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第2章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第3章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第4章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第5章 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出口导向战略第6章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32
[13] 库兹涅茨把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的起点定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的1760年。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是有争议的。计量经济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认为，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过渡发生在1820年左右［A. 麦迪逊（2001）：《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页］。不过从库兹涅茨所作的经验研究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增长只是在19世纪末期才全面展开［S. 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S. 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S. 库兹涅茨（1973）：《现代经济的增长：发现和反映》，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14]美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889—1913年工业高峰时期和二战后1946—1955年的重建时期的20％；德国在1891—1913年和1952—1958年时期则为21％；日本的投资率在20世纪的60和70年代的高峰时期达到 32％左右，旋即下降。［参见Weijian Shan（单伟建）： China Yuan Is Overvalued（《人民币受到高估》），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亚洲华尔街日报》），2005-6-23［A7］］
[15] 在生产函数中产出不能由劳动、资本等资源投入解释的余值，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在经济学中，全要素生产率常被用来衡量效率提高（或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6] 需要顺便指出，多马增长模型明显地受到苏联增长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但是在他读到索洛1965年的论文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以后立即响应道：索洛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他本人则由于采用了产出与资本存量保持固定比例这一“简单化的处理办法”并把投资看作增长的唯一源泉而“感到内疚”。［E. 多马（1957）：《经济增长理论》，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10页］
[17] 正因为索洛模型存在着这样的不足，20世纪 80年代中期和 90年代兴起了以罗默（Paul M. Romer）、卢卡斯（Robert E. Lucas，J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伊斯特利在他的《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中对发展经济学从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新古典增长模式到内生增长模式的发展作了深刻的分析。
[18] T. W. 舒尔茨（1951—1988）：《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9页。
[19] 西蒙·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70—75页。
[20] 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6—79页。
[21] P. A. 萨缪尔森、W. D. 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 版），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328页。
[22] 速水佑次郎（1995）：《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23] 速水佑次郎（1995）：《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148页。
[24] 这段话是：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中，“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见马克思（1867—1883）：《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2页。
[25] 吴敬琏（1995）：《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见《吴敬琏自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6—260页。
[26]Paul Krugman（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东亚奇迹的神话》），Foreign Affairs，Vol. 73，No. 6（Nov. —Dec.，1994），pp. 62-78。
[27]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1993）：《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
[28] P. 克鲁格曼（1999）：《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78页。
[29] 速水佑次郎（1995）：《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5页。
[30] S. 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7—8页。
[31]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3页。
[32] 同上书，第708页。
[33] N. 罗森堡、L. E. 小伯泽尔（1989）：《西方致富之路》，刘赛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88—289页。
[34] 李克特（Maurice N. Richter，Jr.）指出：“我们所谓的科学共同体，是由世界上所有科学家共同组织成的，他们在彼此之间维持着为促进科学过程而建立起来的特有关系。［见M. N. 李克特（1992）：《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38—142页］
[35] D. C. 莫韦里和N. 罗森堡（1998）：《革新之路——美国20世纪的技术革新》，王宏宇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27页。
