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第2章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第3章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第4章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第5章 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第6章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9
2．铲除壁垒，降低门槛，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国际经验表明，小企业乃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在我国不少地方，个人创业还存在不少的困难。例如，进入门槛过高，初创企业往往难以达到规定的要求。再如企业登记注册先要验资，而创造发明、好的商业计划的价值却是无法估算和不能被计入的。另外，职工和经理人员持股这种高技术公司通行做法，在我国也因为技术股的份额限制、在职期间不得转让等规定而难以实行。这些障碍必须尽快加以消除。与此同时，小企业会遇到信息、资金、管理上的许多困难，政府要鼓励建立各种各样的官方或民间组织（NGO）来帮助它们加以解决。
第二，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市场经济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rule-based economy），以知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需要更加公平和透明的法治环境。中国历来崇尚“人治”、排斥“法治”。这种传统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虽然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至今还有不少政府官员把法律看成和行政命令一样的“治”人的手段，因而按照“内部文件”和“领导指示”调节经济关系仍然被看作通例。因此，必须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法治精神教育和加快法治环境的建设。目前有几项基本的法律制度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1．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明晰产权界定一直是一个困扰着我们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问题。例如，四通明晰企业产权拖了11年，联想迈出第一步也花了两三年。这对于争分夺秒的高技术产业来说实在是太慢了。另外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软件业与印度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但十多年以后，我们之间的差距却变得越来越大。虽然有语言、时差等条件上的差异，但不能不承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是我们软件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2．信用体系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稳定的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而在我国，失信行为十分普遍，骗子满天飞，造成“守信吃亏、不守信得利”的怪现象。面对面的交易尚且能骗就骗，更不用说开展电子交易了。这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严重障碍。最近上海已经着手建设基础信用信息体系。这项工作应当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大城市中铺开。
第三，疏通融资渠道。
1998年，在几位高层官员的倡导下，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成为经济界和科技界讨论的热门问题。这个讨论表明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对高技术企业的融资问题。但是，它也暴露出两个缺点：一是不少论者把高技术产业融资的方式看得过于单一，以为仅仅限于风险投资；二是对风险投资的特点把握得不够准确，以为可以主要靠政府的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兴办。实际上，在高技术企业创业的各个阶段对资金的需要是不同的，融资方式也就因时因企而异。
图1 创新企业的发展过程
资料来源：亨利·罗文教授2000年2月25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技术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
为了完善高技术产业的融资体系，需要根据高技术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多种多样的融资形式：
1．鼓励投资商和专业基金提供“天使资本”
在新技术产品的早期开发阶段，往往需要慧眼识英才的“天使投资商（Angel Capitalists）”对萌生中的小企业提供的小笔“种子资金”。为了发展这种“天使投资”，需要鼓励私商进入，也要提倡社会团体建立此类基金。
2．引入以有限合伙为主要形式的风险资本（VC）
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和高回报。它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在制度安排上必须强调基金运作与主持人个人利益的高度相关性。由政府拨款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显然是不恰当的。1986年由国家科委设立的中创（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的破产说明这种方式行不通。以色列也曾在1991年由政府投资建立了名为Yozma的风险投资基金，这个基金可投资本的数量有限，只有3000万美元，效果也不好。后来以色列进行了风险投资的私有化。同时，借鉴了美国经验，制定了“有限合伙法”，准许建立有限合伙公司。有限合伙制的风险投资公司也可以接受政府或大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合伙人。在这种合办的风险投资公司中，公司的经理人员一般不出资，他们占有约30％的股份，但必须对公司的债务负无限责任。这样一来，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很快发展起来，现在8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可投资本已达到30亿美元，投资效果也很不错。
还需要注意，风险资本的职能不仅是提供资本，它还要帮助创业企业物色合适的经理人员，加强领导班子，改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
3．积极创设条件建立“二板市场”，使步入成熟期的高技术企业能够上市融资，也为风险资本退出提供通道
我国急需建立“二板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风险资本退出步入成熟期的创业企业，然后进行下一轮“孵化”准备退出通道。否则，如果没有人给风险投资家“买单”，风险投资的高回报将无法实现。最近，中国证监会的负责人已经宣布正在积极创造条件，在年内推出二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二板市场称为创业板市场而不称为高科技板市场，这意味着创业企业上市不再需要经过行政机关的预先“认定”。过去对创业企业实行的这种由行政机关（通常是行政机关所属的专家委员会）认定的办法，其出发点有可能是要保证对高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能够到位。但是，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首先，所谓“高新技术含量”经常是无法度量的。而且即使它能够度量，其经济含义也是难以确定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波什金（MichaelBoskin）说得好：不论是土豆片，还是硅芯片，只要能赚钱都是好片。“苹果I型”电脑最先只是游戏机一类的小玩意，却开创了微电脑革命的先河；而铱星系统“高科技含量”肯定很高，但却遭到市场的否决，铱星公司终至破产。采用预先认定的办法可能能够支持少数企业得到特殊优惠，但是却把大量很有希望的创业企业挡在了门外。
