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14]，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结果的问题，顾准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为了解答在这种探索中遇到的东西方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他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回到北京以后，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书籍，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
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浊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改革确实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在这种时刻，我想我们知识界尤其需要发扬顾准那样立志为世界人民服务而不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的精神，为大众的利益、为推进改革而奔走呼号。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个人主义的问题。现在似乎有一种误解，以为既然旧体制下当权者往往用所谓的“整体利益”压制平民百姓的发展个性和增进物质福利的要求，我们今天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依归，把利己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改革的精神武器，把承认人的价值化为对金钱价值的顶礼膜拜。在某些错误观念的误导下，鄙薄崇高、崇尚卑鄙成为一种时尚。以损人利己为荣，以不择手段地敛财致富为务，对社会正义和公共道德弃若敝履，把靠掠夺公共财富起家的暴发户看作改革者的典范，把厚颜无耻地倡言市侩哲学与思想解放等量齐观，把弄权“寻租”同正当的经商牟利混为一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人生的第一要义，利己主义被说成是时代的思想旗帜。的确，顾准也说过，有一种个人主义曾经是历史上积极进步的因素。不过，顾准所认同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个人主义，而是“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的那种个人主义。”[15]顾准曾经自陈，他“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16]，尤其倾心于这种文明的先驱——希腊城邦文明。然而他却为希腊世界由于个人主义膨胀而造成的种种败德行为而黯然神伤。他说，“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希腊在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了。”[17]这种迷惘甚至使《希腊城邦制度》的写作一度“卡壳”[18]。可见顾准对个人主义绝不是全称肯定，而是有批判、有选择的。人民大众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处境的要求显然无可指责，但是，争取更多的物质消费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别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有更高的追求。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9]应当说，顾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就是对顾准的最好纪念。
[1] 这是作者1995年3月1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读书》杂志，1995年第5期；又见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21—329页。
[2] 顾准：《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本文以下引文都根据这一版本。
[3] 王元化（1989）：《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见《顾准文集》，第225—227页。
[4] 顾准（1973）：《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见《顾准文集》，第404—406页。
[5] 顾准（1973）：《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同上书，第348—353页。
[6] 顾准（1973）：《老子的“道”及其他》，同上书，第384—385页。
[7] 顾准（1973）：《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见《顾准文集》，第288页。
[8] 顾准（1973）：《老子的“道”及其他》，同上书，第379页。
[9] 顾准（1973）：《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同上书，第311页。
[10] 顾准（1973）：《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同上书，第367页。
[11] 周扬（1908—1989），“左翼”文艺活动家，1935年任中共上海局书记，倡导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后任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被打成“从三十年代一直贯穿到六十年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叛徒、特务，并被投入监狱。1975年在毛泽东批示对他“从宽处理”后获得“解脱”，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2] 顾准（1973）：《辩证法与神学》，见《顾准文集》，第424页。
[13] 顾准（1973）：《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同上书，第365页。
[14] 见《顾准文集》，第63—222页。
[15] 顾准（1973）：《老子的“道”及其他》，见《顾准文集》，第379页。