[36] 蒋志培（2003）：《论知识产权的概念、历史发展及其法律保护的含义》，http：//paper.studa.com／2003／3﹣25／2003325171642.html。
[37] D. 诺斯和R. 托马斯（1975）：《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宁、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38]A. G. B. Fisher（1935），The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进步和安全的冲突》），London：Macmillan，1935； C. G. Clark（1940）：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Progress（《经济进步的条件》），London： Macmillan，1940。
[39] 服务业产值比重的近期统计较之早期统计为高，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不把制造业中的服务产值计入服务业产值中。
[40] 由于日本的后期工业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经济结构没有受到战时经济的影响，它的服务业超越工业成为占优势地位的产业较之英、美两国提前了。作为工业化“第四梯队”的韩国情况与日本类似。
[41] Valentina Romei（2004）： From Industry to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从工业到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体系》），http：//econ. upf. es／ebha. 2004／papers／2a1.doc。
[42] 也有的经济学家主张继续保持对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原有定义。鉴于包括三次产业的广义工业概念与汉语习惯的狭义工业概念不一致，而广义的工业化概念也与国外学术界原有的工业化概念不一致，他们把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高度发展称为“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或者用一个含有贬义的说法“产业空洞化”（industrial hollowing﹣out）来描述。［参见范世涛（2005）：《信息化、结构转变和发展政策》，载《比较》辑刊总第18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
[43]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说法，可以把它叫做“实现物质变换的成本”。
[44] D. C. 诺斯（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38页。
[45] “微笑曲线”是施振荣在1992年的《再造宏碁——开创、成长与挑战》一文中提出的，用以说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IT产业价值链各环节产值结构的变化。他据此制定了宏碁“超越代工（OEM）”和自创品牌的新战略。［施振荣（1992）：《再造宏碁：开创、成长与挑战》，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4年（第二版），—第296298页］
[46] 利丰研究中心编（2003）：《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7] 对于这一新时代，还有不同的称呼，如“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知识经济”“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等等。
[48] E. 弗里曼和L. 苏特（1997）：《工业创新经济学》，华宏勋、华宏慈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0页。
[49]斯坦福大学科学技术史专家戴维教授在1990年一篇文章中，以电动机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滞后于电力的发明来解释由于时滞导致的ICT对生产率的影响。这是对有关信息技术的生产率悖论的最系统的解释。［Paul A. David（1990）： The Dynamo and the Computer：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Modem Productive Paradox（《电动机和电脑：对于现代生产力悖论的历史透视》），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80，No2.，pp. 355—361］
[5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6）：《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薛澜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年。
[51] 这里所说的“工业化”显然不能理解为早期增长阶段人们所追求的狭义的工业化。
[52] 梁启超（1896）：《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70页。
[53] 康有为（1898）：《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0页。
[54]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我国学者张培刚在他1946年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就已突出强调了农业发展对工业化的重要作用。然而即便如此，张培刚并没有采纳当时已经出现的把industry一词“用于一切经济活动”的广义用法。他在列举了John D. Black、Colin Clark、Wassily W. Leontief等人的广义用法以后，仍然把工业定义为“制造业，以有别于农业以及商业与运输”。［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
[55] 姜渭渔、周勤（2004）：《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大型系列报道）》，载《中国科技财富》，2004年第4期。
[56] 毛泽东（1945）：《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57]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见《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1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1—374页。
[58] 囿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物质生产”的偏爱和对服务业的歧视，当时人们对服务业落后的严重性状况认识得并不那么清楚。1984年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考察报告才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向国人敲响了警钟。这份调查报告根据钱纳里（Hollis Chenery）的大国“标准模型”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产业结构的扭曲首先表现为服务业严重落后。1980—1981年度服务部门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17％，这不但大大低于当时典型中等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40％），也大大低于当时典型低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35％）。［世界银行（1984）：《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59] 只不过为了支持出口导向政策，本币的外汇汇率由进口替代时的本币高估转为低估。
