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第2章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第3章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第4章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第5章 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第6章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8
二、60—80年代中国经济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关于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的观念也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讨论。例如，孙冶方就曾根据他关于经济发展不应只讲速度、不求效率的主张，提出为了刺激技术进步，应当提高折旧率，机器不仅要算有形磨损，还要算无形磨损，等等。不过当时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没有明显超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平。
70年代末开始改革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才取得了重大的进步。80年代初期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对过去30多年的经验进行总结。当时大家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6％以上。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当高的增长率。但经济情况不见好转，在1956—1976年的20年中人民生活几乎没有提高，相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当时得出的结论是：症结在于“高指标、高速度、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方式。靠高投入来支持经济增长，虽然速度快，却不能使人民得到多少实惠，而且这种高速度也不能持久。所以1981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他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4]。在中共十三大提出到20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时，也在前面加上了“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前提下”的限制词。[5]当时取得的最重要的认识突破还在于：找到了粗放增长方式的病因，认识到这种增长方式乃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不解决体制问题，是解决不了增长方式问题的。由此得出结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根本一条就是要转变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80年代初期，不少经济学家写文章论述过这个问题。例如刘国光写了许多文章，论述“两个转变”之间的关系。[6]马洪[7]、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8]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对于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安排才能保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中也取得了大体一致的意见。例如，在薛暮桥1980年为中央起草的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市场）的作用。这些看法，既是当时经济学界多数人的共识，也是当时正在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三、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现在的问题是：最近10多年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不少进步，增长速度之高更是引人注目，但是粗放增长的老毛病并没有改掉，整个经济的效率仍然很低。目前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各种各样的估计：最低的估计，是十几年来完全没有提高；即使按照最高的估计，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只有2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从实物消耗来说，不仅能源、原材料消耗系数很高，能源消耗系数几乎是世界之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的是投资的低效率。现在我国每年投入成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国有部门），但是由于有大量无效投资，由投资形成的有效生产能力与投入规模完全不成比例。
由于继续这种效率很低的增长方式，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通货膨胀。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一直很大，而且不时爆发高通货膨胀，不得不停下来调整和整顿，症结就在于粗放的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改变。因为在国民经济的结构不好、总体效率不高的条件下，只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速度，就必然会造成通货膨胀。
放更长远一点看，一个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汹涌而来。我们如果老是处在现在这个状况，就会再次错过这班车，甚至把我们从新兴的电子通信产业扫地出门。面对这种状况，我们需要振兴产业。如果要通货膨胀或者要企业生产兴旺二者只居其一的话，那就没出路了。
前面已经讲过，早在中国改革开始的时候人们已经达到过共识，要通过改革从粗放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增长方式。为什么那时已经达到过共识，作出了决定，十几年后还没有解决，又重提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主要的改革还没有到位，特别是国有经济这个迄今仍是国民经济主导的改革没有到位。所以我们在讨论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时候，应当特别强调，关键在于转变经济体制。从当前的许多事情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人之所以还是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不惜工本地提高增长速度，是因为旧体制的惯性仍然严重存在：（1）某些领导的行为不符合经济原则，不计经济后果；（2）政府是事实上的投资主体，企业和地方努力“跑部钱进”，“不要白不要”；（3）企业没有所有者的财产约束，处于“内部人控制失控”状态，“有钱用赛（光），无钱借债，还贷下届”。这样，如果不改变产生这种行为的制度基础，就不可能转变依赖大量投入和资源浪费维持的增长方式。
