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瑞：乡村的文化建设也是这样。我国12周岁以上公民中的文盲和半文盲比例占1/4或1/3，大都分布在乡村。我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低的，而农村的教育经费更是紧缺。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村，尊师重教的风气远未形成。前段时间，报纸接二连三地报道了殴打教师和农村学校校舍倒塌压死师生的事件，便是有力的佐证。“文化大革命”中流传过这样的笑话，一个公社书记对教师说：“你好好干的话，我提拔你当售货员。”今天，在农村的一些地区，流传“有女莫嫁教书匠”的说法。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如不尽快扭转和根除，可以说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是很难成功的。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有人总结南朝鲜经济发展的经验时说，其开发人力资本的经验很简单，一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造就了一支价格低廉而又有知识技能的劳动大军；二是南朝鲜军官大都接受过美国式的教育训练，现代意识较浓。这样的说法不一定确切，但说明发展教育对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性。实际上，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充分证明，即使把教育投资作为一种纯经济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收益也极有可能超过物质资本投资。我国农村现阶段经济发展本身也对文化建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乡村中的“能人”大都是文化水平较高者。拿时下流行的“引导农民消费”来说，除了采取经济方面的措施外，还有赖于农民文化观念的转变。富起来的农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商品经济潮流的冲击下，农民有可能转变成一代新型的企业家；另一方面，在旧文化的影响下，农民有了钱以后，有可能追求地主式的消费方式。如温州，富的人家造一座坟就花上万元甚至几万元，婚丧嫁娶时挥霍性消费现象更严重。这种现象显然是非常落后、原始、封建的。但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靠一时的思想政治工作，靠行政手段，靠搞运动显然难以奏效。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改变其文化观念，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治本之道。
吴敬琏：价值观念的转变靠教化。如果没有现代文化的熏陶，那么农民能够学习、模仿的对象就是地主。旧文化掌握在封建地主手中，农民也深受旧文化的影响，当他们富起来以后，在不存在现代榜样的情况下，农民心目中的“文明人”只能是地主。这也可以说明现在农村除了婚丧嫁娶中的奢侈浪费外，迷信、赌博、买卖妇女、卖淫等一些旧社会的黑暗消极的东西沉渣泛起的原因。但改变农民的文化观念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应该尽早下手，花大的力气，经过较长时期的努力建立新文化。从事这项工作的最有效的组织机构就是学校，它是一个现成的普及现代文化的网络。目前农村的学校虽然数量不足、设备简陋、教育条件很差，但毕竟形成了一个网络，集中了农村中最有文化和教养的人。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农村的教育系统，加强和发展这个系统，使它成为普及文化、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堡垒。在当前，则要扎扎实实地普及义务教育，除了动员民间力量来办教育外，各级政府预算应保证义务教育的实现，否则就是政府违反法律。农民违反义务教育法，不许子女入学，政府可以控告他；政府预算中教育经费不足，造成农民子女不能入学，农民也可控告政府。
刘吉瑞：根据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在农村建立各种新型的经济组织，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方面。发展商品经济需要形成竞争性的农村市场，而这又涉及各种组织的培育。改革以来，农村经常出现农副产品一会儿“买难”，一会儿“卖难”的问题，原因之一在于原来的供销社、政府的粮棉收购站等组织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原则组织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原有的供销社、粮棉收购站进行根本的改造，同时大力进行市场组织建设，培育各级贸易中心。再如，现在农村有一部分人迅速富了起来，收入差距拉得很大。政府为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建立了个人收入调节税制度。但由于缺乏健全的会计制度、许多农户不做账等原因，使得征税部门很难了解农村个体户的实际年收入，个人调节税的征收碰到了困难。而要健全会计制度，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农村建立会计事务所，向社会提供会计服务。否则，即使我们制订了各种政策和法规，社会还是不能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
吴敬琏：解决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的行贿开后门等问题，除了采取消除双轨制等措施外，恐怕需要建立严格的会计财务制度，并由审计机构对其进行审计监督。除了国家审计机构外，应建立各种社会审计事务所，为各种企业提供服务，对它们实行监督。其他如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服务等服务的组织机构也要从现在抓起，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商业组织、社会服务的中间组织的建立发展，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但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那么农村商品经济就不可能大发展。
