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改革来说，我们就面临着坚决执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体规划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第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法治等多方面下手。保护产权、厉行法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行政保护、政商勾结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必须通过竞争政策的完善和执法体系的加强加以消除。
第二，党政领导机关要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等方面认真负起自己的责任。当前政府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现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改革要继续向纵深发展，更大范围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正面清单，真正做到企业和公民个人“法无禁止即可为”、党政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要力求披荆斩棘，通过深水区。目前国有企业依然掌握着大量重要经济资源，并且在许多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保持和强化这种格局难免压缩其他经济成分的生存空间，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的形成，并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难以提高。如何根据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现国有企业管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还有一系列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第四，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当前反全球化的潮流在个别群体中流行的情况下，中国必须积极落实中国领导人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建设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自贸试验区是具有全局意义的试验，其重大意义并不在于给予某些地区政策优惠，而在于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引和支撑，理论和实践必须携手共进。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年来，论坛同仁秉承公益性、独立性的理念，聚焦政策研究，对于中国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能有声、有为，贡献自己的一份思想力量。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征程中，我们仍将秉持论坛成立时的初心，兴独立思考，引源头活水，纳百川入海，为人民再立新功。
总之，改革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
[1] 这是本书作者为樊纲、易纲、吴晓灵、许善达、蔡昉主编的《50人的二十年》（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16页）一书所写的序言。
[2] 参见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3] 恩格斯（1890）：《致康拉德·施米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83页。
[4] 仅仅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举办了由中外知名专家授课、来自全国各地经济学者参加的“数量经济学讲习班”“国外经济学讲座”“发展经济学讲座”等三个大型讲习班。当时，由P. 萨缪尔森著、高鸿业译的《经济学（第十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和L. 雷诺兹著、马宾译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宏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几乎成了经济学家人手一本的必读书。
[5] “商品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俄语称谓，在改革开放初期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时，为了回避意识形态的风险，中国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称为“商品经济”。
[6] 参见邓小平（198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0、78页。
[7] 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
[8] 参见郭树清、赵人伟整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专题报告（1）：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同见上书，第16—23页。
[9] 吴敬琏：《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85年7月12日第五次草稿）》的意见］，见《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13—314页。
[10]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1页。
[11] 参见陈君、洪南（2012）：《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
[12] 参见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载《比较》辑刊，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2辑（总第77辑）。
[13] 参见吴敬琏（2013）：“当务之急：研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载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21—223页。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1]
（2018年9月）
非常高兴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年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年这个喜庆的日子，我想讲五点意见。
第一点，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认真地回顾这四十年的历程，总结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准前进的正确方向和路径，坚定不移，砥砺前行。
第二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和界定。我个人认为，这四十年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而且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去执行这样的任务。在这四十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得到较多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第三点，由于改革是在一个目标的指导之下曲折地前进，四十年的过程中就有很多波折和起伏，研究这些波折和起伏能够使我们提高对改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深度。
7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时，大家觉得总的方向应当是市场取向，当时的说法叫做“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由于我们跟经济学主流已经隔绝多年，基本上是用前苏联的那套政治经济学框架在分析问题，对计划经济的缺陷和市场经济的内容认识都不太清楚，于是出现了80年代初期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转向。
1984年总结了经验之后，认识进了一步。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当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存在不同的理解。经过80年代中期的反复讨论，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的建议》明确经济改革包含三项内容，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以及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节体系。通常被领导上叫做“七五三条”的体制，实际上也就是科尔奈分类法所说的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或称ⅡB模式。可是，1987年又改成了另外一个模式，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模式。按照科尔奈的分类，这就是间接行政控制（ⅠB）的模式。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都表明，这是一种不成功的模式。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
