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第2章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第3章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第4章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第5章 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第6章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15
第一，会议对中国改革宜于选取的体制目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J. 科尔奈[11]对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分类成为议论的中心。他说，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可以分为行政控制（I）和市场协调（II）两个大类，前者又可以分为直接的行政控制（ⅠA）和间接的行政控制（ⅠB）两个子类；后者可以分为完全自由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ⅡB）两个子类。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可以选择间接的行政控制（ⅠB），也可以选择宏观经济管理下的市场协调（ⅡB）。匈牙利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主要就是长期停留在间接行政控制（ⅠB）的阶段，使企业继续处于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状态，受到国家的行政保护。
在讨论中，不但外国经济学家扩展了J. 科尔奈对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的优点所作的分析，具备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中国经济学家也都认同J. 科尔奈的分析和选择，把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ⅡB）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
第二，“巴山轮会议”的讨论，对确定转型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也起了重要作用。
转型期间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中国政界、经济界和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在中国早期的讨论中，据称代表“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通货膨胀有益论”曾经占有优势地位。在“巴山轮会议”上，与会学者对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中国学者刘国光、赵人伟介绍中国学术界争论情况的论文[12]进行了讨论。其中，外国专家J. 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学派，但他们出乎中国学者意料之外地一致认为，中国应当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在经济学家、经济官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在1985年制定的“七五”（1986—1990年）计划中确立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有利环境的方针。后来的事态演变表明，这是一条符合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正确方针。后来发生的几次巨大经济波动，例如1988—1989年爆发的通货膨胀、1992—1994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以及2007—2008年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无不是背离了这一正确方针的结果。[13]
（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接受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目标
1985年9月末，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它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的建议》中，接受了经济学界研究的成果，要求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围绕（1）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发展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组成的市场体系和（3）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逐步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等三个方面的改革，配套地搞好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在1986—1990年的五年中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奠定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三、市场经济制度的初步建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市场经济制度是西欧从中世纪中后期起开始用了几百年时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要在中国建设这样一个系统，仅仅提出实现市场化的一般性目标和开列出一张需要进行哪些方面改革的清单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各项改革的基本内容、实施顺序和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作出设计，然后精心地组织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对原有设计作出适应性的调整。从中国政府在1985年提出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的要求，到1993年制定出较为完整的规划，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此外，在这种规划和政策设计过程中，也得到过外国经济学家的巨大帮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召开过许多次中外学者和中国政府官员共同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为有关改革和发展的经济学问题提供建议。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除了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之外，还有1986年的“计划与市场国际讨论会”（“曼谷会议”）、1987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讨论会”（“钓鱼台会议”）、199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1994年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4]这些学术性活动都使中国的改革举措立足于坚实的现代经济学基础之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不但具有进行改革整体设计的必要性，而且具备了这方面的可能性。由于有了一大批既有现代经济学素养，又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学家，就使这些设计既得到现代经济学智慧的引导，又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它们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一）根据1986年3月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定，在4月成立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
这个负责领导经济改革方案设计的小组下设由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负责改革方案设计的“方案办”。“方案办”在8月向国务院提交了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并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和邓小平本人的支持。不过，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政府的人事变化，这一改革方案被中止执行。
（二）1987—198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再次组织了名为“1988—1995年中期改革纲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
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约请了刘国光、厉以宁和我等八位经济学家牵头组织研究团队，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分别设计了“1988—1995年中期改革方案”。以我和周小川博士为首的方案设计课题组为例。它的核心团队由10多名学者组成。他们的专业背景分别是理论经济学、系统工程学、比较制度分析、财政学、金融学等。这个团队试图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一个以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为核心的大系统分步构建的整体改革方案。