刘吉瑞：还有，为了保持农业发展的后劲，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农业科学技术研究、试验、推广的体制。如果说联产承包制后农业产量短期骤增，主要是由于农民增加了劳动投入所致，那么，今后农产量的增长，则要依靠科技的进步了。这几年，人们把“富起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经商上，这固然有符合潮流的一面，但也应看到，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试验推广被忽视、被削弱了。1988年以来，政策允许科研人员创收，号召科技人员甚至从事基础研究的去承包乡镇企业。这样做或许可能给乡镇企业的科技人员本身都带来一些好处，但无助于健全发展现有的农业科研体制，不能从整体上、从根本上促使科技与生产结合，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病虫害和防治的研究、农业气象的预报、农业机械的研制、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等，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需要从体制上保证经费、设备、人员的来源。根据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一方面，政府预算应增加农业科研试验推广方面的经费，使各级研究机构有足够的财力支持科研并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的待遇，同时政策上应允许农业科技人员在为农民服务的过程中富起来。否则，就会出现农业科研人员不愿在乡村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流向大城市的情况。
吴敬琏：不能把科学技术同生产的结合简单地、狭窄地理解为科研人员去承包乡镇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项目。农业生产是一种与动植物的生命过程相联系的产业活动，它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是相当高的。生物的生命活动远比物体位置变化的机械运动复杂，也比单纯的化学变化复杂，现代农业跟高深的生物学、植物学、农艺学等科学相联系。像生物工程、遗传基因研究等，都是现代科学的尖端。世界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从基础理论研究，到开发研究，再到应用推广，都有比较完整的体系。一般认为美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工业互相促进，实现了良性循环。再进一步观察，就可发现美国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科技的研究、试验和推广工作。1785年美国第一个土地法令，将各个城镇的土地划为36等分，其中一分专为公立学校保留。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莫里尔法案》，也就是“土地赠送院校法案”，规定每州拨出土地支持农学院和工艺学院的建立。在这个法令下，各州都建立农业高等学校或农学院，后者将农业科学试验和技术推广集于一身，成为各州推动农业发展的中心。我的母校——南京金陵大学由于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农业科学家而闻名于世。它的姐妹学校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是一个很奇特的学校，即它是一所私立大学，但它最有钱的一个学院——农学院却是公立的，按法律规定得到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土地。美国以各州的农学院为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合理的科研、试验、推广体系，从而保证了美国农业的长期发展。在现代，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更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影响甚大的“绿色革命”，最初孕育、肇始于小麦和水稻双杂交方法的研究。我国科学家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也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这种杂交方法，不是由经验产生，而是来源于理论发展和实验室研究。我曾听“文化大革命”中一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说过，他认为双杂交玉米每年要换种，纯粹是资本家为骗钱想出来的点子，不值得推广。这就是一个由于缺乏现代科学知识闹出来的笑话。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发展的被动局面，避免年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我看来，必须重视建立和健全农业科研体制。即使多花些钱也是值得的，这才叫把钱花在该花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第十二讲
改革时期的发展方针
刘吉瑞：改革策略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怎样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一般说来，从长期看，改革与发展是不矛盾的。改革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后者是改革的目标和判别改革成败的标志；而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经济增长发展的势头，能给居民带来一定的利益，推动改革的深入。但从短期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改革与发展又存在一定的矛盾。短期内特别是改革初期或决战时期经济“过热”，可能延缓和阻滞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经济学界争议最大的恐怕莫过于改革要不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这样一个命题。协调改革派主张改革需要良好的或宽松的经济环境，坚持宽松环境论。另外一些同志则反对这一观点，主张国民经济在比较紧的、即膨胀性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进行改革。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从爬行式转变为奔腾式，从一位数上升到两位数，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1985年的超高速增长时期，国民经济似乎又回到了1984年底和1985年初宏观失控的状态。于是，改革环境的问题再次显得十分突出。
