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第2章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第3章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第4章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第5章 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第6章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18
二十一、超前消费（包括社会消费）造成的主要消极后果，是用于支持物质生产部门发展的资金相对不足。近年来，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所占比重虽然节节上升，但是由于投资中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增加很快，用于物质生产部门的资金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所占比重反而不断降低。“六五”期间物质生产部门积累率（国民收入用于物质生产部门投资的份额）已由“五五”期间的22.3％下降为16.5％。在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中，增长得最快的又是楼堂馆所、高级宾馆、饭店，各种活动中心、游乐园、“一条街”等。据中国建设银行对59个市县调查，1986年这些市县用于修建楼堂馆所耗费的投资总额达83亿元，占全部非生产部门投资的1/7。现在到处都在大兴土木，高标准、“超豪华”的建筑如雨后春笋，而城市公用事业和群众迫切需要的其他基础设施仍然改善得有限。同时，由于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过于分散化，一般的加工工业上得过多，重点建设资金不足，使高速成长所必须的大型基础工业项目和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未能得到必要的保证。据中国建设银行对114个重点项目的统计，按照国家规定的合理工期要求，1986年需要投资228.95亿元，而各部、各地区实际安排投资189.8亿元，投资缺口39.15亿元、达安排投资的20.6％。其中，电力13.7亿元，占投资需要的33.5％，铁道4.5亿元，占投资需要的29％，煤炭5亿元，占投资需要的21％。在农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据中国农业银行信息部抽样调查，从1984年到1986年的3年中，农民户均消费支出每年递增11.1％，而同期生产性支出（包括家庭经营费用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只递增9.5％，生产性支出在农民家庭支出中所占份额是递减的，其中，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连绝对额也是递减的，年递减率达 4.3％。1986年农民户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增加18.4％，生产性支出只增加 13.1％，而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竟下降了11.98％。投资不足显然会对农业生产的后劲产生消极影响。
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物质生产部门，特别是农业、基础工业、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乃是整个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本部分，这部分资金的短缺，将使今后的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从长远的观点看，对于人民生活的持续提高也是有害的。
二十二、超前的消费导致产业结构出现新的失调。为了满足剧烈膨胀和迅速提高的消费欲望，1984年至1985年，国家动用大量储备外汇，引进了许多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消费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直到豆腐、炒花生等的装配线和生产线，还进口了大量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整机和散件。这一方面进一步刺激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猛烈地冲击了民族工业，加剧了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加深了消费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由于我们不得不将宝贵的外汇用于进口消费品或实现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能够用于引进先进技术、加强基础工业、保持国民经济后劲的外汇就相对缺乏。
二十三、最近几年，在社会经济效益没有明显提高，现有财力、物力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条件下，追求高速度和高消费，还使我们付出了消耗财富积累、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近年来，外汇储备和粮食储备大幅度减少，已有生产能力得不到必要的维修和保养。例如，原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地力缺少蓄养补充，耕地每年减少1％，水浇地面积累计减少近100万公顷。这些都削弱了农业稳产高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又如“一五”时期建立的156项重点项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骨干，但多数企业由于只用不养，无力进行技术改造，使设备日益老化，技术日趋落后。采矿业在“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遍地开花”的口号下，出现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倾向。据山西调查，乡镇煤矿每采1吨煤，要消耗国家12.5—25吨的煤炭资源。有些地方在国有大矿开采区内乱开小矿，危害大矿正常的安全生产，甚至引致严重的停产事故。此外，森林覆盖率下降，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增加，不仅黄河泥沙量加大，而且长江由于上游植被毁坏，也有成为第二条黄河的危险。这些不仅影响了当前经济的协调发展，也使我国经济今后长期稳定发展受到威胁。
二十四、追求“高消费”对党风、政纪和社会风气造成的腐蚀作用也不可小视。近年来行政费用支出急剧上升，难以控制。1979—1985年，国家的行政费支出每年递增16.6％，远高于财政收入年增6.9％、按现价计算的国民收入年增12.4％的速度。许多机关添置了大量进口豪华轿车，开会住高级宾馆，会议伙食费一提再提，开一次会动辄要花费数万元。迎来送往，接风饯行，宴会等级不断升档，各地竞相效尤，形成了普遍的铺张浪费、浮华奢靡之风。有些企业也在营业外支出的名目下大肆挥霍国家钱财，订货会、鉴定会、展销会以及各种纪念会，住高级宾馆，吃高级宴席，送高级礼品，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交方式。所有这些不但败坏了政府的声誉，毒害了人们的思想，磨灭了宝贵的艰苦创业精神，而且也严重扭曲了产业结构和价格结构。一些由公费购买力维持的产业应运而生并过度发展，而饭馆、旅店、出租汽车等的畸高价格，却使消费者用自己的工薪不敢问津。这种花公家的钱一掷千金，而个人消费能力微不足道的状况，已经深深地形成了病态的社会心理，这对于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消极影响将十分深远。许多发展中国家十分注意在人民中提倡节约的风气，特别是要求政府官员带头，不得乘坐外国汽车、吸进口烟，等等。我们也需要在这方面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目前人民群众对于近年来兴起的大吃大喝、公费旅游、高级官员攀比更换豪华轿车等风气深感忧虑和不满。应当说，他们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