1988年6月召开的方案讨论会讨论了这八个方案。讨论会发现，经济学家们对于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只是由于各人对市场怎样运作的理解不同，从而在实施步骤和顺序选择上存在差异。由于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和政治风波，这些方案没能最终汇合成一个综合的方案，也没有得到实施。
（三）1990年初期整体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实施
由于1988年爆发的严重通货膨胀和 1989年的政治风波，1989—1991年期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出现了停滞。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后，中国才重新回到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经济增长也才得以恢复。基于改革停顿造成严重经济政治后果的教训，中国政府组织了全面改革的讨论，经济学者从不同领域作出了积极响应。
以我和周小川博士所领导的研究团队为例。在1988年以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陷于停顿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停止研究工作。在 1989—1993年期间，我们陆续提出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企业公司化”“重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框架”“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专业银行改革”“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转变轨迹”等一系列研究报告。然后，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为一个推进改革的综合性计划：“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我们一方面将它们送交给政府的改革规划机构，供他们选择，同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这些研究报告。
在经济学界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在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并对企业、市场体系、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改革的基本内容、实施顺序，以及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作出了具体的规划。由于它基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入理解，又切合中国实际，即使从现在的眼光看，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改革规划。
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它们主要是：（1）建立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2）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全面推进对外开放；（3）通过“国退民进”，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4）实行“放小”，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小企业和乡镇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改制为多种形式的私营企业；（5）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6）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7）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虽然在各个领域内改革的推进程度并不相同，但这一轮改革毕竟使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促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为平民创业开拓了一定的空间。在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体制下，私人从事工商业经营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遭到无情的镇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逐步松动了对私人创业的准入限制。特别是1997年中国党政领导认可“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了民营经济一定的活动空间。随着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的民间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最基础的推动力。
第二，大量原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绝的状态下通过国家动员资源和强制投资的手段进行，这大大限制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和经济的整体效率。当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民间创业活动活跃起来时，生产要素开始从效率较低的产业向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动。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中，中国全国有高达2.5亿左右的处于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于爱尔兰国土面积的约7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部门的转移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提高，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弥补了消费需求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最终需求不足。由于投资报酬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为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与此相对应，消费需求会相对萎缩，造成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严重问题。20世纪90年代，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实施，利用了发达国家储蓄率偏低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净出口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拉动了产出的高速度增长。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在大规模人力资源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这一切足以说明，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长的秘密所在。
四、经济学在中国仍然面临挑战
当我们讲述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故事的时候，还必须冷静地看到，中国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statesector）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commanding heights）[15]，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在中国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developmentalism）；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但是，日本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下，政府干预主要通过中央银行对信贷活动的“窗口指导”和通产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16]对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一类活动实现的，政府并不直接进行经营活动。中国的情况与它们有所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或Party-State Inc.）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因此，中国国有部门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国家和地区就更为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
这种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当世纪之交包括数百万计的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时，市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反之，当21世纪初国有大企业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倒退现象，或者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当前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于“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和近年来国家部门力量的强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种种“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另外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不再，以及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向发达国家接近和中国无法轻易地从所谓“后发优势”得益，为了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中国愈来愈需要依靠自主创新和实现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变。
