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流行的误解，《走出伪民主误区》尖锐地指出，卢梭的理论本质上是“专制理论”。卢梭认为可以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任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现实，产生了以杀戮为常事的雅各宾专政。这种理论在20世纪演化为把专制推向极致的极权主义，给人类带来严重的政治灾难。《民主的历史》的这些论述，澄清了将雅各宾专政推崇为民主主义和民主制度的谬误。这一谬种的流传，使许多真心向往民主制度的人士对专制主义丧失了免疫力，甚至实际上走向了支持专制主义的歧途。基于同样的误解，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也很容易满足于似是而非的虚幻“民主”概念，实际上沦为少数“奇理斯玛”（charisma）即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专政的牺牲品。
这篇附录与学界以前的一些文献可以相互印证。比如顾准经历多次劫难后，在20世纪70年代就清楚地意识到设定了某种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卢梭“公意”概念的一种具体化）很容易由于其领袖人物自认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和杀戮来实现这一终极目的而蜕变为专制主义。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他决然地表示：“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在顾准之后，还有一些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激进的人民民主”和“直接民主”何以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领袖专制”作过深入的分析。如王元化先生费七年之力写成的《卢梭〈社会契约论〉三篇》明确指出，卢梭让人民无条件服从“公意”。“公意”扼杀了个性，阻碍了私意，将实现“公意”的权力交给一个奇理斯玛式的领袖人物。这种人物像神明一样掌握着“公意”，更以掌握了人类命运的“牧人”自命。所以，卢梭所谓的“民主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极权制度。此外，像朱学勤教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也可以与许良英夫妇的研究相互印证。
《民主的历史》一书篇幅不大，却是许良英、王来棣在艰难之中怀抱赤子之心辛勤工作20年的结晶，也是作者奉献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珍贵礼物。全书没有涉及他们的人生经历，但这部将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制度史视野下加以分析的著作中，实际上包含了他们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也包含了他们对青春时代投身民主爱国运动以来人生道路的深刻总结和反思。
如果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算起，漫长的中国改革的延续时间已经超过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所用的时间，但中国依然面临着从威权发展走向民主发展、从个人魅力型统治走向法理型治理艰巨的未竟任务，新文化运动请进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远未在中国扎根生长。但也因为这样，《民主的历史》一书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仍然切中时弊，对总结中国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中国改革的远大前程来说仍然正当其时。读者诸君切勿等闲视之。
[1] 参见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历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许良英（1920—2013），知名学者。1935年，15岁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在担任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助教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浙江大学地下党和中共杭州工委的领导，开展了反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革命工作。解放后曾短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宣传出版工作负责人。1955年后申请离开中国科学院院部，到哲学研究所从事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回到故乡浙江省临海县从事农业劳动，靠挣劳动工分为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他在务农20年间，编译了大量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文论。1978年恢复公职，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主要著译成果包括《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等。王来棣（1926—2012），历史学家，许良英的夫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52年调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后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 于子三（1924—1947），1944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1946年投身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5月当选为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10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并杀害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监狱。于子三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全国29个大中城市15万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罢课示威，形成全国范围的“于子三运动”。
回望干校年代[1]
——徐方《干校札记》序
（2015年4月）
一
