，各地方政府竞相攀比，层层加码，纷纷要求扩大投资规模，以便“提前翻番”。尽管后来中央政府一再号召“不要头脑发热”，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根据以往的经验，提出“下马中上马”，“批评中前进”的口号，继续扩张，使经济过热的势头很难得到遏制。
第二，1984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扭转了1981~1983年期间的计划经济思想回潮，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因此群情振奋，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改革，中国经济也将很快腾飞。此外，预定从1985年起扩大专业银行贷款自主权的改革在设计实施办法时发生了一项技术性错误，即规定以后中央银行给予银行的贷款额度以1984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为基数。于是，各专业银行为了提高1985年的贷款基数，逐级下达指标，要求尽量扩大1984年的贷款规模。有的基层银行甚至送款上门，要求企业多贷款。
第三，1984年10月适逢建国35周年大庆，有的中央领导人又提倡“能挣会花”，一些机关和企业突击提高工资、发放奖金和服装等消费品，更使得经济过热势头火上浇油。
上面这些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是：货币供应迅速增加。1984年，银行信贷总额比上年增长了28.8%，其中，仅12月就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4.4%。现金（M0）发行比上年增长49.5%。1985年第一季度末，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59%、39%和44%。从1985年第二季度开始，物价迅速上扬。
从1984年末到1985年，对于经济是否过热和是否应当采取紧缩政策，不论在经济学界还是在决策层中都存在着意见分歧，因而迟迟未能作出政策决定。当时，国务院领导确认货币流通出现了不正常情况[7]，在1985年上半年连续召开了三次省长会议，要求各地采取措施制止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膨胀。但是由于中央领导层意见不完全一致，所以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到了年中，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对宏观经济形势的估计才趋于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定派出检查组分赴各省检查，监督压缩基建项目的实施情况。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除加强贷款额度控制外，还连续两次上调了存、贷款利率。在行政措施与经济措施并举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在1985年下半年开始回落，投资增长率也在同年第三季度逐月回落。1986年第一季度，M0 和M2 的年增长率分别下降到14%和1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GDP增长率也都迅速回落（表10.4）。
表10.4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1983～1986）（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1984~1986年的经济波动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理论和政策争论。
早在1984年末、1985年初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时，经济决策咨询部门和经济学家就针对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主张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贯彻执行，客观上要求货币供应量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超越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货币供应有限度地超前，对生产是一种推动。厉以宁教授以他的“非均衡理论”论证了扩张性政策的合理性。他指出，供不应求的状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常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国民经济将始终处在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非均衡”状态之中，如果想人为地用宏观控制措施压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高速增长，而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从而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力度减弱，因此，“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可取的。[8]与上述观点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际经验已经反复证明，通货膨胀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改革。同时，考虑到社会的承受力，进行经济体系包括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要以总需求同总供给比较协调、经济环境比较宽松、国家财力有一定的余地为前提，以便保证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时不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中共中央和政府应当采取果断的态度，抑制需求，改善供给，在经济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治理的条件下，迅速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让新经济体制运转起来，促使国民经济尽快转入良性循环。[9]
在这场争论中，对从理论上廓清问题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经济学家之间的深入讨论，对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作出了有充分科学根据的结论。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是被人们称为凯恩斯主义货币问题大师的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 1918~2002）的发言，使那种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名义宣称“通货膨胀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言论在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了。托宾根据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简报尖锐地指出，中国面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主张中国应当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紧的货币政策和紧的收入政策来避免危机，而不是西方国家在面临较温和的通货膨胀时通常使用的“松紧搭配政策”。[10]会议召开以前，国务院领导人曾经会见与会的外国专家。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所作的分析也坚定了中国政府实施稳定经济政策的信念。
这场争论的政策性结论，则是由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说：“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11]这次会议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七五”期间（1986~1990）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四条指导原则，其中至少有两条直接与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它们是：
（1）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从当前来说，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改革的进行。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率，防止盲目攀比和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生活的紧张和紊乱，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2）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在妥善安排人民生活的同时，要十分注意根据国力可能来确定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做到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
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以上论述，是改革开始以来正确处理改革与增长、改革与经济环境之间关系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可惜的是，没过多久，这些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教训似乎又被人遗忘，于是又发生了从1986年开始、1988年全面爆发的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
