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第2章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第3章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第4章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第5章 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第6章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附录1 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浙江经济发展考察报告摘要（2004）
附录2 “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2005）
附录3 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2008）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初版后记
修订版附记
增订版后记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Ⅲ 第三版前言
图表、专栏目录
第一篇 总 论
第二篇 部门专论
第三篇 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
第四篇 简短的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第三版后记
前言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它的40周年。40年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说，只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然而这40年中国面貌发生的变化却具有翻天覆地的意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业绩，更是赢得了人们的交口赞誉。
不过，在欢庆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40年来的改革征途，并不是一条没有障碍和曲折、因而可以一路高歌猛进的平坦大道。它不时陷入对改革目标、改革战略、改革措施等等的激烈争论，而且充满了来自持有相反主张的力量的阻碍和反对，因而经常会出现曲折甚至反复。第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初步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的框架。它的一些重要社会经济架构还有待通过认真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构建起来。因此，改革正未有穷期，距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因为如此，从过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就变得十分重要。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在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积累起来的。因此，只有在充分汲取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带着当下的问题，从历史发展萦回曲折的过程中汲取智慧，弄清楚五光十色而且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背后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不断深化对相关基本问题的认识，才能为后续的跋涉照亮道路。
从改革开放之时起，面对缺乏活力的体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就激励着我们这一代知识人殚精竭虑去为改革出谋划策，以便为实现好几代中国人魂牵梦萦的社会理想提供制度基础。
然而，寻求真知和涤除自己身上“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只有经历深入实践和认真思考才有可能实现。
作为40年改革全过程的参与者，我积极参与过多次重大理论和政策争论，参加了各个改革阶段和各方面改革的实际推进工作，我本人的思想认识也随着改革的进程和自己研究的深入而成长，这一实践和思考过程在我的论著中都有所体现。现在选出一小部分能够代表我在这40多年历程中思想发展轨迹的文章编成一本选集，希望藉此理清自己的思想脉络，并为有兴趣研究中国改革历史、“温故而知新”的读者提供一份参考。
由于这些文章的写作历时40多年，文章主题又涉及多个领域，为了方便阅读，我把101篇文章分编为10个部分，它们是：
一、初见朝阳
二、探讨改革的若干基本问题
三、倡导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
四、构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五、经济增长模式抉择
六、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七、维护社会公正，铲除腐败基础
八、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九、新时期的改革议程
十、怀人和记事
然而正如胡适之1946年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引用宋代理学家吕祖谦的话寄语同学时所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人的思想认识总是不可能完备无缺的，更何况万事万物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人们的认识更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我的思想在这40多年中有许多发展变化，在从旧时形成的种种观念出发逐步趋近符合于实际的认识的过程中，旧思想的影响是逐步消除的，前后的提法和论述也常常有所不同。为了保存历史的原貌，这本文集收入的各文中除了对文字上的错讹加以改正，都按原著刊出。
本书的选稿、校正和注释等工作得到了多位友人和后辈的协助和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就很难如期面世。在此，一并表达我对他们的诚挚谢忱。
2020年4月10日
一、初见朝阳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被粉碎，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这时国人面临着两个重大的任务：一是揭开旧路线和旧体制的“革命”华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二是找到体制革新的正确方向，以之作为指针来营建新体制。
本书作者和理论界的一些同仁积极参与了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收入本部分的6篇文章，反映了我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
我国经济学界对极“左”经济理论的系统批判，是从批判“四人帮”上海写作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的，而我对这种经济理论的批判，则是从清理自己20世纪60年代曾经接受和宣扬过的同类思想开始的。我在197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等机构发起召开的经济学界批判上海写作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社会主义“两重性”问题的再探讨》（1978年3月）发言，既是对极“左”理论的批判，也反映了对自己60年代错误认识的反思。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揭批“四人帮”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对于极“左”理论的实质何在，存在好些不同的说法。我根据自己与顾准[1]的讨论和后来去昔阳和大寨等地的调研，痛切地感到中国社会膏肓之疾在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我写了一系列文章，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极“左”路线的专制主义和宗法制度的本质[参见收入本书的《论“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1978年7月）和《科学社会主义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斗争》（1981年3月）两文]。
至于讲到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新体制，我的思想就不是那样清晰了。当时大家从对外国经济的观察中得到的共识，是市场经济具有巨大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引入市场机制。然而由于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同时还保留着传统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种种偏见。因此，我们就很容易接受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主张，也就是在保持计划经济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引入市场的作用，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和加强市场价格信号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收入本书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1979年1月）和《关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1982年10月）两文都表现出这种特点。
