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无妄之灾，从高位跌落到基层，难免失落和失望，或者以“看破红尘”的心态应付工作，得过且过，游戏人生。但骆老却绝不这样。他到研究所时已经超过五十岁，但他拒绝坐小汽车，而是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理由是“我已经不是领导干部了，只是一个普通研究人员”。在“五七干校”，只有“两个兜”[2]的“军宣队”[3]战士训斥骆老这位原华中军区供给部长、第三野战军东线兵团后勤部长、第二野战军总前委财委秘书长“你这个反革命”时，他不动声色，大有“唾面自干”的气度。但在学术研究方面，他虽然屡遭横逆，却仍然一心不乱地专注于他的理论研究，成为国内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比如，仅在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十多年，他不只出版了7部专著，在《经济研究》上还有18篇长论文发表。在改革开放年代，骆老师依然是学者本色，力学不辍，在双目失明的条件下，又完成了几部大书，尤其在近百岁高龄还有长篇回忆录《往事回忆》出版[4]，成为了解左翼文化运动和解放区财经工作的珍贵历史文献。
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骆老就由薛暮桥介绍，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并发起创立中国经济情报社。[5]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陈翰笙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深入调查研究农村实际情况的风气，骆老虽然没能参与陈先生组织的几次调查，但还是受到中国农村派求实学风的影响，早年作品中不乏对中国实际经济情况的生动记录。抗战爆发后，骆老进入苏北根据地，先后领导过根据地的地方财经工作和华东野战军后勤供给工作。1949年后更担任过华东财委副主任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在此期间，他一直保持着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形成的学风，以工作严谨细致见称。
到经济研究所之后，因为政治上的处境，骆老不便接触现实经济问题，就专注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以自己的大量实践经验为背景，精读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的作品，并给予恰当的阐释。这里举一个我亲身受教的例子。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而是“不流通”和“只用一次”的“劳动券”的说法感到难以理解。那时政治的经济学教育从来不讲道理，只说“必须这样”“应该那样”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按照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的教材，讲到社会主义经济下的货币和金融的时候，也都是训条式的，为什么“这样”“那样”却并不知道，也不许怀疑。后来我向骆老请教这个问题。他说，人们不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货币的论断，是因为没有分清现象和本质。“只用一次”的戏票和持续流通的货币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每一次都回到它的发行者手中，而后者则不断离开它的出发点。如果考虑到马克思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的前提是单一的公有制（在中国称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那里的“货币”每一次换手都重新回到国家手里。从本质上讲，它当然与“戏票”没有区别，这就像食堂的饭票一样。不管它是只用一次就销毁的油印纸票，还是重复使用的金属或塑料饭票，本质上都不是货币。
我虽然并不同意骆老当时关于社会主义不应存在商品、货币、市场的论断，但他对马克思原义的精深理解，却使我豁然开朗，理解了马克思是在什么样的假设前提下作出上面那些论断的，也理解了中国从苏联引进严格管理现金、严格限制货币和信贷活动范围以及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不分的“单一银行制”等“货币银行体系”是根据什么样的原理设计的。
骆老在对人的态度上谦逊温和，但在学术上一旦形成自己的判断，却显得十分“顽固”，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寸步不让。他不仅在面对政治高压时是如此，对同行老友也是如此。
骆老与孙冶方、顾准都是从青年时代起患难与共的挚友，但学术观点差别甚大。骆老当时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公开表示不赞成孙冶方“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主张，当然更不能同意顾准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可以由自由浮动的价格来调节的设想。顾准的作风也是如此，他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6]中除了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外，只引用了骆老的一篇文章作为论战的对象。
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严守学术探索的基本原则，而并不表明他们缺乏惺惺相惜的友情。有一件事使我感受至深。1974年10月，顾准在“反帝医院”（“文革”时期对协和医院的叫法）被确诊为晚期肺癌，但因为他是“戴帽右派”，医生不敢收他住院治疗，只好躺在急诊室外面的走廊里。在我们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还戴着“叛徒”帽子、双眼又几近失明的骆老自告奋勇去求见新四军时的“红小鬼”、当时的“反帝医院”党委书记杨纯，请她派秘书打个招呼，允许收留顾准住院。当我扶着骆老绕过协和医院的南墙去医学科学院办公楼求见杨纯时，我心里一直在想：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友情啊。设身处地去想一想，有多少人能像骆老那样为了“有政治问题”的朋友的生死，放低身段，以“戴罪之躯”去央求故人？
总之，敬爱的骆老一生正直、严谨，随遇而安、力学不辍，笃于情谊。所有这些，都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
[1] 本文原载《百年耕漠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又见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33—337页（收入时稍有修订）。骆耕漠（1908—2008），原名丁龙孝，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投身革命，历经“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阶段，参与了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的后勤及财经部门领导工作。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先后担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成本物价局局长和副主任。20世纪50年代中期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对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对商品、价值、货币等基本理论范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 从1965年起，为了体现官兵平等，中国废除了从1955年开始的军衔制。那时区分官兵的标志，是军服是两个兜还是四个兜，前者是士兵而后者是军官。“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军队于1984年恢复了军衔制。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当时的“五七干校”由“军宣队”领导。
