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第2章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第3章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第4章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第5章 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第6章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31
与此同时，许多地区以大力发展高耗能工业作为振兴本地经济的重要措施。据新华社报导，近年来西部一些省份大办“高载能工业园区”，计划把本地区建成“世界级”的高耗能产品基地。结果使原来不缺能源的地区也严重缺电、缺煤。[70]中国对世界能源的巨大需求已经引起了能源价格猛涨。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2004年国际市场煤炭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41.7％，原油价格上涨30.2％。[71]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指出，如果中国继续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其能源消耗将是中国和世界难以承受的。[72]土地、淡水等资源更是难于通过国际贸易取得的“不可贸易产品”。在目前的增长模式下，这部分资源瓶颈已经对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硬制约。例如，我国人均占有土地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人口分布不均匀，94％居住在46％的国土上，因此必须惜土如金。可是，在最近几年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中，严重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随处可见，巨型楼堂馆所、巨型广场、大面积的开发区只盖一层楼动辄占地上千亩的花园工厂遍地开花。据国土资源部2004年报告，最近几年各级政府建立各级开发区6866个，占用土地3.86万平方公里（57.9万亩），其中大部分是耕地。加上其它占地，2003年一年我国耕地就减少了3806万亩。[73]深圳市可用土地面积与香港相若。香港开发了100多年，至 2003年已开发的土地只占可用土地的22％。[74]深圳的GDP只有香港的1/6，近年来却出现土地紧张，成片土地已经用完，“缺乏生存空间”，某些人士甚至提出了从邻区划入土地的要求。[75]第四，使我国的生态环境加速恶化。
由于我国粗放的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特别是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和大量占用土地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的不可再生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一些地方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环境遭到破坏。
在我国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环境破坏日益严重。[76]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8.16亿吨；目前日排污水量在1.3亿吨左右，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沙漠化面积达1.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8.2％。[77]据世界银行1997年统计，我国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GDP的3％—8％。[78]
华北平原生产我国一半的小麦和三分之一的玉米，它同时又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但是近几年来，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山西等省都在大力发展高度耗水的煤、钢、汽车等工业。河北一省就有近6000万吨冶炼钢铁能力，而且相当大部分采用高耗费和高成本、高污染的小冶炼装置。[79]即使规模较大、技术条件较好的钢厂生产1吨钢也需耗水16吨。在地上水不能供应的时候，就用地下水来弥补。据美国桑德拉国家实验室报告，中国2000年在海河流域取水量为550亿吨，比它的可持续供应量340亿吨超过了210亿吨。这些缺额由开采地下水来弥补。2001年8月发布的一份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地下水测量报告显示，华北平原的水位下降得比早先报道得要快。超采已经大大掏空了浅层蓄水层。这就迫使掘井者转向深层蓄水层。该报告说，河北省深层蓄水层的平均水位在2000年一年里下降了2.9米；该省一些城市的水位更是下降了6米。由于深层蓄水层是不能再补充的，随着华北平原深层蓄水层的耗尽，该地区正在丧失最后的水储备，最后一块安全垫将会消失。[80]
总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所说：“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那样，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81]。
第五，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我国农村有超过1.5亿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中就业，城镇每年还有1500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因此，增加就业是关系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项严重任务。然而，近年来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大量占用耕地，每年增加成千上万失地农民，有报道说，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已达2000万人。[82]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情况。问题是城市非农产业能否提供足够多的新工作岗位以吸收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和城市的新增劳动力。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都表明，服务业和小企业是新工作岗位的主要创造者，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创造新工作岗位的能力很差，就业容量很低。采取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强调重点发展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重化工业，势必造成就业状况的恶化。
我国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和资本深化，在投资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就业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急剧下降。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由 2000年以前的不超过3.1％，上升到2003年的4.3％[83]，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见图2）。这种情况在某些过去轻、小工商业企业发展较快、因而就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来又转而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地区也已经出现。这不能不引起严重注意并及时加以克服。
图2 1991—2004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及城镇失业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第六，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
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服务归为“非生产劳动”、计划经济着重于物质产品增长的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服务产值历来严重偏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结构调整，到世纪之交，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33％左右，不仅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60％），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见图3）。[84]