1994年以后，中国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经历了10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在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了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在1988—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经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这几乎是所有在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上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曾遇到过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样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并实现转型，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2007年，中外经济学家曾经在IEA“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圆桌会议上对东亚和拉美国家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不论从理论和各国的实践上看，实现平稳转型都非易事。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固然有待于政治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经济学家作出自己的贡献，显然也是责无旁贷的。
总之，以上所讲的中国之谜，显然是一个值得经济学者认真研究和讨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阻碍。这是一个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一直热切关注的问题，也是对经济学自身，尤其是对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经济学应当勇敢面对这一挑战。
在这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经济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愿在这个国际经济学会全球大会的讲坛上，祝愿各国经济学同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作的共同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功。
[1] 这是本书作者2011年7月4日在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全球大会的开幕式上所作的Fitoussi演讲。Fitoussi演讲是为了纪念Jean﹣Paul Fitoussi，他任IEA秘书长长达20余年之久。每届IEA全球大会上均由大会选举的公认杰出经济学家作此演讲。Fitoussi演讲和IEA主席演讲是IEA全球大会两个最重要的环节。见《比较》辑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5辑（总第56辑）；《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530—1547页。
[2] 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沿用至今。
[3] 1953年，中国共产党废弃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确立了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在1955年末基本完成，中国宣布胜利进入“社会主义”。
[4]我还记得1978年初我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的一次谈话。罗宾逊夫人是凯恩斯主义左翼代表人物、新剑桥学派的领袖。她曾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访问中国，参观毛泽东树立的“农村先进典型”——大寨。她根据中方的介绍发表著作，认为“中国模式”是前景黯淡的世界的希望所在。1978年她再次访问北京时，我和她讨论了她的著作《中国经济管理》（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1975）。这时，她已经知道自己对中国情势的判断多数出于当局的宣传误导。由于中国幻梦的破灭，她在谈话中表现出对人类未来极度悲观的情绪。
[5] 于光远（1915—2013）原名郁锺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文革前长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和从事理论研究工作，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系统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主要著作包括《关于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1979）、《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86）、《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1980、1981、1985、1988、1991、1996、2001）、《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1991）、《要的是现代市场经济》（1992）和一系列重要的回忆录。
[6] 我的一位同事陈吉元（他后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当时负责“发展经济学讲习班”的组织工作）十分兴奋地给我复述过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讲授“二元经济理论”的情景。他说：“‘淘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澡盆’，真是一语中的，点中了中国农村发展的要害。”这次讲习班对陈吉元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后来在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7]在计划经济时代，原材料、设备等生产资料都是按计划调拨的，价格由国家计划规定。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以后，国有企业获得了按市场价格出售超计划产品的自主权；新产生的非国有企业也从事市场买卖。于是，就形成了物资流通和价格的“双轨制”。由于计划调拨和市场价格悬殊，就出现了有权力背景的“倒爷”在两个市场之间从事倒买倒卖活动，或者出售供应调拨物资的“批件”，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富翁。由于这类活动是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人们就把从事这类活动的人叫作“官倒”。
对于“官倒”现象，在早期的讨论中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旧社会才有的丑恶现象，本来在“三大改造”以后已经绝迹，但市场取向的改革促使人们追求财富和金钱，而使腐败死灰复燃。因此，他们认为，抑制腐败的根本办法就是改正改革的方向，从市场取向转向计划取向。另一种观点虽然也认为市场作用的增大会使人的贪欲提高和腐败行为增加，但是他们强调，如果不放开市场，中国就不能实现民富国强，腐败的重新滋生乃是实现民族复兴所不能不付出的代价，因此，应当对腐败行为采取容忍甚至支持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经济学家运用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寻租”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官倒”等腐败行为。他们指出，市场的发展、货币作用的加强，会因为财富的范围不再受实物的限制而使某些人的致富欲望增强。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人们的贪欲有多大，而在于是否存在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贪欲的制度条件。“官倒”之所以能够利用权力大发横财，是因为存在权力寻租的制度条件。
他们召开讨论会，出版书籍，指出为了遏制腐败，必须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这就是说要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道路前行，限制权力，建立法治。反之，如果沿着强化政府权力的道路前行，强化政府支配稀缺资源的权力，扩大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扩大寻租的制度基础，中国就会逐步变成一个腐败横行的“寻租社会”。