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8年，中国科学院的这个学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因此社会上通常把它简称为“学部”）全体员工和家属分批下放“五七干校”。两千多位学者，其中包括数百位中国顶级学者，根据“扎根农村”“滚一身泥巴”的要求来到河南信阳专区农村，先在息县，后在明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历史事变。
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绛先生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干校六记》，记述她在学部干校经历的往事。这本书三十多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备受经历过“文革”动乱和没有经历“文革”但想一窥究竟的人们喜爱。不过，钱锺书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小引》里指出，《干校六记》对干校生活的记述还有所不足，如果说沈复的《浮生六记》“仅存四记”，那么，杨绛的《干校六记》就“应为七记”，因为漏记了参加政治运动的感受。他希望有那么一天，“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的确，学部干校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值得认真记录和深入研究。但这样的书在《干校六记》之后迟迟没有出现。所以，当徐方拿来《干校札记》书稿时，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终于又有了一部关于学部干校的新书，记录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事变，可供后世追索研究。
徐方的《干校札记》还有一个地方与其他有关干校的回忆不同。她跟她的妈妈，也就是我在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张纯音来到干校时，还是童心未泯、较少受到政治灌输污染的少年。所以，这本书既不是从“五七战士”的视角，也不是从政治运动的参加者的视角去描述干校生活，而是用一个少年人的眼光去观察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成年人的活动，常常能够在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异于常理之处，因而弥足珍贵。
二
“五七”干校得名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也就是他在1966年5月7日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给林彪的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的所有单位都要像部队一样，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部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要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也要创办工厂，生产产品，还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2]。
这封信写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时期。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除解决领导集团人事问题外还有建设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目的，那么，兴办“五七”干校可说是这个宏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亲聆毛泽东讲解“五七指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毛泽东认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从中“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3]。
“五七指示”绘出的蓝图让人想起毛泽东8年前建立的“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在他的一手推动下，在1958年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农村由高级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了人民公社。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出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五七指示”和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很不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政社合一和工农兵学商一体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显然较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
三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共中央1966年5月15日转发了“五七指示”和军委总后勤部的报告。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随之而来的剧烈动乱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五七指示”一时没有形成正式制度。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庆安县柳河的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全国各地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按照这一“最高指示”闻风而动，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学者专家、文艺工作者被下放到它们在各地兴办的“五七”干校。
学部员工在1969年11月下放河南信阳地区的“五七”干校，正是这个大潮流的一个片断。和其他的“五七”干校一样，学部干校也采用军事化的编制和管理方式，不分老幼，全体员工按照军队的编制方式重新组成连、排、班。经济研究所编为“七连”。我所在的政治经济学组和《经济研究》的编辑部合编为七连二排。干校除了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作为高层领导，还选拔了一些本单位人员作为连长、排长和班长。