图3 世界部分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变动情况
注：表中数据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司，http//unstats.un.org//unsd，2004年7月4日；中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最近几年在各地片面追求产业结构重型化的浪潮中，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产业结构扭曲现象日益突出（见表17）。
表17 1980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变化情况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世纪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快于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有多方面的发展。其中一个分支，是以服务业特别是物流服务业作为关键的环节，把供应链（supplychain）串联起来的所谓综合物流管理，或称供应链管理（SCM）。所以人们常说，21世纪的竞争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产业集群（clusters）[85]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通过供应链管理，把价值链延伸到全球各个地方。这大大深化了专业化分工，从而促使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和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在一个供应链中，流通环节通常占有附加价值和利润的绝大部分。由于服务环节发展落后，我国企业往往只能像陈志武教授所说的那样，“卖硬苦力”[86]，从事简单的加工、装配等在价值链中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最低的经济活动，而把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服务等的丰厚利润拱手送给别人。我国企业为国外企业做“代工”（OEM）的产品卖价很低，通常只有销售商卖价的1/4甚至 1/10，代工企业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
《华尔街日报》2004年1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举出罗技国际集团公司（Logitech International）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公司在苏州的工厂每年向美国出口2000万只旺达（Wanda）牌无线鼠标，该鼠标在美国的销售价格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走8美元（占20％），批发商和零售商拿走15美元（占37.5％），罗技的零配件供应商，如美国的摩托罗拉（Motorola Inc.）和安捷伦（Agilent Technologies Inc.）拿走14美元（占 35％），剩下的3美元（占7.5％）归中国，而这3美元还要用来支付苏州4000名职工的工资以及能源、运输和其它管理费用。罗技在加州的450个销售人员的收入总额，远远超过苏州工厂内4000名中国员工的收入总额。《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评论道：罗技公司的苏州仓库，可以说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一个缩影”[87]。
由于出口产品附加价值和盈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维持。而这种出口战略不可避免地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和出口困难的增加。有人这样来描述由传统增长模式造成的处境：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显然，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
第七，过度投资使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系统风险累积。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是一种十分宝贵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珍惜和最有效地加以利用。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地方兴起“重型化”之风，正像发展经济学在分析早期增长模式时揭示的那样，这种靠投资拉动的增长造成了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我国GDP中投资所占的份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左右，提高到2003年以后的超过40％[88]（见图4）；与此同时，投资效率则呈现下降趋势，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由1997年以前的2—3倍，提高到 1997年以后的4—8倍（见图5）。[89]
张军教授在对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后确认了这种由过度投资造成的恶果。[90]
由于近年来过度投资热潮基本上是靠商业银行贷款支撑的，它所造成的恶果必然会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上反映出来，造成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积累的金融隐患。由于靠银行贷款支持的增长只是一种“借来的增长”[91]，在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坏账风险会在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隐蔽地积累起来，而在景气周期的下降阶段，或者在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引起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目前我国标志投资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居高不下，已经达到某些东亚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即每增产1元GDP需要投资5元以上。前已述及，P. 克鲁格曼教授指出过，一些国家采用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乃是引致东亚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92]前车既覆，后车当鉴，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防止类似的危机在我国发生。
图4 中国投资率的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CEIC。
图5 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节节提高
资料来源：CEIC。
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按照别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中国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经济作为“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基本指导方针。只有走出这样一条道路，中国才有可能在今后的长时期中实现持续较快的增长，也才有可能平稳地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
1．转变增长模式刻不容缓
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通过以下的几个方面的努力改变增长模式、提高增长质量：
第一，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
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生产基地，但是正如前面讲过的，我国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中主要从事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低的装配制造作业。为了提高效率，出路首先在于加大技术进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而不是单纯靠增加资本和其它资源的投入实现增长。
