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善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从根本上说自然有赖于有管理的市场体系的建立。用行政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问题。每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需要市场每时每刻进行调整。行政干预总是强制、僵硬的，很难对需求变动作出灵活反应。但如果结构扭曲严重，价格放开前有两个阶段可采取初步的调整结构措施。第一是在治理环境的阶段，在采用行政、经济手段压缩总需求时，可以增加对短线部门的投资，至于对长线部门或产品，对规模结构、技术结构都不合理的企业，可实行关停并转。第二就是在价格先调后放、调整价格的阶段，可以通过行政硬性的定价，保证结构向优化的方向转变。如果在上述两个阶段结构得到初步调整，当价格放开后，就可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加上宏观经济的供给管理即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指导，把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都调整好，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刘吉瑞：改革以来，从总体上说我国的经济结构在向资源配置优化的方向发展，传统体制下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些结构矛盾，有的已经解决，有的趋于缓和：农业的多种经营得到发展，改变了原来结构单一的现象；长期被忽视的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比较快；轻重工业的比例也趋于协调；如此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发展战略转变和体制改革对结构优化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结构偏畸扭曲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尤其是1984年的超高速增长，改革策略选择中的行政性分权倾向，1987年以来的高通货膨胀等原因，使某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趋于恶化。第一，加工工业越来越膨胀，基础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相对落后；第二，作为战略重点的能源、交通、农业、科技、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重点不够突出。如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一度减少，而科技、教育的发展，则由于“脑体倒挂”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后又让下面各自创收而受到影响。不少专家学者已经指出，长此以往，科技教育必将元气大伤，最终导致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缺乏后劲。第三，地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更加严重。传统体制下，生产力地区布局的扭曲主要表现在按主观意志来确定投资重点、实行地区间的分工。如过去领导人出于备战考虑搞的“三线”建设，从经济角度看，投入多产出少、效益极其低下。据一些专家估计，如果不是把这些企业建在内地的山沟沟里，而是建在沿海，如果不是生产军品，而是生产民品，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少能加快三五年。但传统体制也有一个优点，至少在1970年以前，投资和生产布局是从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出发的，中央计划人员相对注重保持全国平衡、防止重复建设等问题。改革以来，由于地方经济权力急剧扩大，中央又没有根据产业政策采取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加以调节控制，不仅原来的加工省继续大上盈利高的加工工业项目，而且原有的资源省也在积极发展各种加工工业。另外，加工省由于原材料缺乏，在发展自己的原材料工业。结果几乎在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都能发现从劳动密集的简单加工工业到资本技术密集的新兴加工工业无所不有的大体雷同的工业拼盘。一会儿是电视机、洗衣机热，一会儿是易拉罐、啤酒热，不上都不上，要上一块上，争项目、争投资、争外汇、争原料、争外贸特许权，烟叶大战、蚕茧大战、羊毛大战此起彼伏，你告我的状，我拆你的台，结果，合理的地区分工消失了，比较利益的实惠和好处也消失了。在一片吵吵嚷嚷声中，各自似乎得到了什么，但又什么也没有得到。第四，与小而全、大而全的地方全能主义相联系，我国经济发展中企业规模结构趋于恶化，存在严重的规模不经济。据统计，到1985年底、全国共引进116条电冰箱生产线、108条洗衣机生产线和113条彩电生产线。不仅重复引进，浪费外汇，而且分散生产，没有一家达到最佳规模的。拿彩电来说，据说我国这么多厂家生产的彩电总数还不及南朝鲜三星集团一家。在重化工业方面也是如此。照例像我国这样的大国，又实行计划经济，极有条件实行重化工业的规模经济，但事实却与此相反。按照国际技术标准，一个综合性的钢铁冶炼企业，年产量应达800万吨，才能获得规模效益。我国建立的冶金企业，几乎没有达到这一要求的。即使最近几年，年产几十万吨、上百万吨的炼钢厂仍然不断上马。结构畸变和扭曲的最终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益的下降。据一项经济计量分析，改革以来资源配置效益没有明显改善，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反而有所减少。
吴敬琏：你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那么如何改变经济结构恶化的现象呢？我认为，既要釆用行政手段积极主动地调整结构，也要加快改革的步伐，让市场机制在调整、优化结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基础设施部门和直接生产部门保持适当的比例，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定要集中足够的财力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和生活服务。在这方面，现在采用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一类办法，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政府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掏口袋还是办不成事。另外，这种办法流弊甚多，容易导致乱摊派的歪风。如普及义务教育，政府就得通过财政渠道，集中必要的资金强行实施，不能指望靠通过学校向社会伸手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基础设施部门是投资非盈利部门，私人缺乏投资意愿，政府干预和参与必不可少。