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虽然党政领导三令五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仍然步履维艰？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增长的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威权发展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定式。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持续，使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从微观经济层面看，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愈来愈严重。在一些地区，甚至人类生存所必要的空气、土壤和淡水也不能得到保障。
从社会层面看，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失调，贫富差距趋于扩大，劳动大众因无法享有增长带来的福利成果而愤懑不平，使社会稳定受到威胁。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经济增长质量下降，集中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放缓和由此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由于生产结构变化和引进外国技术，有了比较快的提高。但是，随着这类适应性效率提高因素的逐渐消退，而新的、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又没有得到发展，TFP增长显著放缓。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1979—2007年TFP年均增长率达到3.72％，而2008—2012年则下降到2.21％。也就是说，最近几年，代表效率改善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出现了恶化的态势，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因此出现明显的下降。[2]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实施强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增速，增长率就会下降，从而使许多原来前些年被GDP高增长所掩盖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显露出来。
然而，采取不顾后果的短期政策进行刺激，无异于饮鸩止渴，将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后果。
问题正在于，近年来开始流行起一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取代以生产函数分析长期增长问题的潮流，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上，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这种理论框架的误用造成的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显现，这种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救市措施，把GDP增长率一度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以后，GDP增长率就开始了连续5个季度的下降。2012年5月，政府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
一些地方也用大上城建项目的办法来拉升GDP增长率，以便在“光荣榜”上争名次。有的地方提出的口号叫作“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有的地方依靠政府这架“发动机”和超过本地GDP100％的投资，把GDP增长率拉升到两位数。
但是从整体来说，这次刺激政策的拉升作用微不足道，而且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又再次下降。看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学所谓“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种靠海量投资拉动GDP增长的做法造成的最严重的消极后果，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中国银行曹远征博士、博源基金会马骏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等学者2012年对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分别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存在着中长期风险。[3]一些学者最新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种风险正在增大。[4]李扬教授指出，2009年以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趋于恶化，风险趋大。在负债端，杠杆率（负债对GDP的比率）不断攀升，到2012年末，已经从2008年的146％，提高到194％，主要集中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身上；而在资产端，可交易变现的资产数量太少，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存在偿债风险。[5]经验表明，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过高，就容易在受到某些冲击的情况下引发具有连锁反应特点的偿债危机。一些亚洲和欧美国家的经济都曾身受其害，由于发生资产负债表危机而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中国也应当从别国的失误中汲取教训，采取切实措施防患于未然，消解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总的方针应当是在运用短期政策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保证中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
从近期来说，除了通过短期政策的及时调整，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还要采取去杠杆化措施，尽力从源头上化解风险。后一方面的措施包括：（1）制止目前仍方兴未艾的盲目“造城”等投资冲动；（2）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偿还社保、公租房等方面的或有债务；（3）对铁道等负债率过高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债务重组，出售部分资产偿还债务；（4）实施银行资产证券化、减持国有股或整体出售国有企业、处理“晒太阳”的开发区地产等措施，盘活某些已经处于“僵死状态”的资产存量；（5）在摸清地方政府债务底数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化解风险；如此等等。
正如本书所反复申论的，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科研、教育体制等方面建立起能够鼓励创业和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已经宣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2013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现在有关方面正在按照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准备即将推出的改革总体方案，紧张地调查研究，为制定路线图和总体规划做准备。
在我看来，在下一步改革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应当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1）明晰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2）放开各类商品价格和包括利率、汇率在内的要素价格，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的作用；（3）清理修订现行法律法规，使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4）完善反垄断立法，严格执法，消除目前广泛存在的行政性垄断；（5）按照“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的原则，划分政府职能边界；（6）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实行“法不禁止，自由进入”的原则；（7）克服司法地方化的倾向，确保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8）市场监管实行“宽进严管”的方针，由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以事后监管为主，实质性审批转向合规性监管。