[4] 骆耕漠主要作品：《论中日的经济提携》（1937），上海：生活书店；《我国过渡时期商品生产的特点和价值法则的作用》（1954），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关于斯大林对本题的科学贡献的研究兼评几篇有关文章中的若干论点》（1957），北京：科学出版社；《我国人民币底本位和职能问题》（195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我国革命底基本特点和创造精神》（1957），北京：人民出版社；《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质的分析》（1958），北京：人民出版社；《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三个过渡问题》（195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几个问题》（1962），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社会主义商品货币问题的争论和分析（总论·第一分册）》（1980），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198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骆耕漠早年文录》（1987），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当代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PS和SNA）和我国统计制度改革问题》（199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骆耕漠求知集》（1991），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马克思论三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演变》（1998），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往事回忆》（2004），北京：人民出版社。
[5] 薛暮桥（199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页；骆耕漠（2004）：《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0—92页。
[6]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纪念一位坚持理想、勇于自省的“老派共产党人”徐雪寒[1]
（2011年11月）
我先讲几则雪寒同志的故事。
1927年薛暮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杭州接受党的地委书记、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的组织谈话。其中的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就是16岁的徐雪寒。从此，他们两人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抗战期间邹韬奋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也是由雪寒代他起草的。当时邹韬奋病重，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派人去慰问。华中局派情报工作负责人徐雪寒潜入上海看望邹韬奋。邹韬奋提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请雪寒代他草拟了入党申请书的初稿。邹韬奋去世以后，韬奋夫人沈粹缜担心自己的儿子在上海学坏，也是请托雪寒安排地下交通把他送到敌后根据地去的。
1950年，中共地下交通员朱谌之（朱枫）被台湾当局逮捕后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处决。直到2010年，她的骨灰才在台湾热心人士的帮助下被找到，得以魂归故里。朱谌之原来是浙江镇海的一位大家闺秀，后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新知书店工作时由雪寒介绍入党，在雪寒的领导培育下成长为“隐蔽战线”上一名舍生忘死的战士。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讲出许多来。
我自己听说徐雪寒的名字很早。那是1964年，在一次批判孙冶方的会上有人说，冶方有一位名叫徐雪寒的老朋友捎信给他，支持他关于生产价格的观点，然后要冶方交待，徐雪寒现在何处，为什么他会支持冶方的“修正主义观点”。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雪寒是什么样的人。
1979年我还在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时候，《经济研究》编辑部来了一位瘦小老头，据说是一位保外就医的反革命犯人。这人少言寡语，工作极其认真，竟然把从1956年创刊时起的《经济研究》杂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找出了一堆从来没有被人发现的错字。他正是徐雪寒。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可是我始终没有和他交谈过。
1984年9月，我随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总干事去上海做“改造振兴上海调研”，此时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的徐雪寒也在工作组里。他是老上海，又是外贸和金融专家，为后来国务院批准的上海战略规划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像恢复重建交通银行，就是他最先提出的。回到北京以后，马洪同志邀我到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上班大概一个星期，我又接到通知，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暮桥总干事已经取得马洪的同意，调我到经济研究中心去，充实经济研究中心年龄结构偏大的领导班子。到经济研究中心后，我从雪寒同志那里接手，分管财贸组和动态组的工作，同时兼任动态组组长，这才与雪寒熟识起来，并得到他的许多帮助。例如，我在经济研究中心领导写作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即1984年12月31日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就是在雪寒同志的指导下完成的。
