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同成钢讨论这个问题是在1993年。当时，他刚刚在海南参加了留美经济学会的年会后回到北京。在那次会议对证券市场的讨论中，国内经济学家分成两派：一派根据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认为只要开放股票市场，就能实现它对经济发展的各种积极功能；另一派则说，中国股票市场已经放开了，但得到的却是一片混乱，可见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是一套脱离实际的错误理论。成钢感到，如果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认识处于这种状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就十分值得担忧。
当然，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成钢和颖一不把自己的思虑止于担忧上。他们还尽自己的努力改变经济学研究的这种不理想的状态。
当年成钢就曾经从微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论述证券市场的特性和中国证券市场存在问题的根源。[3]2002年，他还发表了前面讲到的那篇文章，全面论述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他把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模型、莫迪格里亚尼-米勒（Modigliani-Miller）定理、科斯（Ronald Coase）定理、卢卡斯（Robert Lucas）关于货币中性的理论、贝克尔—施蒂格勒（Becker-Stigler）关于最优阻吓司法制度的理论等五个“不相关性理论”称作研究制度问题最重要的基准理论，并且逐一论述了它们对于制度研究的意义，澄清了在中国常见的误解。例如，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就是一个在市场完备、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等严格假设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换句话说，只有在阿罗-德布鲁的假设条件下，才能实现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均衡。以此为基准，就能导出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差别的制度性解释。颖一也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讲述了同样的道理。
他们的这些论述，道出了经济学方法的精髓，所以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生必读的入门参考书。
颖一和成钢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严格遵循现代经济学的这些规范和要求，做出了令人赞叹的成绩。他们两位对于中国民营企业为何能异军突起并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制度性解释，就是其中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21世纪初期，为什么中国经济没有像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所预料的那样走向衰退而是蒸蒸日上，是一个引起全世界热议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民营企业在苏联经济改革中无法发展起来，而在中国能够发展壮大。许多就事论事的研究并没有给出能够令人信服的答案。颖一和成钢从制度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最重要的激励这一视角出发，比较了苏联和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同制度环境，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与众不同》[4]这篇文章中，提出了“M层级制”的理论，对中国非国有企业得以发展壮大作出了制度性的解释。我们知道，列宁把计划经济形容为一个“国家辛迪加”，即国家大公司或Party-StateInc. 。这种国家大公司的典型结构是高度集权的单一型（unitary-form，简称Uform）。颖一和成钢就以U-form的国家大公司作为参照系，与中国经济进行对比。从这种对比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经济虽然仍旧保持着国家大公司的特点，但是，随着1958年以后的几次地方分权改革，中国这个国家大公司已经不是一个U-form的、而是一个多事业部型（multidivisional form，简称M-form）的大公司了。在这种经济下，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有别于全国整体利益的独立利益，都存在帮助本地企业发展的激励。这就使乡镇企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虽然我自己觉得与其说当时的中国经济是一个M型的大公司，不如说它是一个H型（即控股型holdingform，简称H-form）的大公司，因为M型大公司中的事业部是所谓“收支两条线”的，并没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但是，颖一和成钢指出改革初期的中国经济有别于苏联经济U型结构的特点，无疑为解答中国改革的结果为何与苏东不同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我看来，颖一教授和成钢教授第二个可贵之处是具有很大的理论勇气。
以基准性的参照系和现实相对照，就会发现一些矛盾，由此就需要修改或放松假设条件，提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这就需要对原有的理论和观点提出挑战，包括对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社会流行的观点，甚至原来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提出挑战。提出这类挑战，往往是需要理论勇气的。
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成钢关于分权式威权体制理论的提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地方分权的体制和地方政府主导的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有人甚至认为这种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体制。经过研究整个中国改革历程和面对的官僚体制问题，成钢用分权式威权体制来对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成就和当前面临的困境给出了制度上的解释。[5]他指出，由地方分权改革形成的分权式威权制是中国最基本的体制结构，也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竞争和进行地区实验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由于这种体制激发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强劲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多年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超出GDP范围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地区竞争由于丧失了解决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的效力，反倒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而且，由于各级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腐败成了分权式威权制的痼疾。