对我来说，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得到消除。从收入本书的《从匈牙利经验看我国当前的改革》（1985年8—9月）一文也可以看到，我在提高经济学素养和汲取苏东国家经验基础上超越市场社会主义和形成整体改革思路的演变历程。
[1] 顾准（1915—1974），中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他在青年时代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解放初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1957年以“反苏”的罪名、1964年以“反毛”的罪名两次被划为“右派分子”。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可以由自发涨落的市场价格调节的观点，因而成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他在“文化大革命”苦难中写成的《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中提出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以及对近代世界两种思想潮流和社会制度的分析，对改革时期的社会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社会主义“两重性”问题的再探讨[1]
（1978年3月）
一、“四人帮”上海写作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是以所谓社会主义“两重性”——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作为中心线索的。通过这一中心线索的展开，它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并且得出必须对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实行“全面专政”的政治结论。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序言中明确概述了它的中心思想：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分为二，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和痕迹。……这种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无产阶级要最终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显然，这个以所谓“两重性”为中心线索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是极端荒谬和极端反动的，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对它的理论出发点，即所谓社会主义“两重性”学说作认真的考察。
二、“四人帮”的“两重性”理论是极端荒谬和反动的东西，但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这种理论却并不是由“四人帮”首先提出来的。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一些经济学工作者（包括我本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重性”，既有共产主义因素、又有旧社会的痕迹的观点，后来经济学界相当多的同志接受了这种观点。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性质所作的这种估计，在国外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认为是“中国的新论点”。[3]
六十年代的“两重性”观点和“四人帮”的“两重性”观点，是有区别的。例如六十年代的观点强调了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社会居于主导地位；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私有制残余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旧社会痕迹，通常是区分开的；等等。然而，那以后的实践，特别是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说明，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有很大的缺陷，特别容易为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因此，我们应当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对这个问题作认真的再探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两重性”的说法，是针对苏联经济学界的传统说法提出来的。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十七大上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基础。那时以后，苏联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过渡时期的任务既已实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革命就不再必要，任务只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种公有制、按劳分配等）下发展生产力，直到具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前提。他们忽略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它的生产关系）是“不断改变”和“不断进步”的这个重要论断，否认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有步骤地变化。1958年以后，我国理论界针对苏联经济学界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和当时对过渡到共产主义想得很轻易（例如三、五年或十来年就可以实现这一过渡）的估计相联系，我们的有些论述，在强调不断革命的同时忽略了革命发展的阶段性，结果使自己陷入了片面性。
四、在上述背景下，形成了社会主义“过渡性”和“两重性”的理论。
早在1958年冬，在湖北省委理论刊物《七一》等报刊上，进行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之日是否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之时”的讨论，其中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存在“公”与“私”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就是破私立公的过程，而建成社会主义之日，也就是“私”字消灭、进入共产主义之时。这种观点，是“过渡性”“两重性”理论的先导。1960年初由理论宣传的领导部门起草的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宣传提纲》中，把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当作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任务。为了论证这个任务，《提纲》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方面”，其中既包括“定息”这类资本主义的残余，“自留地”这类小私有制的残余，也包括集体所有制所带有的个体所有制痕迹，还包括按劳分配的“半资产阶级法权”。由于把以上几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关系划作一类，而同共产主义的因素相对立，“两重性”的理论也就初步成型了。在1960年3月到5月召开的全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上，“过渡性”“两重性”的观点占了优势。我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4]一文，是全面表达这种观点的一个尝试。后来不少同志发表过论述这种观点的文章。
五、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问题。