讲到提高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认识误区，就是只重视重大的、关键性的技术突破，而忽视渐进性的小改小革。在这种认识下，以为加快技术进步的办法，就是由政府主管选定关键的技术领域，然后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企业或者自行组织所在地区或部门的机构进行“攻关”；同时配合所谓“高科技含量”的考核，要求企业将这些已经获得的关键技术应用于生产，实现“从科研到产品的转化”。
历史经验表明，这并非实现普遍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首先，技术进步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常常被称为技术革新的渐进性改进，另一部分则是被称为技术革命的根本性突破。只注意那些根本性的突破，而忽视这种根本性的突破往往由许多渐进性改进汇集而成；没有这种先期性的渐进性改进，重大的突破也很难出现。而且，重大技术突破只有大量渐进性革新依附于其上，或者与其相配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没有这种广泛存在的渐进性改进，重大技术的单项突进并不能收到好的经济效果。[93]尤为重要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虽然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包含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多个环节，但以创造财富为目的的企业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主体。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确定研究开发的方向，面向市场竞争组织产品开发，并整合知识和社会研究开发的资源，达到这些资源的充分利用。由政府机构来认定什么是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由于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和足够的利益关心，极易发生决策失误。所以，不应只着重于“抓”某些重大的技术突破，而应当深入推进科学和技术体制改革，提高研究和开发质量，着眼于发挥千千万万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此形成整个社会人人努力于技术进步的氛围，既通过重大的技术突破，也通过日积月累的对现有工艺和产品的改进，以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提高等等多方面地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还表明，教育即对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能力）的投资，对持续的技术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中，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替代作用和强化作用十分显著。技术进步使创造同样增长率所需的物质资本和其它资源投入趋于减少，从而使先行工业国摆脱所谓“增长的极限”，即物质资源对增长的约束。由于无论技术进步通过什么途径实现，最终都是由人来实现的，所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就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和改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中国这样人力资本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意义就尤其重大。
然而我国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至今连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在全国普遍落实，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率也比较低（见表18），社会培训组织不健全，造成劳动者素质普遍较低，从而制约了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因此我国需要尽可能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加强高等教育，同时努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据日本经济学家神门善久（Godo Yoshihisa）和速水佑次郎的研究，教育赶超必须先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教育的赶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奠定了在20世纪中期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的人力资本基础。[94]因此，我国强化科研和教育的工作必须抓紧进行。
表18 教育发展指标的国际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2）：《中国现代化进程战略构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在科学研究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见表19），因而难以为技术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种情况也亟需有较大的改进。
表19 中国科技发展指标的国际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2）：《中国现代化进程战略构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自从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发展以156项大型投资项目为核心的重化工业以来，服务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短腿。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服务业的高速度发展是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源泉。反言之，服务业发展不足，是我国经济活动交易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制度仍不完善）。因此，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最紧迫的任务。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些“新富地区”崛起的初期，服务业就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浙江，“前店后厂”的小店铺、“跑单帮”的小商贩和星罗棋布的“专业市场”，乃是促进该地区强劲增长和走向繁荣的最重要的力量。而且依靠商贸服务业，形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虽然浙江地区的服务业的业态正由交易关系从本地市场上的人格化交易转向大范围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非人格化交易的升级和转型过程，它们这种由服务业，哪怕是“前店后厂”、小商小贩等初级形态的服务业带动制造业发展的经验无论对于它们自己还是对于正在起飞过程中的地区都没有过时。现在有些地方轻视初级形态的服务业，认为只有发展传统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制造业，或者发展后工业化时期的“高级服务业”，才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正途。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说明，无论在工业化“起飞”以前的时期还是在工业化后期，商业、金融等一般服务业对于降低制造业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都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尽快改变我国服务业发展不足的落后状况，把基本服务业体系建立起来。
对于制造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地方来说，要积极推动我国大量从事简单加工装配的企业向施振荣所说“微笑曲线”（价值链）上下游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延伸，以便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盈利水平，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最多的产值。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中国在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智力密集型环节，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只是需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使这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依托国内庞大的制造业对这些高端服务的需求，通过“干中学”获得必要的产业经验，必定能够迅速建立在这些环节上的强大竞争力。