因此，只有彻底改变这种体制，才能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由于这种体制与众多机构和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联系紧密，提出这一理论需要很大的勇气，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整体改革开始向前推进。最先引起颖一关注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在当时，国内对企业改革目标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由国家股、企业法人股、公众股组成的“股份制公司”；另外一种是由原有经理人员承包经营的企业承包制。用现代企业理论[6]去分析这两种企业制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们存在很大的制度漏洞，这就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济学中“所有与控制分离”的中译）的名义下，把企业产权的两项基本内容，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交给了内部人。这种做法还被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肯定为法定制度，实际上为“内部人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为了澄清这一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颖一和我在1993年写过一篇《关于公司化》的文章[7]，说明公司制的本质，强调了能够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或称“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其中的主要观点后来被 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和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所接受，成为进行公司化改制的理论说明。颖一还在1994年和青木昌彦教授合编了《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一书，介绍了国外的有关经验和论述。这些努力虽然没有完全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内部人控制失控的问题（直到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仍然把“国有产权由于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不够清晰，存在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作为我国产权制度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但还是对提醒国人整饬内部人控制失控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
这些年来，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也减少了我们从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的享受，但是我们还是有失有得，在失去部分可能的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同时，收获了一位教育家。颖一以经济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来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对大学教育的使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形成了“‘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三位一体的教学观，对“学什么”“怎样学”和“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系统回答。用颖一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对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理念提出的不同思考”。也就是说，他对长期形成而且愈来愈变得不容置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
最后，我想借这个讲坛祝愿两位获奖人精进不休，为经济学的进步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1] 本文是作者2016年12月4日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2016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大会上所致的贺词。见吴敬琏：《改革大道行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34—441页。
[2]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3] 参见肖梦：《中国经济改革与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许成钢博士访谈录》，载《改革》，1993年第5期。
[4]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1993）：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与众不同： M型组织结构与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扩展》），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June 1993，1（2）：135-170。
[5]Chenggang Xu（2011）：“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制度》）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1，49：4.
[6] 颖一对现代企业理论所做的文献综述，见钱颖一（1989）：《企业理论》，见茅于轼、汤敏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30页。
[7] 吴敬琏、钱颖一（1993）：《关于公司化》，载《经济日报》，1993年8月24日。
学习经济所先贤榜样，努力攀登科学高峰[1]
（2019年5月）
能够参加庆祝经济研究所90年的庆典，我感到十分荣幸。回想我在经济所工作30年的经历，可以说是感慨万千。值此庆祝我们所90周年华诞之际，我最想说的话，是学习经济所前辈们的榜样，努力攀登经济科学的高峰。
虽然经济所早就号称“天下第一所”，但这里所称的“第一”并不是就它的规模而言的。1954年初我到经济所的时候，全所一共只有40人。那么，它的宝贵之处在什么地方呢？我想不在于规模，甚至也不在于那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在于这个研究所从20世纪20年代建所时起，就汇集了一大批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这批人在追求真理、追求人类福祉的信念的推动之下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去研究中国的、世界的社会经济问题，希望能够有所贡献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
前些年，著名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曾经一再跟我谈起，应该写经济研究所的所史。他心目中的所史，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我们所的研究成果，而是我们所这批知识人的精神世界。他还亲自鼓励一些熟悉的作家去研究经济所这批人的思想演变历史、他们的际遇和坎坷。很可惜，这些作家都觉得，要写作这批优秀知识分子的思想史，自己的学问乃至于文字表达能力都还够不上，最后只好作罢。