吴敬琏：从1984年以来，我曾经反复思考过经济环境的问题，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原来的主张还是正确的。一些性急的改革者，往往把这看作对改革的态度问题。照他们的说法，创造宽松的环境无异于消极等待，而不是积极地推进改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甚至是曲解。为改革迈出决定性的步子创造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推进改革的积极态度。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都表明，市场取向的改革要取得成功，一定要采取措施，努力保持总量平衡，使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缺口不致过大，两者的关系不过分紧张。显然，改革能使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经济环境得以改善，但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尚未建立，改革的效益尚未充分体现出来以前，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缺口，一时不能通过增加供给的办法来弥补，而只能通过控制总需求来平衡。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以及总供给短期内难以增长的客观状况，决定了在市场化改革时，有可能引起物价较大幅度的上涨；而要使物价上涨不超越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关键在于我们在推出改革之际，能够保证总需求不至于过分超过总供给。抑制总需求的增长难免会给短期增长带来影响，但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在创造改革所需的经济环境这一点上，东欧一些国家曾有过许多经验教训。突出的例子就是波兰1973年的改革。1973年波兰的改革是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中潜伏着一个重大的危险，就是波兰的1971~1975年度五年计划是在农业大丰收的情况下制定的，过于雄心勃勃。按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很快，居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得非常快。在整个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总需求增长的势头更猛，大大超过总供给。在这样的背景下，1973年推出全面改革时，很快就引发了物价的全面上涨。当时波兰的经济学家提出意见，要求在改革大步进行的时候对总需求有所控制约束。可是波兰政府没有采纳这个意见，相反认为在改革大步进行时生产的飞速发展是推动改革深入的条件，因而1974年速度反而加快。这样到1975年，改革就很难继续向前推进了。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改革就进行得比较顺利，而在环境很紧、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比较大的情况下，改革措施就很难出台。在我国，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本来改革面临一个很好的政治环境，可是当时没有注意加强对总需求的宏观控制、为改革措施的出台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导致了1984年冬季开始的通货膨胀，这使城市改革预定的许多重要步子迈不出去。1985年秋，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在党的代表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建议》的四条指导思想中，第一、二条都着重说明了要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按文件的语言就是创造“良好的环境”。所谓“良好的环境”，文件作了说明，就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大致平衡。1986年以后，情况又有变化，一些同志对宽松环境论提出了批评，当时的一种说法是，相对宽松的或良好的经济环境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我们只能也应该在一个偏紧的环境中进行改革。这种说法也写进了一些文件。但实际上，在很紧的经济环境中，配套改革很难迈出步子。1986年以来，改革只能在某一个方面进行，如进行企业承包，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或更多的利益等。在以价格改革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面，在市场形成方面就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配套改革是不可能在一个很紧的环境中进行的。
刘吉瑞：您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学界争论多年，莫衷一是的。为了搞清它们，我觉得首先需要澄清一些概念。首先，需要明确我们所说的改革，其内涵究竟是什么？零敲碎打、放权让利的改革同市场取向的配套改革或协调改革对环境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果说后者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那么前者对这样的环境的要求就低得多。事实上，紧的环境与放权让利是互为因果的。要放权让利，宏观上就要放松对总需求的控制，实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放权让利的措施，又必然使得总需求大大地膨胀起来。第二，什么是宽松的环境？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认识有所不同。我发现您和刘国光同志都是主张改革要有宽松的环境的，但似乎对宽松环境的解释也存在差别。
吴敬琏：从根本上说，我和刘国光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市场机制要有效地运行并发挥协调国民经济的作用，需要有一个供给和需求平衡协调的市场。实践表明，供给略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才会给生产者带来压力和动力，使它们按照社会的需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推出适合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但我也看到，由于我们是在一个短缺经济中开始改革的，初期不可能出现一个长期稳定的买方市场。只要能够保证改革迈出决定性步子时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缺口不是太大并趋向平衡，不致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就可以算达到了我们对环境的要求。如果关键性的改革步子迈出去时没有发生大的问题，那么新的经济机制就能逐渐发挥作用，保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协调。由于市场机制一方面造成了硬的财务约束，另一方面又能调整生产的结构，改善供给，所以市场机制的作用能促使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进一步协调。刘国光同志可能比较强调需要有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似乎把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条件和改革迈出大步所要求的条件这两个方面等同了，或者说，在他的论著中，似乎不那么强调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点。