有一些论者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它在国际分工中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从事装配、加工，至于致力于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自主研发和品牌营销，至少不是10年、20年内的最优选择。[95]
问题在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的浅层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浅层比较优势的开发上，将会限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且大量出口廉价商品，也会遇到世界市场容量的限制和进口国的抵制。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看，中国应当努力开发深层比较优势，例如，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我国技术和管理人才的自主创新能力，尽力向施振荣“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借此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应当承认，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不可能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全面看齐。因此，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从事自主品牌营销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所有的企业都只能沿着分销、代工（OEM）、代为设计（ODM）和自主品牌营销（OBM）的链条一步一步地爬行。在这方面，台湾IT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由于本地市场规模的限制，台湾的IT产业长时期采取了以代工（OEM）为主的经营战略。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成也代工、败也代工”，代工的利润率逐渐下降，到21世纪初期，“已经从‘微利’变成了‘纳米级利润’”。这种情况使台湾企业或先或后地改弦更张。一些企业利用大陆市场广大的优势，从这里开始营造自己的品牌，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另外一些企业也正在作出自己的努力。[96]显然，大陆企业更应当从一开始就利用自己的这种优势，尽力摆脱只是“卖硬苦力”的状况。有些企业在进行自主研发和开发自主品牌方面已经作出了可喜的成绩。例如，在信息和通信产业领域，华为技术从一开始就面向市场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开发投入，因而得以实现20年的持续增长，且其技术能力迅速提高，目前已经进入全球电信设备的领先企业的行列，其人员结构出现了研究开发人员与销售服务人员占大部分、生产制造仅占一小部分的“哑铃式”结构。相比而言，国内一些企业却沉湎于组装环节，生存环境日渐恶劣。华为等企业的努力值得鼓励，它们的经验也值得具有相同条件的企业学习。
第三，运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提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效率。
我国工业化较之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有一个更优越的条件，就是能够利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信息技术改善增长质量。由于信息产业的基本功能是通过信息服务，改善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和利用，有效地降低各行各业的交易成本。
因此，在服务业已经具备一定基础的地方，要努力促进原有服务业的升级，发展电信传输、信息处理、大众传播、金融保险、医疗、旅游、商业咨询、人才培训等现代服务业，或称知识型服务业（Knowledge-based Service Industries）。[97]所谓现代服务业或知识型服务业，是指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武装起来的、主要依靠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服务业。由于将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广泛运用于信息的传输、处理和存储，就使服务业的交易成本大为降低、效率大为提高。
现代信息技术在商业服务中的运用，使集聚在较小地区范围内的产业集群演化为全球供应链。这种全球供应链需要由超越国界的现代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来加以整合。我国亟需发展现代物流管理，包括生产企业的自营物流、商业企业的自营物流和以核心企业为主的第三方物流管理。
但是在我国，受到只重视物质生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把信息产业作为工业、甚至重工业来对待，认为发展ICT产业的意义只在于增加电脑和其它外围设备等电子信息产品的产值。这种认识和实践使我国信息产业的结构变得畸形。在发达国家，信息产业产值中只有1/3来自硬件制造，其余2/3都来自软件和信息服务，而我国信息产业的结构正好相反，硬件投资占70％—80％，软件和服务投资只占20％—30％，信息产业的服务功能发挥得十分不足（见表20）。
表20 2004年中国和美国信息产业投资结构比较 （%）
资料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casting Corporation，IDC）。
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应当是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使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渗透到各个行业和各个部门，以便降低全部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信息成本，提升我国的整体经济效率。
2．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没有能够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的要求实现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使然：一方面，适合于传统增长方式的体制安排和政策规定要很大程度上促使握有很大资源配置权力的各级官员动用土地、信贷等资源发展那些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然而产值大收入多的产业；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源有效利用的现代市场体系和相关配套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市场机制在稀缺资源配置上还不能有效地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这种情况表现在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
以技术进步缓慢而论，正如诺斯所指出：技术设定了经济发展可能达到高度的上限，但它实际上能达到多少，则是由制度决定的。例如，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必须和政府创造良好创新环境和有利于技术进步制度相结合，否则就会出现“苏联现象”，即苏联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官办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但其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很低，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十分粗放。“苏联现象”出现的原因正是由于它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虽然规模宏大，体制上却十分僵硬、封闭，不利于专业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不利于学术创新和人才的成长，因而经济增长不能依靠基于科学的技术的运用，而只能依靠资本积累和资源投入的增加实现。针对这种情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集中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国家来说，发挥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关键在于使能够促进学术繁荣和激励技术创新的机制制度化。对于科学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对于教育而言，最重要的是以学术权威取代行政主导，形成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和建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产权保护体系（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创新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再如，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权保护的制度是否健全，产权保护的力度是否足够。在“你创新、我仿冒”，新产品甫一上市、甚至尚未上市就遭到仿冒的情况下，企业很难具有投资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积极性。这种情况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范的市场制度的建立。
