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的看法是货币政策不宜于大幅度放松。当然，在流动性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为防止金融系统崩溃适当放松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也要防止过度放松。
在货币政策不宜于太松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松的财政政策来跟它搭配。此外还应该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货币和增加需求的办法来活跃经济和防止中小企业大批歇业。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中国政府除了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1800亿的国债投资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中小企业。例如，要求经贸委建立中小企业司，统筹扶持小企业的事务；同时要求各专业银行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决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10个百分点；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还帮助各地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钱，但对支持中国经济抵御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最近国务院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解除劳动合同各种情形所作的归纳说明、浙江把“地下钱庄”的借贷活动“翻明”“转正”等等，我认为都是很正确的措施。
另外，从对外政策上说，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趁此机会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时间有些国家提出来要与美元脱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办法，或者说是不是应该抛售美国国债。我同意一些学者的意见，覆巢之下无完卵。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在稳定世界经济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赞成中国政府公开表明的态度。这就是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通力协作，同舟共济，共度时艰。
从长期来看，对国内经济根本的任务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这是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中的一些由资源过度耗费造成的问题，对于环境造成的问题，由于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问题，以至于金融体系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在讨论“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以前出过两版，最近根据金融海啸以后的情况加写了一章，把2003年以来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特别是50人经济论坛在2006年7月的田横岛会议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作了概括。
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有的人把它叫做“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比如说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地区的储备货币体系等等。应当对这些做法的利弊得失做深入的研究，进行讨论和协商。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给美元的发行套上笼头，置于某种国际监管之下，而不能没有约束。
这次金融海啸对于美国和世界都是福音，如果它能使美国人认识到这样一种发展方式是持续不下去的，要和世界各国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健全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对于世界、对于美国都是有好处的。
第五，根本出路在于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够保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体制。
前面讲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至今没有能够实现转变。“十一五”在这方面提出的变革方向、要求采取的实际措施是正确的，可是转变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主要的问题在于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障碍，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使政府官员能够运用这种配置权力，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营造所谓“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政绩目标。
为了实现产业提升，一方面需要对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企业进行某些限制，另一方面应当加快新的、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现在看来它们的发展远远跟不上需要。现在对于新增长点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中国技术人才不足，中国人创新能力差，不具备这方面的比较优势，产业提升还不现实。我不赞成这种消极悲观的估计。虽然中国技术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高，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量上的扩张，因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术人员的绝对数早已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2007年研发经费也已经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考察表明，目前我国技术人员自主的发明为数不少，其中有些已经走到了前沿。但是这些发明的产业化，创造我们自己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却步履维艰。障碍在于目前这种政企不分的体制。在许多重要的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压制创新，阻碍新技术的产业化。这方面的事例所在多有，报刊上也有一些报道。不改变这种体制状况，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就很难破土而出，得到应用和发展，产业提升也很难实现。
按照“十一五”规划，产业提升有两条主要的路径：一个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从简单加工向研发（R＆D）、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务的方向延伸；另外一个是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但是为什么服务业的发展缓慢呢？正如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所说，重要的原因是服务业较之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高得多，而我们的制度环境不够好，首先是法治没有很好地建立，使中国服务业的交易成本过高。
总之，中国要转变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改革的推进。经济改革、民主法治建立等各项改革的成败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前景。
[1] 本文根据本书作者2008年11月2日在海口由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论坛上所作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它的增补稿曾发表在《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对如何走出宏观经济政策两难困境的思考[1]
（2010年8月）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2009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2010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2]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的。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万亿到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税收然后补贴给老百姓。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即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作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等阶级”（middleclass）的出现和壮大。所谓的中等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
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阶段和第三、第四阶段之间完成。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是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在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作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里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不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Foxconn），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TSMC），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于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已超过日本，列于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些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新技术的产业化往往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从而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发光二极管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发觉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是核心芯片，另外一个是液晶显示屏。为此，他们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得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风电就是这样。我们的领导机关提出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的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变。