目前有许多人对二板市场的建立表示出担心，认为二板市场的推出会使主板市场资金分流，从而造成主板市场股价滑落。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全面的。它的欠缺在于把进入资本市场的资金看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常量，其实这是一个变量。因为人们愿意对资本市场投入多少资金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当前我国居民储蓄数量很大，单是储蓄存款已达6万亿元。这笔资金积累目前只有很小一部分投入资本市场，主要是由于目前的市场还很不规范，一些股票的市盈率奇高，缺乏投资价值，而且风险也很大，如果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证券市场的状况改善，无疑会有大量资金入市。
4．完善关于收购兼并的法规，使之成为风险资本退出的另一通道
从对近年来国外创业公司的发展情况来看，高技术公司采取收购兼并（M＆A）方式做大的数量远远超过选择首次公开上市（IPO）方式的数量。这也意味着出售部分股权或公司整体出让是风险资本退出的另一重要通道。目前我国关于收购兼并的法规还很不完备，需要尽快完善。
5．从以资产担保转向以定单为基础的债务融资
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人力资本起主要作用，有时仅仅因为有一个好的想法就成立了新的企业。在这类企业中除人力资本以外的资产相当贫乏，因此，当企业进行以资产担保为基础的债务融资时，就会遇到很多困难，无法按企业的实际价值和需要进行融资。有些国家对创业企业采取按订单发放贷款的办法，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银行也不妨试用。
第四，提供支持性设施和支持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共用技术的开发。
一些地方在建设中国“硅谷”的过程中，存在着重硬件、轻软件的倾向；在硬件建设中，又存在重城市建设和建筑工程，轻支持专业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设施的倾向。比如，有的园区在分析区位优势时强调了园区包含旅游胜地，有的园区规划的基本内容是城市建设。其实闲适奢侈并不是硅谷的生活方式。硅谷人是工作狂，工作是乐趣，创业是目标。亿万富翁们穿的是牛仔裤，吃的是比萨饼，喝的是可乐。他们的消费与他们的财富相比小得不成比例。常言道，如果别人的人生观是“工作为了生活”（Work to live），那么硅谷人的则是“活着为了工作”（Live to work）。因此，比起建设豪华庄丽的大楼、把旅游景点囊括进来等等更加重要的是：
1．提供基本的工作条件。例如，宽带通信网络就是一项对信息产业十分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应当加快建设。印度软件出口的迅速增长，一个重要的支持性条件就是他们很早就建起了宽带高速传输通道。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感到网络速度太慢，一个几兆的文件往往要下载十几甚至几十分钟，在信息的传输和交流中浪费了大量时间。对于那些惜时如金的高技术专业人员来讲，影响还要更大。
2．提供适合专业人员需要的基本生活设施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新竹园区为了满足从海外归来的专业人员的需要，为他们的子女开办了用双语教学的学校，这对于帮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3．与高技术企业营运有关的商业设施的建设也很重要。这类设施包括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能够大大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
基础理论研究和共用技术开发都是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的活动，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是需要政府采取适当行动加以弥补的。例如，美国和日本政府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中提供的支持，对重大高新技术开发的支持，以及对国防产品的采购，都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台湾信息产业的成就与新竹科技园附近一大批重量级的高等院校和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贡献密不可分。公立的工业技术研究院不但研制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制备等重大共用技术，还培养出大批技术和经营人才，其中许多人成为新竹创业企业的骨干。
走出政府主导的误区
自从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来，我们一直采取政府直接操办的方式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就是说：由政府制定规划，提出项目，然后动员和分配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关，并指定国有企业进行从技术发明到产品的转化。这种模式在抓“两弹一星”赶超时取得了成效，此后就一直被看作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实，这种在当时曾经取得成功的模式，其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在单项技术有限目标赶超时，政府比较容易通过研究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掌握足够的信息，并利用政府动员资源和将这些资源投入指定目标的优势，快速实现赶超是可能的。但是现在的高技术都是集群性的技术，需要千千万万专业人员的主动探索和创造；而且现在不是在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而是探索未知的创新。在这种活动中，政府完全不具有信息优势和灵活反应的适应性；加之政府的运作效率天然地低于民间机构，如果发展高技术的事业由政府以“抬牛腿”的方式一手操办，那将是事倍功半，甚至必败无疑的。我在1999年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上的发言中曾以日本搞模拟式基础上高清晰度电视（HDTV）的失败为例，介绍了有关的教训。正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说：由于坚持用日本通商产业省和日本广播协会（NHK）制定的技术路线发展模拟技术，使日本在18年中为开发摸拟式高清晰度电视投入的大量精力和巨额资金付诸东流。[5]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不应当重复这种失败的做法。
我们在选择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时，很受“东亚模式”的影响，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榜样。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东亚国家对这种过分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加快了经济的自由化步伐。以韩国为例，在过去数十年中，他们依靠强有力的政府规制和政府支持的大企业集团，通过高强度投资实现了高速度增长。但是，现在韩国朝野已经普遍认识到，这种做法不能适应21世纪全球化知识经济的要求，于是锐意进行全面的改革。韩国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从过去通过僵化生硬和具体入微的行政法规执行“干预主义政策”，转变为通过建立竞争性的、透明的和公正的市场游戏规则，促进市场更有效地运行。与一些东亚国家相比，我国市场的发育程度要更低一些。如果说它们是已经建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现在在发现这种模式的问题以后开始进一步的改革，我们则还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较之东亚其他国家更为广泛和直接，这种干预对发明家、投资商等创业者的束缚也更加严重，因而在这方面转变思想和进行改革的任务也更繁重而艰巨。
在新技术革命加速进行的今天，时间紧迫，我们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来加快改革进程，让我国的数百万专业科技人才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出来。我相信只要条件适宜，在中国建立的可能将不只是一个“硅谷”。
[1] 这是本书作者2000年5月12日在“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上的讲演整理而成，载《财经》，2000年6月号。又见《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744—753页。
[2] 时任四通集团董事长。
[3] 钱颖一、肖梦主编（2000）：《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5页。