现在有些同志有一种误解，把两个转变看成可以相互分离的事情。以为体制转变靠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靠计划管理。他们认为，以前投资的总盘子太大，重复建设太多，建设周期太长，现在只要加强项目审批，降低审批起点，不达到经济规模的项目不许上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我看这是走入了歧途。
最近的一次讨论是1989年到1992年之间进行的。当时经济界对于如何解决经济结构不好、经济效率不高的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一派主张加强集中计划控制，一派主张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而且就许多具体问题做过分析，比如汽车、乙烯的重复布点问题，是靠加强计划管理，还是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来解决？讨论的结果是全党取得了共识：靠加强计划管理的办法不行，还是要改革，尽快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这种认识已经体现在十四大决议之中，现在不应当再走回头路。
中共十四大以后，十四届三中全会设计了改革蓝图，而且把改革战略确定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从1994年起开始实施。1994年有三项大改革出台，即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做准备的大改革两项，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二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在1994年以来的改革中，财政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以前的财税体制不能保证平等的竞争环境，不同部门税率高低差别太大，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适用不同的税率，使市场竞争机制无法运作，而且不同地区、不同企业苦乐不均，也无法保证全社会、全国的公共服务水平大体接近。针对这些问题，新的财税体制，一是把增值税作为主要税种，平等税负，二是实行分税制，分中央专享税、地方专享税，这样，中央收入可增加，有20％的调剂收入，通过转移支付来补偿收入较低的地区。这个新体制虽然还有遗留问题，但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轨道。现在的问题是这部分规范预算收支远不是政府收支的全部。经过十几年不规范的改革，政府“预算内”收入远不足以弥补它必须的支出，于是，“预算外”、法外摊派以至“机关创收”等非规范收入五花八门，整个政府收支体制混乱，成为腐败活动的巨大温床。这就到了非整顿和改革不可的时候。与此同时，1994年改革时为了使富裕地区能接受1994年的财税改革，采取了一种缓冲措施，即承认1993年的基数，造成基数抬得很高。对一些收入较低的地区来说，一方面，一些优惠政策取消了，另一方面，转移支付时中央财政无钱可支，因而改革后财政比以前还困难，苦乐不均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随着生产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多，情况会逐渐好起来。至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的情况和取得的成效都相当好，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与此同时，国有部门另外几个重要方面的改革却没有取得原来预想的进展。
首先是银行体系的改革。银行体系改革有三项主要的要求：一是把中央银行改造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独立运用常规的宏观调控手段，即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储备金率，再加上某些行政手段来调控货币总量。二是形成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主体。在这方面要做两件大事：一方面是将专业银行由国家的货币出纳和发放行政指令性贷款的机关，变成商业化经营的企业；另一方面是建立大量的独立银行，包括“股份制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等等，使金融市场形成竞争局面。三是建立三个政策性银行，其活动范围是某些不能靠市场融资的领域，主要是某些公共基础设施，其资本量大、盈利性很低、回收期长、社会效益大，如果靠市场融资就搞不起来。现在看来，以上第一项做了一些工作，第二项进展甚微，第三项在形式上实现。问题在于第二项是整个银行体系改革的基础。当银行不是企业时，中央银行无法用经济办法去加以调控，只能是下指令，结果第一项改革很难全面实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价格即利率没有市场化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要使银行变成企业，首先要使资本价格即利率能够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十几年来，大部分时间国家银行贷款的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是负值。当一个单位经营的产品的价格是负值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一个发放站，决不是一个企业。这是一个常识。有人认为这几年银行利率太高，这是由于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得出的错误结论，因为起作用的利率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改革以来的17年中有12年实际利率是负的，特别在1993、1994年是深度负利率，在－10％以上。在负利率的情况下，由于本金贬值，存款的人越存越少，贷款的人不但没付利息反而吃了倒贴。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使银行商业化。要实行商业化，就得让利率达到市场均衡利率。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反对，包括银行。外国人往往不能理解，为什么银行愿意做亏本买卖。其秘密在于“富了和尚穷了庙”，因为单位虽然亏损，有权的个人却可以通过双重利率“以贷谋私”，大发其财。
另一项应当尽快推进而没有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路子已明，大企业搞现代企业制度，小企业放开放活。但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大企业改革还是小企业改革都有一些原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实际问题。对大企业改革来说，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是在中国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否可行；二是实际工作中，有不少过去积累起来的问题（即“包袱”）。这两者之中，第二类问题讨论得比较多，但我认为光讨论这些“包袱”怎么卸的问题，不解决第一类的问题，充其量只是给无效企业再输一次血（或者说得婉转一些：“再放一次水”），而不可能真正改变企业的面貌。如果体制问题不解决，旧包袱卸了，过不了几天新包袱又会背上。
至于小企业，按照“抓大放小”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可以股份制、合作制，也可以卖掉。1995年以来，各地创造了许多经验，比如广东顺德经验、山东诸城经验、四川德阳经验，应进行研究组织交流，以便存利去弊，加以推广。经验证明，小企业改革搞得好，见效很快。如果在一部分地区做到了这一点，全局就主动了。建立了好的企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铺摊子、上项目、大手大脚花钱的恶习。
