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第2章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第3章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第4章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第5章 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第6章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17
从1985年“加强宏观控制”即经济的调整未能完全收到预期效果看，继续保持目前的双重体制对峙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都会起不良的影响，因而亟需加快改革的步伐。
在主张加快改革步伐的人们中，对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也有很不相同的认识。一种看法可以归结为，改革是否能够加速主要取决于主观条件，即领导人的决心，改革者克服阻力的战斗精神等。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改革者的坚强意志固然重要，但这种意志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而且，改革是否能够加速进行，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一系列客观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保证改革全面出台时不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正因为只有准备了这样的环境，才不致在改革初期产生过大的社会震动，新建立的市场机制也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为了加快改革的步伐，我们就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尽快地形成这样的环境，同时做好理论研究、方案设计、干部训练、群众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保证全面改革的顺利出台。
根据以上分析，在如何处理经济环境同改革步伐的关系问题上，正如李成瑞同志在1986年10月的宏观经济管理科学讨论会上所指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三种：第一种，坚决压缩建设规模，适当控制消费增长，同时尽可能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生产，下决心做到供给略大于需求，为经济改革创造比较宽松的良好经济环境，使改革的步子可以快一些，国民经济可以较快转上新的运行轨道；第二种，建设规模继续膨胀，消费增长较快，需求显著大于供给，同时，改革也采取较快的步子；第三种，已经膨胀起来的建设规模略压一些，消费增长也控制一些，但动作都不大，同时，放慢改革的步子，延长双重体制并存的时间。[25]选择哪一种方案，对于今后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进程将有重大影响。根据我国8年经济改革和3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同意李成瑞同志的意见，认为第二种方案将引起大的折腾，断不可取，第三种方案会形成长期的带病运转，也非善策，还是以选择第一种方案为好。
有些同志对我国贫穷落后的处境有很强的危机感，亟思早日振兴，因而总是想建设的规模大一些，增长的速度高一些。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发展规划必须符合当前我国发展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无根据地去设想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国际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时期的初期，一般地无论在生产结构还是经济体制方面都不具备支持经济稳定地高速成长的基础条件，因此，在进入高速成长阶段即“起飞”阶段之前，通常需要经历一个为“起飞”作准备的“助跑”时期。我国目前大体上正处在这样的时期。[26]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加强国民经济的物质生产基础，即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部门，第二是理顺经济关系，建立能够有效运行的经济机制。这两项任务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作艰苦的努力。如果我们为了追求一时的高速度而在基础条件不具备时强行“起飞”，以致影响打基础的工作，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弄得不好，还会造成严重的曲折。在这个问题上，建国以来我们已经经历过几次令人痛心的失误。这种历史决不应该再重复了。
有些同志赞成尽快造成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以便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是他们认为，在我国条件下，这样一种经济环境是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的，在加强宏观控制上过于操切，各方面都不易通过，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慢慢来，目前这种双重体制对峙的格局将长期维持，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采取措施逐步缓解它所引起的矛盾和摩擦，徐图情况的改善。
应当承认，由于长时期来已经形成的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惯性和物质利益能上不能下的刚性，加强宏观控制、抑制需求的困难的确很大。但是，也应当清醒地认识，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一个漏洞很多、不能有效运行的体制，客观的形势要求或者前进到新经济机制起主导作用的体制，或者退回到改良的命令经济体制，而不可能长期停留在目前这种双重体制胶着对峙、谁也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状态；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摆脱这种状态，我们就会越来越被动。在1987年6月上旬的一次会议上我曾经指出，从近期看，采取坚决的措施人为地造成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随即推出价格、税制、财政、金融的配套改革，可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不这样做，中长期的风险更大。这是因为，如果形成在目前的体制下“拖”的局面，由于经济运行状况不能改善和社会经济效益降低，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特别是中央财政状况会日益紧张，而通货膨胀也会构成现实的威胁。现在看来，这些想法并不完全是杞人之忧。
以上提出了有关经济改革战略选择的6个问题。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牵涉的问题极为复杂，很可能有重要的遗漏。这里我想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广泛开展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对过去8年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实践作全面总结和系统反思，以便对所有有争议的重大战略问题得出正确的答案。这对避免曲折、保证改革和建设平稳地向前推进，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 载《经济研究》，1987年第2期。