加工工业膨胀、原材料工业落后的问题，经济学界和经济界人士都反复研究过，我看在价格大致理顺以前很难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只能像上面所说的进行一些调整。但对新兴工业如耐用消费品加工工业，特别是技术和设备都要从国外引进的加工工业，政府是可以加以规划指导和进行控制的。其实只要我们稍加重视，加强管理，完全可以避免出现目前这样举世罕见耗资巨大的重复引进现象。至于规模经济问题，健全的市场机制通过优胜劣汰，能促使企业大批量生产，实现规模经济。但由市场决定企业的最佳规模，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需要重复这一最佳规模的自然选择过程，而可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根据我国国情和有关的经济、技术数据确定本国某些重要行业的企业规模。如在重化工业中，我们可以制订一些政策和条例，规定某类企业必须达到某种生产规模，基建投资项目不符合这些标准就不能立项。譬如，乙烯装置的生产规模应年产30万吨以上，轿车厂的生产规模应年产30万辆以上，钢铁冶炼企业年产量应达500万吨以上，如此等等。企业规模的行业管理应该成为产业政策的重要部分。地区结构恶化是与采取地方分权的行政性分权改革策略相联系的，因此正如我们在讨论改革的策略选择时指出的，只有改变行政性分权的基本格局，通过经济性分权建立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新体制，才能按照各地区的比较利益实行地区分工，使资源的空间配置优化。而在为大步改革治理环境、创造条件的阶段，中央则可将有些过于分散的权收回来，对工业生产力的空间布局进行调整。
刘吉瑞：改革时期稳定成长的经济发展方针，应包括产业政策的内容，用后者对部门结构、地区结构、规模结构等进行调节。我的想法是，现阶段产业政策宜粗不宜细，但一旦确定了大的方向、主要措施以后，一定要贯彻下去，不能虎头蛇尾。宜粗不宜细的理由有两条：第一，在价格参数扭曲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最优的经济结构，用模拟价格或“决策价格”来确定最优结构，毕竟带有人为的性质，很难算得很准确，因而产业政策制定时只得粗一些；第二，即使能够制定出较细的产业政策，实施起来也很困难，缺乏有效的手段。希冀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产业政策，我们目前的市场条件还达不到；而要用行政手段，太细的产业政策只能通过全面加强行政控制才能实施，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与进一步的改革相矛盾。因此，我国现阶段的产业政策应旨在校正最为严重的结构扭曲问题，使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和协调，而不可能一下子使经济结构处于最优状态。
吴敬琏：对我国现阶段来说，我想产业政策最主要的任务有这样几条：一，确定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总存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几个主导产业。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是什么？恐怕产业政策对此要作明确规定。二，用政策克服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对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几年大家议论较多。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来克服瓶颈，使短线变长，这也是产业政策要回答的。第三，纠正和校正最大的扭曲。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多种扭曲和畸变，我们不可能尽快地校正所有扭曲。但可以采取措施，对对国民经济造成较大危害的各种结构扭曲和畸变对症下药。如果我们在这三方面能有所成就，那么产业政策就能大大缓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矛盾，增加供给，促使资源配置优化。
刘吉瑞：除了改革与增长、改革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外，改革时期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个战略关系，就是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传统体制下的经济发展，采取了闭关锁国、对外封锁的形式。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都要求我们跳出这种封闭型的经济模式，实行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是一种开放型的体制。因此，对外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经济效益提高不甚明显、宏观管理能力还很弱的情况下，对外开放的速度过快，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过多，也会导致消化不良、引进效益差、外债急剧增长乃至酿成国际债务危机等问题。所以从短期看，对外开放与改革也可能发生矛盾。
吴敬琏：改革与开放天然结合在一起。改革的目的是改变命令经济或自然经济的格局，发挥市场机制调配资源的职能；开放则是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通，使一国的国民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像古典经济学家早就论证的，开放的程度越高，越能够发挥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把自己的长线资源转化为商品和劳务出口，换回本国所缺少的资源，从而使各国在积极参加国际分工、扩大国际经济交易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得到好处。但对外开放要取得成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有管理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即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国内市场和具有创新、竞争能力的企业家阶层，有一个能够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宏观管理的政府。在具备了这样一个条件以后，对外开放才能全面展开。从资本流入看，在国内市场没有形成、投资环境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很难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同时，从对外贸易看，只有建立了较好的经济体制，才能利用国际分工，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否则，一味地扩大进出口、引进外资，可能导致国际债务危机，造成国民收入外流。