[16] 顾准（1974）：《论孔子》，同上书，第398页。
[17] 顾准（1973）：《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见《顾准文集》，第287—288页。
[18] 陈敏之（1988）：《顾准传记》，同上书，第447页。
[19] 鲁迅（1934）：《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2页。
以企业家的姿态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1]
——追忆母亲
（1995年5月）
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为人子女的人来说，自己的母亲总是代表着一种伟大的、值得缅怀的精神。但是每一位母亲的精神的伟大之处又是各不相同的。母亲去世后的一个月来，我一直在思索什么是我们的母亲特有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学习。母亲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她具有向着自己树立的目标不断进取的坚强毅力，她刚正不阿，原则性很强。她的工作作风干练明快。在处理家庭生活和经济问题时精于运筹和克勤克俭，也是有口皆碑的。在她的特立独行中贯穿着一种特别的精神。我一直在考虑怎样对她的这种精神作出准确的概括。我想到过，如果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可以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精神”即“理性主义精神”。如果用斯大林的话来形容，则应当叫做与“革命胆略”相结合的“求实精神”。我现在想采取一种比较“中性”的说法，把它界定为“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学中的含义，大致上可以说是“用预先谋划和可以计算的方式从事创新活动，以谋求结果的最大化”。
母亲一生有三个基本的追求，这就是：第一，谋求妇女解放；第二，争取民族富强；第三，向往民主法治。她之所以怀有这样的人生追求，自有她特殊的原因。我们的外祖母按20世纪初的标准而论，是一位十分开通的知识妇女，在20世纪初创办过重庆的第一所女学堂。母亲从小在外祖母的熏陶下，认为妇女应当有和男子平等的地位。我们的曾外祖父在重庆开埠通商之年（1891年）把在日本的一家火柴厂迁回重庆，建立了四川省第一家近代工厂。外祖父俩兄弟，一位是为争取川汉铁路路权而斗争并引发了辛亥革命的保路同志会的副会长，一位则兴办过各种实业，担任过中国银行四川分行的行长。母亲生长在这样一个两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谋求民族经济的发展成为她当然的人生追求。此外，按照所受的教育来说，她是一位职业律师，要求依法治国自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谋求妇女解放、争取民族富强和要求民主法治，可以说是当时一代进步青年的共同追求，这并不是母亲个人的特点。我觉得，她的特有精神在于以企业家的方式、以企业家的姿态去实现她的人生追求。
就拿谋求妇女解放来说，她从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时就是一位进步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和自己在妇女运动中的朋友们不同的是，她不是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和进行政坛斗争上，而是放在为妇女解放做实事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她作为开业律师，常常为被虐待、被遗弃的妇女免费打官司，并在《新民报》为《新妇女周刊》撰稿和主持《法律问答》。同时她深深知道，妇女没有自己的职业生活和独立地位就很难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而家务负担又往往使职业妇女内外交迫。为了解除职业妇女的后顾之忧，母亲和一些朋友组织的妇女文化促进会1935年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母亲自告奋勇担任这个托儿所所长。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母亲身为《新民报》的经理，虽然业务繁忙，她还是在南岸创办了一所“七七托儿所”，自任所长。在主管这两所托儿所时，她发挥了自己作为企业家的组织才能，把它们的保育和教育管理得井井有条。
在保持独立的经济地位的问题上，她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在母亲同我继父陈铭德结婚时就有明文约定，婚后夫妇分别拥有自己的财产。作为精明能干的理财家的她，有自己的独立财产，掌握着家庭的实际财权。这种做法在旧中国显得十分特别，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妇女运动的领导人讨论如何保障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的平等权利时，周恩来总理曾经援引母亲的事例说明，争取妇女的平等地位不能靠提口号，争名分，重要的是要在经济上独立。他说：你们看看邓季惺。谁掌握着财权，谁就有独立地位。
在1937年正式放弃开业律师的职业，参加《新民报》的领导工作以后，她努力掌握刚刚传入中国的“科学管理”理论，从此以报业经营管理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办好报纸，壮大它的实力，成为她在旧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为实现民主法治斗争的特殊方式。《新民报》是1929年由我的继父陈铭德和我的生父吴竹似等几个不愿秉承上峰的旨意写文章的国民党中央社的青年记者办起来的一份小小的同人报。开始时每天才销几百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宣传抗日救国，销量有所增加，但是经济状况仍然不见起色。我生父吴竹似是文章高手，继父陈铭德善于团结文化界才俊之士，也能折冲樽俎，与官方人士相周旋，但他们都不善理财。母亲参加《新民报》以后，很快将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使科学管理成为《新民报》的重要传统。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她只身飞往光复地区。以每个月办一个报社的高速度和高效率做好了南京、上海、北平三地《新民报》复刊和创刊的全部准备工作。这张报纸后来之所以能成为拥有包括重庆、成都在内的五社八报的旧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成为国统区能够反映大众呼声的重要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亲的企业家才能和苦心经营。
