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外汇短缺。统计局资料表明，1984—1986年超分配中靠外汇弥补的分别占10％、39％、56％。这就造成了进口猛增，外汇大量外流。讨论中，有些同志讲到近年进口失控，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要支持国内的高速度和高消费。为此，不仅大量进口钢铁、化工原料和耐用消费品及其散装件，而且还大量进口机电设备，包括各种装配线（占进口总额的45％左右）。现在进口物资受到双重优惠：一是进口用汇按牌价结汇，已经占了便宜；二是使用进口物资还可得到人民币补贴。1986年外贸补贴中进口补贴占3/4。因此，改变这种政策，既可大量节支，又可充分发挥汇率的调节作用，控制进口。
在举借外债方面，据统计，到1986年底止，累计外债为214.8亿美元（加上外商直接投资共为345亿美元），居世界债务国的第十二位。目前的问题是，举借外债缺乏宏观指导和管理，部门、地方在借入的币种、规模、利率、期限等方面，各自为政。这样，既容易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还债高峰，又容易因汇率、利率变动造成对我国不利的影响。
（3）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过猛。统计局资料表明，1984—1986年超分配中靠发行货币弥补的分别占90％、61％、44％。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对部分物价进行管制，价格并非完全由市场自发形成，“这种情况一方面缓冲了货币发行量过多对物价的拉力，另一方面由于每年超经济发行的货币不可能都被物价吸收，而要有一部分沉淀下来。当历年的沉淀积累到一定程度，一遇风吹草动，就会对市场物价造成大的冲击。1984—1986年以来，贷款规模每年平均增长 32％，货币（现金）发行增长25.7％”，都大大超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3.7％、国民收入增长11％的速度。1987年原计划贷款规模为1225亿元，比1986年有所压缩，货币发行230亿元，维持1986年水平。据银行同志反映，这项指标可能突破。工业流动资金有200亿元的缺口。据经济预测中心的测算，1987年货币发行可能要达到250亿元至300亿元。
据物价局反映，1987年原计划物价总水平上升6％。但据各部门、各地方已提出的要求涨价的项目估算，1987年物价总水平有可能上升到9％。要求涨价的根本原因是供不应求。
（4）财政赤字增大。财政部门的同志反映，1987年财政方面的增收节支任务还很不落实。在增收方面，中央部门和省市合计有84亿元尚未落实。在节支方面，外贸亏损原计划200亿元可能打不住。原来要求企业减亏增盈，但1—2月，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成本却提高6.5％，亏损额增加43.1％。当前财政上的包袱，一是亏损补贴，二是价格补贴，两项合计，1986年为585亿元，1987年计划为700亿元，还可能超过；此外，“人头费”负担也很重，1986年达501亿元，1987年将达550—560亿元。由于收入分配关系的改变，财政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25％，企业上交利税只占实际利润60.6％，包括税前还贷，只占48.1％。而中央财政负担却日益加重，重点建设已难保证。
此外，还有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重化工原材料短缺，以及粮、棉等主要物资库存减少的问题。
有的同志把当前的症状称之为“四个轮子一起转”，有的称之为“四大平衡都吃紧”，同前几年相比，回旋余地小了。
有些同志在谈到消除这些症状的难度时提出，由于当前新老体制胶着并存，资金分配和其他决策分权化了，而宏观管理、调控手段很不完善，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摩擦和矛盾。比如，社会上资金不少，而国家可供分配的资金不足；全社会投资规模很大，而用于建设的投资不足；社会消费基金增长很猛，大量金钱用于滥发奖金和实物，而国家需要有计划地调整工资、解决分配不合理问题却没有钱；各部门、各地方用于重复引进的外汇大量外流，而国家需要引进项目的外汇却不够；许多生产、建设项目一哄而上，而调整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却难以实施；钱和权的下放和分散比起宏观调控能力来说，已有超前现象，而下面还在继续要钱要权。
二、对策
讨论中，着重研究了当前的对策。首先是建议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或闭幕后召开第二次省长会，通情况，打招呼，以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认真落实1987年第一次省长会议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在二季度内切实抓紧抓好抓出实效。在省长会上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1）压缩空气、“双增双节”（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是我们应当长期坚持的方针，而不是权宜之计。这个方针同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
（2）千方百计争取1987年农业有个好收成。为此，必须把增加农业投入、支援农业、调动农民种粮种棉积极性的各项措施，尽早尽快落实。农业稳定增产是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3）坚持实行“三保三压”（保计划内建设，压计划外建设；保生产性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重点建设，压非重点建设），在压总规模的前提下调整投资结构。重点项目也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避免把摊子铺得过大。国家计委已确定上半年不再开新的项目，建议下半年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同时，银行、财政、审计部门要把好关，加强监督、审计和检查。为了把各部门、地方、单位搞非生产性建设、滥发钱物等小金库的预算外资金挤出来，凡是没有完成银行代财政发行的债券认购任务的地方或部门，银行有权取消他们的贷款权，同时，要严格规定不得向企业摊派，转嫁负担。还可考虑，由国家统一进口的钢材用于基建的部分，先一律取消进口补贴，然后再分别情况，对重点建设项目进行返还。这也能收到压缩一般项目保重点项目的效果。
（4）坚决刹住消费基金增长过快、滥发奖金和实物以及随意增加职工和“农转非”的不正之风。建议1987年年内全民所有制企业除按计划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和转业人员以外，一律不增加新的职工。对“农转非”的也要严格加以限制。当前面临两方面拉动消费的情况，一是小型企业推行租赁承包，二是大中型企业各种形式的利润包干，都可能引发企业短期行为、消费失控的问题。这不但会造成新的一次消费膨胀，还会造成新的苦乐不均。为此，要重申银行有权力也有责任发挥对消费基金的监督作用。同时，要把检查是否滥发奖金实物作为1987年财务大检查的一项内容。
建议取消原定的1987年要增加职工平均工资7.5元的计划。要求企业在深化改革、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中增加职工的收入（不打入成本，而由留利中支付）。