[4] 根据亨利·罗文（Henry S. Rowen）教授2000年2月25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技术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5] N. 尼葛洛庞帝（1995）：《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51—63页。
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抉择[1]
（2005年4月）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为了谋求国家富强和赶上先进国家，曾经做过艰辛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且不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奉行高指标、高投入、忽视效率的工业化方针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乃至生命损失，即使在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每当我国经济提高增长速度、向一个新的高地冲刺，不要多久，就会出现经济过热、资源瓶颈收紧、通货膨胀压力剧增等问题，不得不放慢速度，进行调整。最近一次由大量耗用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经营城市”和“迎接重化工业化时代”的投资热潮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是一个新的例证。这种周期性的波动，不但造成了短期的经济困难，还会对我国在今后较长的时期中通过持续稳定增长实现经济腾飞的目标造成威胁。
由此看来，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慎重选择适合于时代潮流和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乃是一个关乎我国今后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败利钝的关键决策。因此，近年来，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选择哪一种增长模式，已经成为一个举国关心的重大问题。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口号，此后，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走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的要求。但在“十五”计划前几年更有影响的、实际上起作用的却是另外一种提法和做法，就是认为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它为投资增长开辟了巨大空间。许多地方集中物力和财力兴建汽车、钢铁、电解铝等大型项目，企图用重化工业的超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现在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十一五”时期，今年晚些时候中共中央将就“十一五”（2006—2010年）的方针提出建议。在这个时候，把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研究清楚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将就这个题目讨论四个问题：首先，经济学对工业化过程中不同增长模式的分析；其次，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再次，中国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最后，中国应当怎样转变自己的增长模式。
一、基于不同增长模式的经济理论
从本文的下面分析中将会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的“投资热”和“重化工业热”，是我国特殊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的产物。然而，由于一些支持这种做法的学者引用某些20世纪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论证它的合理性，使许多人把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看作各国经济增长的常规，把“重化工业化”看作“各国工业化的必经阶段”，他们的论证也就指明，问题的实质和要点，不在于重化工业需不需要发展和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这样，为了正本清源，就需要对经济增长理论做一番历史考察。
现代经济学把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模式。关于这四个阶段，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命名，但他们所做的阶段划分和内容分析却几乎是完全一样的。[2]这四个发展阶段和它们的增长模式分别是：
（1）“起飞”前阶段，即第一次产业革命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并且主要靠增加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投入实现。M. 波特把它叫做“生产要素驱动阶段”。
（2）从18世纪中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原因是增长打破了自然资源的限制，靠用工业中的机器操作代替农业和手工业中的手工劳动实现。为了用机器替代手工，就要大量发展资本密集的机器制造业和作为机器制造业基础的其它重工业。因此，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M. 波特把这一发展阶段称作“投资驱动阶段”。
（3）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经济增长”。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的增长模式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主要已经不是靠资本积累，而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M. 波特把这个阶段称为“创新驱动阶段”。
（4）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时期出现了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IT）或信息通信技术（ICT），信息化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就工业化道路而言，它所涉及的主要是（2）、（3）两个阶段。那些被引用来支持“投资决定论”和“重化工业化”的理论观点，乃是其中第（2）阶段增长模式，即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概括。
1．早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增长理论
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进行，经济增长摆脱了“起飞前”由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严格约束导致的停滞状态，依靠用机器作业代替手工劳动使经济增长加速进行。这个阶段人们所理解的工业化，是狭义的工业化，即资源在物质生产部门的范围内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通过大机器工业和农业的份额此长彼消，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3]。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意味着资本对劳动比率的提高，因此早期工业化又被定义为“资本化”[4]。从产业结构来说，要用机器作业代替手工劳动，就要生产机器和生产机器的机器；这就要有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高速增长作为基础。因此，这一增长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增长靠资本积累带动，靠资本对劳动比例的提高（这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5]提高，或称资本深化）实现。
