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参见《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Ⅱ：《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1章。
[21]余永定（2003）：《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月号和10月号；吴敬琏（2006）：《在“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的发言》，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7月21日。
[22]蒙代尔-佛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有时也被称为“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Krugman's impossible trinity），是指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间，只能取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同时具备。
[23]李超、周诚君（2008）：《中国流动性过多与外汇储备累积》，载《金融研究》，2008年第12期。
[24]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3月5日）。
[25]见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相关报道：“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确定扩大内需十项措施”，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09/content_10331258.htm。
[26]斯大林写道：“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些基本原理，比如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关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原理；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参阅斯大林（195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00页。
[27]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8~66页。
[28]《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载《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4日。
[29]江泽民（2002）：《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0]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带有过度投资倾向的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的最高水平（32%）。至于美国，即使在 19 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高速工业化时期及二战后恢复时期，其投资率也从来没有超过20%。
[31]舒尔茨（1951~1988）：《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9页。
[32]“微笑曲线”是在中国台湾实现新台币汇率自由化、以代工（OEM)为主的出口加工业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宏碁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施振荣用以说明产业升级道路的图示。他指出，20世纪 60 年代以来，制造业的产业链一直在向附加价值高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延伸。他据此制定了宏碁超越简单加工的新战略，这种转型战略也为许多台湾企业所成功仿效。见施振荣（1992）：《再造宏碁：开创、成长与挑战》，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4年（第二版），第296~298页。
[33]消除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基础，见《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Ⅱ：《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4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