随着和雪寒熟悉起来，去他家拜访，我才发现他的夫人朱光熙是我在重庆巴蜀小学上学时的老师。当时抗日战争时期，雪寒和他夫人分居两地：一个在华东做情报工作，一个在重庆做地下工作，任教于当地有名的巴蜀小学。因为这层关系，他早就对我十分了解。调我去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多半也是由于他向暮桥同志提出的建议。朱光熙老师还拿出巴蜀小学同学们的照片来。对我们每一个人，她都能叫得出名字。
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1985年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期间，我得到过他的很多支持和帮助，是我在心中最尊敬，也是最知心的师长。
我认为，雪寒同志一直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在三个方面格外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个方面，直到去世，雪寒同志始终坚持了他年轻时立下的志向，就是按照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而奋斗。一直到死，雪寒都坚持了这样的理想。
我个人有幸，先后师从了六位老一辈革命者、经济学家，包括顾准、薛暮桥、孙冶方、骆耕漠、于光远和徐雪寒，他们的学术思想有差异，行事风格也很不一样，比如说，顾准锋芒毕露，暮桥沉稳内敛，雪寒可能在他们之间。雪寒的才能表现在许多方面。他既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共产党情报工作领导者，又是经济学家、金融家，还是出版家。他干过许多行，每一行都干得有声有色，达到十分精到的程度（周恩来语）。
在雪寒最后弥留的时间，我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我离开之后几分钟，他就去世了。在写悼词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对雪寒晚年的挚友李慎之先生的一种说法，他把李慎之形容为“老派共产党人”。我觉得用这样的称呼形容雪寒，也是非常恰切的。
按我的理解，所谓“老派共产党”，不仅是说他们在年轻时就参加了共产党，更是说在共产党从一个在野的革命党成为了执政党之后，许多人被权力所腐蚀，丢掉了当年的赤子之心，但是这些“老派共产党人”仍然坚持他们年轻时的理想，继续为之奋斗。
雪寒同志正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居功自傲，没有“打江山就要坐江山”的想法，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他以手杖跺地，痛责贪腐的形象至今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第二方面，在我认识的老同志中，雪寒同志对于自己一生经历的反思，是最为深刻和彻底的。
雪寒一生坎坷。年轻时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曾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待了6年。他曾经作为潘汉年的重要助手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但也因此在解放后卷入了所谓的“潘汉年反革命案件”。1955年在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任上被秘密逮捕和判刑，在监狱和“牛棚”中度过了20年。待到复出工作，他已经年近七旬。雪寒在晚年常常说，“我们是犯了罪的”。犯了什么“罪”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年我们高举“反对独裁、反专制、反腐败”的旗帜，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让我们取得了政权。但是在我们掌权以后，却对人民造成许多严重的损害，而现在的腐败比当年还要严重，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啊！
我曾经多次向雪寒提出，他应当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用以教育我们大家以及我们的后代。但是他每一次都摇摇头，表示往事不堪回首。这种不堪回首，据我的观察，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坎坷。他的罪案早在1981年已经平反，一切强加给他的罪名都已经获得了昭雪。应该说，他个人所受的牢狱之灾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他对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历史曲折，社会的病源何在，却有挥之不去的忧思。从雪寒找到并坚持的改革方向来看，我相信他心里对这一重大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但是对于自己怎么会从为人民立功立业的良好愿望出发，最后却陷于不义，总是感到痛苦和心有不甘。这使他患上了愈来愈严重的忧郁症，直到2005年去世。
第三方面，不遗余力地坚持改革。在雪寒看来，只有推进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才能够弥补我们既往的过错，实现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中国的理想。
雪寒同志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实际上是暮桥同志的第一助手。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刚到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时候，国务院已经批准了经济研究中心提出的金融改革方案。据我所知，这个改革方案实际上是在暮桥同志和雪寒同志共同主持下完成的。
到了晚年，雪寒还特别关注政治改革。他认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是共产党的本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感到十分焦急和无奈。
在关系重大的问题上，雪寒总是坚持原则立场。即使对自己尊崇的领导，也毫不隐讳自己的不同观点。例如，他对三峡工程评议工作会议先定调子、后“征求意见”的做法直率地进行了批评，而对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取少数派意见的另一位中央领导人，雪寒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对于同一位领导人，当他赞成放慢改革，想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撑高速增长的时候，雪寒同志就在自己送上去的报告和文章里明确指出，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1991年，老革命家薄一波委托马洪为他起草一篇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为“商品经济”翻案的文章。周叔莲和我拟定了提纲，由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刘世锦执笔起草出初稿。薄一波指示向一些老干部征求意见，薛暮桥委托雪寒替他看看。雪寒读后，会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宾副主任联名致信薄一波，建议他向陈云同志建言，收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实际上，雪寒对于陈云是十分尊重的，对过去在陈的领导下工作时的情景也常常有温馨的回忆，但是，他认为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是事关大局的原则问题，因此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雪寒同友人的交往也是极具原则性的。他和马宾是上世纪30年代的老战友。到上世纪80年代，他们由于都坚决反对通货膨胀政策和腐败行为，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在进入21世纪以后，马宾愈来愈偏执地认定通胀和腐败都是源于市场化的改革，主张重新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因此每一谈到中国的现实问题，两人就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明辨是非，坚持原则，这就是雪寒同志处世的风格。