（5）财政要坚决不开减收增支的新口子，银行要坚持原定的货币发行和贷款计划。为此，1987年要有一些过硬措施。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也要避免“一刀切”，防止该控的控制不住（如基建投资、消费基金膨胀）、不该控的又卡死了（生产、流通必需的资金）的情况再次出现。
（6）关于外贸亏损问题。在当前外贸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既不能因增加出口而扩大亏损，又不能为减少亏损而把出口搞死、搞少。在进口方面，除了保证必需的原材料进口外，对进口的机械设备，已经签订合同的下决心推迟一批合同，要签订还未签订合同的要重新审查，从严控制，多用国内产品。
（7）物价问题。无论如何要把1987年物价总水平上升幅度控制在6％以内。大的调价措施1987年一律不出台，已经决定了的小的措施也要分散在四季度以前陆续出台，不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对于某些可能引起物价上涨的工厂自销、超产加价等，1987年也不要再扩大范围。目前，生产资料随意涨价的情况十分严重，给各生产单位造成很大的压力。建议凡是计划内调拨的生产资料，包括钢材在内，一律不准涨价，否则全部没收涨价部分并予以罚款。
（8）防止经济滑坡问题。由于各种因素，1987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工业增长速度可能放慢，对此应有思想准备。但是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原料、材料、电力的合理分配和调度，在节约原料、材料、电力上下工夫，努力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以防止生产下降幅度过大。否则将加剧各方面的紧张。
（9）要把“四季度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根据历年经验，问题往往集中出现在第四季度。今年也有一些同志担心四季度出大问题。因此，要注意均衡安排全年工作，从现在起就应分析全年经济各方面发展的趋势和研究对策，妥善安排各季的工作，分散风险，不要把矛盾都推到四季度。
上述办法，基本上属于当前应当立即采取的措施。仅有这些措施，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还需从长计议，研究治本措施。对此，有的同志主张以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为主进行深化改革，有的同志主张推行配套的产业政策以调整结构，把建设与改革结合起来，有的同志仍主张完善价税财联动的方案；还有其他一些想法。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防止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如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就要防止短期行为和消费膨胀），注意发挥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和有效性。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要防止和克服消极悲观和侥幸心理两种倾向。对于当前改革和建设中出现的上述种种问题，不仅要看一年，而且要看多年，还要把事情的各方面联系起来通盘考虑，在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缓解和对应措施。这样，就完全可以避免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
[1] 这是应当时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的要求整理的，由本书作者与胡季执笔完成。载吴敬琏、胡季主编（1987）：《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7—224页；又见《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917—923页。
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1]
（1988年4月）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较大，而原有比价关系不合理的问题不但未见缓和反而日趋突出，因此，价格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经验证明，用加强行政管制的办法压制物价是不能奏效的。这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解决价格问题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但在具体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考虑。
似乎从全面改革开始的时候起，我们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就一直存在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在货币供应过量的条件下，用加强行政管理的办法制止物价上涨；第二，积极进行价格改革，但不改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第三，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然后有步骤地推行价格改革。现在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采取第一种方法，“放开货币，管住价格”，无论对于发展还是对于改革都十分不利。这样做，既妨碍了改革的推进，又无法制止价格的上涨。而在物价总水平上升的条件下，管住部分重要产品的价格，又只能使比价关系进一步扭曲，从而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在矛盾公开暴露出来之前，人们被既缺乏效率又含有水分的增长速度所迷惑，不能及时作出政策调整，就更加重了而后救治的困难。在多数人认识到价格改革既不能绕过、也不宜推迟以后，作出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会增大。但是，这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因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南斯拉夫曾经几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放开了价格，但由于没有改变导致需求膨胀的体制（如市场割据、产权关系模糊的企业所有制等）和没有采取反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都因物价暴涨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而不得不中止改革，重新冻结物价。事实证明，在价格管制难以维持时被迫放开价格，在价格上涨过快时又重新冻结物价，这种痉挛式的价格变动对经济的健康运行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最为有害的。许多国家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这样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行之有效的“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办法，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