10.2.4 1987~1990年的第三次经济波动
是否应当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运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往往并不取决于学理上的正误，而是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实际利益所左右。在1984~1985年的经济过热刚刚降温时，又不断有人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主张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这种“通货膨胀有益无害”的鼓吹到1988年春季达到了最高峰，1988年8月终于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月零售物价上涨合年率80%）和抢购风潮。
按照中国政府的原定计划，1986年经济工作的方针是继续稳定经济，以便迎接1987年开始的“大步改革”。[12]然而到了1986年初，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迹象，2月还出现了GDP的零增长，这时，政府领导人决定放松对银行贷款的控制。结果，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货币供应迅速扩张，1987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再次抬头。但这时有些领导人受“通货膨胀无害论”的影响，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于是，1988年的中央“1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快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这样，到1988年中期，M1 和M2 的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和29%。
1988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5年中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5月末，在讨论如何执行这一决定的高层会议上，参加会议的部分经济学家根据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了“先治理，再闯关”的主张。他们当时的依据是：（1）1987年第四季度从农产品开始的涨价风，正向其他领域扩散；（2）交通、生产资料供应的“瓶颈制约”日趋严重；（3）各地零星抢购已经发生，正在此起彼伏地蔓延开来；（4）4月的储蓄出现了负增长，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但是，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得到了当时的政府领导人的首肯。这些经济学家根据他们对拉丁美洲经济情况的观察，认为百分之几千的通货膨胀也不至于对经济繁荣造成障碍。领导人由此得出了可以在高通货膨胀、高增长速度下实行物价改革“闯关”的结论。[13]
1988年下半年的事态，并没有按照领导人的乐观估计发展。6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进行物价—工资“闯关”以后，通货膨胀预期迅速形成。1988年下半年对上年同期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攀升至26%，城市普遍出现商品抢购风潮。倒买倒卖计划调拨物资和外汇额度等寻租活动的蔓延，更加剧了群众的不满。这一切都使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酿成政治的不稳定。
为了控制爆发性的通货膨胀，1988年第三季度开始急剧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止审批计划外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公司，尤其是信托投资公司；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强化物价管理，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随着1988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信贷政策，包括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和检查，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并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提高专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地调整了利率政策。由于通货膨胀高扬，物价上涨率大大超过了储蓄存款利率，使实际利率呈现较大负值。为了抑制实际利率走低的势头，中国人民银行于1988年9月和1989年2月两次调高了利率，为进一步稳定金融形势，保护存款人利益，还同时对3年期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
这一系列强硬的紧缩措施虽然使得通货膨胀率很快下降，但付出的代价也很不小。1989年第三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下降至谷底，M1 和M2 年增长率下降为-1%和13%，相应地，物价迅速回落。但与此同时，市场表现疲软，工业生产下滑，企业开工不足，就业压力增大，财政状况恶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过冷局面（表10.5）。
表10.5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1986～1991）（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10.2.5 1991~1995年的第四次经济波动
针对1989年第三季度出现的经济衰退情况，从第四季度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开始大量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以“启动”处于低谷的国有经济。中国人民银行还于1990年3月、8月和1991年4月相继三次大幅度下调了存、贷款利率。但是，由于人们的景气预期处在很低的水平上，民营经济也处在受压制的状态之下，尽管1990年的广义货币（M2）年对年的增长率达到28.0%的高水平，GDP的增长率仍然只有3.8%。
1991年，中国经济才由逐渐复苏的民营经济领头，开始走出谷底。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他的讲话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新的改革和发展的浪潮。
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分别采取了许多主动行动，推进本地区、本单位的改革开放，对市场作用范围的扩大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央政府部门对推进改革却显得消极被动，它们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需要由国家领导机构推动的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关键部门的改革。[14]与此同时，还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1992 年M1 和M2 的增长率分别高达 35.7%和31.3%。于是，各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便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到了基本建设铺摊子等方面，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同时，很快吹起了集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泡沫。
在1992年中期到1993年中期长达1年之久的时间中，各方面对宏观经济这种态势的看法很不一致，大致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观点：（1）认为出现过热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改革推进太快。他们的“潜台词”是应当放慢改革，加强计划控制。（2）同意已经出现过热的分析，但和第一种意见相反，认为出现过热的根本原因是关键部门的改革仍然进行得不够快。他们主张采取果断措施稳定经济和推进改革。（3）认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既保持了高速度，也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们对前一段经济工作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认为应当继续这样做。（4）对改革的推进状况不甚满意，但认为经济增长的形势喜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各国高速成长中的必然伴生物，不应采取紧缩措施，以免妨碍高速增长势头的持续。