在纪念建所90周年的准备过程中，经济所的同仁做了很好的工作，所史的编写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读了所史的初稿和后来的简史，才发现我对所史其实所知甚少。如果说王元化先生所熟悉的，是193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左翼知识分子。我所熟悉的就要晚得多了。甚至可以说，我对前面20多年的所史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我在读所史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比如说，我们所的创始人、从1929年建立社会调查所起、直到1953年卸任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主持了我们所 26年工作的陶孟和先生，我就从来没见过。1954年大学毕业后我便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但是我被留在院部干部教育处当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发展史学习辅导员，后来所里派了黄载尧去才把我换回来。很惭愧，这次读所史我才知道，我在科学院院部工作那两个月时间里待的文津街3号院部办公楼，还是1931年陶孟和先生主持社会调查所时修建的。在刚才放过的所史短片里也可以看到这幢办公楼。
对于陶孟和先生的事迹，我也是看了一些讲述中国知识分子这几十年荣辱起伏的文章，特别是巫宝三先生写的纪念陶孟和先生的文章[2]才知道的。真是了不起！比如，在抗日战争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社会科学研究所从1939年就开始研究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作为胜利以后向侵略者索赔的根据，并在1946年出版成书。虽然这些成果由于中国政府决定放弃索赔而没有用上，但是这项研究开启了用科学的方法来计算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损害的先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巫宝三先生的纪念文章里面，还讲到了解放以后陶孟和先生对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特别体现出陶先生有科学勇气的事情，是在1957年错误批判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把社会学、现代经济学说成是“伪科学”的时候，陶孟和先生仗义执言，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在我们经济所的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人和事是非常之多的。像孙冶方所长、顾准研究员的事迹我们知道得比较多。其实还有许多人们不太注意的经济学家的感人事迹，值得我们去发掘、去学习。我现在想讲一位，这就是经济史组的章有义先生。在第一次看所史网站的时候看到过有他的专题，今天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专题。我跟他的接触是从进所以后不久开始的。他的学问做得非常扎实，在经济史界也是有名的。当时在于光远同志的指导之下，团支部定期组织一种业余的沙龙式讨论会。有一次，我们请了章有义先生来介绍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像我们这些在解放以后读经济学的人，对这场论战的理解都是非常简单表面的，以为就是两个政治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章有义先生对这场论战中各个学派的论点和论据作了客观介绍和分析，我们都觉得很受启发。可是没有想到，他却因此大祸临头。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一，位在经济所很有权势的人指责章有义向青年人“传播托洛茨基派的反革命观点”，于是就成了肃反的重点对象。虽然章先生在肃反中没有查出什么历史问题，然而到了1957年，他还是在劫难逃。他被剥夺了副研究员的职称和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平反。他本来身体就很不好，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拖着一个非常衰弱的、不断要进医院的、靠吃药维持的病体奋力地进行研究。他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几年中写了，130万字的著作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史的一，位著作等身的名家。正像上海学术杂志上一篇章先生传略所说，“在章有义先生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我国优秀知识分子那种对事业鞠躬尽瘁、不惜一切的精神”。[3]
最后，我还想讲讲1959年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上送“食堂问题报告”事件。[4]这份报告的主要执笔人经君健是跟我同一年进所的。从经君健后来的研究可以看到，他的研究风格是特别周密细致。经君健和他的同事们在农村的调查中发现，在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下，强制社员在食堂吃饭对于维持他们的生命多有妨碍，社员普遍对此啧有烦言。因此，他们写出报告，建议放宽政策，让人们有可能自愿选择是否在食堂吃饭。这份报告引起了当时领导人的震怒，虽然领导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判断错了，但经济所好几位相关研究人员却因此戴了好几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大家可以想想，在那个年代，为农民发声写出这样的报告，除了调查研究的功底，还要有多么大的道德勇气。
因此，我想说，孙冶方和顾准无疑是我们的思想旗帜和学习榜样，但是，除了孙冶方、顾准这样的领军人物，经济所还有许多为了推动国家的进步竭尽心力的知识人。他们的思想和事迹，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发掘和认真学习。
经济所的许多先贤都是大学问家，我们当然要研究、学习他们的论著，从他们的学术成果中吸取营养，但是我认为，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的时候说得非常有道理，就是“伟大人物在道德人格上对人类的贡献，往往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要学习先贤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和认真探索去发现真理、为人民作出贡献的精神。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先贤们的观点并不全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们之间在学术观点上也存在分歧，例如孙冶方讲的价值规律和顾准讲的价值规律就不是同一件事情。然而他们全心全意为科学进步、为人民利益努力奋斗的心志却是毫无二致的。所以，我想引用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上的一段话作为我今天讲话的结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谢谢大家！
[1] 根据本书作者在2019年5月18日召开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2] 巫宝三（1995）：《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辑（1995年6月）。
[3] 朱荫贵：《章有义先生传略》，载《近代中国》第3辑（1993年6月）。
[4] 参见经君健（2011）：《代价沉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试验》，载《经君健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95—567页。
索引
“八字方针” 64，67，636
“巴山轮会议” 105，246，247，249，609，864
“半统制、半市场” 253-255，863，879，882，894
“补短板” 928，935，936
“大连会议” 249
“大跃进” 153，190，223，241，243，275，289，295，316，349，364，538，670，784，825，994，1029，1031
“钓鱼台会议” 249
“东亚模式” 123，508，859，953