当然，在经过几次反复以后，目前在我国，互相攀比的需求膨胀和行政性的地方分权都已成为某种定式，无论“管住货币”还是“放开价格”都决非易事，而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但是经验已经证明，建立起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使新体制的整体功能得以发挥的基本条件。因此，价格改革适时推出虽然艰险，舍此却别无他途，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困难和风险会越来越大。对于已经启动的通货膨胀来说，其发展通常是不断加速的，不或早或迟地采取一次比较猛烈的刹车措施，而完全寄希望于“逐渐缓解”，可能会事与愿违，在国际上也罕有先例。所以，此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
第一，采取控制和疏导并举的方针，把总需求同总供给的差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可能做到的。
1．目前无论是在投资方面还是在居民的消费收入方面，总量膨胀和结构偏畸的情况都是存在的。这增加了压缩需求的难度，可是与此同时，也提供了压缩总规模但不伤及生产的后劲和基本群众利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实施区别的政策。压缩的重点，在投资方面，是目前仍在大量兴建的楼、堂、馆、所、旅游娱乐设施和一般加工工业。其方法则可灵活多样。在消费方面，则是大小不法“倒爷”、贪官污吏的非法所得和挥霍公款的行为。
2．有位经济学家曾经提出，国家手中仍有金（黄金储备）、木（国有房产）、水（引进外资）、火（国有工厂）、土（土地使用权）等雄厚的家底和资金来源可以运用，因此，不必过分担心爆发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意见，作为低度通货膨胀无害的论证，是不妥当的，因为，如果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动用这笔资金来支撑无效益的高速度和“放权让利”，由于它将有去无回，就只能是一种损害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我们期期以为不可。不过，它又包含着某种合理的因素，因为这些家底和资金虽然并不能无限制地动用，可用部分至少也有一两千亿元。有节制地运用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支持改革的成本支出，例如，与产权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相结合，有计划、有领导地用有吸引力的价格出售或分股出售一批国有小企业，用分期付款方式出售国有房产，实行土地批租制，首先是房基地的批租制等。用这些收入建立起不得用于其他方面的改革专项基金，保证安全渡过价格改革这一大关，却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情。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出售企业和房产时可能出现加剧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防止。
3．为了更有效地扑灭行贿贪污之害，平息群众的愤懑之情，可以考虑制定特别条例，明确规定豁免日期，以前的行为不予追诉，在此之后，任何公务人员如享有与工资收入不相称的生活水平而无从解释时，便要受到法律追究。政务类公务人员在任职时要公布个人财产清单；对那些利用特权搞违法倒卖活动的个人和单位，要以严厉的手段予以打击。
4．应当看到，即使做到以上各条，因为改革已经错过了几次较好的机会，经济结构上积累的问题日重，同时累积的膨胀因素太多，在推行价格改革时也必然会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社会震动不会太小。因此，这项改革只有在取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谅解的基础上才能做好。要对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运动，使“改革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改革需要付出成本”“要为改革忍受暂时的困难和痛苦”等基本指导思想深入人心；同时，在全体党员和干部中实行总动员，重申和严格执行改革时期的纪律，然后，将经过内部缜密研究的改革措施有秩序地推出。
第二，为了减少震动和风险，价格改革也要分步骤地进行，争取在“七五”末期放开大部分竞争性部门的产品价格。
1．目前许多同志都认识到了如果不按照价值规律办事、放开农产品价格，我国农业（种植业）生产即使在近期能有所缓解，也终难有根本的改善。但是，率先放开农产品价格，如不给予充分补贴，将对城市居民生活造成过大的冲击，而在目前工业效率很差的情况下，给予职工的充分补贴却是国家财力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在近期内对农产品最好还是根据国家财力的可能，酌情实行调价补贴的办法，同时进行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
2．相比较而言，在各大类产品中，生产资料，包括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价格的改革，是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一方面，生产资料主要在国有部门内部流通，传导到零售商品的流程很长，国家有多种手段在传导过程中缓解对居民的冲击；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价格是影响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的最重要的因素，生产资料价格理顺了，改善企业经营机制，提高工商业经济效益就有了基本前提。
3．各种产品要分别情况采用不同方法实施价格改革。例如，某些高低价差不大的产品，如水泥，可以一步放开。某些价差很大的产品，仍需分两步走，先调后放。钢材第一年可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石家庄的办法，将调拨价调到接近于均衡价的水平，差价随指标返还，第二年即可放开。由于国营大型煤矿和乡镇煤矿的生产成本差别悬殊，可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实行双轨制，只对统配煤价作适当的调整。对于天然垄断部门（如城市公用事业、铁路运输等），仍继续采用由物价部门定价和调价的办法，但要尽快实现“多价归一”。
4．生产资料价格理顺以后，其他商品的价格问题就较易处理了。
第三，实现价格改革是保证新经济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为了使新经济机制得以运转起来，价格以外的多重环节上的配套改革是至关重要的。