二十五、按照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人口增长以及社会保障和社会性消费的存在，个人生活费收入的增长应略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对它们来说，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高消费的强烈“示范效应”又造成国内过高的消费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从长远利益考虑，发展中国家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加强对消费的适当引导和控制，以保证经济建设有足够的资金。在我国应当继续提倡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美德，坚决防止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的风气蔓延滋长。否则，如果消极顺从那种在消费上向发达国家看齐的风气，甚至推波助澜，倡导所谓“消费革命”，鼓励过快地提高消费水平，那么，或者无法保证建设所必要的积累，推迟了“起飞”的时间，或者要想同时保证有足够的建设资金，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到头来还是要被迫降低消费水平。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国内通货膨胀和国际债务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既要保证消费增长，又要保证现代化建设有足够的投资，处在双重压力之下，穷于应付。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改革期间发生了消费失控的情况。一些国家为此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使改革发生了逆转。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状况在我国出现。
有些同志以为，增加收入、提高消费水平就能刺激群众的积极性。经验证明，其结果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近几年来，由于（1）在经济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大幅度地提高收入水平，必然引起利益关系背离合理化方向的变动和分配上苦乐不均矛盾的激化；（2）群众对增加收入的预期值过高，即使工资福利的提高超过国家财力的承担能力，也难以得到群众满意的反应。这样，虽然居民的收入普遍得到较多的增加，他们仍然会产生不满情绪。显然，这对动员群众支持改革，分担改革的责任与风险，是十分不利的。
二十六、考虑到收入水平能上不能下的刚性，要使群众收入水平从已经达到的高水平上降下来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坚决控制个人收入增长速度的同时，大力鼓励储蓄和引导消费，来化解由于居民收入增加过快造成的问题，一度在领导部门出现过的不应鼓励储蓄的政策设想是很不适当的。各国在经济起飞期间都把鼓励居民储蓄作为筹措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曾提出“以储蓄求稳定，以出口求发展”的口号，从社会舆论动员、储蓄形式多样化、储蓄机构普遍化等方面作出努力，千方百计地鼓励居民储蓄，然后通过多层次的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集腋成裘，转化为建设资金。因而民间设备投资激增，成为积累的主要来源。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坚持这些做法，是公认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吸取。为了将目前已近3000亿元的结余购买力部分地转化为长期投资，有必要形成舆论，完善机制，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居民手中的资金。
在经济体制除旧布新的整个改革过程中，必须经常保持运行中的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十七、为“起飞”作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实现经济改革，建立起能够有效运行的新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积建国以来30多年的经验，人们普遍认识到，符合我国国情、适合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要求的经济体制，只能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二十八、达到这样的认识，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就以苏联为榜样，采取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体制适应了工业化初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对于集中全国财力渡过建国初期的财政经济困难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这种与高指标、高积累、结构偏畸、对外封闭为特征的粗放发展战略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体制，抑制了社会经济活力，使得投入多、产出少，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都处于低下停滞的状态。
采取这样的体制和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的。苏联经过若干个五年计划的努力，虽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还是完成了工业化，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是，中国和苏联在资源条件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中国，企图依靠效率很差的传统体制实现工业化，几乎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的20余年中，由于采取这样的体制模式和工业化战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十分缓慢。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和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952年到1976年的24年中几乎没有变动。由于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束缚，尽管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不断加大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强度，收益却迅速递减。农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每年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粮棉油，使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濒于崩溃的边缘。落后的农业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工业等其他部门也同样效益低下。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52年到197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每年只提高0.3％，有些年份甚至出现负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逐步陷入恶性循环，并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全面危机。