国家信息中心和人民银行的一些研究人员分别建立了中国经济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在现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和增加我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不仅不会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增长速度，而且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带来负效应。原因是改革还没有理顺国内的基本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偏畸扭曲，不该出口的产品出口了，该出口的却出不去，不该进口的产品进口了，该进口的却没进口，这样，就不可能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享受扩大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987年为了创汇不顾一切地扩大棉纺织品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即棉纱、坯布的出口，使得国内好几个老的工业基地因缺乏原材料和半成品而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损失了一部分国民收入。这几年不少产品都存在出口过多的问题。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他们的模型，也不想论证其结论是否正确，只是想借此强调一下，对外开放是有条件的，不能一哄而起搞运动。
刘吉瑞：这告诉我们，对外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开放程度的高低不是人为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许多客观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度。社会主义各国在改革初期，一般把封闭型发展还是开放型发展看作是一种发展战略的选择，但人们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所谓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内向战略和外向战略，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体制问题。开放有开放的体制，封闭有封闭的体制。行政配置资源的传统体制得不到根本改造，就不可能实行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对于转变体制、开放市场来说，其本身则有内在的逻辑性。一般只有先理顺国内市场的价格，才有可能再理顺国际市场价格即本币的外汇价格或外汇的本币价格。在国内市场价格还未理顺的情况下，要实行贸易、汇率自由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汇率的自由化受阻，进行国际大循环就缺乏一个灵活反映国际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信号，大循环也难以真正实现。因此，如果我们真要扩大经济的开放程度，扩大出口，增加进口，那么在现阶段就得脚踏实地地进行工作，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吴敬琏：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时值得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优势不仅是廉价劳动力。比较低廉的劳动力固然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但光利用绝对优势还不够，在我们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方面，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我们也可以有所作为。我们不能单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家都搞“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珠江三角洲有上百万的劳动力，通过“三来一补”得到了利用，人们的收入因此提高，对发展当地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整体看，“三来一补”创造的附加值很低，能够取得的收入很少，而且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也很有限。那么为什么“三来一补”最繁荣，发展最快呢？我想一是同国内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比较适应，简单易行，二是沿海地区出口企业国内原材料供应跟不上，只能搞来料加工。但“三来一补”只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初级形式，要使经济腾飞，我们还得开发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出口，即使在这些产品上我国没有绝对优势而只有相对优势。第三，外向发展的主力军应该是谁？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疑需要通过乡镇企业的外向发展来加以利用。目前我国的乡镇企业一般能生产台湾地区、南朝鲜60年代经济起飞时生产的产品。但现在时间过了20多年，从整体上说，世界市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大大提高，劳动密集技术越来越受到新技术的挑战，在若干领域，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被技术进步所抵消，因此，完全或主要靠乡镇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出口，增加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我们有许多资本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国有企业，有些企业如“三线”企业的生产能力闲置或得不到充分发挥。如果经过统筹规划，将“三线”企业和乡镇企业结合起来，组织它们共同进行出口生产，那么不仅国有企业闲置的生产能力能得到利用，乡镇企业如虎添翼，而且能改变出口产品结构和品质，大大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而要使国有企业在国内同乡镇企业联合，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又碰到了一个老问题，即加快城乡配套的改革，尽快形成较健全的国内统一市场。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不同，它要成为进行出口生产的主力军，必须以国内统一市场和竞争性市场体制为依托。