六十年代的观点认为，不能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朝建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就已结束。我现在仍认为，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但是，六十年代的观点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不同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说二者都处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现，表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达到，就是说，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的大门，正在登堂入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应当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经基本实现了。如果到那时还需要强调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仍然残留旧社会的痕迹，过渡的任务还没有完全、彻底地实现，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毕竟是过渡时期遗留的任务，决不能因此把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消除这种痕迹的努力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为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等量齐观。六十年代的理论特别容易造成混乱的（我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一文也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是：用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很明显是论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的一段话（“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5]）来证明，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具有“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四人帮”利用这种说法大做文章，说明科学上的不严谨危害有多大。
六、关于“两重性”问题。
三十年代初期以后，苏联的经济学者在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这是完全正确的）的同时，抹煞了它还“保留着旧社会的痕迹”的事实。这是有片面性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全的共产主义，它的“不完全”之处在于“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说社会主义既有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又有占从属地位的旧社会的痕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都可以“分解”为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的痕迹这样一种方法论原则是否站得住脚，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于，六十年代的理论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旧的经济成分的残余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旧社会的痕迹”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事物，我们虽然有时把社会主义社会中遗留的旧社会的经济成份、因素和旧社会的痕迹区分开来叙述，但在不少的场合，又对它们等量齐观，称之为“旧质要素”“旧社会的残迹”“私的因素”，甚至称之为“旧社会的因素”，这显然是错误的。因此，虽然在有的文章中还指出过，决不能说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留下来的东西，可是，由于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旧痕迹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旧经济的残余混为一谈，把它们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就给“四人帮”污蔑社会主义，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留下了很大的空子。现在看来，把社会主义各个阶段上的旧残余和旧痕迹合在一起称为“衰亡着的旧质要素”的说法极不确切，应当予以抛弃。
七、从政治上看，六十年代的理论混淆了社会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在当时，就是有利于陈伯达、张春桥刮起的“共产风”的，后来更为“四人帮”利用来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根据这些历史经验，这种片面性必须坚决纠正。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似乎可以分为三个性质不同的阶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从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发达的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在每个阶段，革命的任务不同，各种生产关系的意义也不同。例如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刚才取得基本胜利，刚刚建立起来的公共所有和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包括所谓“资产阶级权利”的残余在内，是适应生产力的状况的，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说取消它们的任务已经提到日程上来，显然是错误的。列宁在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著作《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指出：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6]但在六十年代，我们却就已认为不能提“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似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落后，需要很快用共产主义代替它了。有的文献还在上述经济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了以下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量：在我国，存在着三种不同态度的社会势力。第一种是促进派，他们坚决主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以便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二种是反动派，他们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第三种是保守派，他们主张永远停留在社会主义阶段上，他们满足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现状，满足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不愿意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他们动摇于前两种人之间，如果不前进到促进派的立场上来，就有被反动派俘虏的危险。在这三种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个斗争实质上是前进到共产主义、或者倒退到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前已指出，六十年代观点中的片面性错误，对于广大理论工作者来说，是从急于过渡的良好愿望产生的。然而这类错误说法，却很容易地为林彪、“四人帮”一类打着“最最最革命”旗号的极右派所利用了。他们为了论证自己“全面专政”的法西斯政治纲领，就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落脚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于是，他们抓住六十年代观点的片面性，充分加以发挥，构筑起一个假革命的理论体系，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指向拥护社会主义的干部和群众，来为他们篡党复辟的阴谋服务。
八、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怎样分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同“右”的和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者之间有着重大争论的问题。我们应当根据我国和外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根据建国以来我党历次重大路线斗争的经验，进行认真的研究，作出切合于社会主义实际的结论。
[1] 这是本书作者1978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召开的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会议上的发言要点，收录于《吴敬琏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9页。