[8] 林重庚（Edwin R. Lim），早年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于1970年加入世界银行。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席位后，被任命为世界银行负责中国事务的首席经济学家。1985年至1990年，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组织和领导了世界银行1980年和1984年两次对中国经济的全面考察。1994年至1996年，参与组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并担任首任CEO。 2002年从世界银行退休后，组建和领导了由相关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完成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深化中国改革——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等多项课题报告。
[9] 阿德里安·伍德（Adrian Wood），早年从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77—1985年，任世界银行任高级经济学家，从事有关中国等方面的研究。1980—1985年任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国家部中国处资深经济学家，是世界银行1980年和1984年两次对中国的经济考察的主要参与者和考察报告的主要执笔人。
[10]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国际知名专家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J. 托宾（James Tobin）、曾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爵士（Sir Alexander K. Cairn Cross）、匈牙利经济学家J. 科尔奈、波兰经济学家W. 布鲁斯、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时任联邦证券抵押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中方的参加者有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廖季立、项怀诚、高尚全、杨启先等经济官员，刘国光、戴园晨、周叔莲、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陈吉元、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经济学家。
[11] 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而言，J. 科尔奈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外国经济学家。虽然他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名著《短缺经济学》中文版1986年才正式出版，但在“巴山轮会议”前，中文译稿已经在经济学家中广泛传播，形成了经济学家几乎“言必称科尔奈”的风气。
[12] 刘国光、赵人伟（1985）：《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93—203页。
[13] 在过去30年中，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几乎是经济学的一个永恒的争论课题。1987—1988年期间争论又起，M. 弗里德曼教授1988年9月在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和当时中国流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相反，提出中国不应当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为这会弱化竞争和滋生腐败，而应当像1948年联邦德国艾哈德（Ludwig Erhard）价格改革时那样，在“收紧货币，放开价格”的同时，“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在后来的讨论中，我向弗里德曼教授提问道：你和J. 托宾教授是宏观经济学对立学派的代表，可是1985年J. 托宾教授对中国应当采取何种货币政策的意见竟然和你今天讲的意见完全相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弗里德曼稍作沉吟，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是10位经济学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情况会是所有人的意见都各不相同，相互争论。当这 10位经济学家和一些非经济学家一起讨论同样的问题，人们会发现，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而和非经济学家却有不同意见。然后，弗里德曼教授对我的问题作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他说：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常是发生在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上，而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分歧。
[14] 参加这类会议的国际知名专家包括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邹至庄（Gregory C. Chow）、德鲁克（Peter Drucker）、哈特（Oliver Hart）、拉迪（Nicholas R. Lardy）、刘遵义（Lawrence Lau）、李国鼎（K. T. Lee）、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马斯金（Eric Maskin）、麦金农（Ronald MCKinnon）、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斯特恩（Nicholas Stern）、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蒋硕杰（S. C. Tsiang）、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他们与中国学者共同切磋，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此外，中国经济学家在负责制定一些重要的改革方案时，通常都会事先与有关的外国专家作专门的讨论。例如，中国在制定财政改革方案前曾专程向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教授请教。戴蒙德（Peter Diamond）和费尔德斯坦（Martin Feildstein）虽然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持有不同观点，但他们都积极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的讨论。斯宾塞（Michael Spence）、罗默（Paul Romer）也为中国近些年的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意见。
[15] 列宁在1922年11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用了一个德文词komandohohen（英文Commandingheights，即“制高点”）来指代能够左右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1921年初，在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艰难形势下，俄共不得已开始执行新经济政策，向市场经济退却。当时在俄共党内有一部分人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将危及俄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俄共的统治地位。列宁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对这种质疑作出了回答。他说，俄国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首先租出去的只是一部分中小企业，其余的都掌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里。由于国家掌握着一切“制高点”，掌握了土地和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就完全可以保证经济活动仅仅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展开，而且国家还可以随时对政策作出改变。因此，实行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对俄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俄共的统治地位是毫无危险的。《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中文版将komandohohen译为“命脉”。遵循列宁主义的各国共产党通常把牢牢掌握国民经济命脉作为自己的一条基本方针。
[16] 001年更名为经济产业省（Ministry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METI）。
三、倡导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确定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以后，选择什么样的路径达成这一目标，就成了一个成败攸关的问题。当时在为改革进行谋划的人们中，大体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从计划经济（即科尔奈所说的“直接行政控制体制”或“ⅠA模式”）直接向市场经济（即科尔奈所说的“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体制”或“ⅡB模式”过渡。另一种观点主张先要从ⅠA模式过渡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即科尔奈所说的“间接行政控制体制”或“ⅠB模式”），经过长时间“双轨并存”的阶段，然后再逐步实现从ⅠB模式到ⅡB模式的过渡。
从那时直到现在，两种改革战略之间发生过多次争论。在80年代中期的争论中，本书作者和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经济学者观点相近。我们独立或合作撰写了多篇文章，论证第二种战略很可能使改革陷于困境，主张采取第一种战略，逐步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整体改革论”的学者群体，成为改革理论探讨和方案设计中的代表流派之一。