刘吉瑞：在体制没有大改、比价关系没理顺或国内统一市场未形成的情况下，在某种鼓励出口政策的刺激下，或许短期内出口能够有所增长，但这很难长期持续。关键在于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着一种歧视出口的机制，这种机制的功能完全可以抵消出口补贴和奖励等各项非制度性的政策优惠措施。譬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汇率自由化以前，汇率是人为扭曲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本币高估。本币高估具有鼓励进口、抑制出口的作用。我国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官方汇率中本币的外汇价格大大高于均衡汇率，多进口外国产品，在国内一转手，就能赚大钱，而产品卖给外国人，赚到的钱比卖给国内时要少。在汇率不能反映本币和外币的市场比价时，采用各种各样的出口补贴和优惠措施，很可能越搞越复杂，越搞越乱，而最终又难以刺激出口。另外，从进口和引进这方面看，除了前面讨论过的重复引进、浪费外汇和国内资源的问题外，确实也有一个资金技术引进如何与我国经济的管理水平相适应的问题。如引进设备和技术，引进什么、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怎样做才能以一定数量的外汇收到最大的效益等，都需要认真研究。发展经济学家已经总结出一套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应该参照。譬如，他们认为，穷国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不必进口最先进的设备和尖端技术，而要把重点放在引进适用技术上。在引进的程序选择上，最好引进技术专利，购买适用技术，如果对方非要你购买设备的话，如本国有一定的技术基础，那么就不必进口整套设备，可购买本国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购买整套设备，进行交钥匙的一揽子交易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最后，才是购买本国不能生产而又迫切需要的散装件、原材料和最终产品。这样的技术引进和用汇次序，意在使有限而又宝贵的外汇用在刀刃上，使其发挥最大效益。对照之下，我们这几年的用汇程序正好倒了过来。首先进口的是最终产品，包括洋烟、洋酒和可乐等，然后是散装件和原材料，再其次是生产装配线，真正用于技术转让的外汇极其有限。这样做，创汇再多也没用，手头外汇越多，浪费也越大。对外开放中出现的这种失误同用有限的外汇支持高速度的粗放增长的指导思想有关，也与我们落后低下的管理水平有关。在某些方面，则与少数人的奴性有关。这么多的洋烟、洋酒进口，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化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能来一次“禁洋烟运动”？当然，对外开放中更大的潜在危险可能在于借外债引进外资过多，搞得不好就有可能酿造国际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债务危机说明了这一点。我国现在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但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防止出现外债的宏观失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经济的宏观管理，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国际难题。
吴敬琏：这几年我国的外债增长很快，你说的防止外债总量失控的问题值得重视。应该说，如果外汇使用的效益很好，那么借外债、利用外国资金来发展本国经济，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如果引进的程序是正确的，引进的东西是国内急需的和适用的，并且能很快地投入生产，效益也不错，那么只要管理能跟上，引进外资就越多越好。因为引进的技术先进，产品适用对路，就能扩大生产、增加出口，出口收入增加后，还债就不成问题。但若引进的效益不好，那么久而久之，利滚利、债滚债，就会引发债务危机。这里效益是关键。而要使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和其他对外经济活动提高效益，就得对目前的外贸、外汇制度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可是在国内基本经济关系未理顺前，外贸、外汇制度的改革很难迈出大的步伐。为了迅速增加进出口、扩大对外经济活动的规模，外贸实行了承包制，各省向中央承包，地市再向省承包，然后承包指标层层分解，直到落实到企业。外贸承包制的效果如何？在我看来，这种一对一谈判、层层承包的体制，与对外经济活动的规范管理、沟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是相矛盾的，因而即使短期内能扩大出口，但其必然导致的在国内互相抬价抢购、在国外彼此压价倾销等弊端，将抵消承包所具有的一些优点。根据以往的经验，外贸承包制如果持续太久，外贸、外汇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措施不能尽快出台，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外贸还有可能回到中央统管的道路上来。
刘吉瑞：由于前段时间提出要搞国际大循环，并且让沿海地区先干起来，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矛盾一下子尖锐起来了。看来，对外开放中正确处理地区之间的关系，对改革和开放来说都十分重要。
吴敬琏：本来对外开放能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促进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在国内市场不统一、地区之间封锁和割据相当严重的情况下，通商口岸也就是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可能不是起到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相反对内地经济的发展产生负效应。在国内的市场统一时，沿海的开放实际上使国民经济作为整体同国际市场相联系，这样就能发挥国民经济的整体优势。而如果国内市场分崩离析，各地互相封锁、多头对外，沿海的外循环与内地的内循环互不关联并且彼此矛盾，沿海和内地都不可能按比较优势配置生产力，因而这时沿海的率先开放就不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国内现在有一种理论，主张实现“光谱式的对外开放”，即越靠近沿海开放度越大，政策优惠越多，越是内地开放度越低，政策优惠越少。我觉得这样做无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甚至有可能使地区间矛盾激化，引起社会政治问题，因而是不利于改革和开放的。