上述争论持续了将近1年的时间。直到1993年春季，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十分明显，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10%以上，人民币的美元汇率在1992年11月到1993年5月的6个月期间贬值45%，这时，多数人的看法才逐渐接近。加之1993年4月邓小平的亲自干预，使最高领导层作出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1.应急措施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1993年“中央6号文件”），宣布采取16项措施来稳定经济：（1）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2）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3）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4）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5）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6）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7）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8）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9）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10）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11）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12）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13）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14）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15）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16）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加强集团购买力的控购管理工作。
2.根本措施
这次调整和过去历次调整主要靠加强计划管理很不相同的是，通过深化改革消除这一轮过热的制度根源，这集中地体现在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要求改革在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整体推进，确保在20世纪末以前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这样，1993 年中期出台的稳定经济的具体措施可以分为三类：（1）行政措施，包括限期收回违章拆借的贷款，加强对专业银行贷款的额度控制，重新审定投资项目等；（2）经济措施，包括两次提高了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恢复保值储蓄，发售国债等；（3）进行改革，以便消除通货膨胀的微观基础和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银行体系改革等。
“中央6号文件”出台以后，很快就使过热的势头受到抑制：狭义货币（M1）的增长率，从6月的34.0%降到了10月的15.6%；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从 74.0%降到了 58.0%；生产资料物价指数上涨率从53.0%降到了31.4%；外汇调剂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也从1美元兑11.5元人民币回落到1美元兑8.7元人民币。
与政策方面的争论同时进行的是，如何理解和正确处理抑制通货膨胀与缓解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主张适度通货膨胀有益论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据，这就是通胀虽然有害，但由于它对所有的人造成的损害是相同的，所以人们虽然会对通胀不满，但不会有人挑头闹事；失业则不同，它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因此，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用通货膨胀来缓解失业。持另一种看法的人们反驳说：这种把通胀和失业看作具有负相关关系，因而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是老凯恩斯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过时理解。第一，现代经济学早已超越了这种过时的理解，认识到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沿着一条固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去寻找通胀和失业都能为社会所承受的最佳点的办法早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否定，我们不能重蹈二战后初期部分国家用这种以通胀缓解衰退最终造成“滞胀”的覆辙。第二，所谓由于通货膨胀对所有人的损害都是相同的，所以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说法，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通货膨胀是一种具有再分配作用的恶税，它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从手到口”的工薪阶层。因此，严重的通货膨胀会造成社会关系紧张和社会不安定。第三，用放松银根来缓解失业主张的实际含义，无非是用贷款去支持经营不下去的国有企业发放工资和各种补贴。不是通过改革去发挥企业的活力和提高它们的效率，从而增加就业岗位，而是用贷款对企业进行变相补贴，只能缓解失业于一时，决非长久之计。何况中国失业问题最严重的方面和一般基础，是农村中数以亿计的失业人口使整个社会的就业状况恶化。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补贴国有企业，维持国有企业冗员的就业，即使能够暂时减轻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压力，但由于不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有所帮助，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失业问题。[15]
表10.6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1992～1996）（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10.3 1997~2008年：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波动
在前一节的讨论中，我们暂时没有考虑外部经济因素，单纯分析各种国内因素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事实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取得进展，对外经济关系包括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在本节中，我们要把外部因素加进来讨论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
10.3.1 1996~2002年：出口支持的经济繁荣和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应对
正如第8章8.1.3讨论过的，1994年的外汇改革和人民币深度贬值，意味着中国全面执行出口导向战略。从那以后，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贸易平衡也由以前的顺差逆差互见转变为每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顺差。
巨大的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表10.7）。这使中国经济在从1993年中期开始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国内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在1994~1996年的3年中继续保持每年10%左右的GDP增长率。
表10.7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1993~2002）（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但是，这种靠出口需求支撑的繁荣，很快就受到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从废墟中崛起，创造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也紧紧跟上，骄人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领先，在 90 年代初期跨入“新兴工业化经济”（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NIEs）行列。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向美国等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和商品，支持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世界的经济繁荣，因此被称为“东亚奇迹”。[16]
早在举世争说“东亚奇迹”的时候，也有冷静的经济学家对东亚经济潜在的危机发出了警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11/12月号的《外交事务》上发表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17]的论文，认为东亚诸国并没有创造什么“奇迹”，它们的快速发展，所依靠的不外乎是国内高额储蓄所提供的投资，而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其增长速度注定会跌落下来。
这些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正面回应。就在1995年和1996年东亚经济连续两年高增长、人们对克鲁格曼的警告已经淡忘时，爆发了一场波及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