这种增长模式的弊端是人所共见的。例如，它造成城市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工业中心的严重环境破坏，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并提出了不同的救治之策。马克思最先对这种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他在19世纪60—70年代写作的巨著《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必然出现两种规律性的现象。他把一条规律称作“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即随着不变资本比重的提高和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利润）的可变资本比重的下降，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利润率的不断降低使竞争加剧，出现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垄断和大资本与中小资本之间矛盾的激化。他把另一条规律称为“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的规律”，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工资份额的相对减少，这必然导致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和劳动者工资水平降低，从而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
由此，马克思证明了沿着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革命的爆发乃至资本主义的灭亡。
不过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也有的作者不是从社会矛盾的角度、而是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经验。列宁在1893年的《论所谓市场问题》中，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推导出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列宁说：“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愈发展，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大。”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最快，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增长，增长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6]。列宁提出的这个规律，后来成为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根据。
20世纪20年代，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有着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需要的苏联领导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斯大林根据列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和苏联早期经济学家费尔德曼（Grigorii A. Feldman）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投资决定增长的理论模型[7]，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斯大林说，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是从轻工业开始，只有经过一个数十年之久的长时期，才逐渐转到重工业。共产党“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工业化”；“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作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8]斯大林的这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1928年的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被正式确立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工业化的。
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中，德国的霍夫曼（Walther G. Hoffmann）在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根据多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的数据概括出与列宁的“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相类似的结论。他说，“从一个社会整个生产结构来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品（Capital-goods）的相对增加以及消费品（Consumption-goods）的相对减少。在这个意义下，工业化可以定义为生产的‘资本化’”。霍夫曼根据20多个国家到20世纪初期的工业化发展历程，把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划分为早期、早中期和晚中期等三个阶段，考察了各个阶段中消费品工业产值对资本品工业产值比率的变化。虽然各个国家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不同，但它们的发展存在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资本品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比重逐渐上升。如果说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消费品工业对资本品工业处于压倒优势的地位（这一阶段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之间的产值比率为5＋1∶1，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比率为2＋1∶1，），到了第三阶段即工业化的晚中期阶段，二者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经不相上下（根据霍夫曼的计算，它们之间的比率为1＋1∶1），而在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美国，1925—1927年这一比率已经反转为0.8∶1，即资本品工业占有优势。根据这种发展趋势，霍夫曼推断，当这些国家进入工业化的更高阶段时，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将超过消费品工业的生产，成为占优势的部门。[9]由于当时还没有把服务业看作一个基本产业，在经济只有工业和农业两个基本部门的理论框架下，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占优势也就意味着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优势。后来，霍夫曼的这个预言被人们推演为工业化后期阶段将是重工业化阶段、重工业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的“霍夫曼定理”。由于这个“定理”是将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阶段的经验数据外推到工业化后期的，所以也被称为“霍夫曼经验定理”[10]。
工业化早期增长模式更一般的概括，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oyF. Harrod）和波兰裔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vsey D. Domar）作出的。他们两人分别于1939年和1946年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流行多年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该模型的表达式为：
g＝i/v
其中，g代表增长率，i代表投资率，v代表资本－产出比率。哈罗德－多马在模型中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本－产出比率v不变，所以，产出总量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投资越多则增长越快。虽然这一增长模型在20世纪中期因为与经验数据不符而受到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和索洛（Robert Solow）的批评（后详）并为经济学主流所否定，但是直到90年代，世界银行在工作中采用的“双缺口模型”[11]，仍然以它作为基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也坚信实现快速增长的秘诀在于努力提高储蓄率和争取外援，以便增加投资。[12]