1988和1989年的风波以后，又出现一次曲折，一些人认为十三大的模式没有突出计划，要求改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不能改”，于是，正式的提法就变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在这个框架下，出现了三年经济衰退。
这次曲折促成了1992年的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实现了腾飞。
但是，2006年以后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就是一些人极力主张强化国家对市场的掌控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量，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不过这个曲折也促使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的历史性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60条”改革的行动纲领，这个行动纲领比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更加丰满、准确。确定改革的目标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336项改革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也是恰当的。
虽然经历了很多曲折，所幸的是，经过每一次曲折，我们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现在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作出的各项决定真正落实到位。
第四点，由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我把当前宏观经济态势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投资又造成过高的杠杆率和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就陷于两难困境：如果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率就进一步上升，使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而效率能否提高，归根到底又取决于改革能否得到切实的推进。说到底，要解决当前面对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决定，特别是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把它们规定的各项改革落实好。现在看来，落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第五点，建议50人论坛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336项改革措施的落实状况逐项进行讨论。我认为《决定》的顶层设计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也要调整。但是，只要是站得住脚的，就应当坚决贯彻落实。最近出现的某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今年年初有人说要坚持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纲领[2]，最近又有人说私营经济应当“逐渐离场”[3]。在我看来，这都是一些不谐和的声音。也许他们有自己的道理，那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辨明是非和达成方针政策上的一致。我们50人论坛应该在理清思想、推动改革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1] 2018年9月16日下午，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本文根据本书作者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2] 周新城：《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载求是网《旗帜》，2018年1月11日。
[3] 吴小平：《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今日头条”发布平台，2018年9月12日。
十、怀人和记事
一个人的思想见识进步，除了来源于自身的体验和观察，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他人言谈著作的启示乃至冲击。
本书作者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从众多师友那里获益良多。他们给予我的，不仅有充盈于他们言谈著作中的远见卓识，还有更加宝贵的科学批判精神和严谨缜密的治学态度。本书的最后一部分选录了14篇具有代表性的怀人记事文章，讲述了我对相关人物道德文章的评述和从中受到的启示和鞭策。它们是：
《一位坚持改革、百折不挠的经济学家——纪念孙冶方》（1984年9月）
《于光远：把崇高的价值观同实验科学的求实态度结合起来》（1994年12月）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1995年3月）
《以企业家的姿态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追忆母亲》（1995年5月）
《怀念张伯苓校长——兼谈基础教育不宜由市场导向》（2001年6月）
《敬悼“入世的哲人”薛暮桥》（2005年8月）
《“常怀千岁忧”的思想者——悼念王元化先生》（2008年6月）
《怀念一位正直、严谨的经济学家骆耕漠老师》（2009年6月）
《纪念一位坚持理想、勇于自省的“老派共产党人”徐雪寒》（2011年11月）
《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悼念挚友陆学艺》（2013年5月）
《〈民主的历史〉序言》（2015年1月）
《回望干校年代——徐方〈干校札记〉序》（2015年4月）
《执着专业精神，砥砺理论勇气——钱颖一、许成钢获奖贺词》（2016年12月）
《学习经济所先贤榜样，努力攀登科学高峰》（2019年5月）
一位坚持改革、百折不挠的经济学家[1]
——纪念孙冶方
（1984年9月）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然而在六十年代以前，系统地批评传统的理论，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尝试似乎并不多见，在这方面独辟蹊径的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他以1956年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从“总产值”谈起》两篇论文[2]为起点，从指导思想、分析方法直到各种经济范畴，批判地考察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体系。与此同时，大约从1959年的《论价值》[3]开始，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力图创造一个根本不同于旧体系的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孙冶方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是具重要的意义的。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呢？我有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应当看到，孙冶方披荆斩棘，首先突破旧模式，对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的有力批判，对于价值规律作用和流通过程的强调，对于只重数量（总产值），不重质量，不讲究效益的发展战略的批评，以及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重视企业的相对独立性、牵住利润的“牛鼻子”、提倡技术革新、反对“复制古董”等实际主张，都是对传统理论体系的历史性突破。尽管在不少地方这些新思想还受到旧观念的束缚，没有能够完整地建立新的科学体系，但是，瑕不掩瑜，他所作的艰苦努力，他提出的这些新观点，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开辟了道路。这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
有位经济思想史家[4]用处在封建制度同资本主义新旧交替时代的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创始人魁奈的业绩来比拟孙冶方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我以为这种比拟是恰切的。马克思说，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的学说体系虽然有着封建主义的外貌，这个学说体系本质上却是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废墟之上宣布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成立。[5]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虽然在某些方面还保留着旧模式的理论印记，却在本质上宣告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成立。
第二，在孙冶方的理论体系里反映新模式的新观念和反映旧模式的旧观念中，前者是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在不断加强和完善，后者是占从属地位的，并且在不断被削弱和克服。