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讲了20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另外，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得不够，而这5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得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一年、两年，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一些很好的技术，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讯飞的语音合成技术在世界语音合成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曾经有德国专家对此产业链感叹不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机上都有可以读短信的语音格式。如果在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个语音合成技术就可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像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甚至于干脆就把创新给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条叫容许失败。当然，最根本的、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创新者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激励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推进得比较慢。这中间，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其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但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中共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国家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是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现在有些地方出现的问题不再是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所以，各级政府采取的方针应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目前比较普遍发生、各级政府需要注意“不为”的问题主要有五个：
第一，不要指定技术路线。哪种技术能够站稳脚跟和在竞争中胜出，是由需求方最终决定的，由行政机关指定技术路线往往会抑制真正的创新和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从而给产业带来实质性的损害。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行政评定的方法去决定谁是先进企业，谁是先进个人。第三，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从事什么职业，参与什么活动，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需要得到政府机构和行政长官的首先批准。如果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设立进入限制，那也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所以，市场经济原则叫“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最后，不要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例如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进行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1] 这是本书作者2010年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载《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10期；又见《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005—1014页。
[2] 我后来进一步指出，在这种两难困境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按住了葫芦浮起了瓢”的“跷跷板式的运行状态”：当政府采取刺激措施稳住经济增长速度时，会造成加杠杆和金融风险累积的结果；而一旦采取措施降杠杆，又会使增长速度下滑。面对这种情况，出路只能是在稳住大局、控制和化解风险、保证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依靠改革开放提高供给效率。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困境，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参见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第324页）。
警惕过度投资，寻求转型对策[1]
（2013年2月）
我在1998年和2004年两次在浙江多地包括温州做过全面调查。近年来，我也很关心温州的情况。我发现，温州现在面临的问题和可选的对策，和十年前几乎完全一样。所以，看来我们需要对这十年的历程做一些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据以筹划如何再创温州的辉煌。
我们先从十年前温州的情况谈起。
当时温州面临的问题是，在早期发展中依靠温州人的勤奋和闯劲支持的简单加工业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作出改变。面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很不同的应对办法。
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应对办法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和对选定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在政府的主导下，用增加投资、上建设项目的办法提高增长速度。
我们调查得出的结论和主流的看法不同。在我们看来，重振经济活动要靠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知识积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支持的集约型增长模式。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市场要提升，把早期的地方性的熟人市场转变成建立在非常明确的规则、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与之适应，政府的职能和施政方式也必须改变。
在温州早期发展中，政府基本上是无为而治的。市场契约的执行靠人跟人之间的亲属关系、乡亲关系维持。政府要做的事不多，顶多在有关部门派人来查办的时候，帮企业扛一扛，疏通一下，保护企业就是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必须履行更多的职能，如建立好的经营环境。所以，温州市领导过去被批评“不作为”，这种批评也是对的。
问题在于，政府在加强作为的时候，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情。比如对一些“骨干企业”实行“政策倾斜”，以低价给他们批地、给贷款。这种做法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不但不会帮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反而会造成妨碍。
我们的这些意见，写进了当时的调查报告。2006年出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也把这份调查报告作为书的附录收入。
在21世纪初期，用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以房地产投资项目建设为基本内容的“造城运动”。这种政府主导的旧型城市化背离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大方向，造成了许多问题。这方面的教训，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中共十八大要求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今年要拿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随后就要推出重要领域的改革。现在，一方面要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准备，另一方面还要注意维护推进重要领域改革所需要的宏观经济环境。
2012年以来，许多地方出现新一轮“造城运动”潮流，企图用海量城市建设投资拉动增长。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因为投资规模过大，信用过度膨胀，最终导致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今年1月出现的银行贷款规模达到很高水平、社会融资增加得过快等现象，就很值得警惕。如果这种盲目的“造城运动”不能得到遏制，我很担心这会使明年要推出的重要领域的改革遇到宏观经济环境上的困难。
对于温州来说，希望能够按照十八大指出的方向，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迈出一些重要的步子。这样，才能够使温州人旺盛的创业热情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发扬起来，再创温州的辉煌。
[1] 本文为作者2013年2月28日在“中国改革（温州）论坛”上的视频演讲，载《中国改革》，2013年第4期，原题为《寻求转型对策》；又见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5—116页。
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估量和政策建议[1]
（2015年9月）
1．当下我国经济形势的特点，一方面是靠海量投资驱动高速增长的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另一方面，尽管近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靠效率提高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常态还远未确立。
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能否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要求，建立起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和环境，以促进结构优化、提高效率，或者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面对这种形势，盲目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但也不能够盲目乐观。我认为，政府应当采取的方针，是在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决定推进改革，靠良好的经济体制和法治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及效率的提高。
2．目前，我国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债务总额达到GDP的250％—300％，已经积累了比较大的金融风险。个别企业资金链断裂、个别地方政府出现债券违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因此，防止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就成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效率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但是，与此同时，也需要采用一些短期政策措施来稳住大局，以便为推进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赢得必要的时间。这类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堵塞漏洞和化解风险；第二，是采取货币和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短期调节。