[60] 《重工业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力》，新华网，2003年11月29日。
[61] 《我国四大重点行业投资分析》，《经济日报》，2004年6月16日。
[62]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可高速增长二十年》，中新网，2004年2月26日。
[63] 参见：《新型工业化路子怎么走，专家为广东把脉》，《南方日报》，2003年8月29日；《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日报》，2004年3月19日；《广东经济由“轻”转“重”，步入加速重工业化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理性增长》，《经济日报》，2004年4月16日。
[6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2003）：《是经济过热还是我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载《中心调研报告》2003年第157号（2003年10月29日出版）。
[65] 2004年仅浙江一省就缺电750亿千瓦时以上，一半以上的民营企业平均每月停电11.32天，因缺电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相当于每度电的机会成本为1.33元（上海则达到8.36元）（《全国电荒造成惨重损失，大缺电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载《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12月22日）。仅此一项，电解铝行业8亿元人民币的账面盈利带来的国民财富损失超过 100亿元人民币。
[66] 001年，中国高校注册学生数达到 1510万人，居世界第1位。见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3），Synthesis Report on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since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1998—2003），2.1.1［《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后高等教育趋向和发展的综合报告（1998—2003）》］，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en/ev. php-URL_ID=20031&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陈志武也指出，虽然从总的人口素质看，中国人的教育素质低，“可是从绝对数字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约为5000万（占全部成年人口的5.7％），几乎是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比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个的所有就业人口都多，也超过西班牙的全部人口”。［陈志武（2004）：《为什么中国人出卖的是“硬苦力”》，载《新财富》，2004年9月号］
[67] 马凯（2004）：《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2004年3月21日在中国高层论坛年会上的发言》，人民网： http：//people.com.cn／GB／jingji／8215／32688／32689／2403665.html。当然，由于中国目前处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同单位的GDP产出需要耗费较多的钢材、水泥等原材料；另外，由于汇率等原因，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可能低估，高估了我国单位GDP的实物消耗量。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依然很严重。例如，印度在过去几年以不足GDP20％的投资率获得了6％—8％的经济增长，而我们以近GDP50％的投资才达到7％—9％的GDP增长。
[68] 汪恕诚（2005）：《C模式：自律性发展——2005年6月3日在〈中国水利〉杂志暨节水型社会建设高层论坛上的讲话》，打印稿。
[69] 《傅自应部长助理在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铁矿石分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商务部网站（http：//fuziying.mofcom.gov.cn／aarticle／speeches／200503／20050300023543.html）。
[70] 储国强、刘军、熊聪如：《警惕我国成为世界高耗能产业转移中心》，新华网北京2004年12月8日电。
[71] 《2004—2005年产业形势分析预测：2005年能源瓶颈仍延续》，《上海证券报》，2005年1月20日。
[72] 徐匡迪（2004年3月23日）：《中国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的演讲》，见新华社上海2004年6月6日电。
[73] 《2003年我国耕地净减近四千万亩》（新华社北京 2004年2月24日电），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com／zhengfu／2004﹣02／24／content¯1328752.htm）。
[74] 《香港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网站，http：//info. gov. hk／yearbook／2003／tc¯chi／append／app6¯31.html。
[75] 深圳数据来源于《深圳市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政府在线：http：//shenzhen. gov.cn／jingji／tongji／2003yxqk／200404190207.htm）；香港数据来源于《香港 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网站：http：//info.gov.hk／yearbook／2003／tc¯chi／append／app6¯1.html＃table1a；同时参见《剩余土地仅够开发10年，“大深圳”版图扩张猜想》，《南方都市报》，2004年3月8日。
[76] 中国所吸收的FDI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这些工业的产品最后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使发达国家完成了污染的转移。参见Jared Diamond（2005）：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rvive（《崩塌：社会怎样在失败或存活之间进行选择》），London： Penguin，2005，特别是其中第370页关于外资向中国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PII）的数量。
[77] 韩保江（2004）：《中国发展的忧患之思》，载《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7期（2004年2月16日出版）。