刘吉瑞：这样看来，协调改革派也认为稳定的宽松环境只有在改革成功后才能创造出来，他们同另一派争议的焦点只在于要不要、能不能在短期内为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成功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主张改革只能在比较紧的环境里进行而不能在宽松的环境里进行的经济学家，通常有三个代表性的论点。其一，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能够在改革和发展两方面同时突破，因此没有必要加强对总需求的控制、用适度紧缩来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其二，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短缺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都只能紧运行，所以，即使创造宽松的环境为改革所必需，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环境。其三，认为即使能创造出这种宽松的环境，却要以牺牲若干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数百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代价，因而得不偿失。概括起来，第一种观点认为创造宽松的环境没必要，第二种观点认为创造宽松的环境不可能，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创造宽松的环境不可取。
吴敬琏：这三个论点都有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我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了像日本战后出现的高速增长阶段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的高速增长主要靠增加投入实现，而战后日本和东亚工业化地区的增长奇迹主要是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益实现的，因而我国尚未进入高效率高速度的集约增长阶段，短期内很难在改革和增长两方面同时突破。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否认宽松环境必要性的论点，是跟商品经济市场运行的原理相违背的。各个学派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无不认为，只有在货币和价格稳定的情况下，价格信号即比价关系的信号才能正确反映企业的决策活动。在物价总水平上涨时，比价信号淹没在物价总水平变动的噪声之中，企业的决策者在作出生产决策和投资决策、短期决策和长期决策时，很难判断比价关系的变动状况，并据此决定生产什么，以什么样的规模生产，也很难判断向哪里投资。所以，如果说命令经济可以用行政手段控制，不需要一个总供给和总需求协调的环境，那么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否则市场经济难以运行。从我们大家都有体验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情况来说，在供不应求时，企业就不会去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改进产品质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卖方处于垄断地位，存在一种“皇帝女儿不愁嫁”和粗制滥造、不顾成本扩大产量的行为倾向。所以说，既要发展商品经济又不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和货币体系的观点，是违反经济生活的逻辑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不可能出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协调的宽松环境，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理论的创始人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1899~1970）还是以研究短缺经济闻名于世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都把造成短缺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为制度条件而非生产力水平。在传统的行政社会主义条件下，即使经济发展进入了较高的阶段，也必然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短缺经济。而中国改革后出现的日用消费品的供给迅速改善、短缺程度明显降低的迹象，却预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即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初级阶段，也能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大致平衡协调，甚至出现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局面。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只能“紧运行”、不可能解决短缺问题，无异于宣布在整个初级阶段都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注定了只能采取传统的行政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至于第三种观点，我在1987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问题》中已有所评论。这涉及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即我们要追求的是近期的粗放式高速增长，还是牺牲一些当前的增长速度，换取一个有管理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持续稳定的集约式增长，特别是当短期与长期、改革与增长存在矛盾时，如何权衡选择。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供给略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经济，只能使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4%~5%，而需求大于供给的经济，却能使每年的增长率达到7%~8%，因而供给略大于需求不见得优越，并不可取。而对经济学界的多数同志来说，高质量高效率的4%~5%增长比7%~8%甚至百分之十几的粗放增长更可取，却是很浅显的道理。当改革的中长期目标与当前的增长发生矛盾时，必须把改革放在首位，短期利益服从长期利益。在我们看来，以通货膨胀、放慢改革速度为代价来保持当前较高的增长速度，则是绝对不可取的。