下放的时候，我们所接到的直接指示并没有谈及“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只是“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期改造成为“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新人”。
但老实说，在学部干校，除了极少数被挑选出来参加农村整党的人，跟农民并没有多少接触，自然也就没有多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机会。“五七指示”说的“学政治”“学文化”也极其有限。当时能读的书除了一本《毛泽东语录》，1970年后也只有六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导读小册子。报纸不能自己阅读，要坐在一起念。张纯音想在闲时练习她的英语，就被连长在全连大会上通报训斥：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要访问中国，有的人开始学习英语，她想干什么！
干校“再造新人”的主要手段，是开展政治运动。更具体地说，就是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劳动虽然艰苦，但和清查运动比起来，反倒是它的陪衬。对于运动和劳动这两个内容之间的搭配，钱锺书先生有过生动的描绘。他说：干校生活是在“清查‘五一六’”的“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干校六记》中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在这种“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培育的是什么样的“新人”呢？徐方在这本书里除了回忆了学部干校的劳动和日常生活，还勾勒了干校政治运动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群像，记录了“批判斗争的气氛中”的告密文化、犬儒心态等等。这其实是被扭曲人性的记录，与共产主义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四
前一个时候，网络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人性与制度之间关系的争论：一种观点是“卑劣的制度塑造了卑劣的人民”，另一种观点是“卑劣的人民选择了卑劣的制度”。看起来，前者持论的根据，是人性本善，只是因为有了卑劣的制度，才使他们变得卑劣起来；后者认为人性本恶，因此人们选择和塑造了卑劣的制度。
从我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学部干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看，“性善论”和“性恶论”恐怕都有所偏颇。绝大多数人的本性都具有双重性，即所谓“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在恶劣的制度环境下，性善的一面会被压抑，性恶的一面却会膨胀起来。比如在徐方的《干校札记》中讲到的“告密文化”，一方面固然是在领导上软硬兼施的“大批判”和“揭发检举运动”中培育起来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这些“五七战士”的人性使然。在运动中很多人或者出于对领袖的忠诚，或者出于自保的私心，甚至为了求得“组织”的欢心，得到派上个好活或者早日回城的优待，对鼓励告密的恶政不但不加抵制，还予以配合甚至积极参加，也难辞其咎。
我可以以自己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中的遭遇为例说明这一点。要了解这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先要补充交代一下学部“文革”的基本情况。
“文革”开始不久，学部员工就分裂为“红卫兵联队”（简称“联队”）和“红卫兵总队”（简称“总队”）两个群众组织。“联队”由于背后的“高参”与“中央文革”几个成员关系密切，在1966年10月至1967年上半年占据明显的优势，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也非常活跃。由于不满“联队”一些领导人在“反击‘二月逆流’”中的做法，1967年春又从“联队”分化出第三派群众组织“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我和经济所的一批朋友也有同感，于是加入了“大批部”。在1967年八九月间，中央文革和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提出要彻底揭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兵团”以后，一些地方和单位的群众组织就指责自己的对立面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时，“总队”在学部运动中占居优势，“联队”则被指责为“五一六组织”。曾参加“联队”的学部资料室研究人员冯宝岁就在这时被另一派抓捕，并在1967年11月被毒打致死。[5]
1968年末军工宣队进驻学部后，根据上面的统一部署正式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第一个阶段，斗争的矛头仍然指向“联队”的成员（又称“王系五一六”，因为“联队”的主要负责人是哲学所的研究人员王恩宇）。当时，我的一位朋友陈君被军宣队和连排干部吸收参加“清查五一六”专案组，据说在大搞逼、供、信的“清查运动”中表现得相当积极。1970年11月，陈的夫人要求全家去自己所属单位的湖南干校，那里的生活条件比学部干校要好。军宣队同意了这个请求，不过让她带孩子先去，等陈君在专案组的工作办完随后就去。但到12月，学部干校的清查运动进入“深挖五一六分子”阶段，不仅“联队”的成员继续受到清查和批判，“大批部”也被指责为“‘五一六’的二套班子”（又称“傅系五一六”，因为“大批部”的主要负责人是历史所研究人员傅崇兰）。这时，军宣队找陈君谈话，摆出了“请君入瓮”的阵势。他们说：你很清楚，我们清查“五一六”，打一个、准一个，从来没有错过，现在有人检举你也是“五一六”，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陈君根据自己参与清查“一套班子”逼供、诱供和制造“罪证”的经验，觉得除了按军宣队和班排干部的指引瞎说乱供，没有别的出路，就按照领导的要求自证有罪。这时，军宣队不仅没有按原来的承诺，只要承认了就放他去湖南与妻儿聚首，而且紧抓不放，要求他进一步揭发“反革命同伙”。他只得一不做、二不休，继续编造故事，把自己的“大批部”朋友拉扯到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里去，甚至当面指认他们共同参加了哪些反革命活动。这样，我和田光、周叔莲、张卓元、方留碧都成为清查运动的重点对象，或者进了“学习班”，或者被关进了劳改队。
在“四人帮”被逮捕、“文革”宣告结束以后，“五一六”假案不了了之。陈君和他的一些朋友也多半担当了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事情虽然过去，但构陷朋友的历史仍然是陈君的一块心病，总是觉得没有颜面面对故人。他向我倾诉过，自己当年如何陷入别人布下的网罗之中不得脱身，然后在军宣队和班排干部的威逼引导下一步步走上先是污损自己，然后诬陷友人的道路。他交给我一份七连二排领导写给军宣队的手写报告：《学习班小结：对陈××搞政策攻心的几点体会》。报告详细讲述了班、排负责人如何精心设计，成功地迫使陈君承认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犯下了参与“炮制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政变（包括围困中南海）”“建立反革命暴乱基地”“搞反革命退却部署”等种种罪行，然后又如何乘胜追击，步步进逼，迫使陈君按班排干部的“诱导”，揭发自己的朋友，指认自己的这些朋友共同从事反革命活动。