[7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9）：《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79] 河北省采取这种“以钢为纲”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所造成的其它消极后果，还可参看胡鞍钢（2004）：《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谈河北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004年7月25日对河北省决策咨询委员会议提出的咨询意见）》（打印稿）。
[80] L. 布朗：《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林自新、暴永宁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81] 胡锦涛（2005）：《做好当前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2004年9月19日在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2—313页。
[82] 新华时评：《城镇开发不能对失地农民“一脚踢”》，新华社北京2003年3月8日电。
[8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份，中国统计出版社。
[84] 我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偏低，统计上有未将制造业内服务产值计算在内的技术原因。然而即使将这一因素剔除，我国服务业比重过低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85] 在我国许多地区的起飞阶段出现了县、乡为单位的产业集群或称“块状经济”，例如浙江绍兴的轻纺工业、海宁的皮革制品、嵊州的领带、永康的五金、温州的制鞋和打火机、乐清的低压电器、诸暨的袜业等等。这些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产业集群曾经是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的重要基地。然而由于供应链受到地区范围的限制，分工难于进一步深化，当我国国内市场形成并逐步融入全球市场，这些产业集群就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
[86] 陈志武教授在《为什么中国出卖的是“硬苦力”》（载《新财富》，2004年9月号）一文中解释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87]Andrew Higgins： As China Surges，it also Proves a Buttress to American Strength（《中国的迅速增长加强了美国的霸权》），Wall Street Journal，2004.1.30（A1）。
[88]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带有过度投资倾向的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的最高水平。据单伟建提供的数据，美国即使在上个世纪之交的高速工业化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其投资率也从来没有超过20％。在日本，其投资率达到的最高水平是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32％。［见Weijian Shan：China＇s Yuan is Overvalued（《人民币是高估的》），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亚洲华尔街日报》，2005.6.23］
[89]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我国为40％—45％；上述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2亿元，我国最近几年约为5亿元。［马凯（2004）：《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2004年3月21日在中国高层论坛年会上的发言》，人民网： http：//people.com.cn／GB／jingji／8215／32688／32689／2403665.html］
[90] 张军（2003）：《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339页。
[91] 单伟建（2003）：《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悖论》，载《财经》，2003年第8期。
[92] 克鲁格曼（1999）：《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93] 参见范世涛（2005）：《信息化、结构转变和发展政策》，载《比较》辑刊总第18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
[94] 神门善久和速水佑次郎《教育追赶要先于经济赶超——日本1890到1990年赶超美国的启示》（2003年，打印稿）一文对此作出了清楚的说明。感谢蔡昉教授向我提示了这篇对我国极具借鉴意义的论文。
[95] 参见马娟等整理（2005）：《中国需要怎样的工业化道路》，载王海明编著（2005）：《北京共识（“21世纪北京圆桌”讨论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71—372页。
[96] 《台湾IT超越代工》，见《电脑报》，2003年第31期。
[97] 美国商务部定义的知识型服务业为：提供服务时融入科学、工程、技术等的产业或协助科学、工程、技术推动的服务业，包括通讯服务、金融服务、商业服务、电脑软件、电脑及信息处理、研发与工程服务以及其它相关服务、教育服务和健康医疗服务。
[98] 陈志武（2004）：《为什么中国人出卖的是“硬苦力”》，载《新财富》，2004年9月号。
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1]
（2011年11月）
李毅中主任刚才的演讲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要扭转只重“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的偏向；二是要高度重视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在如何对待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和以工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实体经济这两个问题上，的确存在一些流行的误解，很有必要加以澄清。
从“九五”（1996—2000年）以来，党政领导机关一直非常强调经济增长方式或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和“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明确规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高各类服务活动在经济活动总量中的比重。但是有人把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此长彼消的关系。