她这种励精图治、办一件事就要把它办好的态度，不只是对她自己拥有的企业而然。1952年北京《新民报》改组为《北京日报》以后，她担任《北京日报》顾问。这时，她就像当《新民报》协理时那样，帮助《北京日报》建立起各项业务制度。在1957年以后已经没有企业可管的情况下，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餐厅。她就像管理新民报集团一样，把她的才能和精力用到办好这个餐厅上去。不但帮助制定了餐厅的各项管理制度，而且亲自设计和定制炊具，亲自动手做四川泡菜，把这个餐厅办成困难时期政协委员们补充营养和“打牙祭”的好去处。
不过，仅仅说母亲具有企业家的理财和聚财能力，并不足以概括她的全部精神。记得1991年我应江苏人民出版社之约，为《我的经济观》撰文时，我在初稿中写到：“我母亲邓季惺是旧社会一位有名的理财家。”她对这个评语颇有一些意见，对我说：“我难道只是一个‘理财家’吗？”后来我把这句话改成“她是旧中国一位有名的理财家和社会活动家”，她才表示释然。现在社会上对“企业家”颇有一些误解，以为那些在转轨过程中趁乱发财的暴发户就是所谓的“企业家”。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被看成是“企业家气派”。这种冒牌的“企业家精神”是跟她的精神格格不入的。
1．她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在旧中国，当局对于报纸采取以政治态度画线在经济上区别对待的政策。譬如说，你采取亲国民党、至少是“小骂大帮忙”的态度，你就可以得到官价外汇，如果你不听话，那么只能到黑市上用高价去买美元。也有人向我母亲游说，何必那么认真，放乖巧一些，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可是母亲对这类在她看来有悖于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说辞，一概加以严词拒绝。
2．母亲平生克勤克俭，最见不得铺张浪费的行为，把可以节省下来的钱都投到发展事业中去。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新民报》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不管是报社的办公设施还是我们家的居住条件都还是因陋就简。她把一切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收集起来，到日本购置了二手轮转机，使《新民报》能够用当时相当先进的印刷机器装备起来。从1945年创办上海《新民报》直到1948年被迫逃往香港，作为报社最高负责人的她都住在圆明园路报社办公楼里的一间简陋的宿舍里，她自奉甚薄，在大处却并不吝惜钱财。直到去世，她在家里，旧的信封都要翻过来用，洗脸水都要存在桶里，用来冲马桶。这并不是因为她没有钱，而是把尽量积累作为保证企业在竞争中能够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习性。认为节俭和积累是较之生活享受重要得多的事情。正像有些人说的，“邓季惺一辈子有钱，一辈子从来不乱花钱”。
3．她并不把积累财富看做人生的最终目的，而只是看做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的手段。1948年刘邓大军渡过黄河以后，人民解放军每占领一座城市，国民党政府立即派空军进行轰炸，特别是解放军占领开封以后，国民党政府派多批飞机轰炸，造成了平民的大量伤亡。当时母亲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她就此对国防部部长何应钦提出质询，并联络了30多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提出临时动议，要求禁止在内战中轰炸城市。她还通过《新民报》刊登消息，揭露这种残害人民的行径。当她采取这些行动的时候，显然知道这会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何种反应和对《新民报》可能造成的后果，但是她义无反顾，进行抗争。果然，这激怒了立法院中的反动分子，对她进行围攻。而母亲明知进行正面冲突会遭致报复，使她赖以安身立命的财产和事业陷入危境，但她还是在一片“匪谍”“第五纵队”的叫骂声中走上台去，与这些反动分子面对面抗争。结果导致南京《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她本人也受到逮捕，只得逃往香港。
总之，我以为母亲的最重要的精神特征，是把对自己社会理念的执著追求同企业家的精明计算和勇敢创新结合在一起的。我认为这种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求实态度和顽强拼搏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的性格特征，是最值得作为子女的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
[1] 这是作者1995年9月16日在上海《新民晚报》和《北京日报》联合召开的“邓季惺先生追思座谈会”上作为子女代表所作的讲话，见《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619—624页。邓季惺（1907—1995），原名邓友兰，执业律师、出色的报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1937—1949年，任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新民报》的副总经理和重庆、成都、上海《新民报》经理，推动了该报系的管理现代化。1948年，由于作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在立法院抨击国民党空军轰炸开封等被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城市的行为，被国民党政府定为“共产党的第五纵队”，遭到通缉。1949—1954年期间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7年，因为主张新闻自由和实行法治被划为“右派”。1978年“改正”后，任上海《新民晚报》社顾问、首都女新闻工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
怀念张伯苓校长[1]
——兼谈基础教育不宜由市场导向
（2001年6月）
张伯苓校长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半个世纪了，然而他的学而不餍、诲人不倦的精神依然和我们在一起。在纪念校长逝世50周年的日子里，他60年前一次讲话的声音仍然在我的耳边回响。