二十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针对旧体制的弊端，党和政府也曾经试图在不改变旧体制的总框架的条件下，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方式和企业管理方式作一些改善。1958年和1979年等年份，曾多次进行扩大地方政府权限的“改革”。但是这种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既违背了传统计划体制高度集权的本质要求，也不可能形成商品经济所必需的统一市场，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能够促使国民经济协调运行的机制，资源配置效益不可避免地恶化，给经济建设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所以每次放权不久，又总是重新收回。国民经济陷入了“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
三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改革道路。八年来，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大胆探索和艰苦努力，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冲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普遍建立了能够极大地激发农民经营积极性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我国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开辟了通路。
继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以后，在城市改革方面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进展。表现在：（1）在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通过采取一系列引导和鼓励政策，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改造成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经济；（2）扩大了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自主经营、谋求利润和自我发展的意识和机制；（3）通过逐步减少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商品品种和数量，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4）按照“调放结合”的原则，陆续调整和放开了部分产品的价格，从而突破了原来统一定价的僵化的价格体系；（5）打破了旧的中央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建立了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设的两级金融组织体系；（6）通过财政“分灶吃饭”和两步利改税，改变了统收统支的旧体制，刺激了地方和企业增收节支的积极性；（7）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旧局面，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迅速扩大；（8）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念开始增强。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对于改革的方向、改革的目标模式、保证改革所需要的良好环境、进行三环节配套改革等原则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实践证明，这些决定都是正确的。
三十一、看来，近几年改革存在的最主要的缺点，可能在于更多地强调了破除旧体制，而没有着重于理顺经济关系，建设新体制。人们往往以为，任何符合商品化、货币化大方向的行动，都是正确的，而没有考虑到改革的每一个措施必须有利于经济体制整体功能的保持和改善。经济体制的功能，在于保证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正如生产不能一日中断一样，经济体制也是不能“停机检修”的。因此，改革的每一项具体措施，都要有利于保持整个经济体制的整体性和有效性。如果不注意保持运转中经济体制整体的有效性，即使某一措施是符合改革大方向的，它的单项实施也会带来破坏国民经济稳定的消极后果，对于改革本身也是十分不利的。
从这个观点看，这几年的改革中，一些口号和具体做法，是存在缺陷的。例如：
——在一段时期中，一些报刊甚至一些地方的政府文件宣传和提倡过“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的指导方针。在我们看来，这种宣传是不妥当的。的确，改革作为一种开创性的事业，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失误。但是，无论从主观方面看还是从对各级改革领导人的要求来说，都必须谨慎从事，少犯错误，避免重大挫折。可是在“不允许不改革”的气氛下，各级领导往往不能不争先恐后，推广某些并未经过充分论证和确实取得试点经验的“新招数”，结果使各种管理制度和政策互不衔接，运行机制漏洞很多，同时也会造成政策多变、反复无常的现象。近几年中，某些一哄而起的“刮风”现象一再发生。一说“办公司”，全国就出现了20万个公司。其他如“包字进城”、推进“所有制改革”等，也不胜枚举。群众对各种冠以“改革”美称的不良现象十分不满，对政策多变表示困惑。这样下去，很可能使部分群众失去支持改革的热情，以至影响正常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
——由少数同志主张推广的某些改革措施，由于缺乏领导机关的有力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由群众用自下而上、“撞击反射”的方式进行的自发行动。有的地方甚至公开鼓励“不要坐等红头文件”，让各个单位“自行试点”，实际上听任它们各行其是。一些地方流行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在下马中上马，在批评中前进”的说法以及“打擦边球”等做法，表明这种放任自流的状况已经使党和政府政策的严肃性受到了冲击，并且不利于建立起有利于长期稳定发展、有合理规范的新经济秩序。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央对改革积极而又科学的领导和组织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应该重新确立起对改革的领导权威，整肃组织性和纪律性，使改革能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健康地进行，少交“学费”，少走弯路。