[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的主报告写道：“1979年以来，以简政放权为基本思路，以形成产品市场和放活企业为战略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又说：“农村改革伊始，走了一条以简政放权为基本指导思想的路线，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1986）：《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
[3] 参见石上松（1985）：《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和阶段》，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2期。
[4] 郭树清1985年撰文对这两种方法的分歧作了分析。他对前一种思路的描述是：按照这种思路，“改革只需要一个大概的设想，过细的方案设计一来耽误时间，二来容易脱离实际，应根据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代替这种理论方案来指导改革”，而且“经验表明，制定总体方案时……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倒不如先摸着干，干到哪里算哪里，不行再重来”［郭树清（1985）：《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载《经济研究资料》，1985年第9期］。
[5] 参见科尔奈（1986）：《匈牙利经济改革的若干经验教训》，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4期；吴敬琏（1985）：《我们应当从匈牙利改革的成败得失中取得什么教训？》，参见本书105—119页。
[6] 在这方面，厉以宁教授的论断是最有影响的。他说：“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为改革创造一个适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责任、刺激与动力问题。”（参见《厉以宁教授谈改革的基本思路》，载《北京日报》，1986年5月19日）他由此得出结论：“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根本思路，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只有这样，政治改革与文化改革才能配合上去。”所以，他主张在“先改革价格，还是先改革所有制”两种思路之间选择后者。（参见《先改价格还是先改所有制选择哪个思路》，载《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11月3日）
[7] 费景汉、B. 雷诺兹（1986）：《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合理顺序的探讨》，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6期。
[8]这里借用了科尔奈称之为“加尔布雷思社会主义”（Galbraithian Socialism）的匈牙利改革学派在批评以倡导国有财产租赁制的李斯卡（Tibor Liska）为代表的“激进的改革者”时的用语［János Kornai（1986］：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Hopes，and Reality（《匈牙利的改革道路：设想，希望和现实》，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24，no. 4，1986，pp. 1687-1737）。由于匈、中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这里不准备对匈牙利的争论作出评论。
[9] 参见吴敬琏（1984）：《城市改革的关键是放活企业的供产销》，载《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9月24日。
[10] 见周太和等编（1984）：《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70—77、447、505页。
[11] 参见楼继伟（1986）：《吸取南斯拉夫经验，避免强化地方分权》及所附材料《南斯拉夫经济困难的原因》，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1期。
[12] 这里所说的统一市场，是指联结成一个整体的市场，或称“一体化市场”；它的对立面，则是被人为分割开的市场，即“分割的市场”。某些不赞成走统一市场道路的经济学家往往把统一市场与“区域市场”对举［参见华生、何家成、张学军、罗小朋、边勇壮（1986）：《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载《北京日报》，1986年3月3日；《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试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载《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这其实是不确切的。与区域市场相对立的概念，不是一体化市场，而是“全国性市场”。一种产品是在全国市场上行销，还是只在区域市场上出售，取决于该产品保存的难易、运输费用的高低以及地区性消费习惯等因素。例如在运输不便的条件下“千里不运草”，只在本地市场出售是符合经济性原则的，这与由边界封锁形成的市场分割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13] 近年报刊上此类报道屡见不鲜，如《论控制烟草行业的盲目发展》（载《经济学周报》，1986年3月23日）；《在“羊毛大战”的背后》（载《人民日报》，1986年7月21日）；《挨“卡”的承德苹果》（载《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4日）；《警惕地方经济“割据”》（载《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12月22日）；《攻坚难下攻愈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侧记》（载《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7日）；等等。
[14] 参见吴敬琏、李剑阁、张军扩（1986）：《从上海看物资供应困难与解决大城市萎缩问题的对策》，载《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7月17日。
[15]Gerschenkron，A. （1962）：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经济落后性的历史透视：论文集》），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 353-364。