我是1941年秋季考进重庆南开中学的。那一年的开学典礼上由张伯苓校长亲自主持。他的讲话从“我为什么办南开”讲起，申论南开的办学宗旨。这次讲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张伯苓青年时就读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在北洋水师服役。作为北洋水师的一名下级军官，显然早已对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败于实力不如自己的日本海军，以致全军覆没，威海卫总部也沦于敌手而深感痛心。1898年，日本占领军将威海卫和刘公岛交还给中国。然而清政府迫于英国的压力，转手之间又将两地拱手租让给英国。张伯苓校长说，他当时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奉派随船前往刘公岛接收，亲眼目睹了先降日本旗，升起中国的龙旗，接着又降下龙旗，升起英国旗。这屈辱的一幕使他悲愤填膺，深感再不救亡图存，行将亡国灭种。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结论：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重建海军与列强周旋，而在于兴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所以立志终身从事教育，造就新的人才。于是他弃武从教，先在严范孙先生的家馆里教授西学，然后1904年与严范孙先生在天津南开创办新式学校，取名“南开学校”。正因为张伯苓办校宗旨端在育才救国，沐浴这种精神的南开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者，爱国爱群之公德；‘能’者，服务社会之能力”）为校训，培育学生努力增能，尽心为公。
最近几年来，政府提倡教育改革，打破了学校一律官办的老规矩，各地涌现了一批民办学校，与官办学校相竞争。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在民间兴学的潮流中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出现的一些现象却使人不无隐忧。使我特别觉得不舒服的是有些地方办起了一种名为“贵族学校”的中等、初等乃至学前教育机构。这种学校往往以堂皇的建筑、豪华的设施、安逸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预期升学率相号召，吸引望子成龙的家长斥巨资送子弟入学。每当听人讲起这类故事，我就会想起自己在重庆南开中学求学的经历。
当时在重庆这个抗战时期的“陪都”，也有人把南开中学称为“贵族学校”。重庆南开的确教育了大批社会精英，仅在大陆的校友中两院院士就达数十名之多。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直到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的“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的“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南开中学是以对课业的严要求出名的。初中部（男生）一年级五个班、二年级四个班到三年级只剩三个班。一年“刷”（淘汰）掉一个班。一般而言，两门课不及格就要被“刷”（淘汰）。而品行或体育只要一门不及格就会被“刷”。我自己在一年级上学期就差一点因为体育没有“达标”而被“刷”，后来靠其他功课成绩优良和承诺每天晚自习后跑800米才被允许升班续读。要求学生培养起高贵的道德情操、强健体魄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追求，才是南开号称“贵族学校”的真正含义。
据我理解，南开的教育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绩，首先是因为张伯苓把自己办学的目的明确规定为培养学子“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我对于当今十分走红的口号：“实现教育产业化”是怀有疑问的。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一提法也多少有点古怪，因为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类，教育机构本来就和服务业乃至行政机构一样，属于第三产业，不需要再来一个“产业化”。看来人们之所以强调要实行“教育产业化”，无非是要把教育机构都办成盈利性的事业。对于这种要把所有的教育活动一概变成盈利性活动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教育分为许多不同的门类，其中一部分提供一般的技能训练，是可以商品化、市场化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例如基础教育，具有经济学所谓“外部性”，就是说它提供给行为者本身的效益远远小于提供给社会的效益，这类教育活动就不应当由市场导向。再如古文字学的研究能够帮助古代史的研究，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品味，但是很难由此取得高额的直接经济回报。如果要以盈利高低为取舍标准，这类专业只有关门大吉，那么以后要物色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的学者只好到外国去找了。我国教育思想的另一种偏差，可能是与过去的苏联教育思想影响有关的。这就是把社会和人的关系看作是机器和螺丝钉之间的关系，专业分得很细，学生的知识面非常狭窄，认为只要精通专业技术就行了，而不注意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技能，但是对社会却没有科学的完整的理解。我遇到过一位从“中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竟以为MIT只是一座“工科大学”，而不知道MIT之所以负有盛名，不但因为它有最好的工科专业和理科专业，而且因为它有最好的社会科学专业和人文学科。在后一类专业中，有几个系科的学术水平是居于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前列的，其中一个是经济学系，另外一个是语言学系。如果不区分情况而一概提倡市场导向将会使整个社会文化沦落。而如果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重技术而不讲操守，不讲道德，以粗鲁为荣，以升官发财为务，那么整个社会将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正常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系。不少人指出，目前我们不少学生过于急功近利，过于浮躁，放松了对基本素养的提高，这在专业选择和学习重点上都有表现。我认为，这些都是与上述错误认识和错误导向有关的。