刘吉瑞：还有一些同志之所以不太赞成治理环境，是出于这样的担忧，即：在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还没有形成时，为了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只能采用行政办法控制总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强制平衡；而为创造宽松环境所釆取的这些行政措施，很难取消，自动地走向市场机制。借用一位同志的话来说，协调改革派的所谓宽松环境是靠操作来实现的，不是靠机制来实现的，而行政措施的加强与市场取向的改革又会发生矛盾。
吴敬琏：这个问题与你上面讲的是有关联的。长期稳定的宽松环境只能由有管理的市场机制来创造，来维持。但是，有宏观控制的市场机制本身的建立，又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所以，事情的辩证法可能就是这样：当你还没有一个能够实际运行的市场机制的时候，你只能先利用行政手段为建立市场机制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有了这个环境，你就可以建立市场机制；而有了市场机制以后，这个宽松的环境就能长期稳定地存在。这似乎与列宁所说的用非共产主义的手来建立共产主义有些类似，当然这是一个不完全等同的比喻。反过来，如果你不愿动用行政手段控制总需求、创造为建立市场机制所必需的宽松环境，希冀用市场机制来建立宽松环境，而市场机制又不能在很不宽松的环境中形成，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出现市场机制，永远不能出现宽松环境。结果，环境很不宽松，通货膨胀变成持续性的，势必要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来抑制总需求。因此，与其被动地釆取行政手段控制局势，还不如根据改革的总体规划设计，主动地治理经济环境，然后及时推出前后协调、左右配套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措施。
刘吉瑞：在整个经济改革时期都存在改革与发展的配合问题。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日本实行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花的时间要长。如果从1979年算起，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至少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而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后，正像一台新机器投入运行后总有个调试和磨合的过程一样，还需要一段时间使新体制逐步调整、完善。这样，从向旧体制发起冲击到新体制正常运行，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样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经济发展不能停顿，也就是说，体制改革不能在“停机修配”的状态下进行。而要发展经济，客观上总要实行一种发展的模式，贯彻执行相应的发展政策。我国经济学界通常把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的转换看作经济改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实行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双重转换。
吴敬琏：关于改革时期发展模式与体制模式的关系，我觉得大致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最初源于公开的或潜在的社会危机，为了缓和改革发动时面临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首先必须在发展模式方面作些调整，如改变挤压消费、强制高积累和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方针，采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一些政策。发展政策、战略乃至模式的转变势必要求改变行政配置资源的传统体制，使生产单位面向市场经营。而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要求放弃政府强制积累、粗放增长的封闭型发展模式，用持续稳定、高效率高质量的增长支持改革。但是，发展模式的彻底转变又只有在市场取向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后才能实现。譬如，当前不少经济学家都主张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应该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形式，这无疑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发展形式对体制条件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即要求实行一种与世界市场大致同构的经济体制。如果不对传统的封闭型体制进行根本改造，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势难实现。简而言之，在当前的变革时期，改革的发动和深入要求发展政策、发展战略先作调整配合，而新的发展模式的定型，却有赖于市场取向改革的成功。
刘吉瑞：发展模式无非是各种发展政策、方针的有机组合及其抽象。在整个改革时期，如果缺乏一套完整、系统的发展政策和方针来与改革配合，或者说执行了一套不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发展方针，在改革和发展两方面都会碰到许多麻烦。我不想在这里评价改革以来政府的工作，政府提交人代会的工作报告多次对此作了总结，居民心中也有其衡量的标准。作为一个对经济发展问题兴趣甚浓的研究者，我只想指出，据个人观察，改革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政策上存在许多前后不一致、彼此矛盾的状况，缺乏一个系统、稳定的方针，与改革措施的配合也不尽得当，总的感觉是有点“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和经济政策原则的指导下，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1981年初步形成了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一整套设想，也就是该年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今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方针规定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实行的老办法，真正从本国实际出发，围绕提高经济效益即优化资源配置的中心，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根据“十条方针”，传统的高速增长战略要向改革时期稳定成长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放弃总产值高速增长的目标，把满足居民需要作为主要目标；改变重工业单项突出的战略，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科技、教育上；变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增长为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集约增长；从闭关自守转向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按比较利益原理配置资源；等等。