服务活动在经济活动总量中的比重大为提高，是现代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因为从19世纪末期开始、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在社会总成本中加工制造成本的比重不断降低，而交易成本的比重不断提高。道理很简单，效率提高、制造成本的降低是要靠分工深化来实现的。分工越来越细，各个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会变得愈来愈频繁，为完成交易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愈来愈大。服务活动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现代经济中服务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从事服务活动的劳动力的占比也越来越高。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总成本中，交易成本的占比在一半以上。
服务活动除了由独立的服务业如餐饮业、商业、银行业、证券业等进行外，还包容在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之中。所以，“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要求提高服务活动比重的时候，讲的是两块：一块是独立服务业的增加值；另外一块是在制造业、农业等产业中的服务活动增加值。
但是，目前社会上的确存在忽视后面一块的倾向。发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要在统计上全面反映社会各领域的服务活动总量，存在技术上的困难。通常使用的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指标所反映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当人们不知道这一指标的统计含义又很看重它的“政绩含义”的时候，就很容易以为提高服务活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只意味着发展独立的服务业。不管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领导，在看统计报表时都十分注意服务业的占比，而往往忽视了第一和第二产业中包容的服务活动含量。这是很不恰当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发展制造业中的服务性活动是极为重要的。现在许多地方政府的领导都要求把包含在工业和农业内的设计、研发、销售、售后服务等服务性活动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服务业企业，以便提高本地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虽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把服务活动和制造活动搁在一块儿常常是更加有效率和更能降低成本的。
还有一个因素也造成轻视工、农、商业等实业的风气。这就是在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以钱生钱”的投机活动盛行的情况下，服务业的一些虚拟经济分支，如金融业、博彩业等往往会成为更容易“赚快钱”的行业，较之于需要付出更多，也许赚得更少的工业、农业和商业等实体经济行业，这类虚拟经济就成为一些人趋之若鹜的行当。
以上因素都会导致李毅中主任在讲演中指出的忽视实体经济的偏向。纠正这种偏向，强调重视工业、农业、商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正确和完全必要的。
不过当我们强调发展工业等实业的时候，一定要防止陷入另一种误区。这就是一说起发展工业，想到的就是传统的狭义工业，如金属冶炼、金属加工、零件装配等等。殊不知现代工业是拥有很高技术和知识含量、高度服务化的工业，或者说是与服务业相融合的工业。我国的工业，特别是其中占有很大一部分比重的制造业还处于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例如我过去一再引用过的鼠标制造商罗技公司（Logitech）的例子。这个公司在苏州生产各种各样的鼠标，产品总价值中占大头的，一是芯片供应商，二是销售商。包括工人工资和水电杂费在内，苏州所得在产品总价中所占的比率不过7.5％。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加工制造业中是普遍存在的。最新的一个案例，是美国加州大学几位教授所做的iPhone和iPad价值链分析。我们知道，iPhone和iPad是在中国大陆加工组装的。但是根据这几位教授的报告，由大陆代工厂员工提供的只是低知识含量的劳动，他们的所得不超过产品总价的2％。
根据以上所说的这一切，我们在说到要重视我国工业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强调，它们必须加快转型升级。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我看来，核心问题就是要把它的产业链尽量向附加值较高、赢利性更强的服务领域延伸。换句话说，就是向宏碁电脑（Acer）的创始人施振荣1992年提出来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即向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品牌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包括商业性服务和金融服务）等服务性业务延伸。
中国现在最大的进口项目是什么呢？许多人以为是石油等大宗商品。其实不是这些，而是集成电路芯片。我们的制造业是不是就没有能力制造高附加值、高技术知识含量的产品呢？其实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最近我们在上海做了一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的调查，调查范围从原材料供应直到芯片应用。我们高兴地发现，在这个产业的好几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十强的范围。在刻蚀机这样的高端领域，居然有中国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迎头赶上，入围世界十强，这是很了不起的。[2]但是，这个行业内的危机感仍然十分强烈，特别是从业的科学家。他们告诉我，如果在五年内进不了世界三强，企业就随时面临死亡的结局。中国的企业能不能真正实现跨越？他们感到障碍在哪里呢？回答是，企业面对的体制、机制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营环境使他们步履维艰，难于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
总而言之，我国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工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转型升级的实质和核心是增加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而提高附加值的关键又在于推进改革和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
这就是我对李毅中主任讲演的体会。谢谢诸位。
现场问答
提问一：我想请教吴老师的是，我们现在哪些方面的改革能够促进创新？
吴敬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要讲清楚可以说是一言难尽。总的说来，促进创新的症结在于使创新者得到的回报与他对社会的贡献相一致，只有竞争才能带来创新活动的繁荣。现在中国人的新发明并不少，问题在于这些发明的产业化非常困难。
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经营环境，包括融资环境、税收环境不好。以服务业为例，独立的服务业税负沉重，制造业里面的服务活动的产权缺乏保护，尤其是软件行业。另一方面，因为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所谓“虚拟行业”如证券业盈利性非常高，赚钱容易，使许多人都把注意力转向“虚拟行业”或者转向房地产业。因为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官员手里，只要他们低价批地给你，你就发了大财，于是做制造业的人们受到了很大的诱惑，一些很有名的IT企业的相当部分盈利竟然也来自房地产。