总之，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反复证明，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依存于经济体制的转变。因此，摆脱目前两难困境的出路在于认真推进改革。从目前情况看，1994年以来已取得某些突破的改革方面，如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成果尚待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的银行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亟需加快。1996年乃至整个“九五”期间我国经济能否进入良性循环将取决于这些改革的推进情况。
[1] 本书作者在1995年秋季就当时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多次发表意见，本文是发表在《经济研究》《改革》等报刊的文章的综合，载《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723—733页。
[2] 马克思（1867—1883）：《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2页。引号中的话在《资本论》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4年英文版中的译文是：“extensive if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is extended；intensive i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s made more effective”，见该书第172页。
[3]János Kornai（1992）：The Socialist Syst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 69-78.（又见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1—178页。）
[4] 参见赵紫阳（1981）：《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一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4日。
[5] 参见赵紫阳（1987）：《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载《人民日报》，1987年11月4日。
[6] 刘国光（1980）：《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7] 马洪（1920—2007），原名牛仁权，经济学家，中国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创建者和领导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副秘书长、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由于被定为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被撤职。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领导工作岗位上，积极为中央决策服务，努力倡导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1964，与陆斐文、桂世镛等合著）、《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1984）、《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1985）等。
[8] 马洪、孙尚清主编（1981）：《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制度重于技术[1]
——论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
（1999年5月）
发展高技术产业，是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一项基本方针。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就提出了“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的口号，并且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组织力量“向科学进军”。在新技术革命呼之欲出的6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又作出《关于工业发展的决定》，要求加快发展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提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看作“四个现代化”的中心环节。可以说，数十年来中国人民为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作出了巨大牺牲和不懈努力。但是，迄今为止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展是不尽如人意的。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在执行“科教兴国”方针的今天，需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规划今后的道路，以免再走弯路。
把数十年来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以适合高技术产业特点的方法去发展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的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在诸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使高技术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建立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
这篇讲话准备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常见的认识误区，以便以人力资本为重点，更有效地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从而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
一、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技术自身的演进还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
回顾中国过去历次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运动，人们不难发现，它们所采用的方法大同小异，就是以政府为主导，规划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点，动员物质资源和指挥科研力量进行“攻关”，并组织从新技术到产品的转化。在过去数十年间，制定了许多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等的规划，发动过多次科学和技术“攻关”的运动。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确定“攻关”的重点和为进行“攻关”分钱、分物、分人上。流行的观点是：把科学发明和技术本身的演进，看作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以为只要投入足够多的资金和人力，去开发和引进预定需要开发的各项高新技术，就能保证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对于习惯于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人们来说，发挥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动员资源和按国家意志分配资源方面的优势，由政府直接组织科学技术研究和新技术的商品化转化，就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了。