现在看来，十条建设方针只要经过适当补充和具体化，是可以成为与市场取向改革相配合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但是，稳定成长的十条建设方针的贯彻，在实践中遇到不少阻力，特别是在不到一年后立即受到了“国民生产总值提前翻番”的高速增长战略的冲击。“提前翻番”的冲击波直接导致1984年底到1985年的超高速增长和宏观失控。1985年党代会提出的“七五”计划建议重申了改革时期国民经济稳定成长的方针，但1987年底以来经济又出现“过热”现象。总之，改革以来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以来，宏观经济指导方针似乎在稳定成长和高速增长两种思路之间徘徊。除了体制原因外，这种徘徊恐怕是现阶段影响我国经济“忽冷忽热”的最重要的因素。
吴敬琏：与在改革方面存在通过放权让利，造成非规范的行政分级管理体制和通过配套改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新体制两种思路的争论相联系，在改革时期的发展方针上，也存在高速增长战略和稳定成长战略的分歧。前一种思路既已认定改革的目标是扩大地方和生产单位的权力，主要策略是中央向下级行政组织“放权松绑”，那么在实施过程中，就需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去严格控制财政、信用赤字和对外债务，否则，减免税收、提供优惠贷款、增发工资和奖金等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措施就无法贯彻。而要使放权让利得以继续，财政能不断拿出钱来保持对企业和职工生产经营的刺激性，反过来又要求把经济的增长速度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另外，由于放权让利后形成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资源配置和决策协调的方式，效率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要体现新体制的优越性，也有必要实施高速增长战略。而根据后一种思路，则不仅配套改革措施出台前需要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而且改革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从数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增长的过程，不需要把高速度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新体制与传统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当市场代替行政成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定比原来高，甚至可能低一些，但第一，这种增长速度是持续稳定的而不是大起大落的；第二，这种增长速度主要来源于资源配置效益的改善和科技进步，而不是靠物质投入的大幅度增长；第三，这种持续稳定的增长能给居民带来更多的福利和实惠。从后一种思路出发，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大都主张废止工农业总产值这个考核指标，在改革时期实行稳定增长的发展方针。在苏联最近的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要大步推进改革，另一方面提出了一个高速增长战略。戈氏的这一做法，受到苏联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高速增长战略是与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相矛盾的。就我国而言，虽然1984年以前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目标模式尚未完全确立，市场取向改革的原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但可以说，经济学界在1980年前后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发展战略的研究是取得了不少成果的，那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关于改革时期发展方针的一些重要思想。你所说的“今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反映了那个时期经济学界多数同志的共同认识。至于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出现摇摆和反复的原因，我想首先是选择放权让利策略的必然结果；其次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工农业总产值高速度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另外，这与凯恩斯主义在我国的误用有关。西方经济学说介绍到我国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机理的理论，对我们有一定的参照、借鉴意义。但不管本国的具体国情生搬硬套，或因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解而任意取舍，都可能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健康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制订产生不良影响。一些同志把50年代曾经在西方流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神话奉为至宝，把凯恩斯针对西方有效需求不足提出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到处套用，从而给传统的高速增长战略披上了一层薄薄的新的理论外衣，为害是不小的。