——在改革内容上，一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原始商品经济为蓝本，认为商品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是私有经济，主张把“放开”看作改革的唯一目标。在政策设计上，往往放开一头，管住一头，给小企业以各种优惠条件，而很少考虑国有大中企业所受到的冲击和挤压，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首先造成改革不可逆转的形势，然后经历一个历史时期便可以由乱到治，建立起现代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显然，这种主张不符合近代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也不符合我国已经拥有8000个大中型企业、近10000亿元国有固定资产的现实状况。激烈竞争的国际社会也不允许我们去做这样的试验。我们的改革应该始终注意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让它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广阔舞台上显露身手。应该根据我国既存在大量小型企业又存在数量不多但实力强大的大中型企业的实际情况，按照现代商品经济的一般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去构想改革的思路，设计改革的蓝图。应该尽力避免原始商品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公正竞争、巧取豪夺、坑蒙拐骗、贪污行贿、贫富悬殊等混乱状况和腐败现象在我国蔓延。
——评价某项改革措施的效果，往往只看它是否调动了个别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而没有分辨这种积极性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效益的提高和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一些同志认为只要是有利于“搞活”的措施，就都是正确的，而不考虑它们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例如，实行地方行政性分权，看上去地方行政当局的积极性的确提高了，但由此所产生的盲目布点、重复建设、市场割据、封关设卡的情况日趋严重，削弱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并使制造业集中的大城市处于困难境地，反过来，不发达地区也因为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和不适当地使用自己的力量而受到损失，因此，对于全局和局部地区到头来都是不利的。又如，“双轨价格”刺激了企业超产的积极性，但是从悬殊的价差中得到好处最多的还是那些得到低价进或高价出优惠的单位和转手倒卖的中间环节。由此，产生了以小挤大、以劣挤优，以及从差价中牟取暴利的行为盛行等问题。显然这对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十分不利的。
三十二、综观八年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失误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在思想上对理论研究和理论指导重视不够，在实践中又存在一些急躁情绪，因此，有时强调了必要性而忽视可能性，没有自觉创造改革措施获得成功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有时强调了可能性却又忽略了必要性，只要能改什么就改什么，使各项改革措施之间缺少逻辑配套关系，还有那些既不考虑必要性也不考虑可能性的“新招数”，虽然层出不穷，搞得热热闹闹，但对改革和建设带来的危害更大。由此可见，认真反思、保持清醒头脑、加强理论研究是极其重要的。
有关改革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浅层现象的谈论多，深入的探讨少；原则讲得多，机制讲得少；个别方面的研究多，系统整体的研究少；因此，难以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而且在这些不系统的想法付诸实施时，也往往由于关系不顺、机制不灵，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人们常以为，这些只是实施中战术上的问题，实际上却是若干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因此，我们应当特别注重改革战略问题的研究。
三十三、现在传统体制已在许多方面被冲破，旧机制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灵，新体制的某些要素虽然已局部地出现，但新的经济机制并没有作为一个系统建立起来。这样，运行中的经济体系就难以发挥它的整体功能。正如前已指出的，经济体制的首要功能，是正确有效地配置资源。由于现行体制的各个环节之间互不衔接，新旧体制胶着对峙，资源的配置就难以优化，经济结构就难免偏畸，例如，国民经济部门结构优化的基本要求，是避免七长八短，实现协调发展。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应当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等“短线”部门，然而现行体制却鼓励各地区、各部门把宝贵的投资用于发展已经过“长”的加工工业和某些消费性建设项目，使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的失衡加剧。国民经济地区结构优化的基本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然而现行体制却容易促使各地区采取相互封锁、保护主义的政策，力求自成体系。此外，在规模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如果不紧紧把握住改革为发展服务的原则，经常注意保持经济系统的整体有效性，对于发展经济和体制改革本身都是不利的。
三十四、经过1985年初以来两年多的讨论，特别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对这几年来的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陷，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对某些经济界曾经争论不休、各执一辞的问题，例如，提倡提前翻番所引起的经济过热，鼓励高消费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地方行政性分权所招致的宏观失控，以及双轨价格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等等，多数同志的认识也逐渐趋于一致。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继续推进改革，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上来。
三十五、在改革的正确方向已经指明的条件下，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实施改革的战略的选择。对于下一步改革应当怎样搞，目前经济界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想法，形成了若干可选思路。采取哪一种思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和结果。