“方案办” 249，323
“改革不可设计论” 352
“共产风” 9，15，59，67，79，295
“官倒” 244，255，312，461，693，696，699，732-734，781，862，865
“光荣革命” 231，233，234
“计算工具论” 146
“京伦会议” 249
“九五”计划 394，479，598，679-681
“看不见的手” 165，166，231，697
“马尔萨斯陷阱” 230，678
“曼谷会议” 249
“没有社会的国家” 869
“摸着石头过河” 123，243，244，390，832，863，950，952
“南方谈话” 224，250，379，392，781，893，895，954
“欧美模式” 123，859，953
“七五三条” 259，391，962
“入世的哲人” 967，993
“三大改造” 240，244，994，995
“三驾马车” 578，591，592，676
“三去一降一补” 616，875，924，928，947
“双层经营” 389
“四人帮”的封建性 14，24
“苏联现象” 561
“向科学进军” 491，508
“亚太模式” 201，498
“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 255，862
“一大二公” 86，87，206，207，211，301
“一个国家—一个工厂” 130-132，142-144
“伊利里亚”模式 420
“永恒公平” 87
“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 392，395
“自由人联合体” 93，127，167，1023
“左”的路线 222-225，389，950
《大国崛起》 228-238
《大宪章》 231-233，919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227，380，781，833-835，838，1018
《第三次浪潮》 136，137
《短缺经济学》 105，112，246，642
《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建议（1999年6月）》 448
《反杜林论》 40，51，56，87，94，99，126，128，130，133，167，170，171，177
《干校札记》 1021，1022，1025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381，448
《哥达纲领批判》 126，148，167，944
《公司法》 436，450-452，459，468，470，810，811，935
《共产党宣言》 21，30，101，920，1023
《共产主义ABC》 133，134
《顾准文集》 234，976-983，1034
《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 320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154，319
《国富论》 231，788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1996—2000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539
《过渡时期经济学》 133-135，173
《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 246
《理解现代经济学》 1036，1037
《论经济改革面临的抉择》 267
《论十大关系》 18，31，59，314，317，348，538
《民法典》 809，821
《民主的历史》 1014，1019，1020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 564
《社会契约论》 997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宣传提纲》 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 972
《市场与法治》 384，725，726
《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 474
《索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 825
《未定稿》 1010，1011
《物权法》 821，822，941
《希腊的城邦制度》 978
《小的是美好的》 138
《哲学的贫困》 35，129
《政洽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972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394，459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251，260，369，381，384，392，612，665，761，864，886，890，893，938，954，1039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16，154，178，179，196，198，293，322，332，365，412，623，63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396，464，589，688，875，892，911，928，929，938，957，95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396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459，563，570，599，865，92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的建议》 162，248，259，264，323，350，390，610，623，797，953，96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397，948，1040
《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 245
《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与众不同》 1038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 36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450，738，743
同《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401
《资本论》 82，93-101，112，126-133，164-169，353，381，413-416，455，482，513-534，677，950
M层级制 1038
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 516，520
阿甘别疆（Abel Aganbegian） 484，522
阿吉翁（P. Aghion） 618
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 249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728
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 246，247
艾哈德（Ludwig Erhard） 248，351，637，638，932
爱尔福特纲领 131，172-174
安志文 246
按劳分配 6-10，22，30，32，74，83，93，94，150，380，381，972，973
奥肯（Arthur M. Okun） 383，754，758
八田达夫 619
八字方针 190
巴罗尼（Enrico Barone） 168
白重恩 578，597，777
拜特（Aleksander Bajt） 334，419
包产到户 86，89，90，801，1010，1011
包干到户 89
包容性体制 881
保护私人财产 809-811
保护主义 276，305，312，321，363，445，695，788，796，889，959
鲍恩斯坦（Morris Bornstein） 315，404
鲍莫尔（W. J. Baumol） 229
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age） 770，771
贝利（Adolf A. Berle） 415
倍倍尔（August Bebel） 98，131
比较优势 182，277，305，497，542，543，558，559，561，586，673，787，792，793