正像陈志武教授所分析过的那样，制度机制的好坏不仅决定了一个人一年能完成多少笔交易以及创造多少价值，还决定了每个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定位。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高附加价值、高盈利率产业的发展时，它只能在国际分工中从事低收入的“硬苦力”活，发展那些低附加值和低盈利率的产业。我们希望发展较之简单制造业附加值和盈利率更高的服务业，但是，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与有形物打交道的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较弱；与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就很强。而服务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制度资本欠缺的社会里，这种行业更容易停滞不前甚至关闭。我们都渴望中国人的勤劳能带来与时代相称的财富收入，但要实现这一愿望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制度环境，一方面让市场效率提高，另一方面给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提供发展的机会。否则，中国只能停留在传统制造业和其它“硬苦力”行业上，老百姓也只能勤劳而不能富有。在农耕时代，“地大物博”决定了竞争优势；但在今天全球化的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来越多的是外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体制和良好的执法环境才能促进交易以更高的效率进行，也才能给一些对制度机制依赖性强的产业深化发展的机会。因此，制度是全球化环境下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98]
从理论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D. 诺斯等深入地分析过市场制度发展对合同实施方式和法治体系的依存关系。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所谓“熟人市场”的人格化交易中，保证合同执行的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通常是有效的。但是，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大部分交易体现出“生人”之间非人格化交易的特征。在这种场合，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建立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便显得极为迫切。就服务业而言，尽管由于服务产品本身具有许多难以“证实”的特征而无法签订比较完备的合同，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将明显有助于服务业合同的执行和交易的实现。所以，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乃是转变增长模式和实现现有效率持续增长的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旧体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为实现增长模式转变所必须进行的基础性工作。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需求是价格的函数，市场价格的变动还会导致技术的改变和供给的变化。当一种要素的稀缺程度提高时，反映相对稀缺程度的要素价格会诱导出使用更少资源的技术变革。这种技术变革源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用相对更便宜的资源替代更稀缺的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的努力，因而资源将向着发现和利用新资源、提高稀缺资源使用效率的方向进行配置。因此，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为改革推进的中心内容。
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进行了全面的部署，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使这一部署落到实处，使改革得到全面的推进。根据转变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重点的改革项目是：
（1）继续按照中共十五大指出的方向，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实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
（2）健全金融体系，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资本市场。
（3）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的稳定发展编织一个能够吸收震荡的安全网。
（4）建立健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保护体系，使所有的公民和一切从事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人们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证。
（5）规范市场秩序，用公正执法保证合同的实施，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3．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是关键中的关键
需要强调指出，完善经济机制和体制，关键在政府。我们作这样的论断，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目前各级政府仍然拥有过多的资源支配权力。这种配置方式扭曲了价格，抑制了市场的作用，更扭曲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激励机制，使部分企业不是去努力改进管理和提高效率，而是靠“结交官府”和通过各种寻租活动来获取非生产性利润（租金）。
第二，现代市场的运作以保护财产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的存在为前提。而提供这样的前提，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例如，我们在前面讲到过，一个完善的市场制度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后者只能由国家来提供。又如20世纪80—90年代形成的新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着重指出，知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离不开政府的作用。罗默（Paul Romer）、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不但指出专业化分工、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和动力，而且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框架，将技术进步过程内生化，强调大部分技术进步源于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进行的有目的性的创新活动。他们指出，由于新技术一方面具有正的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另一方面又属于非竞争性物品（non-rivalrous），可以迅速被其它企业模仿而获利，所以，要使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相一致并使企业具有投资于技术开发的积极性，政府就必须采取鼓励发展新技术的政策并且对知识产权提供有力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一个国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外移。