2．现代经济增长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将趋于下降的预言并没有应验；“霍夫曼定理”关于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将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预言也没有实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利润率和失业率都维持在与过去没有太大差别的水平上，平均工资的水平还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有所提高。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看，增长得最快的并不是工业，也不是重工业，而是一个在20世纪初期还没有被人们看作基本产业部门的服务业。它在工业产出还没有占到社会总产出一半时便异军突起，随后还超过了工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产业部门。
马克思和其他学者在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对工业化后期发展情况作出的预言没有得到应验，并不是由于他们在理论推导上有什么错误，而是由于这种推导的前提——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模式发生了先前未曾预料到的变化，由依靠资本和其它资源的投入转为依靠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在对西欧和北美主要工业化国家迄20世纪中叶为止的50—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库兹涅茨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概念[13]。他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调整基础上。
最重要的理论进展还在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的质疑。索洛在1956—1957年的多篇文章中指出，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单纯增加资本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的提高。这意味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只能通过不断提高投资率来实现。但是，投资率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和ICOR也没有明显提高。[14]因此，如果哈罗德-多马模型是正确的，那么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应当趋于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并没有明显下降。所以，经济增长除投资外，必定有其它的来源。于是，索洛提出了自己的增长模型，即新古典增长模型：
Y＝A·Kβ ·L1－β
其中，Y代表产出增长，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索洛认为，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K和劳动力L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余值A。索洛把这个余值A定义为用全要素生产率（TFP）[15]提高表示的“技术进步”。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单指工艺改进，而是指一般的效率提高。[16]
虽然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存在着把技术进步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因而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并无与发达国家趋同的趋势[17]，但由此发现了投资并非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纠正了在经济学界流行一百多年的“资本决定论”谬误，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仍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对阐明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有重要贡献。他指出，技术进步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即人的知识积累和技能提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同，它乃是递增报酬的重要源泉。因此，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和报酬递增总是和现代经济增长相伴而行的。[18]
库兹涅茨对主要工业化国家大量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是：50—100年中它们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人均工时减少的影响为－0.23％，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则约为1.3％。[19]他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和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的产出高增长中，“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见表1）。[20]
表1 若干发达国家的产出、投入和生产率的增长率
a：左栏括号内的GDP或GNP即为产出的定义
b：工作小时
c：生产性成本
资料来源：S. 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0页。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对美国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在1900—1984年美国每年人均2.2％的增长率中，只有0.5％是由资本深化带来，而1.7％来源于效率提高。他说，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效率的提高，用同样多的资源投入将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阻止了利润率的下降，同时提高了工资水平。“在收益递减和技术进步之间展开的竞赛中，技术以数步之遥取得胜利”[21]。
美国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MosesAbramovitz）从他对美国经济增长来源的探索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美国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期的工业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1800—1890年间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增加；1855—1890年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深化；1890—1966年间的经济增长主要则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见表2）。
表2 美国增长源泉的核算
附注：Y：GDP
L：劳动小时数
K：固定资本总额
资料来源：Moses Abramovitz（1993）：The Search of the Sources of Growth：Area of Ignorance，OldandNew（《对增长源泉的探寻：被忽略了的旧领域和新领域》），JournalofEconomicHistory，Vol. 53，No. 2 （Jun.，1993），pp. 217-243. 转引自速水佑次郎（1995）：《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按照阿布拉莫维茨的方法对日本经济发展中各种因素的贡献作了计算，其结果与美国的情况相类似。只不过由于日本属于工业化的“第三梯队”，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时间有所后延（见表3）。
表3 日本增长源泉的核算
附注：Y：非农私营GDP
L：劳动小时数
K：生产性资产（按利用率调整）