刘吉瑞：我国这几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实带有凯恩斯扩张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印记。实际上，凯恩斯通过财政赤字、印刷货币和创造信用等方法来发展生产的主张，只适合有效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劳动力资源和机器设备都有闲置的经济条件。这样的条件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不具备的，在我国也是如此。一方面，我国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动员这些劳动力投入社会生产，自然能增加供给；但另一方面，却缺乏必要的闲置机器设备和资源，因此这些劳动力只能从事修路、挖渠等活动，而不能同生产资料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工业生产。这同凯恩斯所说的其他资源都过剩，只要打开货币龙头、政府扩大财政开支、居民提高消费水平，失业工人和闲置资本就能投入生产性使用的状况是大相径庭的。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用刺激总需求的办法来扩大生产，只能使缺口越来越大，宏观经济失控。据参加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同志说，当代凯恩斯主义的大师、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在他弄清了中国的经济条件不同于西方这一点后，也反对在中国利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刺激生产，针对1984~1985年宏观失控的情况，他建议实行全面紧缩，执行紧的财政、货币、收入政策。
吴敬琏：且不说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谁是谁非，也不讨论凯恩斯主义者在六七十年代后观点的变化，以及他们在近几年的取长补短和互相趋同，就算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实践是完全正确的，对我们中国来说，也还有一个条件问题，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假设不符合中国的条件，他在这个假设基础上提出的政策主张就不能在中国实施。目前的中国，一是发展中国家，二是社会主义经济，三是处于改革措施要大规模出台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资源的全面丰盛，而处处是短线、瓶颈，如电力、原材料、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普遍存在供给不足。这时开动印钞机推动生产，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通过吃老本会带来表面上的繁荣，从长远看，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名义上相当高的粗放增长，实际上，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各种危害和痛苦，将远远超出短期增长的利益。
刘吉瑞：您前面提到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神话，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根据发展经济学大师刘易斯（William A. Lewis，1915~1991）的分析，通货膨胀能否起到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积累和投资。所谓有利于积累和投资，实际上是指通过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使利益发生有利于储蓄、投资阶层的倾斜。反过来说，通货膨胀能否促使投资增长，取决于非投资阶层对通货膨胀利益再分配的承受能力。如果他们默默地忍受了通货膨胀，没有要求增加工资和奖金，那么，通货膨胀就会把这一阶层的部分收入转移到投资阶层，从而投资者得到更多的利益，促使其储蓄投资，这样也许最终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但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条件下，如果靠挤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收入进行积累，看来很困难。一搞通货膨胀，大家就叫，尽管政府控制工资的上涨，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通过多发奖金、分实物等方式进行补偿，更消极的则是纷纷从银行提取存款抢购物资。今年年初以来已发生了多次抢购风潮。当居民采取了各种自我保护的措施以后，通货膨胀的结果就再也不能使收入分配有利于投资者阶层了。另外，即使通货膨胀使利益向储蓄投资者倾斜，但由于此时利率由正变负、价格信号更加扭曲，一方面势必降低居民储蓄意愿，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投资结构扭曲，生产性投资纷纷转向投机性行业，做一夜发快财的投机生意。所谓“现在干什么都没劲，只有做生意才来劲”恐怕就是指的这种状况。不少发展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进行了统计检验，发现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即从长期看，通货膨胀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反而低，而通货膨胀率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则比较高。发展经济学新近的研究成果，几乎都反对凯恩斯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滥用和误用，否定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促使经济起飞的主张。曾经有少数经济学家认为巴西当初是靠通货膨胀取得经济奇迹的，但在两次石油危机特别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这种靠通货膨胀支撑的缺乏坚实基础的增长顷刻化为乌有，巴西、墨西哥经济转入负增长和低增长，债台高筑，至今未能恢复元气。巴西的经验，也证实了通货膨胀对长期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吴敬琏：经常为人们引用的通货膨胀能促使高增长的另一例证是南朝鲜。南朝鲜在70年代后期为了提高农产品的自给率、实行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基础工业，用通货膨胀政策来促使出口导向到进口替代的转变。从短时期看，当时确实发展很快。但是南朝鲜的经济学家也指出了两点：一是当时作出这个决策的根据不足，对世界经济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二是从长期看，这种政策导致了70年代末期南朝鲜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以致后来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火并，高通货膨胀增长的倡导者朴正熙本人则因此丧生。总之，无论对于改革还是发展来说，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利的。