[16] 刘国光、赵人伟1985年9月提交给在“巴山轮”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的论文《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93—203页）对双方的论点作了如下扼要概括：“不少经济学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一个宏观经济比较协调，市场比较松动，国家的财政、物资、外汇等后备比较充裕的良好环境。因为，新的经济体制要求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发用，而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存在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如果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严重存在，就不得不借助于并且强化行政办法来分配资源，使改革受到阻碍。另外，要使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必须使大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可是，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呈现出来，因此，改革过程中就要有比较雄厚的物资和资金的后备……以便减少经济利益调整过程中的摩擦……为此要有意识地放慢速度，控制投资规模，避免立即大幅度地提高工资和奖金，以便腾出必要的资源来进行经济改革。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固然是一件好事，它说明我国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已经取得了某些成效，但当前这种超高速度是经济出现‘过热’危险的征兆，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抑制消费膨胀和投资膨胀，使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大体上的平衡，为经济改革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另一些经济学者则认为：经济改革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进行，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近期内，甚至到本世纪末，也难以形成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在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下进行，改革要适应这种状态，通过改革逐步缓解这种状态……这些经济学者还认为，我国的经济目前正在进入一个以结构变动为中心的新的高速成长阶段，广大人民的消费正在从温饱型向选择型转变，农村劳动力也正在加速从农业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消费基金必然迅速增长。并且，我国从八十年代初期进入了固定资产全面更新的时期，投资额的加速增长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总需求增长超过总供给增长、货币供应的超前增长，都是我国经济进入高速成长阶段的内在要求。再者，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需要经济有一定的增长势头。所以，他们认为我国经济目前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正常的、健康的……人为地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则是不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实际要求的。”
[17] 后知（1986）：《当前中国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思考》，载［美］《知识分子》，1986年秋季号，第104页。
[18] 费景汉、B. 雷诺兹（1986）：《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合理顺序的探讨》，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6期。
[19] 这里所以使用“早期凯恩斯主义”的用语，是因为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早已放弃长期的通货膨胀会刺激投资的假说［参见蒋硕杰（1985）：《稳定中求成长》，见《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经济与生活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
[20] 厉以宁（1986）：《经济体制改革中急待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6年第5期。
[21] 吴敬琏（1985）：《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22] 即保持企业计划内产品和物资的指令性计划生产、调拨和按国家定价买卖，超额的计划外部分则按市场价格买卖。
[23]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1986）：《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47页。
[24] 参见吴敬琏（1986）：《经济波动和双重体制》，载《财贸经济》，1986年第6期。
[25] 参见李成瑞（1986）：《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若干问题》，载《财贸经济》，1986年第11期。
[26] 据张晓光同志的考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国家从“助跑”到“起飞”的“临界点”约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200美元—300美元（1980年），相当于500美元—800美元（1985年）。我国1984年约人均GDP值为310美元（当年）。从这个指标看，我国经济也处在“助跑”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研究[1]
（1987年2月）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建设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辉成就的八年。现在，振兴中华的历史进军，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鉴史可以资治，温故可以知新。在这个历史的转变关头，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八年来的经验，对于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是十分必要的。
二、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曾经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并在19世纪后半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能否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就成为与民族存亡命运攸关的大事情。一切社会阶级和政治派别，都要根据它们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所持的立场而受到历史的裁决；一种政策是否正确，也都要根据它们对于现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实践的检验。一个个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由于背逆潮流而没落败亡。领导中国人民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各种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尽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却也是成功与失误互见。对于各项政策作出历史评价的根本标准，就在于它们究竟是否有利于推进现代化事业。
