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10.2 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爆发
这场危机从泰国开始。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汇率狂跌20%。到10月20日，泰铢贬值53.32%。危机迅速扩展到东南亚和东亚各国。印尼盾贬值49.67%，马来西亚币贬值31.80%，新台币贬值9.49%，新加坡元贬值9.37%，日元贬值5.66%，韩元贬值4.08%。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亚经济造成的资产缩水损失就达1 000亿美元以上。
亚洲金融危机是在以下背景下发生的：第一，这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第二，它们在允许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采取了固定汇率制，使货币政策丧失了主动性。第三，由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急剧扩张，使东南亚、东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流动性泛滥与资产泡沫。一旦出现局部性的资产减值和流动性收缩，就会通过连锁反应迅速传递到整个金融系统，形成全面的流动性短缺。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银行体系因为出现巨大黑洞而面临崩溃。为了维持金融体系的运转，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出巨资救援本国的银行。日本（1992~1998）、韩国（1997~2000）和印尼（1997~2000）为挽救银行形成的财政损失，分别达到GDP的21.5%、14.7%和55%。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亚洲各经济体增长率下降，进入长时期的停滞。同时，大批外资从该地区撤出，造成了长远的影响，还触发了印尼等国酝酿已久的国内政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也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急剧波动。伦敦股票市场从1997年10月初的3077.98点跌至10月24日的2849点，跌幅达8%。10月27日，美国道-琼斯指数暴跌554.26点，迫使纽约交易所9年来首次使用暂停交易制度。1997年11月，日本先后有数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破产或倒闭，日元兑美元也跌破1美元兑换130日元大关，较年初贬值17.03%。直到1998年2月初，危机持续恶化的势头才初步被遏制。
根据黄海洲、王水林：《加强中国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几点建议》（《财经》2003年第20期）等资料编写。
这一危机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冲击。
在中国深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对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依存度很高的情况下（见第8章8.2.2），遭遇了邻近国家货币的深度贬值和进口削减，使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和从这些地区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减少，从而加剧了中国市场疲软的状况。
中国经济受到冲击，除了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类似的原因外，还有自己特殊的成因：
第一，1993年以后紧缩措施的惯性。20年来，中国经济大致按照“高涨—膨胀—紧缩—停滞—放松—扩张”的轨迹发展。从1993年夏季开始的宏观调控一直持续到1997年。正像一切国家平抑物价的货币政策措施通常都会出现滞后效应一样，1998年中国经济也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
第二，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废弃一部分多余的生产能力，如纺织业在3年内要减少1 000万锭纺锭，占原有纺锭总量的25%；另一方面还要有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1997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达1 275万人，其中只有少数找到新的工作，1998年仍有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这些都会造成需求的减少。
第三，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住房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旧的由国家统包的制度破除得快而新制度建立得慢，所以人们的储蓄倾向有所提高，即期消费有所减少。
以上内外因素同时发生作用，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998年初开始掉头下行，同时进入了长达两年的通货紧缩、物价指数下降的过程（表10.8）。
表10.8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1997～2002）（年对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自1998年初开始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1）从需求方面看，宏观经济部门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第一，实行以国债投资为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2001年的4年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约5 100亿元，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很快刹住了投资下滑势头。第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国债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与财政拨款总额也大致相等。第三，与财政政策配套的货币政策名为“稳健”实为适度扩张，中央银行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
这种由政府直接创造需求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很快地增加需求，以便遏止投资下滑的势头。但是，用这种方法增加需求，特别是长期用这种方法增加需求，也有它的消极方面：一是财政投资具有减少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二是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内政府财政投资缺乏效益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政府投资所发的国债最终需要增加税收来偿还，这样就会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使投资环境变得不那么有利。所以大致从2000年就出现了这样的呼声：“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逐步淡出，政府政策的重点应当转向增强供给方面的活力。[18]
（2）从供给方面看，正像20世纪80年代初应对“滞胀”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在经济放慢的情况下，除采取扩张性的需求方面的政策外，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发挥企业活力来应对衰退。
从1998年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需求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提高供给方面的活力，其中包括：第一，根据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的要求，将数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成为产权明确、市场导向的民营企业。第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民营企业的创业环境和经营环境，包括在国家经贸委设立中小企业司，专司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在金融系统强调了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信贷服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基金来帮助中小企业改善融资环境，等等。这些措施改善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并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使一些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第三，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对石油、通信、铁路、电力等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部门进行了重组，同时进行这些企业的公司化改制，主要做了三件事：（1）实现政企职能分离和建立新的政府监管框架；（2）打破行业垄断，促进企业间的竞争；（3）企业经过重组在海内外证券市场上市，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搭建起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以上措施，释放了中小企业的创业积极性，改善了它们的财务状况，扩大了就业，并且使市场活跃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两方面政策的作用力度对比也发生了变化，到世纪之交，供给方政策的作用已经明显地超过了需求方政策，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民间投资已经成为社会投资的主要部分，影响力在逐渐增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19]表明：1999~2001年，各类民营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都快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与国有投资增幅放缓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幅不仅高于国有经济，还高于全社会投资的平均增幅。（表10.9）。