[2] 这本书的编写，自始至终是在“四人帮”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前后写了五稿，并多次修改。其中，付印的共有三个版本：①1972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②1973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③1975年未定稿第二版，以“内部资料”名义大量发行。——吴敬琏2020年补注
[3] 参见［日］副岛种典（196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4—29页。
[4] 吴琏（1960）：《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载《经济研究》，1960年第5期。1960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中央党校召集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的骨干人员学习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批注和谈话的研讨班。会议首先由陪同毛泽东读书的《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详细传达了毛泽东的批注和谈话，然后分组学习讨论邓所传达的内容（参见邓力群：《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这篇文章根据本书作者在这次研讨班上的学习体会整理而成，用“吴琏”的笔名发表。
[5] 列宁（1919）：《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4页。
[6] 列宁（1919）：《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1、143页。
论“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节录）[1]
（1978年7月）
在“四人帮”猖狂活动的十余年间，他们操着“最最最革命”的语言，提出种种蛊惑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时间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颇有些迷惑力。为了彻底消除“四人帮”制造的幻觉、剥掉他们的“革命”伪装，还其反革命本相，就要认真地研究他们的言论和声明，弄清楚在漂亮的言词后边荫蔽着哪个阶级的利益。
“四人帮”为什么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
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反对采用现代技术，鼓吹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是“四人帮”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大特点。他们把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污蔑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污蔑为“修正主义的口号”，经常宣扬“只要路线正确，不出煤也要开庆功大会”“颗粒无收也没关系”“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一类谬论。
“四人帮”这种观点的反社会主义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能否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对于像我国这样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里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就更加紧迫和突出。“四人帮”拼命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破坏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建设，显然是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敌对的，他们代表的只能是剥削阶级的利益。
问题在于，“四人帮”所代表的是哪一种剥削阶级的利益。在对待生产力发展和现代文明的问题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着重大的区别。封建制度下的地主经济和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宗法式农民经济，是以保守的技术和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与此相反，生产的不断发展，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和变动，却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当新技术不能预示最大利润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阻扰技术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由于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资产阶级又必须应用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像列宁所说：“农奴制和资本主义都是剥削劳动的，在这个意义上两种制度都是‘绞索和奴役’。但是农奴制的特点是：世世代代的停滞，劳动者的闭塞无知，劳动生产率很低。资本主义的特点则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迅速，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者的闭塞状态被打破，劳动者进行团结和过自觉的生活的才能开始苏醒。”[2]“四人帮”的经济理论，明显地反映了前一种奴役制度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制度是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趋于灭亡的。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中依靠的决定性武器，是工场手工业和由它发展而来的机器工业。而在工业还没有一定发展的地方，封建制度就较为稳定。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伴随着产业革命的进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席卷西欧，使一顶顶王冠落地。然而，在地处内陆的奥地利，封建统治却表现得分外稳固。当时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大言不惭地说：“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来，这是由于多瑙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的悬崖峭壁阻碍了文明的传播，于是，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奥地利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所以，只要生产力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要手工劳动一直占统治地位，奥地利的封建王朝就能平安无事。然而，蒸汽机的应用、铁路的修筑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却使奥地利君主国的末日不可避免地到来。恩格斯指出：“的确，法国革命、拿破仑和七月风暴都支持过来了。但是却支持不住蒸汽。蒸汽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汽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蒸汽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野蛮，因而也就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4]总之，野蛮有利于封建制的巩固，而文明却要使它灭亡。所以地主阶级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技术的应用怀有本能的嫌恶和恐惧。
从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时起，封建统治者就对机器工业的发展可能给腐朽的“天朝”造成的危害怀有极大的戒心和敌意。清末封建势力按照买办成分的多寡分为两个主要派别：顽固派和洋务派。他们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态度有所不同，然而，对于西方技术必然引起的社会后果的疑惧和由此对新技术推广所采取的阻挠态度却是共同的。洋务派主张采用西方的军火制造方法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但他们对于使用机器的后果忧心忡忡。因此他们极力反对广泛开办新式企业，力图保持对机器工业的封建官僚垄断。顽固派则采取更加愚昧死硬的态度。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咒骂为“奇技淫巧”，说什么“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如果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5]，“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6]。