实现现代化，首先就是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进而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是将大量原来在生产率很低的产业、主要是传统农业就业的劳动力转向现代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和其他非农产业。顺利实现这种转移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得到足够的资金，用以装备转向高效率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和对他们进行智力投资。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困难尤其巨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情特点，在于“人口多，家底薄，发展很不平衡”。大量农村劳动力处在隐蔽失业状态，向非农业转移的任务重，资金的需要量大，而家底薄，国民财富积累不足，资金就更显得匮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克服困难，推进现代化，就只能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上找出路，哪一种体制和政策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稳定地加速现代化进程，我们就应当加以肯定和积极采用，反之，哪一种政策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加速现代化进程，就应当坚决予以否定和摒弃。
三、根据上述原则来观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包括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改变传统发展战略，使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封闭僵化的经济体制，代之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等等，都是能够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迎来了全面高涨的新局面。从1979到1986的八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1979—1986年，我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10％、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9.4％，都远远高于前26年平均8.2％和3.3％的速度，在世界上人口超过5000万的16个国家中遥遥领先。粮棉产量居世界首位。1979—1985年，我国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中已有1亿多人转入工业、商业和其他第三产业部门。这一事实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然而，即使最近八年的现代化建设，也并不是没有偏差和缺陷的。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看来正确处理以下三方面关系至关重要。这三个方面是：（1）如何掌握工业化的速度和经济工作的重点；（2）如何正确处理消费同积累的关系；（3）如何保证经济体制的变革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在经济“起飞”的“助跑”阶段，不应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即期的高速度上，而应着重为高速成长准备基本条件。
五、发展中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基本前提，是在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持续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类国家无论从经济结构方面还是从经济体制方面说，都缺乏经济高效率运转的基础，而且积累能力有限，不具备推动经济长期高速成长的实力。这样，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前，通常都需要一个“助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加强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包括农业、基础工业和能源、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为形成能够高速成长的经济结构作好准备；第二是理顺经济关系，制定各种经济规范，建立能够有效运行的经济机制；第三是进行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其他软件准备，包括奠定健全的法治基础，建立良好的科技教育体系，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和社会素质，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助跑”阶段的各种准备工作进行得愈好，高速成长阶段就愈有可能较快地到来，并能够进行得比较顺利和平稳。
各国达到这个阶段转折点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不完全相同，人口稠密的大国，该水平往往低一些；人口少、资源丰富的国家则往往高一些，但大体上在600美元（1980年美元）上下。发达国家从低收入水平达到这个转折点，曾经历了一两个世纪的漫长累积过程，而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国家强力推动，并能以较小的成本取得别国发展的成熟技术和经验，享受“后发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2]，因而可以缩短这一过程，但是要达到这个转折点也需要经过坚韧不拔的努力。
以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情况同发展中国家达到临界点时的情况相对比，我国显然还处在“助跑”阶段。日本是在1955年进入高速成长阶段的。当时人均国民收人为218当年美元（折合1980年美元约为500—600美元），而我国1984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10当年美元。至于经济结构的合理程度就更为低下。日本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历来就比我国雄厚，战后实行向煤、钢等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基础工业进一步加强。80年代初我国人均电力消费量、人均粗钢产量、就业人口中非农业等一次产业所占的比重、单位面积的铁路营运公里和每10万人口平均铁路营运公里都低于日本战前的水平。另一方面，从经济体制方面看，日本在战后实施以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解散家族财阀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工程计划”和以稳定金融、放开价格为目标的“道奇计划”，逐步改变了战时的统制经济体制，恢复并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体系。在我国，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初战阶段，新经济机制还不能充分有效地运行。在这种情况下，片面追求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