表10.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投资增长（1998～2002）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由于国内民间投资成长势头逐步加强，到世纪之交，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投资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民间投资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出现增强的趋势。1999~2001年，据国家统计局报告，国债投资（包括国债资金和配套资金完成的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为8.1%、8.8%、6.5%；预算内投资资金增长率也逐步下降，依次为54.7%、13.9%、13.2%；而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则逐步上升，依次为5.1%、10.3%、13%。
第二，在供给方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的出口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1999年政府开始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实行了全面的对外开放。于是，在 2001年美国、欧洲、日本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都没有起色、全球贸易的绝对额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大幅增加，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显著上升。到2000年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得到遏制，2000年中期，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期。
10.3.2 2003~2008年：流动性过剩下的繁荣
从2003年初开始，中国经济急速升温。这次经济升温，是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第一，由“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拉动的空前投资热潮。
2002年末、2003年初，各级党政领导进行换届，随后许多地方的新任领导提出了规模宏大的市政建设（民间称为“形象工程”）和工业建设（被称为“政绩工程”）计划，于是，投资快速升温。2003~2008年期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25%以上（图10.1），其中尤其以房地产投资为甚。此外，许多地方宣称“中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要求把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作为本地投资的重点。[20]
图10.1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02~200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面对2003年开始的这种形势，企业界、学术界和政界都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意见。从2003年初开始，就有部分学者提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需要进行调整，但是直到2008年初，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仍然认为，只有部分行业出现了“局部过热”，只要对这些过热的行业的投资进行控制，就不会转化为“全面过热”。
由于对宏观经济的走势存在不同的判断，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开始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04年才开始逐步淡出。即使被确定为“局部过热”的行业，如房地产业，宏观经济部门的“窗口指导”指向也不十分明确。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件”），要求严格控制土地储备贷款的发放，规范施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第二套及以上购房的首付款比例提高，以及贷款利率上浮，意在控制房地产信贷和投资的过快增长。但是，两个月以后，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文件”），将房地产业定位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提出要保持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样，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非但没有收缩，反而有所增加，2003年全年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高达49.1%，购房贷款增速也高达42.9%。
在“局部过热”而非“全面过热”的总体判断下，有关行政部门加强了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被视为“过热行业”的投资审批、市场准入等行政控制。不过，个别行业的微观干预对改善宏观经济并不明显，而寻租基础的扩大使腐败更容易蔓延。
第二，外汇占款的迅速增加，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被动扩张。
我们在本书第8章8.1.3中谈到过，20世纪90年代全面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正像其他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在成功地实施这一政策一段时间以后，中国也遇到了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贸易摩擦加剧和货币政策作用空间收窄等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不断增加的趋势。2001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幅达到28%，此后6年一直保持在30%以上，增长最快的2004年达到创纪录的51%。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占款，即中央银行为收购外汇投放的基础货币大量增加（图10.2）。
对于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保持人民币汇率低估固然在短期内有利于增加出口，但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福利损失（作为出口国的中国补贴进口中国产品的西方国家），而且不利于促使中国的出口企业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21]与此同时，根据蒙代尔-佛莱明三角模型[22]，在资本一定程度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保持固定汇率，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失去了主动性，只能被动地投放基础货币。这一切都是对中国不利的。因此，他们主张，根据东亚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应当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同时大力促进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的提高。
图10.2 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投放（1999~200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9.1）。
不过，他们的意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被多数人所接受。占主流地位的意见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出口增幅降低，所以应当坚持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出口增势。直到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宣布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开始缓慢升值。但是，由于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强化，再加上中美之间的贷款利率倒挂，吸引了国际上的“热钱”以更快的速度流入。所有这些都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增无减，从而迫使中国人民银行继续不断地投放基础货币收购外汇。[23]
面对货币投放的快速增加，中国人民银行自2002年6月起开始实施以国债正回购为主的公开市场操作，以回收银行间市场过多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当年外汇占款增长势头过猛，到当年9月末，中国人民银行手中的3 000多亿元国债头寸已被用完。于是，中国人民银行自2002年9月24日起开始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在银行间市场回收流动性。但是，面对基础货币的大量释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努力很难奏效。2003年以后，广义货币（M2)对GDP的比率始终保持在150%到160%左右的高位上（图10.3）。