[1] 选自李群林、丁润生主编：《张伯苓与重庆南开》，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116—119页。同见《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月17日；《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629—632页。张伯苓（1876—1951），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与曾任晚清学部侍郎却积极倡导新式教育的严修（号范孙，1860—1929）合作，从1904年开始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等南开系列学校。严修校父和张伯苓校长手订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和“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教育方针，创造了中国近代民办教育第一个成功范例，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抗日战争期间南开大学南迁，随后在昆明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成立大师云集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张伯苓与北京大学的蒋梦麟校长和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共同担任学校的领导。他们三人和衷共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把西南联大办成了世界第一流大学，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敬悼“入世的哲人”薛暮桥[1]
（2005年8月）
7月22日，中国经济学泰斗薛暮桥走完了他101年的人生历程。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上海授课。回首过去46年的前尘往事，从1959年为准备全国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和张卓元一起被分配做他的临时助手，到1984年8月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向薛暮桥总干事报到，开始了在经济研究中心（后来是发展研究中心的组成部分）20年的工作，再到十多天前到北京医院与他作最后的告别，不禁感慨系之。
经济思想史专家海尔布鲁纳（Robert Heibroner）把那些彪炳史册的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称作“入世的哲人”（Worldly Philosopher），来表彰他们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建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也正是一位“入世的哲人”。
薛老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起于他在“社会大学”（包括薛老作为政治犯被关押的“监狱大学”）中自学成才，最后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第二个段落起于他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转行参加实际经济工作，并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第三个段落包括“文革”结束后的整个改革年代，他由一位为市场化改革鼓与呼的经济学家，进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位重要的设计者和推动者。贯穿这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他所始终秉持的，是异乎寻常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
正由于这种态度和精神，薛老不但在每一个阶段都尽力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能够总结经验，提高认识。这使他在生命的最后30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抗日战争爆发前，薛老作为左翼经济学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参加了左翼经济学家主流与其他理论派别之间关于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论战，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虽然从现在的观点看，这些年轻的左翼经济学家他们当时提出的理论和对不同观点的批判并非无可挑剔，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所作的深入调查研究，无疑对整整一代人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进入抗日根据地以后，薛老转做实际工作。他很快就成为一位娴熟的经济管理专家。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长期担任中国经济工作领导人的主要助手，经历了统一财经、平抑物价、“三大改造”和“大跃进”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战役。
然而，在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时期以后，他对僵硬的经济体制以及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的怀疑，愈来愈演化为挥之不去的忧思。这种惶惑和不知所从的状态，在“文革”中出现了转机。“五七干校”的生活单调乏味，然而，它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冷静思索、总结既往的机会。薛老跟我们讲述过他在干校一面劳动、一面认真思考“十七年”经历的往事。这种思考的结果，是年届七旬的薛老的大彻大悟，为思想和生活找到了新的方向。
在“文革”前的时代，我和不少年轻同事一样，对于一言一行都力求“中规中矩”的薛老，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文革”结束以后，他给我们的印象完全改变了。当时，他宣布要向他的“老弟”（孙冶方）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的确说到做到了。他思想活跃，决不因循老经验和旧教条。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在国家计委的“顶头上司”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薛老不顾这位领导位高权重，仍然顶住压力，犯颜直谏，批评了高指标、高速度的发展方针。
