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第2章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第3章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第4章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第5章 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第6章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30
二、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
对于像中国这样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对先行工业化国家不同阶段增长模式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从中学习提高经济效率的方法，以便更快更好地实现工业化。根据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大致是以下三个：
1．“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了探究工业化后期阶段效率提高（“技术进步”）的源泉，经济学家首先把目光投向19世纪末期以后“基于科学的技术”的贡献。库兹涅茨指出：“标志着现代经济时代的划时代创新，是科学被广泛地应用于解决经济生产领域的问题”；“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始终是基于科学的技术。”[30]
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的技术进步靠的是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即“熟能生巧”。这种进步是改良性质的，范围和深度受到很大的限制，难以有革命性的突破。虽然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涌现的某些技术，如瓦特（JamesWatt）所改良的蒸汽机，也是在与科学家交流中产生和应用物理学原理的结果，但在1875年以前，大多数技术改进仍然是基于经验和由没有受过多少科学训练的工匠进行的，“基于科学的技术”并不占支配地位。
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将关于自然界的一般科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的生产问题，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诞生的机器大工业提出的要求。在这以前，西欧国家的技术进步以天才的偶尔出现和工匠的试错经验作为基础，因而是断断续续的和个别地发生的。而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以后，就如同马克思所说，“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31]
马克思所说的“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的”[32]活动，早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时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只有到19世纪末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以后，源源不断涌现的基于科学的技术才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正像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和小伯泽尔（L. E. Birdzell，Jr）所说，1875年以前，西方工业技术进步，主要是由“可见世界里的”机械手艺，如杠杆、齿轮、轴承、滑轮、曲柄等转向“不可见世界里的”原子、分子、电子流、电磁波、感应、电容、磁力、电量、电压、细菌、病毒以及基因，“其结果是改变了西方工业技术前进的重要来源。”[33]
这种情况得以出现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的制度化（institutionization），即建立起有利于科学繁荣和技术创新的整套制度。
第一，促进学术繁荣的机制的制度化。
近代实验科学，是在16—17世纪之交由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和培根（Francis Bacon）等人的倡导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清晰地阐明了运用实验来检验和证实科学理论的方法。但是在科学成长的初期，实验科学的研究只是少数天才人物分散地进行的。到了19世纪，已经有成百上千分布于各国的科学家参加到实验科学的队伍中。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组成了有着公认学术规范、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共同体和互通声息的信息库。在17世纪早期，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换还采用通信、咖啡馆和沙龙中的私人聚会等形式。到17世纪末，正式的学术团体和各种学会如伦敦皇家学会（1660）、法兰西科学院（1666）等已在西欧各国普遍建立，随后，各学科的科学协会也纷纷建立。这些学术组织频繁地召集学术会议，出版学术刊物。
在传统社会中，常见的组织制度是等级制的（hierarchical）或科层制的（bureaucratic）。然而在科学研究中，等级制度和科层管理通常效率极低。西方科学界在 19 世纪形成了自治性的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34]这种非等级制的自治性团体制定和执行科学家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科学进步。这时，科学研究不仅得到私人的捐赠，而且由于大学预算、政府预算补贴和私人研究机构的赞助而有了正式的经费来源。因此，到19世纪中期，物理、化学、天文、生物、数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少数人出于爱好而分散进行的活动，而是有大批职业科学家专门从事的事业。
与此同时，确立了学校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大学不仅作为传授知识的场所，而且作为创造知识的主力军，大大促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繁荣。
学术的繁荣为技术的飞跃进步奠定了基础。
第二，工业研究开发（R＆D）机构的设立。
19世纪的最后25年，工业界开始大量运用基础科学的原理开发新材料、新工艺和新产品。与此同时，工业界开始设立研发（R＆D）机构，大量雇用科学家来解决应用问题。早在70年代，德国的化学工业公司首先开展了有组织的研发工作。美国的工业部门也很快跟了上来，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工业实验室，进行技术创新信息的收集和技术创新的研究应用。有些实验室属于工业公司所有，有些则是独立机构。有些大公司，例如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GE）、美国铝业公司（Alcoa）本身，就是在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建立的。
随着工业研发的开展，各制造业部门雇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进行新材料、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根据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统计，美国19个制造业行业1921年、1927年、1933年、1940年和1946年研究实验室雇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分别为：2775人、6274人、10918人、27777人和45941人。[35]
这样，受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进行的有组织的研究，便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此外，20世纪初各先行工业化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也为源源不断的技术工人供给准备了条件。
第三，产权保护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大大强化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