只要对孙冶方的理论体系全面地作一番深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经济理论所包含的新思想和旧观点在分量上并不是半斤八两、一半对一半的。而且，由于孙冶方从来把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实践要求放在首位，而不让因袭的观念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得到满足，他的反映新模式的理论体系这个主导的方面，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发展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的。例如，他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在一些问题上有过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对社会物质利益追求的倾向。在出狱以后，他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在这方面不是“右”了，而是“左”了。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力求改正。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他曾坚决否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具有任何商品经济属性，但在最后几年，他根据实践经验修正了他早年的这种论断，开始承认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交换的产品具有一定的商品性。此外，他还修正原有的理论，开始承认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中有货币—商品和商品—货币的“变形”，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实现问题，等等。我们应当学习孙冶方这种尊重实践、服从真理的好学风。
第三，孙冶方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是他为守护真理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孙冶方是一位坚持改革、百折不挠的经济学家。他提出“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以后所受到的打击和迫害是十分严重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他的科学信念有丝毫的动摇。即使在身处囹圄的困境中，他还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洋洋四万言的长文，对“左”派的理论进行义正词严、有理有据的辩驳。前几年，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刮起过一股鼓吹旧模式、反对市场方向的改革的小台风。有一位国家计委的领导同志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对于旧体制的核心部分——指令性计划体制，只能加以“改进”，而“不能推倒重来”，还说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准则”。孙冶方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他一再说，对那一套计划体制决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在他癌症复发住院以后，还一直惦记着要写一篇文章到预定在无锡召开的“计划与市场问题讨论会”上去跟那位同志辩论。他在输氧、输血、输液的情况下坐在病床上写成的最后一篇文章[6]里明确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就是针对这种维护指令性计划体制的观点的。
第四，作为后来人，要沿着孙冶方所开辟的道路，继续为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科学而努力。当然，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应当有各种不同的学派，不能强求统一于孙冶方或别的什么人的观点。但是，孙冶方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就是一切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一切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孙冶方的学生，我们应当珍爱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发挥他的理论中先进的、正确的东西，克服那些由于历史局限所保留的陈旧的东西。我们研究孙冶方的理论体系中的矛盾，不是要苛求于前人，而是为了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依我看，即使到现在我们一些拥护改革、很有创新精神的同志也还没有达到孙冶方的认识高度。比方说，有的同志是从我国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水平还很低，来论证旧体制行不通的必然性和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必要性的，言外之意必定是，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主义产品的商品性就会削弱，中央计划机关就可以用指令性计划指挥全部经济活动了。这比起孙冶方直接从发达的社会主义导出价值的必要性，认为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价值作为分配社会劳动的工具会愈益发挥巨大作用来说，看来还落后了一大截。要达到孙冶方的认识高度并有所发展，还需做很多工作。我们要参加到经济改革的洪流里去，紧密结合经济体制变革的实践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 本文摘自吴敬琏（1984）：《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探索》，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69—185页；又见《吴敬琏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3—629页。《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文由本书作者1984年9月9日在苏州召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讨论会”上的发言的记录稿修订而成，原记录稿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集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5—266页。
[2]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发表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上，《从“总产值”谈起》发表在《统计工作简报》1956年第29号上。这两篇文章，是孙冶方以他在国家统计局为研究计划统计指标而召开的讨论会上的几次发言整理成的一篇文章的两个主要段落。这篇文稿后来收集在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题目是《价值规律和改进计划统计方法问题》，文末注明作于1956年10月。
[3] 载《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
[4] 黄范章（1983）：《论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中的矛盾》，载《经济研究资料》，1983年第11期。
[5] 马克思（1861—1863）：《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页。
[6] 孙冶方（1982）：《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载《人民日报》，1982年11月19日。
于光远：把崇高的价值观同实验科学的求实态度结合起来[1]
（1994年12月）
在我国经济学家中，像光远同志这样勤奋多产的恐怕屈指可数。仅仅收集到五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以下简称《探索》）中的文章就达221万字。当然重要的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内容。通观这五卷鸿文，再读一读近期发表的论文，如汇集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中的文章，人们不能不对这位老一代经济学家更新自己的理论，使之与时代并驾齐驱的能力而惊叹。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人们怀着很大的热情“换脑筋”，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论著，例如“干部必读”丛书中的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当时光远同志以在普及政治经济学知识方面的工作为青年读者所敬重。《探索》的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是1956年写作的。如果一个人只读过《探索》第一卷（1956—1965），那么他会误以为光远同志只是一位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者。从收集在《探索》第一卷的文章看，虽然他治学态度严谨，文字明白流畅，时常提出一些人们所未曾想过的问题来进行探索，不过从总体上说，并没有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可是，如果继续读下去，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1979年，光远同志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按劳分配”的公式右侧，增补了一个新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变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把商品生产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表明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重大的突破。而且他没有在这一点上驻足停步，而是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在80年代中期，他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各种具有“社会所有制”性质的财产关系这一重大命题。在近年来，光远同志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遗余力，为1992年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如果我们通读《探索》的第二卷（1975—1980）、第三卷（1981—1984）、第四卷（1985—1986）、第五卷（1987—1989）和近期的文章，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光远同志的理论观点与日俱新，始终走在我国理论经济学潮流前头，为我国改革提供了指导。这对一个从事理论工作数十年的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光远同志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除了其他的条件外，最重要的是光远同志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为了寻求真理而采取的正确方法。