他曾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的积极参与者和“三大改造”经验的最重要的阐述人，然而他最早指出“三大改造”片面追求所有制纯粹、单一的失误，也最早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是正途。他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担任过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是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物价工作方针的忠实的执行者。但当他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自由浮动的价格体系时，便坚决主张“打破僵化的价格体系”，实现价格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中国改革应当市场取向，以后虽然多次受到批评指责，却不改初衷，始终坚持。
在最后30年的岁月里，薛老不仅在理论上明确坚定，而且利用自己对经济实务极为熟悉的优势，在我国市场化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上，顺理成章地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得力帮手。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银行、外贸体制改革方案，就是薛老一手主持制定和帮助领导组织实施的。
薛老走了，但他的理论建树、精神风范和由他开头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新体制，都是人民珍爱的宝贵财富，将会永远传下去。
[1] 载《财经》2005年第16期（总第139期），2005年8月8日；又见《吴敬琏经济文选》，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262—264页。
“常怀千岁忧”的思想者[1]
——悼念王元化先生
（2008年6月）
早就得到许纪霖教授的知会，元化先生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已经发出病危通知。乘4月下旬到上海授课的机会，前往医院探视。17日下午在陆家嘴的中欧金融研究院讲完课，就直奔浦西的华山医院。出乎意料的是，元化先生虽然早已靠输氧、输液维持生命，但却思绪清晰，平稳沉静，完全不像一个正挣扎在死亡线上，随时会离我们而去的病人。
元化先生先询问了我太太以及元化先生所器重的青年学者李波的近况。想起还没有给过我今年刚出版的两册“清园丛书”，便请陪伺的妹妹拿出赠我。他略有一点凄然地说：“这回我没有办法写字签名了。”接着，谈话就转入了“正题”，也就是他此时此刻最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到底怎样？在我讲了自己的观察判断后，元化先生说：我看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马克斯·韦伯指出过的“工具理性”膨胀问题。人们把理性当作实现物质欲望最大满足的工具，而不承认它有自我存在的理由，因而泯灭了对于文化的渴望和对于理想的追求。一些年轻人只满足于房子、车子等物质享受，而不关心我们的社会走向何处。接着元化先生说，还是有些人在做工作。最近，林毓生先生组织把他的一些文章翻译成英文，还要开一些研讨会。许纪霖他们今年要在华东师大召集思想史研讨会，林毓生先生也会来做演讲。这些工作，是会有好处的。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二十来分钟。元化先生的姐姐过来说，他现在谈几分钟的话就会疲劳得不行，今天高兴，恐怕谈得太久了。我这才觉醒到，这可不要是“回光返照”啊。我们刚停止谈话，元化先生马上睡着了。可是只睡了十来分钟，他又醒来，殷殷和我道别。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过去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有杰出表现的文人像李白，常常有矛盾的性格：一方面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另一方面又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眼前的元化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师，在他生命的尽头，充满心头的忧思，并不关乎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中国和整个人类未来的牵挂。
其实元化先生是一直持有这样的态度的。他研究中国传统文献，研究莎士比亚，读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编辑《学术集林》，乃至反复重写《文心雕龙讲疏》，都是为了梳理思想文化的源流，以便挽救思想文化遗产和推动学术进步。
在社会上，乃至在学术界中，有一种对元化先生的误解，认为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编辑《学术集林》，梳理中国思想的历史源流，是一种复古倒退的倾向。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梳理思想历史源流，对传统文化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正是认识现状和展望未来的必要前提。元化先生提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例如，他为了研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思想，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的法国教师高大伟（David Gosset）为他逐句翻译和讲解《社会契约论》，来准确理解法文原义。又在《与友人谈〈社会契约论〉》书中对它作了逐章逐节甚至逐字的仔细解读。他做这种近于琐屑的考证功夫，不是由于“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弄清楚作为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重要源头：卢梭关于“公意”的思想。事实上，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元化先生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为了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元化先生对毛泽东著作中提及的一些事件和概念，像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9月会议上的讲话，毛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几种不同说法，等等，也秉持了同样的态度，作过细密的考证和解读。他几次对我指出，不要小看自己那几篇短文，从毛的说法演变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到统治中国数十年的政治思想的渊源和实质。