在封建势力的阻挠下，旧中国现代工业发展极为缓慢。以铁路为例，1865年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试行火车，步兵统领衙门视为妖异，勒令拆除。1876年英美商人合资筑成吴淞铁路从江湾到上海一段，清政府派员交涉，用银28.5万两将该铁路收购，然后拆毁。直到1881年，由于开平矿务局运煤的需要，我国才有了第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清政府却说蒸汽机车行驶会震动睡在几十公里外皇陵中的“列祖列宗”，禁止用机车牵引，只许用骡马拖曳，把火车变成了马车。请把“四人帮”的言行同一百年前的封建势力比较一下吧。“四人帮”一方面崇洋媚外，大量进口外国奢侈品供自己享乐，表现出很大的买办性；另一方面却竭尽全力阻挠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胡说引进外国技术是“崇洋媚外”，鼓吹尖端技术的发展将使“红旗落地”，叫嚷大庆由外国引进化肥设备有失国体，必须加以拆除。虽然“四人帮”使用的是现代的、“革命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语言，他们的言论在实际内容上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者就像一对孪生兄弟那样惟妙惟肖！
对于如何对待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在各个经济学派别之间历来是有争论的。马克思认为，是否以发展生产力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的经济学和庸俗的经济学的分水岭。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把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当作最高原则；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Sismondi）认为，生产的发展应当限制在保证个人福利的限度内；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则以符合土地贵族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反对“为生产而生产”。马克思赞赏李嘉图的科学态度，表示不同意西斯蒙第的观点，坚决指斥马尔萨斯的谬论。他说：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而马尔萨斯呢？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甚至企图为土地贵族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因此，马克思把马尔萨斯叫做“极端卑鄙”的“无赖”[7]。“四人帮”和马尔萨斯颇有类似之点。不过“四人帮”代表着比马尔萨斯更腐朽的社会势力。马尔萨斯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的代言人，“四人帮”的封建性比马尔萨斯更浓厚得多，政治上也比马尔萨斯更加反动。
否定商品生产和产品交换意味着什么？
“四人帮”一贯反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早在1958年，张春桥就伙同陈伯达大刮“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企图取消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国家与集体之间的商品交换。近十年来，“四人帮”以更加猖狂的形式重弹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老调，胡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无论从它的形式和实质来看，都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8]。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自发产生的社会分工的产物，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者这两个条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会存在和发展。“四人帮”否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际上也就是反对生产社会化，反对承认集体农民对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经济理论的封建性同样鲜明地表现出来。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同时，它又是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杠杆。现代生产要求生产过程中各种职能的专业化，使它们变成由专门生产单位从事的、为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然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却是封建制度得以维持下去的一个必要条件。列宁在分析俄国半封建的工役制经济时说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同工役制度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一制度建筑在自然经济、停滞的技术以及地主同农民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上。……商品经济和商业性农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破坏着这一制度实现的条件。”[9]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使封建制度解体，赞美自然经济、敌视商品货币关系、力图抑制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成为封建经济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阶级根据这种思想，采取了一整套所谓“重本抑末”政策，即巩固宗法制农民经济、抑制工商的政策来维护封建制度。这种政策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和后期愈来愈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马克思曾经分析过近代印度社会中部分保存着的公社，指出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和固定分工之上的生产机体，为揭开亚洲社会长期停滞的秘密提供了钥匙。[10]我国进入近代以后，虽然自然经济已经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破坏，但是，地主阶级仍然唱着“重本抑末”的老调子，力图在广大农村尽可能保持宗法制的经济结构。清末的地主阶级思想家认为，“自来天下之大计，未有舍本而可以图富者”。他们把所谓“国初盛世”以及更早的封建社会描述为“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物阜民康”的黄金时代[11]，哀叹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世态浇漓，人心不古，提出了“复宗法”，建立“义庄”“屯田”等反动倒退的主张，妄图挽救封建宗法制度的灭亡。
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经济的基础遭到破坏。然而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社会分工很不发达，商品产值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一直是不高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有极大的必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促进生产的发展，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的满足。
“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农村人民公社的多种经营、副业生产一概诬指为“不务正业”的“资本主义倾向”，反对生产专业化，提出“菜农不吃亏心粮”“棉农不吃亏心粮”“果农不吃亏心粮”一类别有用心的口号。[12]姚文元甚至惊呼“这几年农村生产有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增长了。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13]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从社会化的大生产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倒退，才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这就难怪“四人帮”在1974年“批林批孔”时为什么要对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大加吹捧了。他们反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本来就是从旧中国封建主义的经济思想武库中取来的，只不过披上了一件薄薄的“社会主义”外衣罢了！列宁曾经说过，在苏维埃俄国轻视商业，是一种“旧俄国式、半贵族式、半农民式、宗法式的情绪”[14]。