光远同志是在解放初期以政治经济学的宣传者的身份出现在讲坛上的。当时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大林的基本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正像光远同志在《探索》的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所说，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写作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可以说为这门科学打下了基础”。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写的文章，大多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等的细化和延伸。20多年后，同一部书的后面几卷就表现出新的面貌。到了最近几年，同一作者的新的理论观点更成体系。如果这部书再出第六卷、第七卷的话，它们将与第一卷形成更加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光远同志的经济学研究与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经济学指导思想是唯意志论的，总以为客观经济过程服从于政府目标，可以由政府的意志，主要是政府领导人的意志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济学采取的基本方法是规范的，即不是讨论经济过程是什么样的，而是按照领导人的意图或者按照意识形态的定式为经济过程应当如何进行规定种种规范。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是和光远同志的思想路径格格不入的。
光远同志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他坚持这样一条座右铭：“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他认为，服从真理这一条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条，‘独立思考’就没有原则性了”。我们都知道，对于“服从真理”“热爱真理”等等，于光远同志的确是身体力行地做到了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范围和课题》（《探索》第五卷）一文中讲到过，从1952年算起的35年中，他对社会主义计划规律的认识经历了 4 个阶段的变化。（1）50年代初期：接受斯大林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2）1956年：纠正了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认识到有计划和按比例不是一回事。（3）1980年：认识到许多有计划的发展与按比例无关。（4）1985年以后：认识到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生活都可以有其整个社会组织性的计划性，同时继续探索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计划性。这是光远同志不倦地追求真理的一个事例。
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为了探索真理他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用现在通行的说法，就是实证的方法。
在青年时代光远同志曾经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因而对现代自然科学所用的方法是十分熟悉的。我还清楚地记得1961年开始为光远同志做助手时，他给我们几个青年经济学家详细讲解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工具》[2]时的情形。他对这本奠定了近代实验科学方法论基础的古典著作的讲解，真可以说是如数家珍。而且在工作中，他对我们论述问题的逻辑推理是否符合实际，也总是严格要求，毫不放松。正是由于有着追求真理的真诚愿望和探求真理的正确方法，才使他能够排除种种干扰，抛弃因袭的成见，使自己的认识向真理靠拢。
[1] 见齐翔延编（1995）：《科学攀登的历程：评介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8—301页，原题为《把崇高的价值观同实验科学的求实态度结合起来》。
[2] 《新工具》是英国宫廷高官、哲学家和散文作家培根（1561—1626）的一部论述科学方法的重要著作。在写作此书之前，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强调掌握对自然的确切知识，是驾驭自然、使之为人类造福的前提。然而他认为，从古希腊的理性科学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都认为知识来源于运用人的理性对不证自明的天赋观念进行的演绎推理，否认感性经验才是知识的泉源，这必然导致用人类习以为常的偏见去解释自然现象、立足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使用混乱的语言和盲目追随公认的学说体系等心灵“幻象”（idola）。这类“幻象”，就成为获得真知的障碍。为了扫除这类障碍，他在《新工具》中提出了一套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对自然进行探查的方法程序，即首先要不带偏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观察材料，包括从有控制的观察即实验得到的材料，然后运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分类、鉴别和提升，从而归纳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培根在推进科学方法革新上的贡献，把他誉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恩格斯（1844）：《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3页］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1]
——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
（1995年3月）
为了纪念我的老师和挚友顾准的80诞辰，我最近重新研读了新近出版的《顾准文集》[2]。重读他的遗文，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但在河南息县、明港劳改队中和他同窗共读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而且觉得他好像仍然活着，正在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地发表议论。
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1956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1963年他重回经济所到 1974年12月他因病辞世。特别是1968年到1972年期间，我们两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我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群众活动”的机会和顾准通过巧妙斗争取得的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怀着“为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这样一个当时使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认真研究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历史，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顾准对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因此，我是从他那里受益极多的。不过，现在我主要不是要表达自己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感激，而是讨论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业对我们的改革和我们这些改革的参加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鲜明个性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对于他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都还只能说是顾准的外部特征。如果要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问题。顾准对它们一一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正如王元化为顾准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所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3]这种充盈于他的著作中的真知灼见，无疑来自他不畏艰险、放言无惮的科学批判精神和艰苦卓绝、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支持顾准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勇往直前，坚持对历史轨迹和人类未来进行无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议论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的危险，顾准是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来探讨“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而且当时顾准的生活环境是十分艰难的，缺乏研究和写作的起码条件。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待”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就抓紧读书，认真地思考问题。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的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一点光和热。