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创新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突发性事件，而是由千百万集群性的技术改进积累和汇合而成的。对于众多的企业进行的这种技术改进和革新而言，规则公平的竞争性市场体制乃是它们得以快速进行的根本条件。19世纪欧美发达国家在法治的基础上使市场制度（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得到完善，为广泛进行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言，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则》（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继英国以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荷兰于1817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颁布了本国的专利法。最早的商标成文法是法国1809年的《备案商标保护法令》，1875年又颁布了确立全面注册商标保护制度的商标权法。以后，英国于1862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先后颁布了注册商标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权法当推英国于1710年颁布的《保护已印刷成册之图书法》。其后，法国在18世纪末颁布了《表演权法》和《作者权法》，使与出版印刷更为紧密相联的专有权逐步成为对作者专有权的保护，以后的大陆法系国家也都沿用法国作者权法的思路。日本在1875年和1887年先后颁布了两个《版权条例》，于1898年颁布《版权法》。1899年日本参加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当年在过去版权立法的基础上颁布了《著作权法》。美国是最早产生现代意义上竞争法的国家，其立法包括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个方面，除大量的判例外，还有《谢尔曼法（1892）》《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克莱顿法（1914）》和《罗宾逊-帕特曼法（1908）》。英国现代竞争立法相对较晚，较全面地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完成于20世纪中叶，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贸易管理法》《转售价格法》《公平交易法》等。1905年德国对1896年制定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重新进行了制定，并多次进行了修改。1957年又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使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更为完善，为德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国的后尘，其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1933年曾作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体界定了12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除高额罚款外，还有刑事制裁。[36]
市场制度的完善，有序竞争的强化，不但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压力，而且为它提供了动力。正如诺斯和托马斯（Robert P. Thomas）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37]
所有这一切，使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创新热情受到极大激发，这使得基于科学的技术大量涌现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层出不穷，经济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于是，在基于科学的技术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的情况下，技术进步逐渐取代资本深化，成为增长的主要源泉。表6对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发展阶段和现代增长阶段各自的代表性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蒸汽机、铁路和电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比较分析。从中可以看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大为增加。
表6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Nicholas Crafts（2001）：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信息技术革命的历史视角），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Research Department. 转引自http//jlin. ccer. edu.cn/article. asp?id＝200。
2．服务业超越工业的迅猛发展对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配第（William Petty）在1691年预言就业人口将从农业转向工业，再从工业转向商业只是一种猜想，到了20世纪初期，大量劳动和资本不是继续流入第二产业，而是流入商业和物流、教育和科研、旅游和娱乐、文化艺术、保健、政府的公共服务等第三产业，则已经是历史的现实。20世纪初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有的国家是中期阶段）以后，服务业（包括一般服务和政府的公共服务）在就业方面和在增加值方面都很快超过了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产业。这使费希尔（Allan G. B. Fisher）在1935年和克拉克在1940年提出的“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得以确立。[38]
按照“产业三分”和服务业向制造业渗透的观念去总结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历史，人们发现，英、美等工业化的“第一梯队”国家在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时，即在19世纪末，服务业的增长明显加快，其增长速度很快超过了工业；而到了20世纪，服务业不论在就业方面还是产值方面在比重上都超过了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部门（见表7、表8和表9）。[39]
表7 英国和美国的就业结构（1700—1998年） （%）
续表
资料来源：A. 麦迪逊（2001）：《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表8 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
资料来源：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1967）：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英国经济增长（1688—195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任旺兵：《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国际比较研究》，载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产业研究报告》，2004第13期，第5页。
表9 美国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Seymour E. Harris（1961）：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美国经济史》）.McGraw—Hill Book Company；V. R. Fuchs（1969）：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Service Industries（《服务业的生产和生产率》）.NBER；Colin Clark（1960）：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经济进步的状况》），London：Macmillan＆ Co.，转引自任旺兵：《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国际比较研究》，载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产业研究报告》，2004第13期，第6页。