[1] 本文根据2011年11月6日在“徐雪寒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整理增补而成，见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55—359页。徐雪寒（1911—2005），原名徐汉臣，1926年15岁时参加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17岁时被捕入狱。1934年出狱后参与组织集聚了一大批左翼经济学家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43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负责人潘汉年的助手，同时兼任华中银行副行长，在上海和香港建立了一批银行、钱庄和外贸机构，为共产党筹集资金和搜集情报。1949年以后先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后任华东贸易部部长。1952年升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55年受潘汉年案株连，被秘密逮捕并以反革命罪判刑入狱。直到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才撤销原判，宣布他无罪。徐雪寒平反后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成为薛暮桥总干事的主要助手，在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对外贸易、特区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为经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1]
——悼念挚友陆学艺
（2013年5月）
2013年5月11日上午，我还在与社会学家陆学艺一起开会，听他慷慨陈词，申论社会科学研究对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不想只隔了两天，就惊闻他5月13日去世的噩耗。
学艺为人民福祉建言的诚意和自觉社会担当的勇气一直为我心仪。斯人已逝，我心伤悲！
1975年，我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称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事一起，奉邓小平复出后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之命，去山西昔阳县参加写作陷于困境的“大寨经济学”编写组。随后，学艺参加的学部哲学所“大寨哲学”编写组也来到这里。这两个写作组存在时间不长，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不久，就都被裁撤回北京了。不过，由于学艺和我同属在学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限制自由的“重点审查对象”，有对大寨状况实地观察得到的共同认识，还有对当局那时倒行逆施的共同反感，回京以后我们仍然时相往来，怀着对国势的深切忧虑议论时政。此后的30多年里，我们的研究重点并不一样，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直相知相重。
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未定稿》和中共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一样，是引领思想解放的重要阵地。我曾经在《未定稿》主持人林韦的领导下，参加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专著。学艺最热心的则是为包产到户翻案。他的这项工作风险极大，也极为重要。
那段时间，爆发了我国农村应当走“阳关道”（坚持集体经济）还是“独木桥”（实行包产到户）的重大政策争论。一方面，在地方党政领导的默许下，安徽、四川、内蒙古、贵州等省、区的少数地方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央层面并没有放开政策。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要求“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放宽对包产到户的政策之所以遭遇强烈反对，是因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一贯采取反对态度。特别是他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把搞包产到户提到“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高度，指责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1962年后，反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成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两个凡是”（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还影响着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头脑的形势下，学艺率先对主流思想提出了明确的质疑。1979年6月，学艺和两位同事到安徽调研，亲眼目睹了包产到户地方的丰收形势喜人，也感受到广大农村干部社员被“资本主义”这根大棒打怕了，正在面临“纠偏”的强大政治压力。返回北京不久，他写成《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这一调查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包产到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受到了绝大多数社员的欢迎，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是退步呢？”鉴于禁止包产到户政策源于毛泽东的指示，他在报告中专辟一节，指出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千百万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问题，“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当时的结论有看法、有意见”，提出“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要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受制于当时的形势，这篇与主流提法针锋相对的调查报告只是刊登在11月初的《未定稿》增刊，而不是《未定稿》上。但学艺的文章还是不胫而走，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为日后的政策突破作了思想准备。