六、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通过国家政治力量强行“起飞”，弄得不好就会从空中摔下来，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有过严重的教训。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增长加速，是以土地改革后从1952年至1958年农业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为基础的。蓬勃发展的形势发生逆转的主要契机，则是农业劳动力以过高的速度向非农业部门转移。非农业部门以“全民大办”和“小土群”的方式扩大过快。其间效率非但没有提高，反而猛烈下降。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巨额浪费，我国投资系数（即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所费投资）竟较之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50倍，由1.78增加到93.8。全民所有制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在五年间下降了24.3％。全要素生产率（即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TFP）下降更多。这样用拔苗助长的方式搞“大跃进”，以国力所不能支撑的速度进行建设，结果酿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以后为了克服危机，不得不进行为期三年以上的“调整”，把6000万“上山”炼钢铁的农民从工业中撤回，2000万已进城就业的农民退回农村，大量新建生产能力被废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七、考虑到有关的种种情况，党的十二大在确定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时，作出了把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1981—1990）速度要慢些，着重为后10年（1991—2000）的起飞打好基础的安排，要求前10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年平均增长6％—7％，后10年年平均增长7％—8％。虽然1981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以后不久，1982年下半年曾出现过追求高速度的苗头，但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了小的调整措施，“六五”前三年总起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7.6％，经济效益提高较快，打基础的工作也得以稳步进行。
近年来打基础工作取得的最显著成绩是1979—1981年经济调整后农、轻、重结构的改善，特别是农业这一基础部门的大大加强。过去对农村竭泽而渔，使农业成了我国经济中的最薄弱部门。“六五”前期，由于国家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从多方面扶植农业生产。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加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村经济在短短的几年中恢复过来，并得到了出乎人们预料的发展。农业这一“短线”部门的加强，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尽管1979—1981年的调整工作由于对重工业内部结构缺乏具体分析，在压缩投资时不适当地削减了本应得到加强的能源、原材料以及运输通讯等“短线”部门的投资，对“六五”期间的协调发展产生了某些不利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它对打基础起了很好的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八、从1984年初开始，一些同志在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头脑显得很不清醒，以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速成长的“起飞”阶段，于是到处加温加压，号召“提前翻番”，致使各地竞相攀比增长速度，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积累与消费同时扩大、需求膨胀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进形成的浪潮，妨碍了打基础工作的稳步进行，导致部分经济结构，主要是工业内部的部门结构、产业的地区结构以及企业规模结构等的偏畸加剧，损害了经济效益。一方面，大量投资和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但是另一方面，依靠大量增加投入，靠自然资源和国民财富积累的“老本”来增产是不能长期维持的。而且，需求膨胀和财政紧张，也不利于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九、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高低，首先取决于稀缺资源在国民经济的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间配置的状况。当比例关系协调、经济结构合理时，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率就高，反之，当生产的部门结构发生偏畸时，就会出现资源的浪费，效率也就会降低。在追求产值高指标的思想指导下，1984年各地普遍刮起大办各种能够立竿见影地“上产值”的一般加工工业和高产值的耐用消费品组装工业的“热风”。这不仅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剧烈膨胀，而且使电力工业、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等“短线”部门相对地更“短”，部门结构不协调加剧。
十、以电力工业为例，我国1953—1980年发电量增长对于工业增长的超前系数为1.42，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本来就有些偏低，进入“六五”以后，更猛降到1以下。即使撇开迅猛发展的村办工业不计，“六五”前3年只有0.72，1984年和1985年进一步降低到0.52和0.49。1986年虽然勉强达到0.92的水平，但仍未扭转电力供应恶化的趋势。据水电部测算，1980年约缺发电装机1000万千瓦，1985年增加到 1200 万千瓦，1986年又继续有所增加。电力严重紧缺，目前已使我国工业约有1/4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作用。许多工厂建成后，因电力短缺而不能正常生产。
十一、我国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长期存在“头重脚轻”、加工工业过度发展的缺陷。1978年三者之间的比例为12.1∶35.5∶52.4，经过 1979—1981年的调整，情况有所好转，改变为15.2∶40.6∶44.2。但由于“六五”后4年加工工业的过量发展，形势发生逆转，1985年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变为11.5∶35.5∶53.0，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较之调整以前的1978年更为严重。由于基础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原材料供应十分紧张。近年来尽管国内钢材、有色金属增产较多，但还要大量从国外进口，化工原料和化肥也要从国外大量进口，1985年仅此几项进口用汇近12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出口创汇总额的40％以上。钢材的进口量达到国内消费量的1/3。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争夺各种原材料的“大战”持续不断，不少发达的加工工业城市却由于无法取得足够的原材料而出现生产萎缩的危险苗头。
十二、不断提高全民受教育的程度和科技文化水平，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有效益增长的根本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方针指引下，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科研教育经费也有较快的增加。