我读到这份“学习班小结”时，真是惊诧莫名。我对陈君当年从事诬陷的原因有了一定的谅解，同时也难以想象，一些在“文革”前被看作朋友的学者，在担任班排领导后做出这样阴险恶毒、必欲置人于死地的事情来。但我所熟悉的笔迹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那确凿无疑地是他们的自述。当时，我还没有读过韦君宜的《思痛录》一类著作，只在描述纳粹集中营被选出参与管理的犯人如何对待自己的犹太同胞的回忆录中读到过类似的事情，觉得很不好理解。后来读的东西多了，对于发生这种情况的必然性才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显然，一些人在“文革”中的悖谬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性特别邪恶，而是特定的境遇将他们心中的恶性因子释放出来，在某些“甜头”的激励下无限膨胀，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
这一判断，可以得到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支持。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津巴多（Philip Zinbardo）教授曾经招募了24位身心健康的大学生，随机分配他们充当狱警和囚徒的角色，做过一个模拟的监狱实验。这个实验计划为期两星期。结果仅仅进行六天以后，被赋予执行任务绝对权力、承担狱警角色的学生就变得极其暴虐，承担囚徒角色的学生则陷于精神崩溃，而且双方发生了暴力冲突，因此实验被迫终止。津巴多教授后来还参加过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囚事件的审讯，担任被告弗雷德里克（Ivan Frederick）的专家证人，亲眼目睹一位普通的爱国青年怎样在美军领导人的鼓励纵容之下成为肆无忌惮地残害囚犯的暴君。津巴多教授根据自己对斯坦福实验和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观察，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名叫《路西法效应：好人是怎样变成恶魔的》[6]的著作。他在这些观察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在强有力的制度力量和特定的环境力量的支配下，普通的“好人”也会被诱惑而做出恶行。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政治运动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正是这样的环境和制度吗？一些人在“坚决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之类口号的诱使和掩盖下，把心中的魔鬼释放出来，使原来只存在一般缺点的普通人变成对同僚和朋友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狂。
对于学部干校“清查运动”中的“五七战士”，钱锺书先生的《干校六记·小引》做过分类。他说：“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
遗憾的是，即使在“文革”结束之后，有些在运动中充当“旗手、鼓手、打手”的人，就像钱先生所说的那样，不但不负疚抱愧，反而“选择遗忘”，“以便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还有一些人被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误导，或者另有他图，还盼望着“七八年再来一次”。
但是，如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承认的：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如果“选择遗忘”，而不是从这样“史无前例”的民族大灾难中汲取教训，惩前毖后，那只能叫做无可救药。
五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多半都是祸福相倚，黑暗与光明并存的。“五七”干校也是如此。
学部干校所处的农村贫瘠荒芜，政治运动谬误严酷，然而也正是这样恶劣的环境，使许多愿意对照现实进行思考的人们逐渐开始重新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重新评估过往的历史和个人的经历。这个过程可以称为自我启蒙的过程。自我启蒙的过程不免痛苦，进展往往缓慢，但一旦寻得了真理，哪怕是一鳞半爪，也会内心喜悦，欣然忘却眼前的艰难，往后的步子也会坚定向前。
张纯音一家人所尊崇呵护的顾准，就是在干校三年的无畏探索中实现了思想升华，当之无愧地成为反思中国历史、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家。
我自己通过“文革”的经历和在干校的反思，也得到重大的思想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通过对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切近的观察，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的严重损害，有了更痛切的感受；在随后的学习思考中，对于这一套方针和政策，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我出身于城市的富裕家庭，虽然在此以前因为工作关系也到过农村，但对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终归缺乏切身的体察。1958年“大跃进”期间，我曾经参加国家经委组织的“大炼钢铁”检查团，亲眼看到城乡成千上万人不计代价地昼夜奋战，结果只收获一大堆毫无用处的“烧结铁”。1965年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对农村贫困和干部作风不良的情况也有一些了解。但在当时的政治“教育”下，总认为这些缺点与“九个指头”的成就相比，只不过是“一个指头”，甚至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不能不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
至于信阳专区，我在下放“五七干校”以前，对“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两次“事件”都有所耳闻，但并不知道真相。