作为工业化“第三梯队”的日本，其服务业的增长较之英、美等“第一梯队”国家更快，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就超过了工业，并进而发展成为占优势地位的产业（见表10和表11）。[40]
表10 日本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 （%）
资料来源：http：//stat.go.jp/
表11 日本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 （%）
资料来源：同上表。
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services），即从事制造业等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消费性服务业（consumerservices）。意大利经济学家罗密（ValentinaRomei）根据对英、美、法、德、意等国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进程。[41]他指出，服务业产出中作为中间投入售予其他生产者的部分在全部生产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和它在服务业全部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在整体上是保持上升趋势的（见表12和表13）。
表12 用作中间投入品的服务占全部生产投入的比重 （%）
续表
资料来源：Valentina Romei（2004）：From Industry to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从工业到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体系》），http：//econ. upf. es/ebha. 2004/papers/2a1.doc。
表13 用作中间投入品的服务产出占全部服务产出的比重 （%）
资料来源：同上表。
罗密还指出，20世纪70年代，英、美、法三国对服务业全部的需求中，来自其他生产者的中间需求占37％；到了80年代，这个比率进一步提高到43％。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对生产提供服务的增加，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出现了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生长、组成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生产体系的趋势。现代制造业已包含许多服务内容，例如研究开发、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产品设计、物流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等的服务业，甚至以服务作为主要内容。这样，后期工业化又被称为“服务业—工业化”（Service-Industrialization）。与之相适应，制造业和工业化的概念也大大拓宽。它不仅意味着工业的发展，还意味着用现代技术改造各个产业（产业化）和产业之间的融合。于是，industrialization常常被理解为“产业化”，而不是“工业化”[42]。
囿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物质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的认识，人们很难理解服务业发展对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大意义。现代经济学提出了总成本是制造成本（诺斯把它叫做transformation costs，即转形成本[43]）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的总和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才能充分认识服务业发展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意义。A. 斯密早就指出，技术进步是由分工深化推动的，然而随着分工的深化，分工参与者之间的交易会愈来愈频繁，交易的范围也会愈来愈广阔，因此用于交易的资源也会愈来愈多。D. 诺斯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国民收入里有近一半用于交易。[44]服务业正是处理交易活动的，所以服务业的发展不但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理论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这种情况，无论在制造业中还是在商业中都真实地存在。
拿制造业来说，重要IT产品供应商宏碁（Acer）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用“微笑曲线”[45]来描述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见图1）。
图1 微笑曲线
从图示可看到，在价值链的两端（研究开发、材料采购、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物流管理、金融等服务）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高，而中段（加工、组装、制造等传统的制造业行业）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低。因此，成功的企业总是尽力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以便提高附加价值和盈利率。
拿商业来说，香港利丰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冯国经指出，在综合物流业从原料到消费的整个价值链中，制造环节产生的价值只占1/4，而3/4都是交换环节产生的，因此后者最具降低成本的空间，被称为能够提供更高附加价值和盈利率的“软三元”。[46]
总之，服务业一方面能够减少加工成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随着社会分工协作的发展和交易成本在总成本中比重的提高，服务业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发展服务业就成为改善整体经济效率的基本手段。
3．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渗入各个产业部门，降低了它们的信息成本，使经济的整体效率得到提高
自从19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发出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1947年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1958年德克萨斯仪器公司（TI）开发出集成电路，1969年美国国防部的ARPA网把军事设施、研究机构以及大型军火公司的计算机联系起来，后来又逐渐扩展到各国大学、科研机构和工商企业，形成国际互联网（Internet），这样，人类就正式步入信息时代。[47]
信息通信产业的兴起，得益于现代经济增长中前面两个潮流（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服务业的兴起）的汇合。20世纪中期以后，信息通信技术为各行各业提供的信息服务，为降低信息成本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因此，信息通信产业基本上属于服务业。正如C. 弗里曼（Chris Freeman）和L. 苏特（Luc Soete）所说，“从根本上说，ICT（信息通信技术）使服务业更具贸易性并且更像制造业，使工业和服务业更加趋向一致。”[48]
由于交易成本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成本，即传输和处理信息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因而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率的提高。信息技术的效率效应和服务业的效率效应一样，存在着度量上的困难，因此索洛1987年提出了“除了生产率统计，电脑无处不在”的“计算机生产率悖论”（即著名的“索洛悖论”）。然而经过一段时滞以后，现代信息技术的效率效应最终强劲地表现出来。以美国为例，随着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信息技术在各产业中的广泛运用，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110个月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49]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该组织成员国通讯和信息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由20世纪初期的5％—10％，提高到本世纪初的70％—80％，并预计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该指标将进一步提升到90％。[50]