3．为了堵塞漏洞和化解风险，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其中包括：（1）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财政部向地方下达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额度置换存量债务，需要在较强的资本市场约束下进行。（2）要抑制回报过低和完全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例如各地不问效果、蜂拥而上的“铁、公、基”项目等。（3）停止刚性兑付，以便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风险。（4）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目前一项最重要的或有负债就是社保基金的缺口，数额很大，成为隐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拨付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但迄今没有具体行动。（5）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并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化大震为小震，使局部性风险得以暴露和释放，而不致积累成系统性风险。（6）采用证券化等手段，通过资本市场消化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7）努力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无效占用的死资产存量，例如各地“晒太阳”的开发区。
4．由于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出现突发性金融风潮的可能性，还需要以短期政策作为补充，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我认为，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是正确的，应当审慎地加以实施。
各国救助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资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由于人们都要“捂紧钱袋子”和保持流动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并没有太大效果。前一时期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达到支持实体经济的目的，却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胀，就是明证。因此，即使在需要采取适度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时，也应主要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不要变成了大水漫灌，进一步提升杠杆率，加剧风险积累。
增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意味着增加赤字。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财政政策力度还有一定的空间。增加赤字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倾向于更多地采用普惠式的减税。因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企业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缺乏信心，没有投资的积极性。近期汇率波动较大，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资金外逃也在增加，这也与信心不足有很大关系。需要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家们的信心。减税会对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有所帮助。当然，这不是主要的，还需要针对他们的思想顾虑和实际困难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例如纠正某些地方发生过的冤假错案，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来扭转这种消极倾向。
5．既然推进改革开放是克服当前困难和确立新常态的治本之策，切实推进改革，就变成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目标，要以此为标尺，总结十八大以来各方面改革的已有进展，切实推进进一步的改革。
早在十八大召开前后，就已经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比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是，各方面改革的进度差异很大。即使进展比较快的行业和部门，也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金融领域在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完善市场监管制度方面，就进展得很慢。最近发生市场波动以后，出现了股市注册制改革将要推迟的传言，引起了人们对改革放缓的担心。
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重要资源，并且在许多重要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如果国有企业仍然处在效率低下的状态，国民经济效率就很难得到提高。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较之前几个月的征求意见稿有一些进步，但是有些思路还不够清晰。例如，在国有企业定位和分类管理的问题上，就有和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不相衔接的地方。对于如何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要从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主的决定，也不十分清楚。这些问题都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6．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党政官员在创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强力反腐以来，党政官员“乱作为”的情况大为收敛，但“不作为”的情况却有所蔓延。这既是源于这些官员“为人民服务”意识的不足，也与官员职权不够明晰，使人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有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前说过，先治标后治本，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我觉得，在反腐高压势态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与此同时，要按照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加快建立党政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他们行使职权有章可循。
此外，对前期救市有一种批评的声音，认为有些做法限制了法人和自然人的财产权利，有违法治原则。这表明，法治建设和法治教育都还有待加强。
[1] 本文是作者2015年9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如何更好引领新常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研讨会上的发言要点。参见《改革大道行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9—262页。
七、维护社会公正，铲除腐败基础
市场取向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显现出鼓励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效果。极“左”路线下的普遍贫穷的死结被打破，在农村还涌现了许多年收入在万元以上的富裕户。但是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靠权力或者靠贿买权力致富的暴发户。其中最突出并引起强烈民愤的，是一批被称为“官倒”的人物。他们利用当时实行的物资分配和价格体制“双轨制”，倒卖统配物资或统配物资批文，在短时期中聚敛起成百万元、甚至千万元财富。
在80年代后期针对“官倒”问题的全民大讨论中，最先出现的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腐败这种在社会主义中国早已绝迹的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原因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激发了人们致富的贪欲，所以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是取消资源配置的“市场轨”，重回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取向改革固然使人们的致富贪欲提高和腐败行为增加，但是关闭市场，将使中国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认为，腐败是维持市场运转的必要“润滑剂”，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有一个共同误区，那就是断定腐败与市场经济共生。为澄清认识，本书作者担任主编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引入上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提出的寻租理论对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指出腐败行为的本质乃是凭借权力寻求租金的活动，而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则在于推进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我们组织了关于寻租行为与腐败现象问题的讨论，并且将讨论文章汇编成《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在1989—1999年期间三次重版。收入本书的《“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1988年8月）一文，就是为 1988年的寻租问题大讨论准备的综述。
尽管由于90年代中期改革，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从而使商品寻租活动大为减少。然而直到世纪之交，由于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有时甚至会有所加强，在金融交易、土地批租等领域以及在股票市场上的寻租活动还是愈演愈烈。1999年《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第三版出版时，它的序言就以《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1999年4月）为题，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是否会成为“寻租社会”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已经成为民心所向的潮流，但是，在旧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特殊既得利益的驱动下，中国仍然不能排除走向权力干预、腐败侵蚀、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为了抗击腐败和维护社会公正，我写作了一系列文章，本书选入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5篇，它们是《股市七题》（2001年3月）、《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2002年5月）、《保持社会公正是转型时期的一个尖锐问题》（2003年10月）、《既要实现机会平等，也要关注结果平等》（2005年1月）和《缩小收入差距要以改善初次分配为基础》（2011年6月）。
为了缓解结果的不平等，除了改善初次分配，还需要在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作出努力。本书选入的《关于完善公益捐赠法的建议》（2004年3月）、《社保基金为何“亡羊”，又如何“补牢”？》（2006年10月）、《公立医院公益性问题研究》（2011年11月）等3篇文章体现了我在这些方面所做的部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