第一个“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师生信阳考察团“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事件。这次事件的经过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以后，社会各界普遍组织参观团到农村学习。这时，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也组织了由上百名师生参加的人民公社考察团，由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后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带队，到河南信阳和河北藁城学习考察。他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两个地区所谓的“粮食大丰收”完全是子虚乌有，干部强迫命令也十分严重，于是就给中共北京市委写书面报告，希望他们向中央反映。这份报告本来得到了人大、北大许多领导的同意和北京市委的重视，但在庐山会议发动“反右倾”运动以后，就成了北京市委抓的第一要案，邹鲁风和考察团的骨干也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作为老革命的邹鲁风对于受到的批判想不通，选择了投水自杀。邹鲁风自杀以后，人大和北大召开过一系列对他的批判会，我参加过其中的一次。会上信阳来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上台，声讨邹鲁风“反对三面红旗”和“污蔑农村大好形势”。发言人义愤填膺，讲得声情并茂，不能不使人信以为真。
第二个“信阳事件”，是指1960年全面整肃信阳地区地县两级领导的事件。当时的说法是，信阳地区的地县两级领导班子被“地富反坏右”等坏人篡夺，实现了“反革命复辟”，他们打击、排斥好干部，隐瞒实情，致使有的农民饿死。因此从中央机关抽调了几百干部进驻信阳，夺了原来地、县委领导班子的权，信阳地委的大部分领导和几乎所有的县委书记都被逮捕进了监狱。事情似乎早已经解决了。
但当我来到信阳地区的学部“五七干校”，却亲眼目睹原来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鱼米之乡，已经成了农民极端贫苦的荒芜废墟。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走出东岳镇看到的是，在田野大地上除了低矮的庄稼，几乎是寸草不生。原因是大炼钢铁把树木都砍伐光了，农民没有燃料烧熟一日三餐，路边堤上刚长出几颗小草，就被到处寻找柴火的农家小孩拔去做柴烧了。老乡家里没有木制家具，桌椅甚至粮缸都是用泥巴做成的。
更使人惊悚不已的，是了解了1959—1962年期间这个地区发生的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惨剧的真实情况。
当时，中央党政机关在全国18个省区一共设立了106个“五七”干校，平均每省5.9所，而河南省的信阳一个地区就设立了20所，其中息县一个县设立了8所，可说是中央党政机关设立干校最多的地方。这说明那里的农地绰绰有余。
刚到干校，四处走走，看到干校周围走几里路没有一个村庄，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按说河南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发源地，农耕文明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荒地？其实我们刚到东岳，息县革命委员会的王副政委给我们做报告介绍息县情况时就说过，“1959和1960年这两年中劳动力的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就是这些消失了的生产队的遗址”。这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干校土地从何而来。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顾准1959年在同属信阳专区的商城县劳动改造时已经知道这里发生的“死亡相踵”“一死就是一家”的惨剧[7]，他把王副政委的这段话专门记在自己的日记里[8]。
后来，干校一些被挑选出来的人去参加农村整党，和社员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回来讲了不少他们从老乡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这才知道，邹鲁风他们在1959年说的都是真话。就在当时开始大批饿死人的时候，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为了完成高征购指标，做的却是大反基层干部和农民“瞒产私分”，并且严禁社员在家里“私自开伙”，以致造成农民成批饿死，出现了大量的“死绝户”和“绝户村”。据1960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两位处长逐县进行统计后报告，信阳这个人口800多万人的专区，1959年饿死人数高达105万人，占原有人口数量的13％。[9]
去和老乡搞“三同”的学部干校学员还讲了许多老乡言谈中和“忆苦思甜”会上听来的饥荒年代的故事，听了使人毛骨悚然。这显然不是什么“反革命复辟”，而是方针路线错误造成的。
在学部“五七干校”的经历使我对有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宣传教育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也成为“文革”后期怀疑所谓大寨经验的一个思想背景。
六
我在干校期间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对于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一类政治运动，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
在“文革”初期，我对这场运动是衷心拥护的。即使自己和家人受到了粗暴对待，我也认为个别偏差只是大潮流中的小波澜，要看到大方向，正确对待。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我逐渐发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背后，往往是被人操纵的。由于学部与“中央文革小组”有着某些人际上的密切联系，号称“出门拐个弯就是中央文革”，加上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所大学的“红卫兵领袖”谭厚兰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系密切。因此，我很容易看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的脉络。一般来说，号令从“中央文革小组”出来，通过学部哲学研究所以及马列主义研究院、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教育部和北京高等院校等单位，几天之内就能形成“打倒某某人”“炮轰某某人”的席卷全国的“群众怒潮”，然后就会有中央领导出来表态，把被炮轰的人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或者是其他名目的“反革命分子”。例如，在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时间不长，学部“联队”主持的一个大会上就提出，陶铸是“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还在竭力阻止，说是“党中央的第4号人物不能炮打”，但没过几天陶铸就被正式打倒了。