因此，要改善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否则产业升级十分困难，而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改善制度环境。所以，关键在于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
最近发改委对两个电信运营商展开反垄断调查，严格执行竞争政策，对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是好的。但要注意，调查一定要按照法律原则，六亲不认，谁违法就查谁。现在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垄断的问题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到处都存在，希望有关的执法单位要抓紧工作，把竞争环境营造得更好。
提问二：过去五年政府的资产增长得非常快，而民间则微弱得多。这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对此经济学家有什么建议？
吴敬琏：“十二五”建议里提出“重视改革顶层设计”，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意味着我们准备在未来的五年中重启改革议程。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1997年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1995年以后，出现了整个国有经济亏损的情况。十五大确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怎样才能实现？首先一条就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只保持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地位，其他的领域原则上都可以退出。这在“放开搞活小型企业”的方面做得比较好。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小企业的全面转制和迅猛发展。
新世纪以来，国有经济改革放慢，甚至还有部分回潮。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内容很好，但是执行得不坚决。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经济情况很好，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到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没有共识：是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建立一个政府“驾驭”下的“市场经济”（或者叫作“国家资本主义”）呢？
我寄希望于明年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也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个全面改革的整体方案，让改革重整旗鼓，对一些关键性的部位进行突破。如果在今后五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改革能够有更大的进展，那么我们已经期盼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就有可能再取得大的进步，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才能有切实的保证。
提问三：“十二五”把战略新兴产业上升到很高的高度，可是局部区域发展不平衡已经造成了一部分产能过剩，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又会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请问吴教授，中央政府对此有预案吗？
吴敬琏：对于你的后面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不了解中央政府有没有预案。可惜今天温家宝总理没有来，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别人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条件是具备的，“十二五”规划对此作出方向性的规定也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确实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既有相当雄厚的产业基础，产业链也比较齐全，有创造新技术能力的技术人员数量并不比发达国家少。每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经过重整，都会出现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次我估计也不会例外。
现在发生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不管是产业升级还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用的都是50年代中期以来的旧体制和旧机制，由政府动员资源、确定目标、组织科研攻关，然后组织技术发明的产业转化。在追赶时期政府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别人已经做过了，追赶者比较容易掌握相关信息，避免失误。可是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候，由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政府缺乏把握足够信息的能力，决策就往往会发生大的失误。比如说，省政府、市县政府的官员有什么能力来选择技术路线，选择投资项目呢？现在各地政府通常是照抄中央政府提出来的七个战略新兴产业，各地纷纷盲目上马新项目，各地的经济结构也高度同一，这孕育着极大的风险。
所以，从去年以来我一直呼吁要转变体制和机制，希望政府改变领导经济发展的方法，不能用老套路发展新兴产业。事实上，现在有些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1] 根据本书作者2011年11月11日在“财新峰会”上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李毅中副主任的主题演讲所作的评论整理而成。载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08—114页。
[2] 这里指的是2004年成立的中微半导体设备公司。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刻不容缓[1]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再版前言
（2013年8月）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是制定“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前的一场大辩论的产物。它详细地讨论了诸如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如何通过改革建立实现这一转型所需的制度环境等相关问题。这本书从初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但是，在那次大辩论中看似已经取得共识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转型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