只从表面上观察顾准，会觉得顾准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因而能够完全客观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也有人说，顾准的特点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确，顾准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舍弃；不管是有多大权势的显贵，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例如，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经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因而对于革命怀有深厚的情感，始终认为革命“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当他发现自己曾经拳拳服膺的某些信念包含着谬误的时候，往往陷入极度的痛苦。但是当他发现革命理论的失误和革命队伍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总是毫不容情加以揭露和批判。[4]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振兴，热烈期待着“我们自己的‘神武景气’的到来”。然而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阴暗方面，如唯政治权威之命是从的“史官文化”[5]，鼓吹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的“黄老风格”[6]，他都义愤填膺地加以声讨批判。他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对于被看作民主制度的极致的直接民主制，他却斩钉截铁断言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对于大国是不可行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腊化世界中与东方专制主义相结合，或者在雅各宾专政后继之以拿破仑独裁。
然而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冷峻孤傲的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
人们也许以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个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7]，“不是禄蠹，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8]，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9]。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10]。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我从同顾准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他的严肃冷静的科学精神、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艰苦勤奋的工作作风，无一不是由对人民的热爱所孕育和支撑的。于是构成了他的貌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同出一源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例如，在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词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对我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意。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但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裹挟下揭发过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划清界线”的亲友子女，却总是怀着体谅的态度，或者从社会原因来为他们作辩解。例如在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由于他的妹妹和妹婿（当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阻止，顾准不能和年近九十高龄的妈妈相见。当时大家对他的妹妹和妹婿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满。顾准却说，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曾经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顾准在30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路线”的“内奸”，使他百口难辩。很久以后，随着周扬[11]的解脱，顾准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对于他的这位老朋友却多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朋友的凄苦处境，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饭菜，约他共餐。我当时很不以为然。顾准却说：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这种古怪的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审干”做法造成的。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这种悲惨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才对，怎么可以苛责呢。
顾准嫉恶如仇。对于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虽然事隔几千年，仍然严词指斥，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左”派理论家、政治家，他义正词严地宣言：“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12]可是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民的苦难，满怀同情，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时候，也伤心落泪，边读边哭。在看到别人被强加上莫须有的政治罪名时，他会不顾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出来打抱不平。在议论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时，他想到了“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13]。他在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维护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点牵连。“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想的毒害和为形势所迫，同他断绝往来，“划清界线”。顾准对这一点深感痛心。然而他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最珍惜、准备以生命来捍卫的东西。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经济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准在一份文字报告中作出“承认错误”的表示。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还是签了字。签字时顾准哭了。他对我说，在认错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事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已经成为顾准的天性。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打开行军床休息”。那是顾准临终的一天，由于癌肿对气管的压迫，他早已说不出话，当时他的病情更是已经进入了危急状态，一呼一吸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大约11点钟的时候，他看到我还在床边，便挣扎着用手势，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要我休息。只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他就停止了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