待到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受命发动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我已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产生了怀疑。先觉得只是“中央文革”里的康生等人夹带私货造成的问题，但是随着“文革”闹剧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今天把“红卫兵小将”捧上了天，明天又把他们投入监狱，今天说“炮打林副主席”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罪行”，“清查‘五一六’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明天又说“林彪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总后台”。这使我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什么“革命”，而只是一场以“群众运动”为名进行的权力之争，正如顾准所说，“红卫兵小将”只是听别人摆布的棋子。当然，这种认识其实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其实质更深刻的认识，还是在与顾准相知之后。
七
和顾准相知，并且在他的帮助下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和自己走过的道路，是我在干校的最大的收获。在1970年12月开始的“深挖五一六‘二套班子’”的运动中，我被定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五一六’分子”，编进了七连的劳改队。在劳改队出工的第一天就遇到了问题。过去我不管干农活还是瓦工活、电工活都还可以胜任。到劳改队后第一天派给我的活是“起圈”，就是把猪圈里的垫土铲起来，换上新土。垫土和猪粪便混在一起，黏度很大，一铲子踩下去就再也抬不起来了。这个时候，顾准跑过来对我说，“这个活你哪里干得了？还是让我来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他很快成为至交。
当时顾准是这个队里的老劳改犯。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也就是在革命胜利、取得政权以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顾准制定了一个以世界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为背景研究中国问题的宏大计划。他对我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宗教史、经济史、政治史，对整个人类各种思想源流作一番梳理，然后回过头来对照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才容易看得清楚。于是，我就追随顾准从希腊史开始世界历史的漫游。
在息县时，当“革命群众”开会的时候，劳改犯们就待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听候传唤。不挨斗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到明港以后，全连和全干校的大会开得很多，而监管对象是没有资格参加的。我们两人就躲到“革命群众”用来开小会的席棚里去，一边读书，一边进行讨论，在东西方文明源流的对比中探求对中国历史发展中疑难问题的解答。关于“评法批儒”问题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在1968年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批评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崇儒反法”的观点。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后，开展了“批陈整风”，“崇法评儒”潮流开始兴起。1971年林彪坠亡后不久，“批林批孔”更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也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还有《韩非子》《荀子》等书。
拿中国的传统思想来和希腊、罗马以降的西方思潮作对比，就可以看到东西方文明源流存在的巨大差异。按照顾准的说法，所谓“文艺复兴”，也就是“回忆希腊、罗马往事”的运动，所以，现代思想家“言必称希腊”，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这一艰苦探索成果的基础上，顾准从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神话罗网中破网而出，对中国革命胜利后20年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由此也找到了“娜拉出走”能够真正取得成功的正确道路。你看，顾准发出的呐喊是何等地义无反顾、掷地有声：“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10]
与顾准的相知不仅使我更深一层地看到了“文革”的专制主义实质，也帮助我重新认识自己过去走过的道路。由此开始的独立思想里程，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八
读徐方这份书稿，使我想起很多往事，也想起她的母亲、我的老同事张纯音。张纯音在和顾准的交往中深深为他的精辟见解和超人才华所折服和吸引，做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她们一家人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尽自己的可能呵护帮助顾准，使他能够在短暂生命中为我们留下了其价值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也要感谢徐方，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孕育顾准思想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以及一批曾经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满怀期待，然而生不逢辰的知识分子的际遇。
当然，在学部干校时，徐方还只是一个阅世不深的少年，我们不能要求她对半个世纪前的“五七”干校发生的历史事件作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刻的解读。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待于我们这些亲历过或者没有亲历过的后来者的努力。这是我们对民族乃至对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