图10.3 广义货币（M2）对GDP的比率（1997~200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这样，中国大陆就面临着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类似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金融系统中虚拟资产大量积累，资产泡沫形成。2006年，不仅房地产价格继续攀升，股市价格也一跃而起。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从年初的1163.88点上升到年底的 2675.47 点，以后继续攀升，2007年10月16 日达到 6124.04 点的历史最高点。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通货膨胀迅速抬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2007年第二季度突破温和通胀的底线（3%），以后一路攀升，到 2008 年达到 8%的高位。
就在这个时候，由2007年7月华尔街次贷危机演化而成的世界金融体系危机最终爆发，对中国经济体系产生了强大冲击。
10.3.3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
2007年，正当中国经济处于景气循环的高位时，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沿着两条路径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1）引发了某些高杠杆率的中国企业发生局部性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它们的资金链断裂，导致金融体系中某种连锁反应，以及资产市场上的价格跌落和“泡沫”破裂。（2）西方各国经济不景气，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订单减少，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增长速度开始下滑，从而结束了本轮上升期（表10.10）。
表10.10 中国宏观经济情况（2003～200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专栏 10.3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
2006 年春季逐渐显现的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简称subprime crisis，即次贷危机）迅速向美国金融体系蔓延，最后演变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
一场有限范围内的债务危机之所以会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是因为世界金融体系早已存在严重的缺陷。
这种缺陷首先是源于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国经济自二战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内部结构失衡，核心的问题是储蓄率过低。近年来，美国的总储蓄率降低到零上下。第二，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世界货币体系成为一个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为中心的体系。只受一个主权国家——美国的美联储约束的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这使美国能够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通过发行美元向全世界借贷和收取“铸币税”来维持投资及很高的消费水平。第三，为了通过上述机制支持美国的经济繁荣，美联储在长时期内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松弛的金融监管来实现货币扩张和信用扩张。
从短时期来看，美国的这种扩张性的金融政策支持了美国本身乃至全球的经济繁荣，但是从稍长的时间跨度看，它所创造的大量“美元财富”只是纸面上的财富，它的积累使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中充满了泡沫和黑洞，也使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由于有很高的杠杆率而变得十分脆弱，只要受到局部债务危机的触发，就会引起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根据吴敬琏（2008）《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载《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资料编写。
200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
2008年年初，沿着2007年下半年的走势，工业生产和GDP依然保持很快的增长势头。3月工业增加值较2007年同期增长17.8%，直到6月，都保持着16%以上的同比增长率，接着，就开始了下降的走势，9月下降至11.4%，10月下降至8.2%，11月更下降至5.4%（图10.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2008年2月达到8.7%的峰值，并且连续3个月维持在8%以上，生产价格指数（PPI)则以更快的速度攀升，8月达到10.1%。但是到了下半年，这些数据都呈现出快速的反转，CPI呈逐月下降趋势，8月下降至5%以下，11月下降至2.4%，12月更降至1.2%，PPI从8月以后急剧下滑，从10.1%直线下降至11月的2.0%，12月更下降至-1.1%（图10.5）。
图10.4 工业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07~200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及2009年各期。
从2007年10月开始，股票价格开始下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上证综指跌去了2/3以上（图10.6）。同时房地产价格也开始松动，到2008年12月，房地产价格一改过去的上涨态势，转为下跌0.4%（图10.7）。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也由2008年前三季度的“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24]，转变为2008年第四季度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方针[25]。
图10.5 物价走势（2007~200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及2009年各期。
图10.6 股价走势（2007~2008）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
图10.7 房屋销售价格走势（2007~200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及2009年各期。
执行“扩内需、保就业”的方针，国务院出台了2009~2010年两年中投资4万亿元的宏大计划，2009年1~6月商业银行贷款增加7.7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4%。总需求的大幅度增加，保证了GDP增长率的迅速回升。
10.4 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问题：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前面两节讨论了中国转轨期间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在这一节中，我们要进一步讨论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与这种短期波动之间的关系。从短期的观点看，只要有足够的需求，就能支持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度地增长，但是，从长期的观点看，情况却不是这样，宏观经济的短期均衡是受制于经济的长期发展的，而经济的长期发展最终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是否具备和能否被有效率地使用。
10.4.1 粗放增长模式的引进及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
虽然马克思对西方国家主要靠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作出过深刻的剖析，并且断言它存在的种种弊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不幸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却出于党内斗争的政治需要，在20世纪20年代的“工业化论战”中，把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说成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在他晚年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更把“积累（即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增长）的唯一源泉”进一步提升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26]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把斯大林的这些论断奉为圭臬，在自己的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时起，就从苏联学习引进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和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的增长战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由苏联帮助新建和改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其中绝大部分是重工业项目，重工业投资占5年工业投资总额的85%。后来，又在1958年按照这种增长战略的要求，进一步发动了“以钢为纲”，旨在以超高速发展重化工业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以造成巨大的国民财富乃至人民生命损失告终。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驱动，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林毅夫、蔡昉、李周把中国当时采取的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叫做“赶超战略”。他们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对由这种战略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低经济绩效和福利损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27]他们指出，1953~1978年，中国在高积累（平均积累率为29.5%）下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年均8.2%（GDP的年均增长率为6.0%）的高速度增长（表10.11）。