1980年春，已经取得实际控制权的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经过激烈争论后，对包产到户的禁令终于取消。在其后的两年内，土地家庭承包制在全国农村迅速普及，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农村的面貌也为之一新。
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变革中，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陆学艺表现了巨大的学术勇气，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安徽调研报告第一次明确要求重新评价“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随着农村大好形势的出现，特别是在1984年农业大丰收以后，对农村进一步改革懈怠松劲的情绪日益抬头。即使1985年棉花减产33％、粮食减产7％，也被有关方面看作计划安排的结果，不必过虑。学艺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写成《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指出要避免农业的徘徊、萎缩，保持和发展农村大好形势，有必要“推进农村第二步改革”，“使城乡改革同步进行，互相促进”。他的研究报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上发表后，被认为是散布“农业悲观论”。邓小平倒是读到了这篇报告，并且在1986年6月10日的谈话中，谈到“有位专家”的“提醒”值得注意。以后，虽然有关部门提出解决农业问题的八条措施，但农村“第二步改革”却再也不提了。而学艺依然反复讲，一直讲到去世。
他所说的“农村第二步改革”，核心是“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要点包括抓紧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承认农民对承包土地有永佃权、实行城乡一体的教育体制、调整头重脚轻的财政体制，真正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制”的困境。这些建言是建立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的真知灼见，它们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使人不能不扼腕叹息。
1987年，学艺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由此进入了社会学界，同样做出了优异的成绩。特别最近十几年来，学艺倾心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他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较早采用现代社会学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由来与发展趋向。报告出版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但也被有些人士指责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闹得“满城风雨”。学艺不改其志，坚持拓展这项研究，继续完成《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在他主持的一系列研究中，清楚地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希望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我和一些同道一年一度在无锡举办“民间商会论坛”，商讨如何建立和发展“商会—行业协会”这一重要的社会组织，学艺也积极参与其中。我想，这不仅因为学艺是无锡人，更因为他希望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促进我国社会逐步走向成熟。
学艺先学工科，后学哲学，而终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安身立命，对本土社会科学的落后有深切的体会。去世前两天，他出席了我的《文集》[2]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会上他借用“白马非马”的说法，对有些人至今不把社会科学当作科学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直接造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严重落后。这让我想起30多年前，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1978年社会科学院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在那次会上，夏鼐深刻分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宣传鼓动之间的正确关系，指出“四人帮”不要社会科学研究、只要吹鼓手的做法“极为荒谬”，要求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打破思想枷锁，坚持客观真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当时主持会议的社会科学院领导也对宣传应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意见表示了赞同。30多年过去，学艺在去世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又特别提出社会科学不被重视的问题，仍然切中时弊，实际上指出了诸多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症结。
2012年，学艺荣获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颁奖辞指出：陆学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家庭承包制实践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农村形势的判断，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对社会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先后组织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和“中国百村调查”等大型调查活动，开创并长期组织社会形势年度报告的研究与编写。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研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扩大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诚哉斯言！坚持真理的学术勇气和自觉的社会担当，正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向学艺学习的。