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发生在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之后，不过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适宜的场合运用这种技术来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效率，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即“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51]。这可以说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法中的“新”字的又一重含义。
三、我国工业化走过的曲折道路和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反映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的工业化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把民贫国弱的农业国变为民富国强的工业国，早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就是先觉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梁启超在1897年写道，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者也”[52]。康有为在 1898年上书光绪皇帝，要求把中国“定为工国”[53]。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所谓的“工业化”，只是指先行工业化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所从事的狭义工业化，即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在西方各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虽然我国有些学者在讨论工业化问题时眼界不再局限于工业的发展，比如说，开始涉足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我国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的认识大体上仍旧局限在狭义工业化的范围之内。[54]
1949年以后，受到苏联的强大影响，对工业化的有关认识更是长时期地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例如，直到最近的工业化讨论中，还是有一些论者认为“工业化”应作这样的界定：“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即以机器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发展与提升的过程。其主要表现是：工农业产值中工业的比重以及工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农业产值的比重以及农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人口的比率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则被认为是实现了工业化。”[55]
从政治路线的层面说，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表述取得政权以后的经济目标：“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5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规定为党和国家的基本任务。以后，也一直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业化的定义，认为工业化意味着“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1．改革开放前的增长模式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开始以后，中国全面接受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毛泽东主席亲自阅改的纲领性文件《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在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
这份《宣传提纲》还根据斯大林的学说强调指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国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苏联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其中绝大部分是重工业项目；重工业投资占五年工业投资总额的85％。当时预计，采取这样的方针，将可以“大大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大约经过十五年（1953—1967年），就可以实现我国的国家工业化，基本上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57]。
第一个五年计划头几年的执行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然而由于重工业畸形发展和经济结构严重恶化，国民经济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演中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的方针。但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反而对钢、煤等重工业的产量提出了奇高的增长指标，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经济情况严重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农业、农村和农民受到严重损害，服务业十分落后的状况，以及高指标、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也一直没有改变。
2．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的改善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朝野上下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沿着这条粗放发展（外延增长）的道路，中国将无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作出了用三年时间做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部署，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增强农业和提高轻工业的比重。经过1979年和1981年的两次调整，经济结构有所改善，经济效率有所提高。
首先，以往长期发展滞后的农业和轻工业得到发展，长期存在的农产品严重短缺、农民极度贫困的问题有了很大缓解；消费类工业品的增长不仅扭转了短缺状态，而且开始出现部分品种的供过于求。其次，服务业在这个时期发展很快，以生活服务为主的服务行业如商业、餐饮业、旅馆业等供给增长很快，以生产服务为主的行业如外贸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也有所增长。因此，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由80年代初期的17％提高到1985年的28.5％。[58]
1996年，根据改革开放前期的经验，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又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