表10.11 经济增长基本指标（1953～1978）（%）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注：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积累率按现价计算。
10.4.2 中国长期经济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粗放的增长模式
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朝野上下痛定思痛，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沿着这条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增长道路，中国是无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的。
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作出了用3年时间作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部署，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增加农业和提高轻工业的比重。1981年，在“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又正式提出“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的方针。[28]
经过1979年和1981年的两次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经济效率有了一定的提高。
首先，受到严重破坏的农业有所恢复，发展滞后的轻工业有所增强。其次，在逐步放宽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以后，消费性服务业也有所增长。因此，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21.6%提高到1985年的28.5%。
但是，这两次调整都仅仅是针对传统增长模式所造成的结果而进行的，并没有涉及产生这一问题的本源。因此，过了不久，经济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又再次突显。
由于以上原因，15年以后，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1996~2000）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第十个五年（2001~2005）计划又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的要求。[29]
“以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这一提法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产业结构由谁来调整和向什么方向调整。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外乎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市场作为稀缺资源的基础性配置者，由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能够灵活地反映各种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进行配置；另一种是由政府的行政命令充当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通过它们的行政命令进行配置。在前一种情况下，经济资源在自由交换中流向可以获得最高效率的地方；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源配置反映的则是行政官员的意志和要求。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各级政府还保留着很大的配置权力的条件下，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往往把“结构调整”理解为由他们按照“提高政绩”的方向进行配置，把“结构优化”理解为把资本和其他资源优先投入产值大、利税收入高的简单加工装配工业或重化工业。这样，许多地方便不顾本地是否具有发展这类工业的基本条件和比较优势，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配置资源，用经济“重型化”或“重化工业化”的办法来提高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于是在世纪之交很快形成了大规模投资，“铺摊子、上项目”的全国性热潮。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地方兴起投资驱动的“重型化”之风，正像发展经济学在分析早期增长模式时揭示的那样，这种靠过度投资拉动的增长造成了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我国投资在GDP所占的份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左右提高到2004年的超过44%，突破历史峰值（图10.8），也大大超过了世界其他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30]
图10.8 中国投资率的不断提高（1952~2012）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CEIC）数据库。
改革开放前，中国采取苏联式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很快就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改革开放以后，投资驱动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而没有出现过去发生过的问题，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采用了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二战后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了内需的不足。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在资源和环境约束又不突出的情况下，利用发达国家储蓄不足、消费旺盛的格局，在出口导向政策的支持下大力发展加工业，向发达国家出口，用净出口补充内需的不足，对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问题在于，正像我们在本章10.3.2讨论过的那样，中国在成功执行了出口导向政策十年多以后，步日本等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后尘，出现了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剧、外汇占款剧增造成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形成等问题。出口导向政策不能长期原封不动地保持，它面临着进一步市场化的调整要求。
但是，出口导向政策的调整涉及内需不足如何弥补的重大问题，如果不能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大大减退。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仍然处在低水平的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提高等问题都很难获得解决。
10.4.3 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正如我们在本章10.1.3中已经谈到过的，西方国家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的早期经济增长中所遵循的，也是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这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直到19世纪后期实现了从投资驱动转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型，这些矛盾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倡导者索洛（Robert M. Solow）用自己对生产函数各项要素的分析来说明这两种增长模式的区别：
其中，Y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α和（1-α）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A代表K和L所不能解释的余量。索洛指出，如果单位劳动产出（Y/L）只由资本投入（K）决定，则投资增加必然引起投资报酬的递减。这样，为了维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就要不断提高，否则增长率就会下降。然而，1909~1949年美国的统计数据却表明，它的投资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人均增长率也没有明显的下降。索洛解释说，为什么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余量A在支持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作用，索洛把余量A（“索洛余量”）定义为“技术进步”。索洛所说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单是指工艺上的改进，而且泛指一切在投入不变情况下的产出增加，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提高。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 1902~1998）探索了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原因。他指出，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即人的知识积累和技能提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同，它的报酬是递增的，因此，教育的普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报酬递增总量是与现代经济增长相伴而行的。[31]