在1985年制定“七五”（1986—1990年）计划的讨论中，我们对当时占有主导地位的“企业改革主线论”提出异议，认为单项突出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不是一种好的改革路径选择。由于商品（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多种元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市场取向改革也应该包括建立自由企业制度、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节体系等三项基本内容。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的建议》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建议，明确规定了所谓“七五三条”，即“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要抓好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1）使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3）国家主要运用间接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根据“七五三条”，1986年初国务院领导也曾一度部署制定并实施价格、税收、财政配套改革计划。但在不久以后，领导上决定放弃以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为中心的配套改革，代之以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体制。这意味着改革目标又重新回到了建立间接行政控制体制（ⅠB模式）。
在这之后，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风波。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随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据此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决定”），确立了“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明确规定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在于“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才使改革重新回到正轨，并由此开创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
本文集第三部分选辑的10篇文章，是我参与有关争论的代表作。不过两种模式之争并没有终结，此后还是会出现种种把经济体制拉回到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模式的主张，改革也会因之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复。
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1]
（1985年7月）
第五次草稿第54段[2]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两方面的本质要求：“一是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是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控制、调节和管理”。对于这一点，第五次草稿第55段[3]进一步指出，“搞活企业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搞活企业的主要措施，则是“进一步简政放权”、“给企业在产供销、人财物等方面以更大的自主权”；等等。我觉得，作为对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内容的规定，以上这些提法是否全面和准确，还值得再作推敲。
增强企业的活力，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搞活企业是否就是改革的全部基本要求，以及单靠“简政放权”是否就能搞活企业，都是值得怀疑的。从过去一年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看，单项突出“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效果似乎不太理想。其原因是：首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系，是一个由多种元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组成这个经济体系的基本元素，然而，对于一个系统来说，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它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还在于这些元素是按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对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来说，只有在企业通过市场彼此发生联系，大家都受竞争的约束，而且这个市场是有调节的市场，国家通过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控制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条件下，这个经济体系才能有效地运行。第二，即使对增强企业活力来说，单靠“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也是不够的。现在大家都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概念“父子关系”来描述旧体制下国家同企业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科尔奈所谓的“父子关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机关把企业管理得死死的，弄得他们一点自主权也没有；二是行政管理机关像慈父般地维护自己的企业，给经营不善的企业以种种照顾，叫做“软预算约束”。“松绑放权”只能解决前一方面的问题。如果企业不是在竞争性市场的约束下进行经营活动，没有竞争的压力，“松绑放权”以后只会造成负盈不负亏的局面，而不能形成促使企业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尽力满足社会需要的环境，使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有根本改善。而从另一方面说，不具备竞争性市场和间接调控体系等外部条件，企业也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任何社会化的生产都要有宏观控制，不是这样控制，就是那样控制。一旦单纯“放权”造成了失控，将只能用旧的行政办法来加强控制，这时，已经放给企业的决策权力也会被重新收回。
总之，不能把改革简单地归结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它必须在经济体系的基本环节上既是有步骤又是配套地进行。在我看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基本环节是三个：（1）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2）竞争性的市场；（3）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三方面的改革要同步前进。
在当前，我们的中心工作是稳定经济，同时，要做好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准备工作，力争使上述三方面改革不配套的问题尽快地得到解决。
[1] 本文是本书作者1985年7月15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五次草稿）》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自座谈会秘书组编：《讨论制定“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简报》第七组第1号，1985年7月16日。又见《吴敬琏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5—536页；《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13—314页。
[2] 指在这次讨论会上分发征求意见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五次草稿）》第54段。该段原文为：“（54）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必然包括两个方面的本质要求一：是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控制、调节和管理，使企业行为符合社会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要求，并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基本平衡。适应上述两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必须逐步由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控制向指导性计划为主的间接控制过渡，配套地搞好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以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这是改革中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课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经济关系就理顺了，就可以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实现经济发展速度、比例、效益的统一，实现提高效率与合理分配的统一，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