1．价格改革推出的同时，税制、财政体制、内外贸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都要相机跟进。在以上几个方面，1986年拟定的价、税、财、金、贸配套改革方案中的合理部分可以作为参考。
2．在国内贸易方面，目前的关键是批发贸易的组织建设。不同类型的批发贸易市场可采取不同的交易方式和组织规则。物资部门和批发部门的基层单位改组成批发贸易企业。一级站转化为现货或期货交易所。对进入批发交易市场的资格要有审查和限制，不具备资格的企业可以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交易。此外，还要组织一些大型批发贸易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在国际贸易方面，应该采取措施，防止抬价抢购和削价竞销，冲击国内市场。必要时可动用储备和筹借外资，组织进口国内受供给能力限制短期内一时上不去的短线生产资料，以支持国内价格改革。
3．立即着手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正竞争法，经过试行成为正式的立法，以制止垄断和其他非公正竞争行为，形成有规则的市场竞争。
4．在实现价格改革和硬化财务约束以后，将有一些产品缺乏销路、原材料没有保证和经营不善的企业面临破产的威胁。如果它们的职工生活缺乏基本保证，破产法在事实上将难以执行。因此，应当加快进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建立社会化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救济等制度。
5．具有独立性、自负盈亏的企业，既是市场信号的接受者，又是市场活动的主体，为了保证新经济机制有效运转，必须与价格改革相配合，大步推进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价格改革推出以后，现有的承包指标显然需要作较大的调整。要在作这种调整时，引导承包制逐步走向规范化，即不是一户一率地“承包”，而是实行税利分流、统一税率、税后留利和税后还贷的制度。同时，应当在国营大中企业中，积极推行以基金会、投资公司以及其他法人持股为主的股份制。股份制经营体制的改革，可以同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结合进行，例如，可以将国有资产的一部分以股票形式交给各个年金基金会分散持有，让公司用股息和红利弥补养老金支出。可以把部分股票出售给某些基金会。也可以将国有资产以股票形式拨付给大学和研究机关，形成它们自己的基金。不过，这类性质的改革，和目前已经发展起来的产权转让等改革相同，要以明确产权为前提，否则将会引起国有财产的大量流失。所以，当前就要迅速建立各级国有财产管理部门，进行清产核资和登记建账工作，为开展企业组织改革准备条件。
以上这些考虑，在具体做法上肯定有许多不完善甚至疏漏错误的地方，但我们反复考虑，贯穿其中的基本脉络，即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放开价格、改造企业、形成市场，却是我们整治双重体制造成的混乱局面、走出困境、进入坦途的唯一通道，而且它所带来的困难与风险，也是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一致的团结努力所能够克服的。
[1] 这是本书作者和李剑阁写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的研究报告。载《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5月30日；又见《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924—929页。
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1]
（1994年3月）
中国经济在1994年面临的形势，也许可以以一句话来形容：旷世的机遇和巨大的风险并存。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就必须以既抓住机遇，实现改革和发展的大飞跃，又避免太大的风险为原则。
我们之所以说当前中国较之其他国家有着更良好的机遇，是因为15年的改革和建设，已经为今后的大发展奠定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体制和物质技术的基础，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久受压抑的潜在活力正在迸发出来；特别是中共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人们期待已久的改革攻坚战，使中国经济获得了这样一种可能，即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克服仍然困扰它的若干深层矛盾。如果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得以顺利实现，我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走上持续、有效、高速发展的坦途。
然而，通向起飞和新的高涨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以往10年来的改革采取的避难就易的策略，有它的有利的方面。但与此同时，也在国民经济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部门留下了盲点，积累了一批矛盾。它们盘根错节，阻碍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其中尤其是通货膨胀和国有企业不振两项，不仅人民群众啧有烦言，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处理，还容易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
面对上述情况，有的经济学家主张采取一种可以称之为“以膨胀抑制衰退”的策略。他们说，通货膨胀虽然有害处，但由于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人们不免发发牢骚，却不会有人特别不满，也不会有人带头闹事。衰退就不同了。如果工厂开工不足，减发工资或者造成失业，就难免影响社会安定。因此，他们主张采取“松”的货币政策，为目前有困难的国有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和市场需求，以便维持它们的运转和工人的就业。虽然以保护国有企业为理由要求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说得振振有词，但我对这种说法实在难以苟同。原因是：首先，说通货膨胀不会造成严重社会后果是不正确的。物价总水平上涨对每一元钱所造成的贬值损失的确是相同的，但它对不同的人所造成的损害大小却截然不同。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经营工业不如经营商业，经营商业不如囤积居奇；在各种人群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工薪阶层，而从事投机活动的人们反倒可以浑水摸鱼，大发横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更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第二，用货币扩张缓解国有企业的困难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处境困难，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为了使它们从根本上摆脱困境，重现辉煌，只能靠下决心进行企业制度和整个经济环境的改革。