十三、“六五”计划规定我国发展科技事业的方针是：在着重发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同时，继续加强基础研究，使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靠的指导力量和储备力量。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过去长期偏重于基础研究和高、精、尖攻关，面向生产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比较薄弱。科技体制改革后，应用研究特别是开发研究得到加强，取得了一定成果，对于推动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对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针的理解上存在某些重眼前效益、轻长远发展的片面性。由于片面强调“短、平、快”和科研单位“增产创收”，而对基础研究的资金安排又不够妥善，甚至提倡科学家去承包乡镇企业以便“先富起来”，出现了某些急功近利、“抓现钱”的现象，使基础研究受到削弱和损害。最近又决定将近5000个研究机构下放到企业。在目前不少企业自身的活力尚且不足，长远发展的观念不强，促进技术进步、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将研究机构下放到企业，这批研究力量可能会被企业视为包袱或应付临时需要的机动人员，前途堪虞。
这种情况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使那些需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见效的基础科研活动受到损害。而没有强大的科研基础和技术后备，社会生产力的长期稳定发展是无法想像的。
十四、在教育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有所发展，但基础教育，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农中、职中等发展较慢，其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由 1980年的 75.9％降为 1985年的68.4％，同期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由43.1％降为39.4％。每年都有数百万年龄小、无职业技能的少年中途辍学，流向社会。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不少地方的领导部门对基础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目前中小学校舍、师资、设备等方面仍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据统计，直到1985年，全国中小学还有4600万平方米危房未修，每五个小学生便有一个没有课桌，小学教师有2/3不合标准。与此同时，“一切向钱看”，认为“读书无用”，不如自动退学、就业挣钱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国际经验一再证明，发展中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资是长期发展的必备基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一贯重视基础教育。1873年日本初等教育入学率为 28.1％，而到 1911年以前已达到 100％的高水平。同时，日本还以极大的努力加强科技教育和职业教育。国际上公认，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全民的知识化。如果不努力改变我国基础教育的落后状况，不仅将不利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安定。
十五、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条规定中，最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条。[3]近年来，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清理历史积案、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欢迎。但是，在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方面，措施还不够切实有力。目前收入分配上“脑体倒挂”的现象相当严重。过去大学毕业生标准工资58.5元，在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他们的收入相对较高。但现在一个大学毕业、在科研或教育单位工作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月工资不过80—90元，而一个未上过大学、在工厂工作的同龄人的工资加奖金一般都在100元以上，倒买倒卖的小贩月收入三五百元的更不在少数。过去，一、二级教授工资相当于副部级干部的工资，副教授的起点工资相当于国家机关副局级的起点工资，而在1985年新的工资标准中，则把一、二级教授的工资列为保留工资，副教授的起点工资只相当于国家机关的正处级。据中国科学院的同志反映，1986年夫妻均为高级研究员（副研究员）的四口之家，其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不到800元，竟低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收入的815元，更低于北京市居民人均1068元的水平。不少知识分子批评目前的工资制度是“官本位”制，“鼓励全民向官看”。这不仅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也使一些在校的青年学生产生消极情绪。国内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社会地位和工作条件上安排不当，还会使各种专业人员谋求移居国外或出国进修，人员滞留海外，不愿回国服务。如果在我国发生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过的人才耗散、“智能流失”（braindrain）现象，对于我国现代化造成的损害将是很大的。
十六、为争取高速成长阶段早日到来，还应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的有效运行做好最重要的软件准备。1979—1981年经济调整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为经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次第展开准备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而1984年经济过热对于打基础工作造成的另一种消极影响，则是损害了全面改革所必要的良好经济环境，使改革难以平稳地进行。
原来预定，在“七五”期间，为了给后十年经济“起飞”打基础，要初步建立起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可是由于1984年第四季度后出现了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严重不平衡的态势，使原来预定出台的某些重大改革措施无法出台，或者出台以后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虽然1985年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由于传统发展战略的惯性，以及双重体制胶着对峙、谁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经济调整并没有能够贯彻到位。1986年度财政出现了近几年来最高额赤字，1987年也难以有明显的缓解。这表明今后改革和建设都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对此，有些同志提出，改革实际上不可能在宽松的环境下进行，而只能在紧张的经济条件下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走碎步前进。我们认为，这种在不改变旧的发展模式的条件下走一步看一步，绕开困难走，“什么好改改什么”的做法，只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长期带病运行，难免使改革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本来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条件下更多地推进改革，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打基础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丧失了一些宝贵的机会。现在我们应当充分正视当前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的现实，用一段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大步配套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为高速增长打基础的阶段，要适当节制消费增长，在全党、全民中树立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观念。