与竞争性市场体系配套的政治改革项目中，最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加快法治建设。这又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治观念；二是按照宪法所体现的公认正义来制定法律和修订法律；三是独立审判，公正执法。其中第三项是目前法治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必须下决心补上这一课。
总之，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舍此绝无他途。如果离开了这项最根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
中国在21世纪面对着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体制改革，一个是发展方式转型。
希望这本书的再版和更多人的阅读，能够对国人在这两大问题上形成共识和下定决心有所帮助。
[1] 本文为本书作者2013年8月20日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第四版所写的再版前言。又见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7—126页。
[2] 白重恩：《2012年中国投资回报率仅2.7％》，载《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7月29日。
[3] 曹远征等：《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载《财经》，2012年6月11日；李扬等：《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6、7期；马骏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4] 夏斌：《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载《证券时报》，2013年7月15日。
[5] 李扬：《国家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趋坏》，载财新网，2013年7月1日。
城市化应当由市场主导[1]
（2013年11月）
关于中国城市化的道路问题，已经讨论了十来年，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
由于僵化体制的掣肘，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化进度都很慢，跟相同水平的国家比起来，城市化水平偏低，妨碍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化开始加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2005年以来，中国科学院陆大道院士等知名学者就大声疾呼，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制止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造城大跃进”。他们指出，许多地方盲目追求城市规模，造“新城”，建“国际大城市”，还在城市周边建立了许多“开发区”，造成了宝贵的土地、淡水等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他们主张，我国的城市化应当走一条节约型的发展道路。不过，他们的呼吁并没有引起领导的注意。最近几年，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了，引起了不少讨论。
城市化在现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城市化在现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这是讨论和评论中国的城市化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
21世纪初期讨论股市风波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因为把注意力集中在股价高低、有没有泡沫这样一些现象层面的问题上，忽视了股市的基本功能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以至于讨论往往成为“鸡同鸭讲”，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更谈不上达成共识。在一次证监会召集的高层讨论会上，有学者提出一个问题：“股市是干什么的？”应该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时就发现，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说股市的作用就是方便企业融资，特别是按照当时证监会的说法，“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股市的作用主要是帮助国有企业融资”。另外一种更学院气一点的观点，是说股市是一个通过股价配置资本资源的装置，它给好的企业以资本，剥夺坏的企业浪费社会资本资源的权利。事实上，对于股市情况的种种不同看法和做法，都可以归结到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分歧上。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也就造成了不同的结果。
城市化的问题也是这样。为什么要城市化，城市化在现代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两三年前最流行的看法，是认为城市化最重要的作用是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因此，“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后来这种意见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主流意见转向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一种主动的推动力量，因而不应人为推动城市化加速。
我个人觉得这两种意见似乎都有说不通的地方，与发展经济学的已有认识也大异其趣。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亨德森（J. V. Henderson）2007年为中国有关当局提供的咨询研究报告《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及政策选择》[2]中，开篇总结了发展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对城市化功能的公认看法。
他写道：“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当中，城市化一直是收入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成功实现现代化何以离不开城市和城市化？是因为大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在城市中开展，效率更高。”“在高度聚集的地区，企业之间更容易学习新技术，更容易招到称心如意的工人，更容易采购到中间产品且运输更容易。”“一般地说，城市是增长的发动机，创新的孵化、精湛技能的培育无不在城市进行。”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莱泽（E. Glaeser）在他的专著《城市的胜利：城市化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3]里，用了大量篇幅论述城市的功能在于人口聚集所产生的提高效率的效应。他指出，“自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在雅典的一个集会场所展开讨论以来，作为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人口密集区域，城市已经成为创新的发动机”，“城市意味着人的接近性（proximity）、密集度（density）和亲近性（closeness）”。在信息时代，将众多的人才聚集在一起，“通过为更加聪明的居民提供交流的便利，城市加快了创新的速度”。