把科学发明和技术本身的演进看作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的看法，来自一种想当然的肤浅推理：既然高技术产业是建立在高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当谈到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时，人们自然会首先想到技术自身的发展。这种想当然的推理由于得到一种虚假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支持而在政策决定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人熟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只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才是本原性的东西，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所以，从历史上看，技术自身的演进导致了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导致了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从当前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要求说，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用政府的力量去组织和指挥高新技术开发了。
其实，现代关于技术和制度变迁历史的研究、关于技术进步与制度安排之间关系的理论，早就否定了上述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机械理解。例如：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曾经指出，18世纪以后西欧之所以首先出现经济迅速发展、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的局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而这种比较完善的经济组织又是中世纪以来将近1000年间长期演变的结果。其中，英国表现尤其优异，其原因是这里的居民具有比欧洲其他地方更能抗拒当地政治、宗教或城市行会势力的压迫、垄断和横征暴敛的能力，因而身家财产比较有保障，也能比较自由地经营企业。[2]
以研究技术发展史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森堡用确切的历史事实表明：就技术本身而论，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显然高于西欧，但西方国家很快后来居上，大大超过东方国家，原因是西欧在中世纪中后期建立了一套有利于不断创新的社会机制。19世纪初产业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增长体制作为基础。这种增长体制是在中世纪中后期的商业革命中逐渐形成起来的，例如复式簿记是13世纪发明的，公司制度是在17世纪初出现的，等等。没有这种制度上的变迁，产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完全可以说，产业革命其实是商业革命的直接后果。[3]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
二、保证高技术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潜能
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在生产诸要素中，人力资本要素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因此，检验一种制度安排是否适当的最终标准，在于它是否有利于发挥掌握着人力资本的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这个问题上，常见的一个认识误区是，以为只要有高额的研发（R＆D）投资和建设起足够多的大型企业，就足以推进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这是一种在集中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错误观念。一说发展高技术产业，首先想到的就是铺摊子、建项目、扩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事实上，这并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结果是投入多、效益低，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却看不到多大的效果。
近年来西方一些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高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与人力资本潜力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
美国学者萨克森宁（AnnaLee Saxenian）的《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4]对造成美国这两个主要高技术产业基地发展差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作了深刻的比较分析。这本书在1994年一出版，就引起了各地区发展政策制定者和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原因是尽管128公路地区与硅谷开发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美国高技术产业发源于128公路地区，但在80年代以后，它走向衰落，而硅谷却蒸蒸日上，需要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发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存在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这本书的作者写道：人们，包括硅谷人，往往都没有意识到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连同其他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给他们带来的成就。其实，硅谷的这种地区优势是使硅谷企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开端条件
128公路地区的新技术产业诞生在美国最老的工业基地新英格兰地区。作为128公路地区新技术产业主要依托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和毕业生们战争年代在华盛顿的显赫地位显然对128公路地区技术产业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硅谷地区的工业虽然也受到战时国家科研基金和军事订货的恩惠，但是它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毕竟远离首都，这就形成了作为硅谷中心的斯坦福大学有别于128公路地区由政府和成熟的大公司导向的传统，着重为小企业提供重要机会。