总之，元化先生对中国思想界的贡献巨大。他博古通今，在当代无人可比，也无人可以替代。现在斯人已逝，责任落在后来者的身上。我们只有继续他的工作，努力为中国和人类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1] 本文为作者在王元化先生逝世后为王元化先生所作的悼念文章。载《财经》杂志，2008年第12期，2008年6月9日；又见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30—332页。王元化（1920—2008），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1935年，15岁的王元化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地下党江苏省委文委的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在写作生涯的初期，他沿袭苏联理论模式写作过一些后来自认为不无偏差的偏激文字。从1955年受胡风案的株连到1979年获得平反的20多年中，王元化在极度困厄的境遇下寄意书海，潜心研读中外大师的典籍，对中国的大历史进行反思，走出一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人生道路。在生命的最后30年，王元化的思辨文章著作等身，涉及思想文化和文艺戏剧等广泛领域，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包括：《韩非论稿》（1976）、《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初版，1992年增补定稿为《文心雕龙讲疏》），《文学沉思录》（1982年）、《传统与反传统》（1990年）、《卢梭〈社约论〉笔谈三篇》（1992—1998）、《清园近思录》（1998年）、《九十年代反思录》（2000）。
怀念一位正直、严谨的经济学家骆耕漠老师[1]
（2009年6月）
骆耕漠老师于2008年9月12日去世，享年100岁。他是最长寿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到目前为止，仅次于陈翰笙先生（1897—2004）和他的老友薛暮桥（1904—2005），或许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早期会员中最后一位谢世的。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作为在骆老身边工作过的学生，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仍不免有老成凋谢、逝者如斯的感慨，也想起年轻时代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做研究工作的往事。
1954年，我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来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那里一直工作了30年。其中有将近十年的时间，骆老是我的导师，也是我所在的政治经济学组没有正式组长头衔的组长。
自1957年起，政治经济学组来了一位从国家计委下放到经济所的高官，这就是骆老。当时我们还很年轻，从来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部长级的领导干部，而且是读中国经济思想史文献时就已闻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宿将，对待我们这些研究实习员又极其温和儒雅，对他除了崇敬，没有想到别的。可是往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骆老屡屡受到冲击，从对他的“批判”和骆老的自我“检查”中，我才渐渐知道他来到经济所，是因为政治上遇到了麻烦。他的麻烦，起因于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偶然事件：上海刚刚解放，就有一位北伐时认识的国民党官员求见，此人自称已经做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高官（主任或书记长），现在有心向人民政府投诚，应当做什么请骆老给予指点。骆老教导他去公安局自首，并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请他予以接待。没有想到，1954年扬帆和潘汉年一起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集团”，有关部门在扬帆的档案中发现了这封信，于是骆老被牵扯进“潘扬案”，被调离国家计委这个“要害部门”，接受审查。到50年代末，这件事已经完全查清，组织部也作出了骆老与“潘扬案”无关的结论，但在那“运动”频仍、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岁月里，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为了完成百分之五之类的指标、物色“运动的重点对象”时，他都成为“照顾”的对象。于是骆老就成为“老运动员”，往往旧账刚刚结清时，头上已经又有了好几顶新的“帽子”。例如他提出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而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只提出了“两个过渡”，便被指责为“和党中央唱对台戏”。1964年中宣部派出工作组在经济研究所搞批判孙冶方的“四清”运动时，又把孙冶方的老朋友骆老和顾准作为“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的“外围”来清扫，最后被定性为“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骆老才得到彻底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