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58，64-68
彼得斯（Tom Peters） 141，142
俾斯麦模式 770，771
拨改贷 115
波什金（Michael Boskin） 506
波特（Michael Porter） 512
波伊索特（Max Boisot） 334
剥离上市 459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39
薄一波 1008
布哈林（Nikolai I. Bukharin） 133-135，173，174，176，514，573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696
布莱尔（Margaret M. Blair） 473，474
布鲁诺（Michael Bruno） 798，982
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 100，103，112，114，126，127，157，242，246，635，636
布鲁斯模式 108
参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
财产税 384
财产性收入 765，766
财税改革 162，190，370，488
同财政税收改革
财政包干 243，393，455
财政再分配 109
蔡昉 556，597，923，949，956-958
操纵市场 220，716，718，728，740，796，817
曹桂荣 775
曹远征 579，957，958
产能过剩 570，926，939
产品附加价值 552
产品经济 128，144，149，150，200，355
产品升级 544，545，554
产权保护 397，503，528，561，562，809，875，941，942，944，945
产权保护体系 561，563
产业革命 12，136，137，206，231，286，492，493，571
产业集群 551，558，560
产业结构扭曲 550
产业空洞化 533
产业升级 569，571
产业政策 182，209，219，241，289，305，338，391，397，480，604-619，657，790，939，947，954
产业政策转型 480，612，616，618，619
产业重型化 542，955
陈伯达 9，15
陈翰笙 999，1001
陈吉元 159，242，246
陈云 67，197，198，243，389，863，1008
陈志武 544，551，562，674
承包制 336，366，401，412，416-418，437，454，461，464，662，737，866，941，1009，1011，1012
城市改革 151，244，267，268，275，301，401，403，461，785
城市化 252，480，549，574，582-589，597，598，766，792，861，871，882，909，924，955，958
出口导向 231，255，540，576，670，679，861，904
出口导向战略 252，577
传统工业化 522，540，541，546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314，348
创新驱动 480，512，939
创新型国家 235
创业板市场 497，505
创业企业 501，502，505-507
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 468477，497-552，572-581，906
粗放增长 254，394，479，481-490，522，545，572-581，597，671，684，687，861，885，894895，904-922，924
促进创新 569
打破垄断 225，342
大卫（Edward David） 139
代工（OEM） 13，79，88，129，142，150，287，319，353，534，538，551，559，567，568，679，985
代为设计（ODM） 559
戴蒙德（Peter Diamond） 249
戴维（Paul A. David） 536
戴园晨 246
单伟建 517，552，553
党政分开 226，227，805，833，834，836，866
德国式市场经济 372
德鲁克（Peter Drucker） 249
等级制 313，495，526
参见科层制
邓季惺 984，986，987
邓小平 195-199，203-207，217，223-232，242250，293，379-392，454，461，610，750-759，781，827，833-838，852，863-866，893-901，952-1018
第二次产业革命 123，234，512，525，596，678
第三次改革大争论 221，853
第一次产业革命 136，137，511，512，517，525，596
蒂德里克（Gane Tidrick） 159，162
调节税 116，261，339，410，790
调整存量结构 217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217，447
参见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
丁宁宁 625
顶层设计 396，397，570，580，767，858-875，878，884-888，940，946，948，957，958，963
东方专制主义 977，978，981
东亚高业绩经济（HPAEs） 524
董辅礽 703-705，707，709，711，712，720
董事会 227，307，311，342，380，415，424429，434-437，449-451，469-471，474，535，760，891
动态比较优势 182，559
独立审判 386，580，745，853，870
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 393
段永基 500
对企业的微观干预 109，110，193，431
多马（Evsey D. Domar） 514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205，208-211
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 91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378，379，381，382，458
多重结构的所有制 98
恩格斯 6，12-25，30-56，76，82，87-102，126-150，164-186，201，205，206，236，353，381，414-418，827-834，950，969，974，1002，1023
二板市场 497，505，506
二元结构 152
二元经济 242，274，284，956
发达的市场经济 220，483，522，567，712
发挥人力资本作用 495
发挥政府作用 396，619，895，896，938，945
发展投资银行 220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570，571，926
发展中小企业 402，439，495，503
法人所有制 421
法人治理结构 376，428，435，446，449，469，1040
参见公司治理制度
法制 3，15-19，79，81，98，100，232，385，394，634，658，744，769，808，810，819，833-838，852，866，899，940，1037
法治 124，226-237，244-255，288，372，384387，395-397，444，455，456，463，503，528，562-564，580-693，725-727，743-745，781-899，919-946，958-961，984，1017
法治的市场经济 221，378-385，395，397，453-463，570，726，747-761，779，800863，882
法治环境 385，503，564，748，850-867，911
法治精神 503，804，812，1016
法治政府 565，899，945
樊纲 923，949，951
反腐 376，383，689，694，700，701，730，742，744，745，753，799，850，855，918，1007
反垄断法 140，602，605，899，934，940
反垄断立法 580，889，898
反冒进 61
反右倾 61，1030
放权让利 188，204，212，267-282，310-322，349-357，364，437，660，736，737，801，840
非公有制经济 221，379，394，809，811，834，898，943
非公正竞争 182，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