（二）企业模式
128公路地区的大公司具有分散封闭、自成体系的组织结构，使他们偏重于在企业内部孤立地进行技术改进，而对市场信息的重要性往往熟视无睹，并且在实验和学习中缺乏自由全面的讨论。硅谷的企业家们摒弃传统的企业模式，它们力图把企业建成不存在社会差别的共同体，使每一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转化为自己的个人追求。大多数公司实行灵活的工作制度，让职员拥有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以上种种机制使得人力资源从128公路地区流向了硅谷，尽管后者的房地产售价远高于前者，但却丝毫没有影响硅谷强大的吸引力。
（三）文化传统
128公路地区的新英格兰传统使这里等级森严、僵硬、保守，硅谷则不理睬繁文缛节，它造就一批勇于进取和敢于冒险的人。任何等级制度在这里毫无意义；企业也采用灵活的工作制，人们倾向于不拘小节，这种随意使他们得以共享理念并迅速行动。硅谷的信息传递速度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高得多。变化是它的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许多工程师的求职信条是：富有创造性的小公司胜过大公司。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如果希望本地区的高技术产业蓬勃地发展起来，就不能只盯着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而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去。（1）支持一切有创业能力和愿望的人创立自己的事业；放手发展中小企业；把目前大量存在的产权边界模糊、政企职责不分、内部管理混乱、不注意增强自己的核心能力的经济单位改造成为真正的企业。（2）建立游戏规则，确立能够保证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3）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不利于人才潜能发挥的评价标准和落后习俗，努力营造宽松、自由、兼收并蓄、鼓励个性发展和创造的文化氛围，从而焕发人们的聪明才智，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三、怎样建立有利于创新的融资机制
我们强调人力资本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居于关键地位，并不等于说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当一种高技术从研究阶段步入开发阶段以后，对物质资本的需要就与日俱增了。这时，如果没有适宜的融资机制，新技术创意就很难通过开发、示范、推广等阶段实现产业化。
按照计划经济下传统做法，发展高技术产业基本上靠国家投资，即使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由国有风险投资基金（或公司）进行。经验证明，这种做法多半是不成功的。1986年建立的国家科委直属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在近年来的风险投资热中，一些人提出用“民投国营”的方式进行风险投资，即由政府机构运用居民在国家银行的储蓄存款来进行风险投资。目前许多人对设立风险投资的难点有误解，以为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没有拿出足够的钱来。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一笔投资，而在于依托什么样的制度搞投资。这里的主要问题不是钱，也不是人，而是现有的投融资机制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失败的比例很高）和高回报（少数成功项目能够取得很高的回报），如果风险投资的制度安排不能保证具体运作者的个人责任和收益，就很难获得成功。
各国在高新技术融资方面的成功经验是：
处于种子期，进行初始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半实行内源融资的办法，采取独资、合伙等法律形式将个人风险与收益紧密联系起来。
处于创业期和扩展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本需求增大，经营管理的难度提高，非常需要风险投资家的参与。风险投资采用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在旧中国又叫两合公司）。这种企业形式从公司制的角度看是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的混合，从合伙制的角度看是含有有限责任公司成分的合伙制，其经理人员是负无限责任的合伙人，其他投资者，如银行、大公司、投资基金等只是负有限责任的股东。
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推广成熟阶段以后，就需要在证券市场上首发公募（IPO）和扩股融资。这时，风险投资通过上市等退出机制获利退出，再去孵化下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在设计我国的高技术产业融资机制时，要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经验。为了给风险投资留出退出的通道和给上市公司准备融资场所，应当在努力规范我国主板市场的同时，努力为开放二板市场准备条件。在内地二板市场尚未开放前，可以积极利用香港创业板市场。
四、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上政府能够做些什么
在这方面经常出现的认识误区是，高估政府在开发高新技术和建立高技术产业上所能起的作用，不懂得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为企业和专业人员创造良好的制度和其他社会环境，以为依靠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按照政府制定的规划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有关领域，就能保证科研工作迅速取得成果。由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按照规划的重点将新技术运用于生产，就能保证高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当出现了科研成果向生产转移的速度过慢、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等老大难问题时，不从克服企业制度、激励机制存在的缺陷着眼去解决问题，而希图通过“提高创新意识”“加强技术进步指标考核”去加快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的进程。即使对民间企业是否属于高技术产业的问题，也要由行政机关加以“认定”，它们的科研和经营活动被纳入国家计划之中，由政府严加管束。
以为政府有充分的信息和足够的激励对经济资源作最有效的配置，是一种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与现代经济的发展不相吻合，已经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各国的计划经济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事实。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特质，政府的过度干预对它的发展就尤其有害。