三十六、一种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将是长期存在的现实，我们只能适应这种情况，在体制改革上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走小步”前进，而不能要求近期在配套改革方面迈出大的步子。通过小步改革的积累，就可以使目前已经形成的新经济机制逐步完善；同时随着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也会逐渐趋于平稳。
从近两年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实现这种设想没有多少把握。在目前新旧体制胶着对峙、谁都不能有效地发挥整体功能的状况下，不仅由于漏洞大而多、摩擦过盛，很难对各部门、各地区和企业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调节，还由于社会经济效益太差，投入多，产出少，在总量控制上陷入了某种两难的境地：不控制难以为继，控制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当抑制过度的需求时，往往需求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供给却先受到抑制，而在需要刺激经济回升时，供给改善得不多，由投入增加形成的需求却上升得很猛。这就是1985—1986年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未能尽如人意，1986年下半年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的危险再次出现，国际收支状况未能好转的基本原因。这就说明，国民经济在这样的体制下带病运行，情况将很难获得改善。所以，在目前的状态下拖下去决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应当从开创改革的新局面寻找出路。
三十七、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不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未能实现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条件下，也能以较高的速度深化改革。例如，有些同志主张以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为主线，把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他们认为，过去几年在建立市场机制、理顺经济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只是由于没有抓住微观基础再造这个关键，企业对市场价格信号不接收、不反应，所以改革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今后应以推行企业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进行企业内部制度的改革。经营责任制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厂长经理承包，也可以是全员承包等。
我们认为，这种绕开建立市场机制和理顺价格体系去搞活企业的思路，虽然是在减税让利的路子难以继续走下去的情况下提出的，但细细分析起来，仍然没有能够摆脱这条老路子。采取这种办法，首先存在有“油水”抢着包，没有“油水”不愿包，“油水”干了要退包的问题。在谈判承包条件时，要国家让出一部分利益；承包以后，又经常出现“包而不干”的情况，要财政更多地拿钱。这些，都会使财政收支更加紧张。绕开市场机制的建立进行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经营条件不平等。在没有大体合理的市场价格体系的情况下，即使是资产经营承包，因为无法进行客观的评估，也不能真正做到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奖优罚劣。而且，正如国际经验和我国自己的经验所表明，采取职工集体承包、经理代表职工承包一类办法，不能避免行为短期化、少扣多分、消费膨胀等倾向的发生。这几年通过各方面的改革措施，利润动机在企业微观决策中已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正常，扭曲的价格信号也无法正确引导企业合理地行动，结果使社会经济效益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在企业经营条件不平等的条件下实行个别谈判、一户一率的企业承包体制，其最大弊病在于：在这种体制下，由于没有公正竞争的压力，企业将不会把主要精力用在兢兢业业地改善经营管理、适应市场需要、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却不能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同主管机关讨价还价，争取低价投入（包括资金、原材料、能源和外汇等）和高价销售的权利上。上级发包的主管机关具有决定企业兴衰荣辱甚至生死存亡的大权，在目前的条件下，不能正确地运用这种权力，还会加剧官僚主义和腐败风气的滋生。
三十八、看来要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根本的出路还是有步骤地进行价格、税制、财政、金融和企业经营体制等的同步配套改革。首先使新体制的主要支柱初步树立起来，然后逐步加以完善。作为分步骤配套改革的第一步，看来1986年经过长时间讨论形成的价税财金贸联动方案的思路基本是正确的，未能付诸实行，主要是经济环境不允许，但方案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中对企业制度改革的设计就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在价税财金贸配套改革的同时，对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型商业企业实行包、租、卖，在大中型企业中试行大体规范化的经营责任制。由于价税的配套改革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这项工作就有可能比较顺利地进行；作为经营责任制的开端，要普遍推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实现企业财务自理和资金自筹。然后在大中型企业中应逐步建立起有专家、企业家、上级机关的代表以及本企业的职工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经理的经营活动。由经理负责全权处理企业的日常经营事务，做到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向由社会基金组织、国有投资公司等法人组织为主要持股者的股份制过渡，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完全分离。
三十九、然而，上述配套改革能否迈出步子，还要看是否具备比较宽松、不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目前，这样的环境还有待于创造。我们认为，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应当采取坚决的措施，真正做到“三保三压”[4]，用一两年的时间营造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随即推出企业经营体制与价格、税收、财政、金融乃至投资体制的初步配套改革。实现了这一步，改革可以说就进入了康庄大道。当然，这样来进行环境治理和配套改革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不这样做，不仅目前的经济困难难以缓解，中长期的风险可能更大。这是因为，如果只是选择那些短期表面风险较小，而实际上无益于经济运行状况改善和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的方面去改革，经济效益不能得到稳定的提高，各种矛盾不能得到缓解，则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特别是中央财政状况就会日益紧张，而中度的、乃至严重的通货膨胀也会成为现实的威胁。1985年以后加强宏观控制的措施一度取得了成效，“过热”的经济趋向缓解，投资、消费、外汇使用的失控状态开始扭转，工业生产由超高速增长转为比较正常。但是宏观控制目标，即基本消除由“过热”引起的种种不协调、不稳定因素，为大步配套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还没有能够得到实现，1986年下半年，新的膨胀的苗头又再度出现。1987年年初召开的省长会议提出了“压缩空气”和“双增双节”[5]的方针，有可能在各级领导中形成比较清醒的气氛。如果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加强宏观控制的有效措施，包括整顿财经纪律、适当集中财力、改善价格体系和市场秩序等等，认真进行环境治理，使经济稳定下来，配套改革就能有所作为。