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 M. Romer）2010年来中国做“十二五”预研究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次关于城市的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中国城市化应当加速，因为当人口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能够促进新思想（ideas），包括新理念、新制度、新技术的产生。而新思想正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以上观点得到世界发展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但是跟国内关于城市化的主流认识似乎很不一致。我觉得，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有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
从另一方面看，城市化也有它的负面效应。人口密集和城市规模扩大会造成交通拥堵、环境变差、治安管理难度加大、居民生活成本提高等问题。而且一般来说，城市的规模愈大，这种负面效应就愈强。
我国旧型城市化存在的问题
显然，一个国家在推进城市化时应该尽量发挥、加速发挥它的正面效应，尽量减少它的负效应。如果正效应没有得到发挥而负效应很大，那就会出现得不偿失的问题。中国旧型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如前所述，城市化是一个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产生集聚效应的过程。但是，我国过去的城市化，却把扩大城市规模置于优先地位，土地的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市化。最近十年来，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达到城市人口增长的两倍，如果剔除并未“市民化”的所谓“农民工”，就达到三倍以上。城市建筑的容积率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面积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我国是人多地少、土地稀缺的国家，如此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是极不合理的。
其次，各地争相扩大城市规模，出现了许多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各城市只求引入投资者，来者不拒，形成千城一面的现象，同构化程度很高。一方面，同行人数少，专业化程度低，很难发挥人们相互交流、创造“思想”的功能。另一方面，城市规模太大，又会加剧城市化的负面效应，产生“大城市病”。
亨德森的上述报告就讲到中国城市化的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比世界上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要低。另一方面，在小城市偏枯的同时，又出现了特别多的特大型城市。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特大城市运作效率是很低的。而全国还有许多城市正在向特大城市迈进。
这样的城市规模结构是相当特殊的。
作为背景材料，亨德森在他的报告中讲述了发达国家城市结构变化的历程。他指出，在工业化初期，一个国家最大的城市往往是这个国家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中心城市，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工业技术逐渐标准化。这类技术并不需要工人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而在城市里的生活成本又比较高，所以制造业纷纷从大城市迁移出来，向小城市扩散。于是，在经济合理性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这样的城市规模结构：制造业一般分布在居民只有几千到几万人的小城市中。一个城市通常专门从事某个产业或紧密关联的某几个产业。这样可以发挥产业和相关人员在一个地区的聚集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纽约、东京、伦敦等大城市则很少有制造企业，它们是金融业等服务业的聚集地。
在讨论城市发展兴衰历程时，传媒报道常常不对根本性的原因进行分析。比如最近对底特律的破产事件炒得很热，然而对于最终造成底特律破产的根本原因却少有探讨。其实，底特律的衰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发生。当时，由于制造业技术的标准化，不少美国大城市，如成衣制造中心纽约，也都发生了和底特律相类似的问题。只不过纽约后来找到了自己新的比较优势，实现了城市的复兴，终于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而底特律却希望依靠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公共投资，用宏大的体育馆、先进的城市轨道系统、美轮美奂的艺术中心来“恢复人气”，但是由于大规模的投资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底特律还是不得不在2013年宣布破产。
美国没有几个特大城市。它的第一大城市纽约，也只有833.7万人。[4]至于它的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和第三大城市芝加哥，更只有379.3万人（2010年）和279.5万人（2010年）。这两个城市放到中国，也就算是中等城市。美国的制造业和研发中心绝大多数分布在中小城市，集中在大城市的主要是金融业、商业等服务业。到了网络时代，一些供应链管理中心也搬迁到小城市去了。不过到目前为止，金融业因为紧密相关的行业太多，还是集中在大城市。通常辐射半径越大的金融中心，所在城市的规模也越大。
中国旧型城市化“摊大饼”式扩展城市的结果，是把金融业、服务业、制造业还有政府都放在大城市里面。大城市人口虽然很多，但是由于专业化程度低，相关专业的人达不到通过思想交流和碰撞产生新观念、新技术的临界点，人口集聚效应并不明显。而且在加工制造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大多没有市民化，知识和技术水平也比较低，这就出现了人口“伪城市化”的问题。如果剔除了这部分居民，我国的城市化率就不是国家统计局说的52％，而是37％左右。
这样一来，通过人口向城市集聚来提高效率的好处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是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却充分显露，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运营成本和居民生活费用高昂。北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超大规模城市使市民的生活半径拉长，每天百万人进来一次、出去一次，造成了交通拥堵，汽车尾气排放无法消散，大片高楼大厦消减了城市的自净能力，空气污染达到严重损害市民健康的程度。
旧型城市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造成了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各级政府大量举债进行城建投资。在投资规模巨大，又不能从城市效率提高取得回报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债台高筑，以致危害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
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大量投资进行城市建设，有一批城市投资总额甚至超过了本地产出（GDP）总额。对它们来说，经济学的两条基本原理：资源具有稀缺性和借钱是要还的，似乎都不存在。
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决定了资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能错配。今天只能做今天最需要做的事，明天要做的事不能统统放到今天来做。你有再多的钱，也只能用到最有效益的地方，而不能到处乱投。
许多地方政府大量举债，使它们的杠杆率和负债率过高，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学家前几年的研究已经发现，原本以为主要是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实际上各级政府的负债率也在迅速提高。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现在审计署正在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本来说10月要公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这个数字大概不小，需要认真对待。
产生问题的深层原因