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在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快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市场体制的形成，同时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保证潜在比较优势的发挥，的确显示了很大的能量。在“二战”后的亚洲，这种市场经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模式（韩国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被有些经济学家叫作“亚太模式”。国际经济界普遍认为，采取这种模式是战后亚太地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高速成长的关键因素，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日本政府通商产业省（MITI）在战后的机械工业振兴运动、电子工业振兴运动、大规模集成电路攻关等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被看成“亚太模式”的范例。通商产业省对产业发展这种强有力的领导和干预，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电子工业的发展，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也使日本产业界后来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上吃了大败仗。我们不妨将这两个突出的事例加以对比：
1976—1979年度，为了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方面赶超美国，日本政府出面协调5家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研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政府预算也投入大量补助。由于集中投入资金和人力，1980年日本比美国早半年研制出64K存储器，比美国早两年研制成功256K存储器。这些新开发出来的半导体产品，由政府支持的大财团生产和销售。1981年日本生产的 64K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已经占领了70％的世界市场，到1986年，日本半导体产品已经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5.5％，高于美国的44.0％；DRAM的世界市场占有份额高达90％，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
在取得半导体产业霸主地位以后，日本继续沿用政府“行政指导”的一套做法，按照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协会（NHK）规定的技术路线在模拟式基础上开发高清晰度电视（HDTV）。继1986年开发出新型HDTV系统以后，日本在1991年正式开始了HDTV节目的播放。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人仍以千军万马各显神通、谁家取得了成功就以它的技术标准作为行业标准的方式进行视听技术的研究。1988年，美国有不同公司开发的、互不兼容的24个HDTV制式方案。1991年日本人正在欢庆播送模拟式HDTV的胜利的时候，一家美国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开发数字式HDTV的计划。接着，另一家美国公司又在1993年开发出数据压缩和解压缩技术，使得在单个频道中传输多达10套电视节目。这样一来，美国一举超越了日本的领先地位，使日本在模拟式HDTV方面整整20年的投资毁于一旦。1996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最终批准了数字式HDTV标准，并且制定了到2006年全部电视实现数字化的时间表。数字技术的重大意义不止于视听领域，实际上，随着数字化的发展，电视即将与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网络结合在一起，形成集成化的宽带网络体系。由此形成了美国对包罗万象的多媒体产业不容挑战的霸主地位，而且把人类带进了数码时代。
那么，为什么通产省在前后两个时期中对产业发展进行的“行政指导”形成了如此不同的结果呢？据我看，原因是在过去的“赶超”时期，先进国家走过的道路是清楚的，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发挥了民间力量所不及的调动资源的能力，故而成功的把握大。然而当面对创新的课题、需要探索未知的时候，政府并不具有信息优势，它的反应能力、运作效率则肯定不如民间机构，而且政府直接组织、管理高技术开发和生产，又必然压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这就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与美国争夺信息产业霸权的竞争的失败。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从日本政府作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引出有益的教训：
1．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决定了它在直接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不具有民间企业所具有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因此，它应当尽量从市场活动中退出，更不应直接经营企业和干预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决策。
2．真正适合政府起作用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当在弥补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建立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组织重大共用技术的开发等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3．政府必须依据上述原则明确自己职能的定位，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扬长避短，做好分内工作，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1] 这是本书作者1999年5月20日在“北京高技术产业国际周资本市场论坛”上的讲话。原题：《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潜力，发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载《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6月18日。又见《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734—743页。
[2] D. 诺斯和R. 托马斯（1973）：《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
[3] N. 罗森堡和L. 小伯泽尔（1985）：《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刘赛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4] A. 萨克森宁（1994）：《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曹蓬、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中国怎样才能有自己的硅谷？[1]