[1] 本文载《新世纪》杂志，2013年第20期（2013年5月27日出版）；又见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60—364页。陆学艺（1933—2013），社会学家，农民、农业、农村等“三农”问题的知名专家。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研究生毕业留所工作。1978年以后长期从事“三农”研究工作，为推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起，任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理论、社会结构研究和农村发展理论研究。编著有《社会结构的变迁》（1997）、《当代中国社会结构》（2010）、《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系列，等等。
[2] 指《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民主的历史》序言[1]
（2015年1月）
早在1954年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就已经听说过许良英的名字，知道他在1949年以前曾经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浙江大学在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1947年的“于子三运动”[2]，曾经是民主爱国学生运动的号角，许良英作为浙大地下党的领导人，自然也成为一代“进步青年”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等到我见到许良英本人，已经是1957年夏季“反右派运动”风暴初起的时候。一天，中国科学院借北京大学的会议室召开“反右派大会”，在同一栋楼办公的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乘大卡车到北大开会，又乘同一辆卡车返回中关村。大家还没有从突然来临的运动风暴惊吓中苏醒过来，在车上都沉默无声。这时我忽然发现，会上被点名批判的许良英也在同一辆车上。他站在卡车的前头昂首前望，迎面而来的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向后倒立。他的侧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直到现在仍历历如在眼前。
那天哲学所有好几位研究人员遭到点名批判。其中的徐懋庸不论在30年代与鲁迅的争论中，还是在1949年任武汉大学党组书记期间的作为，都是饱受争议的；而昔日的革命斗士许良英竟然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却大出人们的意料。在中国科学院批判会上揭露的许良英的“右派言论”，似乎也只是表露出对领导人自食其言、组织反击批评意见的不满，而并不包含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
事情可能正像顾准所说，1957年这些忠心为党的人被打成“右派”只是“一场误会”。不过，这场“误会”却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对曾经拳拳服膺的“革命真理”进行反思。
这条去蔽求真的道路崎岖险峻。许良英在这条道路上跋山涉水，整整走了十七年，经过十分艰苦的思考努力，才达到豁然开朗的境界。
正像许良英在自己的自述中所言，他在1949年以前，虽然从事了名为“民主革命”的运动，可只是向国民党政府争民主，以为只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成立了新中国自然就是民主了，实际上根本不懂得民主的真义，因此长期迷失在对领袖的盲目忠诚和迷信中，失去了客观的判断能力。即使是在1957年被定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时，这种忠诚和迷信也未曾动摇。直到1972年他到韶山“朝圣”，五次进出领袖故居，每次都热泪盈眶。他说，一个信仰民主和科学的人，却在愚忠和迷信中迷失了三十多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剧，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实在是一种有双重意义的历史悲剧。”
但是，事实总是能够教育愿意求真知的人。目睹“文革”期间各派人物的表演，许良英从现代迷信中猛醒过来，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同时也对自己过去视为当然的观念进行认真的反思。
在深入的思考中，许良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然而甚至像自己那样青年时代就真心实意要为建立民主而奋斗的革命志士，对于什么是民主，如何建立民主，当年也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就必须开展民主启蒙运动，而且必须首先对自己进行启蒙。这样，他从1983年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认真阅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他在研读中发现，自己在过去流行读物中所了解到的历史，许多是歪曲的。谬种流传误导的结果，使专制主义的野心家能够利用伪民主的口号欺骗大众，对当代中国的现代转型造成严重的危害。由此他也认识到，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一本关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著作，来与大众共享他自我启蒙所取得的成果。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他与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夫人王来棣合作，经过20年的努力完成的心血结晶。本书共分两编：第一编讨论民主制度在西方的推进历程，第二编讨论民主在中国的传播。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章节写完之后，他们本希望写完计划中的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这两章，然后付梓。但是由于许良英先生视力高度减退、体力不支、诸事缠身，写作进度只得慢了下来。鉴于社会对于这类读物的迫切需要，我向两位先生建议，将已成文稿先行刊布，嘉惠读者，那两章完成后再出增订版。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还没有等到书稿变成书，两位先生就先后辞世，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两章最终没有能够完成。为了多少弥补这一缺憾，书里增加了一篇重要的附录：“走出伪民主误区”，对卢梭思想和雅各宾专政作专门的讨论。
全书篇幅不大，但精彩纷呈。这里我只想就以下三个感触最深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第一，关于对雅典民主制的评价。
许良英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谈到过，作为现代人类文明一个主要支柱的民主，其渊源就是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但是在中国有不少人认为雅典民主制是奴隶主民主，是贵族政治。针对诸如此类的误解，许、王两先生在书中指出，雅典民主制虽有缺点，但本质上体现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宽容和法治精神。