可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余年中，消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影响，着重于它的结果（“增长方式”）方面，而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工业化道路”），特别是作为传统工业化道路基础的思维定式和制度安排，则没有能够作彻底的清理。这种传统工业化道路和旧增长模式的遗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虽然从1995年起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经从只核算物质生产活动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改变为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核算的国民账户体系（SNA），但是，把GDP的高增长和在“物质生产领域”（“工农业总产值”）上赶超发达国家作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的国家目标和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的传统政府行为方式仍然起着支配作用。
第二，虽然我国已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仍然发挥得很不够，土地、贷款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或者受党政领导决策的影响。这就使各级政府官员有可能运用这种动员和支配资源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绩”目标。
第三，把许多应当由中央政府掌握的事权和财权，例如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和财源，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分散财政体系，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努力取得更多的收入来弥补日益增大的支出，包括营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修建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的支出。同时，以生产型增值税（VAT）为主、在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的税收体制使目前占财政收入半数的增值税收入与产值挂钩。这也激励各级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鼓励和支持投资建设产值大、税收多的加工工业和重化工业大项目。
第四，在传统的增长模式下，国家为了使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有利可图，以便实现高速度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目标，通常把要素价格压得很低，目前这种土地、能源、淡水、资金、劳动、外汇等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依然存在[59]，人为地压低了外延增长的成本，客观上鼓励了那些大量耗费资源而实际效益很差的产业的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由于能源价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和稀缺程度，我国的能源消耗至少增加9％（见表14）。
表14 能源定价反映全部成本之后对国民经济和能源消耗的影响
说明：a：以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价格与汇率为基础计算。
b：补贴能够提高消费者盈余与厂商盈余增加的总和。消费者盈余的定义是：消费者对单位商品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厂商盈余的定义是厂商出售单位商品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其愿意接受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消费者与厂商的盈余增加的总和小于转移支付的数额（补贴额），就意味着补贴政策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因此取消补贴将提高经济效率。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机构和Myers N. and J. Kent（2001）：Perverse Subsidies：How Tax Dollars Can Undercut the Environment and Economy（《没有道理的补贴：税金如何削弱环境和经济》）. IslandPress. 转引自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陈光炎：“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圳与中国”，在2004深圳发展论坛的演讲（打印稿），2004年10月22日。
由于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遗产仍然广泛存在和继续发生作用，那种依靠高投资、高消耗维持高增长的做法就很容易死灰复燃。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提出要以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作为主线。这无疑是正确的。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经济结构优化，无非是指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乃是经济效率提高最基本的内容。所以也可以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正是增长方式由外延到内涵转变的关键。问题在于资源配置的结构由谁来调整和如何调整。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另一种是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如同前面所说在我国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还远未完成的情况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在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产值大、利税收入高的产业，首先是重化工业。于是，他们便不论本地是否具有发展这类产业的基本条件和比较优势，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集中资源发展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很快形成了大规模投资和进行“重化工业化”的全国性热潮。
3．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偏差造成的消极后果
中国在21世纪之交掀起了重化工业的投资热潮。一些经济界人士判定：“我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增长期已成定论，其主要特征便是我国正式进入‘重化工’阶段”[60]；“目前我国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重工业化发展阶段，……这给今年的投资增长开辟了巨大空间”[61]；“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显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如果抓住了重化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维持20年的高增长”[62]。不少地区也宣布：本地区“开始进入以重型化产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本省的‘重化’故事已拉开大幕”；或本地区“经济由‘轻’转‘重’，步入加速重工业化阶段”；一些研究机构根据上面讨论过的所谓“霍夫曼定理”，为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确定了“产业重型化”的目标，如此等等。[63]即使在过度投资引起的经济过热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时，仍然有经济学家认定：“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又不是局部过热，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而是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新阶段。”[64]