“四人帮”正是妄图把旧中国封建主义的盘剥方式，重新加在我国劳动人民的身上。“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一手在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炮制出来的“社会主义大集”的“典型经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试点”。在这种“大集”中，他们强行向生产队和社员摊派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而且规定“个个要赶集，人人不空手”。有的生产队和社员没有养猪养鸡，只好用高价买进肉、蛋来完成低价“交售”的义务。难怪当地广大群众气愤地说：“这纯粹是祸国殃民的害人集。”可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自鸣得意地说，有了“哈尔套经验”，“农业的方向、路线问题解决了”，“全省就要按哈尔套的路子搞”。[15]这就是说，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他们就会在全国范围内用这种“大集”取代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使广大社员沦为负有缴纳贡赋义务的徭役农民。
在反对社会主义管理的背后
管理的形式既是由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又受生产力的性质的制约。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的大生产，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管理具有民主的和科学的性质。
“四人帮”反对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是从反对科学管理和反对民主管理两方面进行的。这两个方面，都表现了他们的经济思想的浓厚封建性。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上的。而社会化大生产没有严格的科学管理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四人帮”却把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污蔑为“资产阶级的‘管、卡、压’”，炮制了一系列谬论来“论证”社会主义企业不需要科学管理。张春桥、姚文元胡说：“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相互关系。”这就根本否定了企业管理的地位。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们更明确提出：“我们能不能搞不靠规章制度，而靠政治工作办企业的经验。”由于他们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很大混乱。他们甚至攻击高度社会化因而需要严密的管理的铁道部门执行规章制度、按时刻表正点行车是什么“正点挂帅”，鼓吹“宁开社会主义晚点车，不开修正主义正点车”，造成了行车秩序的极度混乱，重大事故频繁发生。
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管理，“四人帮”还制造了一种“理论”，说科学管理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必须加以抛弃。这完全是一派胡言。科学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决不能和资本主义相等同。而且，即使是资本主义的管理，对于其中科学的成分，也决不可以随意否定。随着工厂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过程的复杂化，资产阶级“企业管理学”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近年来，美国、日本、西德等国在企业管理中进一步采用了电子计算机等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大大提高了管理水平。加强企业管理，成为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16]这个道理，对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适用的，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原来工业十分落后的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办法就更加重要。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7]
“四人帮”对待科学管理的绝顶愚蠢和荒唐的主张，是由他们极端反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列宁说过，在封建主义的手工生产条件下，“没有农奴制的纪律就不能经营经济”。[18]而在当时孤立、狭小、闭塞的个体农业和行会手工业中，家长和行东的个人意志支配也许足以适应组织生产的需要。“四人帮”是一伙生活在现代却对现代生产一窍不通、专靠权势地位和阴谋权术过日子的蠢人。张春桥曾说，“大庆那个岗位责任制，不是什么新发明，王熙凤整顿大观园，也就是老妈子、小丫头来个岗位责任制”。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封建庄园这样一种经济形式，只有封建庄园中对农奴、“老妈子、丫头”的管理这样一种管理形式。由此出发，他们当然要反对一切现代化的科学管理了。他们指望依靠在各单位的一小批愚昧而专横的奴仆，对企业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在旧中国，封建官僚就是用这种方法经营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人描写清末官办工业实行的腐败官僚制度说：“购料则价不尽实，工作则时多废弛，材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而多冗员，办事则忸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圆到，以姑息市私恩，甚或苞苴公行，干俸累累，……似此种种弊窦，层层朘削，安有不赔累倒闭者哉！”[19]请看前几年在“四人帮”篡夺了权力的地区和单位，那种管理腐败混乱，营私舞弊盛行，任用私人成风的情景，与这里形容的不是简直毫无二致吗？
合理的规章制度，既是对社会化生产过程实现科学管理所必要，更是由劳动群众共同对生产过程实行民主管理所必要。“四人帮”否定一切规章制度，也就否定了民主管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法制，是要实行各级帮派人物的个人专制。在实行这种制度的地方，的确无需依据生产过程本身的要求并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规章制度，因为“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意志就是法规。在这样的体制下，他们的帮派兄弟都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对劳动群众生杀予夺。“四人帮”不是说他们主张“靠政治工作办企业”吗？实际上，“四人帮”所谓“靠政治工作办企业”是同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工作毫无共同之处的，它不过是施行超经济强制的一种好听的说法。前几年在被“四人帮”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他们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办工业，办其他一切事业，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中统一领导，“四人帮”在前几年曾打着“反对条条专政”的旗号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要“政府”。他们只是不要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府，却一心要自己一帮的专制政府。在“四人帮”窃取了权力的地方和部门，他们搞“全面专政”比谁都厉害。在最富有多样性的精神生产部门，江青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直弄到喜儿的辫绳长几尺几寸，道具苹果重几两几钱，都有统一规定，有半点儿差错就以“破坏样板戏”论处。对于物质生产部门那就更不用说了。在“四人帮”控制下的工业部门，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由他们随意支配，所有企业都要听他们的号令，生产他们吃喝玩乐和篡党夺权所需要的产品，他们的一切胡言乱语都是金口玉言，只要一声令下，就必须闻风而动，不得稍有违误，叫作“我们叫你们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力图建立一种封建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管理体制。而在“四人帮”帮派体系内部，则是实行层层“效忠”的封建行帮制度。张春桥说“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事情很清楚，“四人帮”的理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整的等级结构，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法西斯等级从属制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