与此同时，对于众说纷纭的雅典民主制的缺陷，本书也明确指出，要害在于没有确立人权不容侵犯的理念，以致造成“多数暴政”、扼杀新思想等问题。他醒目地标举出了现代民主制与雅典民主制的三个方面的区别，实际上指出了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的要领所在。这三方面的区别分别是：一是人权概念的确立。针对雅典民主制将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缺陷，现代民主制确认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并以此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二是公民范围的扩大。针对雅典民主制下公民范围过于狭窄的缺陷，在现代民主制中，取消了有关出身、财产、种族、性别等方面的限制，实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三是由只适用于小国（城邦）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发展为适用于大国众民的间接民主制，即代议制或议会民主制。
在这三个方面中，第一点，也就是人权概念的确立最为关键。它正是现代民主制度，即立宪民主制或称宪政民主制的基础，因为宪法作为国家构建的总章程，必须以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不可转让的自由权利，即天赋人权作为前提。只有公民的生命、财产等基本人权得到切实保证时，国家权力才不会蜕化为专制或暴政，以“人民民主”或“多数决定”之名剥夺公民财产、损害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才能避免。也就是说，只有宪法中关于人权的条款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现代民主政治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在世界现代史上，专制行为在“多数决定”的名义下横行，通常总是从侵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开始的。
第二，关于民主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以俄为师”变异。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是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和践行者。本书指出，孙中山早年曾经“给中国带来清新的民主精神”，强调革命的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但在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战争（又称“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大倒退。他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将它归结为“全在不听我之号令”，在1914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转而采用服从孙中山一人的组织原则。随后，孙中山按照“以俄为师”的方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所谓“以俄为师”，实以“以党治国”为学习重点。要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二是国民党员垄断全国政权；三是“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四是“将党放在国上”；五是“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
本书还指出，孙中山在以俄为师，将“以党治国”通过国民党移植到中国的同时，还修改了现代民主制的核心要件。他在解释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中的民权时，抹杀公民的基本权利，称“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便是“充分的民权”；在谈论“自由”时，不讲“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说“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在谈论“平等”时，却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等，并分别用革命党人、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对应这三类人群。经过孙中山以俄为师的修正后，民主蜕化为国民党要“为民作主”。
政治家如此，思想家又如何呢？新文化运动请进了“赛先生”和“德先生”，但十月革命之后，在“以俄为师”的潮流下，又“被启蒙者自己扼杀了”。
书中对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通过“以俄为师”，由“清新的民主精神”转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过程的清理，对我们意义重大。邓小平在1941年4月论述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问题时，曾经尖锐地批评“以党治国”是“国民党遗毒”。他指出：“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也“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邓小平晚年亲自审定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时，把这篇讲话收录为第一卷卷首的第二篇文章。他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八·一八讲话”）中，把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看作导致国家生活中许多不正常现象的重要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到这种流毒的当代影响。
如今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但苏俄时代形成的很多论说仍然阻挡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一步清理和总结现代史上这段以苏俄为师的经验教训，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三，作为全书附录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针对的是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另一个流行的误解，即对卢梭思想的无条件推崇和对杀人如麻的雅各宾专政的顶礼膜拜。
由于在引进民主思想时不适当地突出了卢梭的理论，中国不少人将卢梭看作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把卢梭思想影响下的雅各宾专政看作近代民主革命的标志。例如，“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所著的《革命军》中一方面倡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另一方面又称颂“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