四十、目前，各方面对今后改革和建设应当如何进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应该有意识地组织有关方面的同志系统总结八年改革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比较各种不同思路的利弊，作出最优选择。在明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改革总体规划和分阶段目标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下一步改革的实施方案，积极作好各项准备工作，使之能够在实现经济稳定的前提下付诸实施，促使国民经济早日进入良性循环。
[1] 本文是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为总结经验、推进改革给国务院领导及有关部门提供参考而写的研究报告。报告的执笔人是吴敬琏、胡季、李剑阁；参加研究和讨论的还有：黑爱堂、岳冰、张军扩、李建国和郭亚洪。见《吴敬琏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78—807页；又见《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69—93页。
[2]这是A. 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经济落后性的历史透视》中提出的概念。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1962）：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Cambridge，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 353-359.
[3] 邓小平（1984）：《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第91—92页。
[4] 为了进一步压缩过大的在建规模和调整不合理的投资结构，1987年年初，国务院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实行“三保三压”的方针，即保计划内建设，压计划外建设；保生产性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重点建设，压非重点建设。
[5] 指增产节约和增收节支。
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分歧与选择[1]
（1987年12月）
作者按：
这篇论文，是我对改革宏大事业管中窥豹所得的一孔之见，其中对同行们观点的评论，未见得准确。本文的目的在于相互切磋，修正错误。我们之中谁也不能穷尽真理。但是，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作科学的探索，我们就能逐步向真理靠近。
我以为在中外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以下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1．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而不是其他。因此，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是否正确适当，都要由它是否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来判断。一切徒有虚名而无实效，或者只有短期或局部效益而妨碍长期整体发展的措施，都称不上是真正的改革。这是在作出各种改革措施的取舍时必须紧紧把握的首要原则。
2．不论是加快经济发展还是推进改革，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经济最大的实际，就是人口众多，大部分人口在农村，人均占有资源相对贫乏，现在还处在落后的农业—工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的过渡之中。在这样的国度中，提高效率是关系现代化成败的关键。由于在新体制基本建立以前，经济效率的状况不可能较之过去有根本性的改善，因此我们的改革战略应当是：首先集中力量在较短时期中建立起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使它初步运转起来，然后才谈得到长期的高速增长。同时，对于一个社会化的经济来说，仅仅通过“放权让利”调动个别生产者的“积极性”是不够的，一切要以能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运作效益为转移。否则，“带病工作”，国民经济长期不能有效运转，或者“为改而改”，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都终究会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困难。
3．改革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首先是总供给与总需求比较协调，确保在大步改革出台时不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相对宽松环境。而这种环境在旧体制下是不可能稳定地存在的。因此，在迈出改革的决定性步子以前，就要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努力创造这样的环境，并精心加以维护。否则，改革会在进行的中途遇到挫折，甚至陷入欲进不能、欲退无路的困难。因此，在基本转轨尚未实现、财务预算的硬约束尚未建立时，要特别防止用通货膨胀支持产值高速增长、过快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做法，以及奢侈浪费等不正风气的滋长，因为它们都会导致经济环境的恶化，是有害于改革的。
4．力争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新旧体制的基本转轨，而不能在双重体制对峙、矛盾和漏洞很多、谁也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整体功能的状态下久拖不决。在开始全面改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存在某种“双重体制”状态是不奇怪的。但是，如果不能采取有力步骤，在较短时期中冲破这种双重体制相持的状态，尽快建立起新体制的初步框架，就难免出现经济效益降低、经济结构恶化、财政赤字增大、通货膨胀压力加重等困难。弄得不好，还会陷入停滞、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使改革和发展都难以继续推进。