（2000年5月）
什么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充分条件
目前，一个争相建立中国“硅谷”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从报刊上披露的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合肥、西安、武汉等十几个城市已经先后提出在今后5年或10年的时间内建成“中国硅谷”“华中硅谷”“西部硅谷”等等的目标。
为什么这么多城市都认为自己能够成为“硅谷”呢？理由是，当地聚集了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人才，或者当地有可能吸引来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人才。以北京中关村地区为例，根据段永基[2]提供的数字，中关村的技术人员有50多万人，比美国的硅谷和中国台湾的新竹都要多。硅谷的技术人员充其量只有30万人，新竹加上在校生也不过8万人。的确，由于高技术产业是一种“人本经济”，在它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智力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专业人才集聚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只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苏东坡早就说过“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智力资源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既不能进行国有化，也不能用行政命令调拨。怎样使这些高智力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以在高技术创业活动中有效地发挥，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硅谷的特殊优势在哪里
世界上有大量高智力人才集聚的地方何止千百个，硅谷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才使它能够获得特别的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我认为，目前被中外研究硅谷的学者较多认同的一种观点可能比较好地概括了硅谷的本质特征，这就是：硅谷是创业企业（startups）的栖息地（habitat）。Start-up本是来自一个动词短语，是指从事创立新企业的活动。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名词，用来专指由这种创业活动建立的新企业。1938年休立特（William Hewlett）和帕卡德（David Packard）用特曼（FredTerman）教授借给他们的538美元在租来的汽车房里创立惠普公司、1976年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乔布斯（Steve Jobs）在自家汽车房里创立苹果电脑公司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讲的就是这种创业企业的发迹史。硅谷的奇迹，就是由成千上万个这种前赴后继、奋勇拼搏的创业企业创造的。栖息地则是一个生物学名词，它是指动植物栖身之地。动植物之所以在此栖息，是因为环境适宜，而环境则包括了复杂的因素，比如气温、湿度、植被，以及其他尚未为人知的因素。[3]
硅谷具有哪些特殊的因素，使它特别有利于高智力人才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发挥呢？根据斯坦福大学研究硅谷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创业精神的专家罗文（Henry Rowen）的分析，作为创业企业栖息地的硅谷，其特殊优势可以概括为八条：（1）有利的游戏规则；（2）很高的知识密集度；（3）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4）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5）开放的经营环境；（6）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7）高质量的生活；（8）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4]
任何一个想要使自己成为硅谷的地方，都必须考虑怎样创建这样的创业环境。当然，完全照搬硅谷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不适当的，但是硅谷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则，即为创业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则是普遍适用的。根据中国当前的情况，我认为，中国创业企业的栖息地起码应当具备四个基本要素：（1）高素质专业（技术和商业）人才的集聚；（2）广阔宽松的创业空间；（3）良好的法治环境；（4）充裕的资金供应。
政府的作用：要牵“牛鼻子”，不要“抬牛腿”
在营建中国“硅谷”的过程中，政府还将继续起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与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的作用应当有原则上的不同。政府不要再直接组织、指挥和操办高技术产业，而是要着重为包括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在内的各种专业人才万马奔腾、各展所长，创造适宜的环境。
第一，为创业活动开拓广阔空间。
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政治体制改革也才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量高智力人才的创业积极性仍然受到存在多种缺陷的体制的束缚和抑制。如果不能加快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新体制，在5到10年内建立中国“硅谷”的宏图很可能变得和过去一再宣示过的某些类似设想一样，成为镜花水月。在我看来，目前迫切需要做也完全可能做的事情有两项：
1．把数以百万计的专业力量从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办企业的旧体制下解放出来
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办企业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现象。硅谷60％—70％的企业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或教师创办的，但是斯坦福大学没有一个校办企业。现代社会分工很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管企业，是很难管得好的。而在校办、院办和所办企业这种特殊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发明家和企业家缺乏切身利益的联系，也使企业难于有效经营。这些校、院、所通常只能从它们所办的企业中拿到有限的收入，可是由于精力外鹜和资源分散，却削弱了科研和教学的本业。因此，这种让院校自行创收的做法免不了会影响基础科研和教学的水平。国内一位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告诉我，科研教学的削弱已经导致我国一些院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下降和研究院所的科学技术储备不足，以致高级软件要拿到印度去做。这种现象应当引起高度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