然而，这种依靠高投资、高消耗带动的经济增长的做法很快就显露出一系列负面效应。
首先，不能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
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中国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也正是因为市场制度能够通过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使资源从低效率的企业和部门流向能够以更高效率利用资源的企业和部门。
对于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人们具有的共识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15）。
表15 我国人均资源占有情况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
数据来源：史斗、郑军卫：《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研究》，载《地球科学进展》，2000年第15期。
在这样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如果我国具有良好的资源配置机制，其产业结构显然会以既能实现低能耗、低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方向，这样才能以最小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然而在前面谈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极易走上旧型工业化道路，陷入“扬短避长”的误区，虽然个别部门或局部地区获得一定的增长和盈利，却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福利损失。
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大量生产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用以出口换取外汇收入。以电解铝为例，近年来国内外市场对铝锭需求增加，加之生产电解铝能够获得电价优惠，于是各地纷纷上马铝厂，增产铝锭。2003年我国出口铝锭125万吨，比2002年猛增50万吨。我国氧化铝资源不足，为了出口电解铝，需要大量进口氧化铝，电解以后再出口。每出口1吨电解铝，相当于出口1.52万千瓦时（KWH）能源，为了出口2003年多消耗75亿度电能；与此同时，由于国内企业大量进口，氧化铝价格和国际运费分别上涨130％和140％，扣除成本提高，出口企业账面赢利仅增加了0.9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多占用电能所发生的机会成本（约11亿美元）、要素价格扭曲造成的成本低估、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代价，国民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净损失是显而易见的。[65]在高额账面盈利的刺激下，各地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电解铝生产企业，2004年来，全国电解铝年生产能力已达到800万吨，在建拟建规模还有500万吨。可是这种虚假的繁荣是无法持续的。2005年铝业已经陷于全行业亏损的困境。
第二，放松了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上的努力。
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存在平均受教育年限短、文化技术水平普遍偏低的缺点。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只能靠粗加工产品的数量增长和“卖硬苦力”勉强糊口。一方面，经过多年建设，中国逐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科技基础设施，已经拥有广泛运用和自主开发20世纪后期技术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劳动者受过较好的教育训练，也更加富有纪律性和创新精神；而且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人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学技术人员也不在少数。[66]就以发展高技术（Hi-Tech）和新技术产业而言，中国虽然不能一步登天，全面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技术化，但在有条件的地方努力实现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上下游延伸，仍是我们必须力争做到，也是完全能做到的。但在前面讲过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下，许多地方和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出发，宁愿依靠大量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取胜，而不愿或不能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取得进展。例如，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如果能够发挥其智力资源的潜力，北京的经济发展前景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在实施把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成为高技术创新基地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基地的方针几年以后，却无奈地发现，发展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实现GDP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于是在GDP增长指标和财政收入的压力下只好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技术含量不高、但产值很大的一般加工业。
第三，造成了土地、淡水以及煤、电、油、运以及其它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
采取大量耗费资源的增长模式使我国本来不宽裕的土地、淡水等资源瓶颈迅速绷紧。采用早期增长的粗放增长模式，使我国的稀缺资源极不经济地耗费。
2003年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而资源消耗却远高于GDP所占比例（见表16）。[67]
表16 2003年我国资源消耗量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重 （%）
数据来源：马凯（2004）：《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2004年3月21日在中国高层论坛年会上的发言》，人民网：http：//people.com.cn/GB/jingji/8215/32688/32689/2403665.html。
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电力消耗的弹性系数在0.8之间；日本在1960—1970年加速工业化的阶段，能源弹性系数也不过为1.21，我国过去40年也在0.8—1之间，可是近几年这一系数高达1.6，而且还有大部分省份拉闸限电。这显然与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较大偏差、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发展过快有直接的关系。[68]我国石油蕴藏量不丰富，一次能源主要依靠原煤。2000年我国生产原煤9.98亿吨，“十五”前3年，原煤产量以平均15％的速度递增仍然不敷需要。这促使一些煤矿进行超能力的掠夺式开采；同时，许多安全设备达不到要求的煤矿带病运转，造成事故频发，吨煤死亡率成为世界之冠。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呼吁多年的限制大排量汽车生产和消费的措施，为了支持汽车产业的发展，迟迟不能出台。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4年进口原油1.23亿吨，占国内消费总量四成。[69]石油这种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的持续提高，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