因此，必须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建设有限然而有效的政府。有限政府意味着，政府除非在市场失灵的必要情况下，不干预市场交易活动和企业的微观决策行为，不在地区、部门、企业间依据政府自身的偏好配置资源；有效政府要求政府低成本地履行以下三方面的职责：（1）提供法治环境；（2）通过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3）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加以弥补。
问题在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国务院正在贯彻执行2004年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这是一个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社会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是一个以建立法治政府为目标的十年政府改革路径图。党政领导对于推进改革必然会遇到的障碍和阻力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且下定决心为大众的利益进行改革攻坚，以坚定的政治意志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推进以政府改革为核心的全面制度建设。
[1] 本文根据作者2004年11月10日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和2005年4月2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十一五’规划与转变增长方式”专题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增补而成。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北京：中国政法出版社，2005年9月，题目为《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开创性《经济学》教科书从它的早期版本到最近的第18版，一直保持了“增长理论”这一章节，并按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区分为“起飞前的阶段”“早期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等三个阶段［参见P. A. 萨缪尔森、W. D. 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316—1358页；同见速水佑次郎（1996）：《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研究竞争力的专家波特（Michael Porter）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各国竞争力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它们就是：（1）生产要素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竞争的优势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2）投资驱动阶段，竞争力的提高主要靠大规模投资于成熟技术和先进的机器设备；（3）创新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企业靠产品、加工技术、市场营销和其他方面的持续创新；（4）财富驱动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高质量的生活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前面三个阶段与萨缪尔森的三阶段相类似。［M. 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3] 张培刚根据20世纪前期经济学的用语情况指出，industry（产业、工业）一词有狭义的用法和广义的用法之分。前者是指“制造业，以有别于农业以及商业与运输”，后者“可以应用于一切经济活动，如C. 克拉克（Colin G. Clark）所定义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当时多数研究工业化的学者包括张培刚先生在内认为，industry只是指制造业。他说，“我们将狭义地使用这个概念。狭义的工业只包括制造及机械生产。”而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也只是指“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238—242页］
[4] 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5]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有机构成”是指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
[6] 列宁（1893）：《论所谓市场问题》，见《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8页。
[7] 关于费尔德曼模型，可以参看E. 多马（1957）：《经济增长理论》第9章《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型》，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8—263页。
[8] 斯大林（1926）：《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见《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2页。
[9]Hoffmann，Walther G. （1931）：Stadien und Typen der Industrialisierung. Ein Beitrag zur quantitativen Analyse Historischer Wirtschaftsprozesse.（《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对经济历史过程的数量分析》）Jena： Verlag von Gustav Fischer；其英译本的标题改为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cs。转引自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6—102页。
[10] “霍夫曼定理”从一开始就受到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库兹涅茨引用日本经济学家盐谷佑一的论述，批评霍夫曼关于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划分不够确切［S. 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戴睿、易诚译，1991年，第125页］。此外，他甚至认为：“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看不出存在什么‘霍夫曼定理’，因此根据美国经验不得不放弃它。”（转引自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1页）关于“霍夫曼定理”和对于“霍夫曼定理”的批评，可参看方甲主编：《产业结构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7页。
[11]“双缺口模型”（Two-Gap Model）是由后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经济学家H. 钱纳里和经济学家A. 斯特劳特在1966年提出的。该模型从总供给和总需求恒等的条件下推导出投资与储蓄之差（储蓄缺口）等于进口与出口之差（外汇缺口）。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不足以满足投资的需求，就要求对外贸易有一个数额相等的赤字与之平衡，即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或外援）。见H. Chenery and A. Strout（1996）：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外国援助和经济发展》），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 8，1966，pp. 679-733。
[12] 对于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和据此制定的增长政策（包括双缺口模型）的批评，可以参看曾在世界银行长期任职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2002）：《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险与失败》，姜世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26—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