认真对待我国旧型城市化存在的问题，有识之士已经呼吁了很多年。为什么情况没有改善，相反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看来主要有下面几个深层原因。
第一，因为政府主导了城市化的过程，把“造城”当成创造“政绩”的主要手段。世界各国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源头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源于“市”。进行交易的需要使人口在市场周围集聚，于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城市。以后随着市场的发展，城市也逐渐壮大。另外一种源头是“城”。“城”在中国的古汉语里是“都”，即政治中心的意思。中国古代的城市大体上都是从政治中心演化出来的。民国期间情况有所变化，像天津、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发展得很快。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又回到了中国古代传统。例如，重庆地处长江之尾，曾经是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但是计划经济下，它的发展就比不上省会城市成都了。这是整个经济社会组织的政府主导格局造成的。
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也就是政府在资源的空间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中国特有的城市层级制也起到了旧型城市化催化剂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城市也如同自然人一样，是具有平等权利的主体，但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城市却有行政级别和上下级的区分。在我国，城市划分为三六九等，有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以及县以下的乡镇等。越是高级别的城市，支配资源的能力越大。反过来说，规模越大的城市，明文规定的或者潜在的行政级别就越高。于是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许多官员努力运用自己的权力汲取资源，扩大自己管理的城市的规模。
第二个造成旧型城市化的原因是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我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包括两部分：农村土地在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和公社化后属于集体所有，由干部代表行使产权；城市土地按照1982年《宪法》的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要转为城市用地，先要通过征购转为国有。国家征购农村土地的时候，是按照土地的农业产值定价的；而政府批租土地时，却按照城市土地供求状况定价；在征售之间形成了动辄几十倍的差价。这个巨额差价就成为“造城运动”的巨大的财政支持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这样的体制不变，无论如何号召“新型城市化”，实际执行的仍将是一条旧型城市化的路线。
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化
那么，怎样才能纠正体制上的缺失，解决旧型城市化造成的问题呢？显然，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的空间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因势利导，进行规划引导，新型城市化才有可能得到实现。
首先，要提高全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既然城市化的功能在于通过人口的聚集提高经济社会效率，城市化就要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人为核心”。为此，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合理规定大城市的落户条件，通过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全覆盖来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其次，要改变各级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动城市化的办法，改变行政层级制度，由市场主导推进城市化。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放开投资的“市场准入”，让企业按效率原则自由转移，以便资源流向效率和回报最高的地方。在以市场运作为基础推进城市化的条件下，政府应当顺势而为，做好土地应用规划，明确区分农用土地、城市工商用地和住宅用地，并且进行土地用途管制。与此同时，要做好城市建设规划，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
最后，要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的保障机制。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
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推行新型城市化的根本保证。有关的改革会冲击原有的利益格局，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冲破阻力和克服障碍，还要克服各种实际的困难。因为旧型城市化已经运转多时，一旦发生改变，它们所积累起来的矛盾，例如地方政府的高额负债、“土地财政”等问题都会暴露出来，需要采取妥善的办法加以解决。
[1] 根据本书作者2013年11月23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主办的“2013年中国新型城市化高峰论坛（上海）”上的演讲整理而成，见吴敬琏：《改革大道行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8—207页。
[2] ［美］亨德森（2007）：《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及政策选择》，见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编著：《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439—469页。
[3] ［美］E. 格莱泽（2011年）：《城市的胜利：城市化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刘润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
[4] 我国报刊常常说纽约市有2000万人口。这种说法混淆了“市”（city）和大都会（metropolis）的概念。所谓大都会，指的是一个城市群。例如纽约大都会，就包含临近纽约市的许多城市。据美国人口调查局报告，纽约市的人口只有800多万人，纽约大都会区的人口则有2000万人。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1]
（2015年11月）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和民间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内容复杂，我们有必要首先对问题症结作出梳理，然后讨论不同的应对方案选择。
“三期叠加”的挑战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对于这种状况，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一个精炼的总结：“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那么，“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是哪些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是哪些隐患增多？在这些矛盾、隐患、挑战中，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我以为，2013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三期叠加”，正是这些矛盾、隐患和挑战的集中概括。
第一个“期”，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简而言之，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