企业的眼前困难当然也应当救助，但即使需要补贴救济，也宜采取“明补”的办法，而不应当用“大水漫灌”的办法普遍提供低息贷款（实际是负利息贷款），因为这样只能降低资金的利用率，形成通货膨胀→效率降低→通货膨胀加剧的恶性循环，甚至演化成宏观经济的通货膨胀和微观经济的企业衰退两害并发的疑难杂症。第三，上述政策建议所持的理论根据，即低失业率的维持只能以高通货膨胀率为代价的理论，早已被西方经济学断定为“菲利浦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误用。任何一本现代经济学教科书都会告诉大家，即使根据菲利浦斯关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负相关的理论，一个社会失业面的大小边界不仅依存于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它更重要的是依存于菲利浦斯曲线的位置：在有的经济中，为维持零通货膨胀率，需要付出极高失业率的代价；而在另一些经济中，在零通货膨胀率的场合，失业率也不太高，完全可以保持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所以，西方经济学家已经从用通货膨胀置换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滞胀”恶果中取得了教训，没有人再把通货膨胀政策看作医治衰退和失业的灵丹妙药，而是力图在促进技术进步、优化经济结构、加强竞争能力和注重人力资本开发等方面寻找出路。至于我们，除了力求更新自己的现代经济学知识外，更不妨从1987年“注水入泵法”缓解困难的设想最后引导到什么结果汲取一些教训。
既然如此，如今之计，还是应当重申1992年中期人们已经取得的共识：为了克服眼前的困难和避免更大的风险，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从这个方面看，目前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看来是不适当的。这种观点把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的原因归结为1994年多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同时认为防止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有效办法是放慢改革。这种观点之所以不正确，首先是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通货膨胀的压力从超量货币的积累到通过价格上涨释放出来有一个长达10个月以上的过程。一旦通货膨胀压力开始释放，就逐渐加速。我国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迟滞和增长加速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这种压力在1992年下半年开始释放，中间经过1993年7—8月加强宏观控制的阻滞而有所缓解，后来又因为1993年9—11月的货币政策放松而重新加速。市场经济的运作原理告诉我们，通货膨胀即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的直接原因总是在于货币的过量供应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脱节。不具备这一条件，任何个别商品的价格提高都不会导致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具备了这一条件，人们总能找到某种理由（如税率调整、利率变化等）提高价格，而且在价格已经基本放开的情况下，即使什么借口也没有，卖者提高价格也总是能够被一部分买者接受的。所以，想用放慢改革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和缓解企业的困难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相反，我国经济膨胀的压力和企业的困难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关键部门改革滞后和双重体制胶着造成的，采取这种南其辕而北其辙的做法来克服困难，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各方面改革整体推进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根据这一纲领性文件的精神拟定的各方面改革的实施方案，虽然还存在某些缺陷和漏洞，也是大体适当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改革措施能否真正落实。
组织落实1994年这样大的改革行动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一方面，经济体制是一个大系统，它的各个系统之间以及系统的各个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因此，各项改革行动之间必须密切配合。特别是打1994年这样的改革的攻坚大战役，各个方面军之间的协同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一个方面军甚至一个小分队的行动受阻，不能在指定时间到达预定位置，都会使别的部队的行动受到牵制，甚至造成整个战役的失利。拿1994年出台的财税、金融、外汇、企业、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来说，不论哪一方面的一个环节不到位，这个方面的经济体系都无法有效地工作；而一个方面的改革不到位，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也不可能有效地工作。以金融体制改革为例，它的基本内容是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投资体制改造为市场经济中的投融资体系，包括健全中央银行机能、实现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建立融资市场、实现存贷利率的市场化、建立政策性融资机构等内容。其中只要有一项不到位，其他各方面的改革都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比如说，各种新的金融机构都按照金融改革的实施方案建立起来了，但是，只要存贷款利率仍然由行政机关硬性规定，保持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状态，那么，建立起来的金融机构即便被叫作“商业银行”，也只能是新瓶装旧酒，徒有其表。这是因为，在人为规定低价的条件下，只能实行公开的或变相的配给制而不可能有通过市场自由交换的商品流通。这是一条不可改变的定则。在人为保持银行贷款的实际负利率的情况下，资金只能由某种行政权力分配。如果这时计划投资体制已经废除，那么情况会变得更糟。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行政资金分配在原则上要根据经过某种平衡计算制定的计划进行，而在既没有金融市场又没有投资计划的情况下，一切就都只能靠行政官员“拍脑袋”审批决定了。而社会融资体系不能有效工作，则会使其他方面的改革都难以取得成效，并且给经济体系的运转，包括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需要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根据情况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特别是在进行1994年这样的改革攻坚战的时候，由于没有先例可循，不可能要求各项措施事先设计得天衣无缝；也不可能要求在执行中毫厘无差，丝丝入扣。而且在预定措施的实施过程中，还会由于误解或利益冲突而产生变形和扭曲。当出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没有预先估计到的纰漏时，更需要及时采取有力的因应措施来加以解决。