[1] 这是本书作者为《干校札记》一书所写的序言，见徐方（2016）：《干校札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2] 毛泽东（1966）：《对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3—54页。
[3] 戚本禹（2013）：《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共识网，2013年12月24日。
[4] 马克思、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5] 参见邵燕祥（2009）：《关于冯宝岁之死》，载《雨花》，2009年第12期。
[6] 菲利普·津巴多（2007）：《路西法效应：好人是怎样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7] 见顾准（1960）：《商城日记》（1960年1月4日），载《顾准文存·顾准日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
[8] 见顾准（1969）：《新生日记》（1969年12月3日），同上书，第273页。
[9] 见佘德鸿（2002）：《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载徐勇主编：《中国农村研究2002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10] 顾准（1973）：《辩证法与神学》，见《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4页。
执着专业精神，砥砺理论勇气[1]
——钱颖一、许成钢获奖贺词
（2016年12月）
很高兴今天参加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2016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热烈祝贺两位获奖人实至名归，获得这一殊荣。
首先我想讲的是，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决定把“2016中国经济学奖”授予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教授，以表彰“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选择，也完全符合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
在过去将近40年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好几代中国经济学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由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远未完全到位，中国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当前经济学家群体正在为战胜这些困难殚精竭虑，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排忧解难。不管是推动过去的改革，还是排除当前的障碍，钱颖一教授和许成钢教授都是经济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所以，他们的获奖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这个奖励不仅奖给了两位教授，也是对为中国改革作出了专业贡献的经济学家群体的肯定和表扬。
我认为，颖一和成钢有两个突出的特点最值得赞许和效法。
第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强烈的专业主义精神，竭尽所能地追求学术成果的完美。
他们两位都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有深厚的专业学养。但是，能否在此基础上坚持专业主义精神，执着于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专业要求，仍然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选择。
除了概念明确、说理清晰、论证符合逻辑规则等科学工作者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之外，经济学还有一些自己的特殊要求。
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众多因素互动形成的复杂大系统，要成功剖析这样的大系统，需要特殊的工具。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进行马克思称之为“抽象法”的控制观察思想实验，把相对次要的因素通过设定严格的假设条件固定下来，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取最本质的因素，形成理想化的简化形态的理论模型，用以作为观察现实的基准点（benchmark）和参照系（reference），以便揭示矛盾和推进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在过去3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学智慧，形成了一系列被称为“模型”“定理”的基础理论模型。这些基础理论模型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直接描述，却是经济学研究现实世界的必备利器。经济学的研究要求透彻掌握原有的基础理论，这样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观察现实和提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正像成钢后来发表在《比较》辑刊2002年第1辑上的《经济学、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一文中所说，对经济学家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对原有基准的透彻掌握，以之作为观察现实的基准和标尺，只有这样，才能抓准问题和推进理论。颖一也在同时发表的《理解现代经济学》[2]一文中论及这个问题。他指出，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时，头脑中必须有几个相关问题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这样分析问题时，才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缺乏主线和深度。
可惜的是，在中国，人们常常把人类掌握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实践误解为每一个个体的知识都只是来源于自己的亲见亲知，因而轻视前人的知识积累；并且认为理论概括只要与现实细节有差别就犯了“脱离实际”的错误，因而否认原有基准包含着真理。于是我们的学术讨论往往变成没有共同基准的乱仗，通常只能得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