第二个“期”，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的时候，有关方面就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缺乏效率和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遗憾的是，“九五”特别是“十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过来，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发现存在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重重轻轻”、服务业严重落后。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率畸高和消费率过低。外部失衡则主要表现为外汇结余的大幅度增加，造成了货币超发和资产市场泡沫生成。从那时到现在，实现结构优化变得越来越迫切了。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需要付出的代价、忍受的痛苦成为今日的负担。
第三个“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偏好于用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来保持高增长率。近年来，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变得愈来愈明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迅速积累。为了避免债务积累导致局部性乃至系统性的风险，必须动用资源加以消化。
在上述这些矛盾、隐患和挑战中，大家最尖锐地感觉到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由于过去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旦经济增长减速，这些问题和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因此，在最近一段时间，增长减速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受到了官、产、学各界人士最大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基于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的不同应对策略
各界人士在讨论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和可选的应对策略时，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2]
第一种分析方法，可以叫作需求侧因素分析法。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在中国最为流行的一种分析方法。根据这种分析方法，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力量不足，拉不动中国经济这辆大车。要“保增长”，就得振作这“三驾马车”的力量，叫做“扩需求、保增长”。
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方法和应对策略，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有很大问题的。
从理论上说，这种分析方法是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
Y ＝C＋I＋（Ex－Im）＋（G－T）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的产出（供给）总量（Y）受到需求总量的约束，而需求总量则是由消费（C）、投资（I）、净出口（Ex－Im）、财政赤字（G－T）构成的。发生经济衰退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因此在出现经济衰退时，要由政府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创造需求来加以救助。
“三驾马车”分析法在需求侧的四个因素中选取了其中前三项作为讨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所针对的是经济学所说的短期问题。凯恩斯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在回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市场能够自动出清而无需政策干预的批评时承认，从长期来说市场的确能够使它恢复平衡，但是他说：“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Inthelongrun，we are all dead.）”这就是说，尽管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会经过波动自动实现再平衡，如果不采取救助措施，就会在短期内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所以，且不说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合乎实际存在争论，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也是一种误用。[3]
从实际效果上看，中国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学所说投资回报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
图1 GDP季度同比增长率（2009—201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新华网。
从图1可以看到：2009年实施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以后，很快就把GDP增长率拉升了3—4个百分点；从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第二季度甚至连续3个季度达到10％以上，然后就开始掉头向下。近几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刺激的力度也并不弱，但是效果却每况愈下，回升的时效愈来愈短。最近一年甚至完全看不到它的提升作用，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从2011年到2014年的4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今年上半年降到7.0％，第三季度进一步降到6.9％。
第二，债务的过度增加和杠杆率的迅速升高，使风险加速积累。投资刺激意味着投入更多的资源，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那么只能靠发行货币和用其他方式借债。这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的负债积累起来，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总额对一年GDP总额的比率）上升得很快。
国民资产负债表由居民负债表、企业负债表和各级政府负债表三个部分组成。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银行和复旦大学分别做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或称国民资产负债表）。三家统计的结果相差不大，总的说来负债率偏高，但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到了2013年，三家研究团队都发现，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提高得很快。2014年和2015年，有更多国内外机构加入了这一研究，它们认为中国的杠杆率已经超出了警戒线。一般来说，总的杠杆率达到200％以上就要引起注意了。各家计算的结果存在少量差异，在这里，我们选用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
图2 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变化情况（2000—2014）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2月的研究报告：Debtand （notmuch）Deleveraging。
从图2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是速度并不是很快。以后就猛然加速。到了 2014年，总的杠杆率已经超出了公认的警戒线，达到了283％的高位。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而系统性风险如果爆发，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将是非常严重的。为了避免我国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我们一定不要再走靠盲目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