以上这一切都说明，为了抓住机遇和避免风险，关键在于认真组织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在这里，坚强有力的指挥、监督、协调，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些工作做好了，全面改革得以取得初战的胜利，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就有了切实的保证。
[1] 载《改革》，1994年第2期。又见《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955—959页。
中国应当怎样应对全球金融危机[1]
（2008年11月）
我想对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因应的措施谈以下五点意见：
第一，这是一次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现在有这么一种舆论，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的危机，或者把它叫做“华尔街金融海啸”。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虽然这次危机源于美国，而且由华尔街触发，但是这不是一次美国金融体系的危机，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原因。
首先，从大的体系背景上说，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以后，世界的金融体系就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但是这个美元是受美国的黄金储备约束的；世界各国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美元又与黄金挂钩；各国都可以按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比例向美国兑换黄金。但是，1971年由于美国经济走弱，黄金储备减少，无力兑现，美元兑黄金的比例开始浮动。到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正式终止了美元和黄金的联系。
其次，美国经济战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内部失衡，核心的问题是储蓄率过低。刚才提姆·赖特（Tim Wright）教授在演讲里面用了很多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近年来，美国的总储蓄率降低到接近于0。于是，美国就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特性向全世界借钱，来维持一定的投资水平和高消费。
最后，以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的资本市场。当1996年12月格林斯潘接受一些经济学家如耶鲁大学教授席勒（Robert Shiller）的批评意见，在一次讲演中提出美国股市存在“非理性躁动”（irrational exuberance，现在往往译为非理性繁荣）后，世界股价应声而落。从此以后格林斯潘转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美国经济，结果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泡沫。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以后，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而且鼓励衍生工具的发展，放松对它的监管。90年代中期创造的一种衍生工具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到今年总规模已经到了6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6倍，衍生产品总规模达到53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0倍！
从短时期来看，美国经济显得很有活力。但实际上它所创造的大量“金融财富”只是纸面上的财富，甚至只是电脑上的一些符号，一有风吹草动，便会烟消云散。美国的这个深层的结构问题，通过美元的发行，五花八门衍生工具的出台，渗透到世界各国，使世界金融体系中充满了巨大的泡沫和黑洞。只要受到某种冲击的触发，都会引起世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次贷正是触发这一危机的引信。
第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和置身事外。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近来出现的困难是由“华尔街金融海啸”，或美国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原因造成的。我认为这种判断并不准确。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全球经济体系中积累起的种种问题不可能不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有所反映。事实上，近年来人们愈来愈被中国经济日趋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所困扰。这里所谓的内部失衡，是指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而外部失衡，则是指国际收支的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虽然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正好相反，却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具有类似的缺陷，因而表现出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性。