资料来源：Hayami and Ogasahara（1999）：Changes in the Source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Japan Compared with the U. S. （《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美日比较》），JournalofJapaneseandInternationalEconomics，13（March），pp. 1-21，转引自速水佑次郎（1995）：《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表3表明，日本在工业化开始前的1888—190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解释人均产出增长的 10％，后者主要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1900—1920的早期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解释人均产出增长的11％，其余都是资本深化的贡献；到了1920—1937年和1958—1970年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上升到人均产出增长的一半左右。日本这一数字明显低于美国工业化后期的78％，这可能反映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的一种通病，这就是即使在工业化后期它们也较多地依靠了资本投入。[22]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相对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早期增长模式，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先行工业化国家不再主要依靠资本等投入，而是走上了主要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道路。这样，“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内容，也不再限于狭义的工业化，即发展机器大工业，“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而是各个产业包括农业和服务业通过技术革新实现的全面发展。从“工业化道路”的意义上说，就应当认为，这是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3．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路线指导下，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开始的经济发展是按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进行的；或者像速水佑次郎所说，“苏联的经济计划可以认为是在政府指令下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以推动经济的极端情形”[23]。苏共领导和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结论，苏联在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源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像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来源于效率的提高。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的一处论述[24]，把来源于投入增加的增长称为外延增长（extensivegrowth，又译粗放增长），而把来源于效率提高的增长称为内涵增长（intensivegrowth，又译集约增长），认为出路在于从前一种增长方式转变为后一种。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不敢触及实现这种转变的两个根本性的障碍：一是计划经济制度，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由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的转变仍然未能实现。[25]
从根据苏联科学院阿甘别疆（AbelAganbegian）院士提供的数据绘制的表4可以看到，企图用大量投入资本来改进技术和提高效率的结果是资本对劳动比率的增长大大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意味着投资报酬递减。1970年以前苏联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增长阶段的情况相似，约在10％—23％之间。但是由于苏联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外延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内涵增长”）的转化没有取得进展，经济增长愈来愈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投入，197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TFP）急剧地跌落到负值。
表4 苏联投入、产出和效率指标 平均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A. Hewett（1988）：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苏联经济改革》），Washington，D. C. ：Brookings Institute，p. 74.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较大的影响。这些国家在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以后能不能成功地实现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由依靠资本投入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转型，就成为它们能否继续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是一些东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金融危机。1994年正当世人争说“东亚奇迹”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根据刘遵义（Laurence Lau）和杨（Alwyn Young）对于东亚国家增长源泉的计算指出，既然东亚的经济增长都可以归因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也就谈不到是什么奇迹。[26]虽然克鲁格曼的尖锐批评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感和反击，但三年后亚洲经济和社会危机的降临，却证明克鲁格曼确有某些先见之明。克鲁格曼后来总结说，东亚国家和地区被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研究报告[27]称作“东亚高业绩经济”（HPAES），然而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虽然实现了高增长，但是却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根据该研究报告的计算，1960—1990年期间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也是很低的（见表5）。
表5 1960—1990年东亚高业绩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1993）：《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
既然一些东亚经济的高增长率主要来自高额资本积累（克鲁格曼称之为“流汗”）、而不是来自技术进步（克鲁格曼称之为“灵感”），它们虽然能在一定时期中保持极高的增长率，却不可避免或迟或早地出现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递增的问题。克鲁格曼说：截止到1997年，马来西亚要将GDP的 40％用于投资，新加坡也要将GDP的40％—45％用于投资，才能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在整个东亚地区，ICOR达到5倍的高水平。由于资本等资源的有限性，这种模式下的高速增长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相关经济从高峰落入低谷则不可避免。[28]速水佑次郎的观点与克鲁格曼稍有不同。他认为，东亚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取决于它们能否实现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