总之，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经济增长模式由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发展模式的转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把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期间（2006~2010）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根据各国的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径是：
（1）尽快完成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传统低效农业向具有较高效率的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
（2）发展科学教研事业，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
（3）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尽量向产业链（“微笑曲线”[32]）的两端，即研发（R& D）、设计和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高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服务性业务延伸（图10.9）。
图10.9 微笑曲线
（4）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
（5）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社会的各个产业，以便节约信息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种外生的，即由外部传入的因素，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因此，以罗默（Paul Michael Rome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指出，技术变迁乃是人们自觉活动，如研究开发活动的结果；而这类人类活动的状况，又取决于通行于该经济中的规则和制度。
从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技术进步缓慢，症结不在于新技术无法取得，而在于制度存在缺陷。
具体地说，传统粗放发展方式向集约发展方式的转型难以顺利实现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传统增长模式的退出存在着多重体制性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障碍，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使政府官员能够运用这种权力，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达到产值高速增长等政绩目标。[33]另一方面，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新增长模式的采用，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支持，新体制建设的迟滞，也会阻碍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进程。因此，必须努力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准备更好的条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应当通过完善制度和改进政策，来培育新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在产业提升的过程中，一部分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在不能不做“减法”的同时，还必需努力做“加法”，加快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实现产业振兴。
有些人认为，中国技术力量薄弱，创新能力不强，不具备创建高附加值产业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提升还不现实。这种观点可能有以偏概全的缺点。虽然中国总体水平还不够高，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还很低，但是，中国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展起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而且因为人口基数大，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术人员的绝对数早已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此外，2007年研发经费也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考察表明，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技术人员的自主创新为数并不少，其中有些甚至已经走到了国际前沿。目前，除了中国规模巨大的加工制造业广泛存在提高附加值的空间外，世界许多产业都面临着或大或小的技术突破。中国如果能够抓住这种大好机会，发挥自己的优势，赢得国际竞争，包括最高层次的技术标准制定的竞争，发展出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也是完全可能的。
[1]“通货膨胀”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是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但是由于在中文文献中把inflation译为“通货膨胀”，使许多人误以为它的含义是货币的超额发行。
[2]关于增长模式转变更详细的讨论，见《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Ⅱ：《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2章。
[3]科尔奈（1978）：《短缺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
[4]造成这次经济波动的一个体制性因素，是在国有企业中进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关于这一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已在第2章2.2.2中进行过讨论。
[5]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1980年12月16日），见《陈云文选（1956~198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8~254页。
[6]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1979年3月8日），见《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1981 年 12 月 22 日）和《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1982年1月25日），同上书，第220~223页、275~277页、278~280页。
[7]吴敬琏、李剑阁、丁宁宁：《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1984年12月31日），见吴敬琏、胡季主编：《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1页。
[8]参阅厉以宁（1986）：《关于经济改革中急待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6年第5期；厉以宁（1986）：《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6~471页。
[9]参阅吴敬琏（1985）：《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见《吴敬琏自选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202~210页；吴敬琏（1985）：《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同上书，第211~229页；刘国光、赵人伟（1985）：《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93203页。
[10]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1986）：《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
[11]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12]赵紫阳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86年1月13日的报道。
[13]柳红（2002）：《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7~270页。
[14]吴敬琏：《全力以赴，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载《改革》，1992年第2期，第4~11页。
[15]争论双方的主要论点，见《改革》1994年第2期，丁鹄、吴敬琏、厉以宁、马宾、张卓元等的文章。
[16]1993年8月，世界银行发表其大型研究报告： The East Asia Miracle（《东亚奇迹》），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Paul R. Krugman（1994）：“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亚洲奇迹的神话》），Foreign Affairs, Nov./Dec.，1994。
[18]吴敬琏（2000）：《经济走势出现转机，还须加大改革力度》，见《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6~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