从中国方面来看，事情的根源还要从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说起。这种从苏联学来的增长模式的古典状态，是靠高额资源投入，特别是高额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指出过，西方国家这种由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利润率下降，工农大众消费不足，并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爆发，但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却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引进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它的极端形态——1958年的“大跃进”使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改革开放以后，用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而没有出现50年代出现过的严重问题，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采用了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内需的不足。
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的情况下，利用发达国家储蓄不足、消费旺盛的格局，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向它们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正如所有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那样，中国在成功地执行了这种政策十多年以后，出现了外汇存底大量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等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它的市场化。实行这种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但哪怕是认识到了，现存的利益格局还是使得这种改革很难进行。就中国而言，2003年以后，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就不断呼吁要实现人民币浮动和升值，但这种意见很难得到政府领导和大众的认同。直到2005年7月，人民币才开始缓慢升值。由于“爬行式升值”促成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导致热钱流入，更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在升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入市干预的办法，大量收购外汇，来抑制人民币升值。中国人民银行收购的外汇越来越多，收购的速度在2003年年初是每天平均收购约3亿美元，到了2005、2006年已经到了每天收购七八亿美元。今年最高点是4月，每天收购26亿美元。2006年10月国家外汇储备达到88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目前的国家外汇储备超过1.9万亿美元。
为了收购这么多的外汇，中国人民银行大致发行了15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形成了70万亿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虽然人民银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对冲，但是很难把它全部冲完。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也形成了大量虚拟资产泡沫。股市和房市价格双双飙升。2007年11月，中国股票市场的静态市盈率（P/E）上升到60—70倍，股票总市值33.62万亿元（现在只剩下9—10万亿元）。
第三，金融海啸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中国经济投资驱动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所暴露，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要求在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从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一直没有转变过来。21世纪最初几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已经完全收紧，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再持续下去了。2003年以后，出口需求驱动造成的种种问题也日益显现。等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各种矛盾都同时暴露出来，就使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显得特别复杂。
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泡沫的情况下，金融海啸一爆发，美元资产减值，或美国公司回救母公司使美元回流，都会使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虚拟资产突然消失，使流动性过剩转眼间变成流动性短缺。南方地区有些企业前几天还经营得好好的，资金链突然中断了。
（2）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5％，当其他国家特别是占我国出口20％左右的美国市场出现衰退，出口企业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做过一个分析，他们认为美国的增长率如果下降1％，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
既然金融海啸会对我们的金融体系造成这些直接、间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应该把这个困难估计得大一些，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
第四，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去分析应当采取的对策。
从短期看，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努力保持市场不至于崩溃。由于虚拟财富的大量消失，资产市场崩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股价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下降了70％以上，逐步释放了泡沫中的空气。现在更值得关心的是房地产市场。怎么防止突然崩盘，实现安全着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审慎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