十七、在高速成长的“助跑”阶段，如何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一个极端重要，然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如果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如果消费增长过快，把由效率提高新增的剩余产品分光吃尽，又会使打基础的大量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延缓“起飞”到来的时间，归根到底也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无论是建国36年来，还是近8年来，都有过深刻的教训。
十八、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就确定了人民收入“不可不增，不可多增”的原则，一方面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号召全国人民胼手胝足、节衣缩食，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建设以156项重点建设为骨干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另一方面，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稳步增加城乡人民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建国最初的几年大体上贯彻了这一方针，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建国之初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得到较快的提高。可是当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58年夏季获得农业大丰收、秋季预计也将获得大丰收时，党内就滋长起骄傲自满的情绪。1958年开始刮“共产风”，错误地鼓励“放开肚皮吃饭”，各地大办“小土群”，大建楼堂馆所，在全国范围里掀起建设和消费双加速的浮夸浪潮。不久，这一浪潮就将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经历了难以忘却的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失败以后，指导思想又走向另一极端。在“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下，实际上完全忽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1957年到1977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这不能不极大地损害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十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理论界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为了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提出要适当降低积累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的比重，并在一个时期中优先发展轻工业。同时，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较快地改善人民生活。这样做，纠正了过去“重积累、轻消费”，强调社会性消费，忽视消费者个人选择的做法，使劳动者个人收入和生活质量有较快的提高，带有“还欠账”的性质，因而是必要的。由于过去20年过多地扣除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早已使用掉或者浪费掉了，为了“还欠账”，就只能对当年国民收入的扣除分比例作适当的调整，少扣多分，使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从1979到1983年的 5年中，社会劳动者人均创造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4.41％，而城乡居民的个人消费水平年平均提高6.91％；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7.27％，居民消费总额年平均增长8.27％。显然，这是一种只能短时期维持的做法，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物质生产部门建设资金的短缺，推迟“起飞”的到来。
二十、从1984年开始，由于部分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未能对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和面临的严重挑战保持清醒的认识，以为我国粮食已经“过关”，数年以后粮食将有巨额剩余，应当改变人民的饮食结构，放松商品粮销售控制，多吃肉，多销粮；同时，在计划生育上“开小口子”，使人口增长突破了原定的计划，加之急于想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好处，提出了“高消费”“能挣会花”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使群众对于生活的改善抱有过高的要求与期望。与此同时，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想方设法多发、滥发各种奖金、津贴、实物补贴。此外由于缺乏对改革初战阶段收入政策的清醒认识，放松了对消费基金的宏观控制。所有这一切，导致了1984年第四季度以后消费的剧烈膨胀。1985年社会劳动者人均创造的国民收入只增长7.8％，而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却提高了14.2％。1986年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4％，而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比上年提高16％，扣除生活费用上升因素，实际收入提高8.4％；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农业提供的国民收入增长。至于用公款支付的各种社会消费和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投资的消费性积累，其膨胀速度更令人吃惊。总之，目前我国消费水平已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其他一些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时的消费水平，出现了存在于许多发展状况欠佳的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超前于生产增长的“早熟”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