也有的论者认为，中国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远没有达到日本400％的高度，不存在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这些论者可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日本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率虽高，但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企业的现金流仍然充裕，而政府债务是由国家主权信用担保的，一般不易出现偿债危机。而在我国的国民资产负债表中，居于首位的是企业债务，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高达125％，远超过欧盟90％的红线，容易出现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潮。
第二种分析方法是对供给侧因素的分析。
从供给侧的视角观察，经济活动总量（Y）是由劳动力总量（L）、资本总量（K）和效率水平（A）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等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力增量、资本增量（即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
Y＝A·Kβ·L1－β
20世纪中期以前，在分析供给增长的驱动因素时，通常只归结为新增劳动力和新增资本（投资）这两个因素。人均GDP增长的动力就只剩下投资一项了。由这里导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HarrodDomar Model）。按照这一增长模型，投资率越高，增长率也越高。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的信条[4]，认为发展的要诀，就是尽力增加投资来提高它们的GDP增长率。但是这个理论本身包含着一个很大的悖论：由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就必须不断地提高投资率，而投资率是不可能无限提高的。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R. 索洛（Robert Solow）对这个模型提出了质疑。他用美国20世纪前49年的数据做了回归，发现增长率并未下降，投资率也并未提高。据此，他提出一个假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除新增劳动力和投资外还有一个余值，这就是“索洛余值A”，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经济分析时经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索洛把这个余值的内容界定为技术进步，即运用资源方法的改进。另外两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和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对索洛余值的来源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解释。库兹涅茨说，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基于科学的技术”（the science-based technology）的广泛运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新技术，通常是“熟能生巧”，从经验中获得的，但在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突破性新技术通常是在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就使得技术进步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地提高了。舒尔茨则认为，它得益于人力资本（即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的提升。舒尔茨说，和物质资本投资报酬递减的情况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递增的。尽管他们三人在对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作出说明时用语不尽相同，但他们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从投资驱动的增长到效率驱动的增长，用我们现在的党政文件中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个概念来自苏联。1995年中共中央在“九五”（1996—2000年）计划的建议中引进这个概念时，它的含义是清楚的，就是从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如今20年过去了，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反倒变得模糊了。近来报刊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这样一来，又从供给侧因素的分析转回到需求侧因素的分析去了。
这一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对于为什么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长期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以及为什么近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除了继续保持大规模投资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驱动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投入生产活动之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口红利”。第二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得慢。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首先，市场化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劳动力和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5]其次，开放使中国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自己的生产技术水平。于是，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就有了比较大的贡献。
到2005年前后，以上这些支撑高速增长的因素出现了明显衰减。
首先，随着我国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红利的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据他们此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其次，随着城市化进入后期，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逐渐减少。再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提高自己技术水平的空间已经大大收窄了。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日本一桥大学的伍晓鹰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体相同的结论。这就是从21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降低。如果既不能继续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去维持高增长率，又不能从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中找到新的增长动力，GDP增速进入下行通道就成为必然。[6]
从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才有可能走出目前“三期叠加”的困境，确立符合我们期望的新常态。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克服体制性障碍
说到这里，应当说，应对挑战的正确途径已经找到。一句话，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问题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是1995年提出的，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