5．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完全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适应于上述两方面的宏观调节体系为主要支柱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制度。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包容，缺了一项，另外两项也不能存在。为了保证新经济体制作为一个系统发挥作用，就必须在企业、市场和宏观调节体系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配套地进行改革。如果不配套，那么任何一个方面单项突进，都会由于没有总体效应，而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6．要使原有的国营企业成为完全自主经营和完全自负盈亏的市场经营主体，关键在于彻底改革政企不分、彻底改变政府既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又是所有者和经营者（财产的实际控制者）的旧格局。任何不改变政企不分状况的放权让利措施，例如利润留成、向主管部门“承包”等，都只是旧体制框架下的改良，都只能缓解企业的困难而不能使它们真正获得经营的自主权。根本的出路在于对小企业实行租和卖，把产权让渡给个人和集体。对大企业，则宜于实行现代经济中通行的股份公司制度。在实现公有制企业组织形式的改革以后，政府只有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而不再充当公有所有者的代表，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而在企业中，则要实现产权明晰化，由公众的各种代表机构（如国家的投资公司、基金会等）和个人持股；同时，要建立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制衡关系：所有者的权利只在于保持股权、分取股利、任免董事和在股东大会上投票；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则由经营者（包括董事会和由董事会聘任的高级执行人员）全权掌握。
7．所谓市场机制，无非是一套由供给和需求确定价格的体系。它的运作，使各种货物、服务和要素的相对价格反映它们各自的稀缺程度，这样，才能保证各种经济计划能够正确进行，各种稀缺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旧体制下形成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极大地损害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因此，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立，是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同时，它又是整个改革中最困难的部分。各国改革的领导人往往对这方面的改革趑趄观望。然而经验证明，这方面的改革既不能绕过，也不宜拖延。在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此关早晚要过，越往后拖就越困难和被动。在这方面丧失时机，意味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自我戕害。价格和其他方面的“双轨制”，是在旧体制和反映旧体制的意识形态仍占绝对优势的特殊政治经济条件下绕过暗礁、推进改革的有用办法。但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继续长期保持“一物多价”和“双重交通规则”的状态，不仅严重妨碍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基本秩序的建立，使“奖勤罚懒”“优胜劣汰”等基本原则无从贯彻，还为利用特权“寻求租金”（rentseeking）的猖獗活动，提供了巨大的温床。由此引起的严重分配不公毒化了社会气氛。“官倒”等“以权经商”的行为使腐败之风蔓延，危及党和政府的肌体。因此，必须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8．不改变政企不分、行政权力占支配地位的格局，而只是把中央原有的大一统权力层层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或各级管理部门的“行政性分权”措施，不符合建立市场制度的改革方向。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中或表面上对地方和部门有利，但是由于它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壮大，导致市场割据加剧和保护主义盛行，会严重阻碍各地方、各部门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造成地区间、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和稀缺资源的错误配置，损害国家经济的整体利益，到头来也不利于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
9．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文化等其他改革积极地、恰当地配合。这是因为，旧的政治思想上层建筑是保护旧经济体制而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不改变旧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新经济关系就不能顺利成长。
首先，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但是只有在强大的，以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为骨干的中等阶级（middleclass）成长起来以后，高度民主才能实现。因此，实现高度民主，是一个与市场化和中等阶级的成长协调并进的渐进过程。在经济改革起始阶段，首要的任务是与市场化的改革相配合，迅速改变严重妨碍企业自主权发挥和市场形成的、行政权力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旧体制，把作为公有制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从政府分离出来，消除各级政府对企业微观事务市场活动的行政干预；运用法律手段确保公民的各项自由平等权利，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自由选择和平等竞争的权利。
其次，要逐步实现党政分离，推进代议制民主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社区自治事务的管理。与此同时，还应慎重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政治改革的目标无疑是要建立便于基层群众广泛参与治国活动的分散决策制度。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分权，必须建立在全国统一市场的基础上，而不是分封割据。而且经验证明，在发展中国家，为了充分动员和集中运用稀缺资源需要由，“硬政府”进行有效率的“行政指导”，而旧体制的废除、新体制的建立，也要靠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措施来推行。过早地削弱中央集中权力，对于发展和改革都是不利的。在过渡时期，中央政府还得保持较大的集中权力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权力集中必然产生的弊端，宜于采取以下措施加以弥补：（1）努力提高政治透明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各级政府的监督；（2）实行决策科学化，充分发挥“专家治国论者”的作用；（3）在党和政府内部强化民主集中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