主张我国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人，实际上都不主张实施通过配套改革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战略，而主张用高通货膨胀来支撑低效率的高增长速度，借助高速度获得足够的剩余资源和资金来放权让利。这样一种战略使得市场经济新体制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并作为一个系统发挥调节国民经济的职能。而要维持这种无效率的高增长，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最终甚至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或停滞膨胀。当出现这样的局面时，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都成为不可能。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的战略是，先不追求高的增长速度，不追求人民生活水平过快地提高，也就是采取稳定成长的战略方针，集中力量支持改革，把经济关系理顺。而改革的深入和最终胜利，必然能促使经济发展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的轨道，这样，经济发展就进入良性循环。采取稳定成长与配套改革相结合的战略，开始时增长速度并不很快，但归根到底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将大大加快。
刘吉瑞：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前段时间经济学界曾有所谓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之争。我觉得无论从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还是从理论的内在逻辑看，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虽然各有侧重，却是互相补充、互不矛盾的。我国经济目前既有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总量失衡问题，又有国民经济各部门七长八短的结构偏畸问题。理论上不作总量分析，政策上不进行总量控制，就不能对症下药，根治总需求膨胀及通货膨胀；而对结构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一是总量平衡难以实现并持续较长时期，二是这种强制的平衡并不一定能使资源配置优化。从学术角度看，结构分析要建立在总量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即使“结构论者”为之倾倒的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1906~1999）、钱纳利（Hollis B. Chenery，1918~1994）等“结构主义者”，亦信奉一般均衡理论，强调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市场均衡，而宏观经济理论要对现实经济活动作出科学解释并具有指导作用，必然涉及结构问题。为适应结构分析的需要，一些经济学家在哈罗德—多马总量增长模型（Harrod Domar Model）的基础上，建立了两部门或多部门模型，使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
吴敬琏：在总量分析还是结构分析以及在两者的结合上，应该承认我国经济学界的学术水平与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 Model）为代表的现代一般均衡论者，以克洛沃（R. W. Clower）、巴罗—格罗斯曼（Barro-Grossman）、贝纳西（Jean P. Benassy）等为代表的非瓦尔拉均衡学派（Non-Walrasian Equilibrium），钱纳利等结构主义者，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家和增长理论家等相比，都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至于在改革时期如何处理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的关系，我被一些同志视为“总需求膨胀论者”或“总需求控制派”。实际上，我并不认为我们经济中的问题仅仅是总需求膨胀，不过我觉得，“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究竟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二者择一的。我认为，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总量发生了问题，即总需求膨胀，而在它的背后，又存在一个结构问题，即资源配置结构不良，因而效率太低。至于说到对策，我也并不认为只要紧缩总量，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说过，我的策略口号是“收紧货币，放开价格”，这就是说，紧缩是为了给大步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环境。而只有大步推进改革，建立起能有效运行的新经济体制，才有可能改善资源的配置结构和提高运作效率。所以，我的主张一直是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调整结构。在总需求得不到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两位数的时候，调整结构或促进结构优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因而控制总需求是结构优化的前提。而在治理总需求膨胀时，应采取措施压缩长线，改善短线产品供给，使供给跟上来。
刘吉瑞：市场取向的大步改革的成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不致发生高的通货膨胀；二是结构得到迅速调整和优化。但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整个关系却比较复杂。传统体制下，经济结构存在巨大的扭曲。在价格改革等措施出台以前，如果不先采用行政力量强行调整一下结构，那么，由于结构极不合理，价格放开后，市场供求会出现大规模的波动，利益关系也会大幅度倾斜，以放为主的改革可能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在价格放开、市场信号理顺以前，我们只能大致上判断结构是否合理，并采取一些治标的措施，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问题。因为如果比价关系是扭曲的，那么扭曲的价格每时每刻在引导、刺激着人们的各种经济行为，使结构越来越扭曲。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传统体制下出现短线越短、长线越长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