刘吉瑞：这个问题表面上属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范围，实际上涉及能否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在战略上如何处理地区之间关系。我国各地的经济客观上存在发展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并不排斥形成规则统一的、充满竞争的国内市场。各地改革、开放的政策投入大体一致，是各地区公平竞争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根据不同的发展程度“吃政策偏饭”，越靠近沿海越优惠，那么地区差别将越拉越大，而各地如实行不同的体制，则国内统一市场势难形成。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次，在已经存在地区差别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这种差别，近期内要不要再人为地扩大差别，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三线”建设时期，在内地搞了许多无效投资，前几年强调投资效益，因沿海地区投资效益较好，把投资重点转向东部，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西部地区的群众也能理解接受。他们知道随着改革的深入，在近期内国家再也不会像“三线”建设时那样在西部大规模投资了。这些地区渴望和盼望的，是中央在考虑改革和开放时，不要对他们有所歧视。他们希望本地区改革、开放的步子快一些，以改革开放促进发展，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而如果按照您刚才提到的“光谱理论”，沿海既是投资的重点，又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那么内地的群众就会有被抛弃、遗忘的感觉。客观上，实行这种光谱式战略也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因为靠特殊优惠的刺激并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新体制，也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效益。我们固然不能因迁就内地群众的要求而在内地先实施改革、开放措施，让他们享受“先改革效应”，但也不能作倒过来的安排。市场经济要求的是一视同仁、公平竞争而不是三等九级、有所亲疏。我认为无论从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和各地经济扬长避短，按比较优势配置资源的要求看，实行光谱式的改革、开放都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吴敬琏：所以我们如果真要扩大对外开放，更大规模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就要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加快改革、建立竞争性的国内统一市场上。国内市场各种经济参数的理顺，竞争机制的形成，为外贸、外汇体制的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对外贸易和汇率一旦实现自由化，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正式接通，外向型发展就能顺畅进行。在这个时候，尽管沿海和内地在经济发展上可能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和各种不平衡，但这种差别和不平衡不是人为决定的，而是社会分工和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这时的沿海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的优越性，就能作为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发挥其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附录
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1]
当代中国的主要课题，是在保证社会协调的同时，使目前仍然相当落后的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改革总揽全局，归根结底是为了解放受僵化的旧体制束缚的生产力。所以，无论是总结以往改革的经验，还是设计今后改革的规划，都必须着眼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这就要求首先弄清它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所面临的发展任务，由此决定改革的目标和基本战略。
我们的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的基本思路和实施纲要就是以此为依据提出的。
一、中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1.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要求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
1.1 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要使现代生产得以发展，必须保证大量信息的迅速传输和处理。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使供需双方悬隔，大大增加了信息传输成本和信息失真的可能，同时也提供了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为了使信息结构适应现代生产的需要，降低信息费用，就要采用已被各国经济发展证明为有效的市场体系下的分散决策体制。这样，才能解决资源配置优化和各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这两个对于提高经济效率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各国对传统体制进行的改革，几乎无例外地要以市场为导向。
1.2 只有城乡改革协调推进，才能形成工农、城乡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格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原因。解决10亿人口吃饭这样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使人们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较快地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当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只要实行初步市场化甚至半市场化，就能解决很大的问题，这也使农村改革比较容易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城市改革已提出多年，但由于它是在初步解决了温饱以后展开的，所以迫切性不易明显地被人们所认识；加上城市经济要比农村经济复杂得多，产业之间和经济单位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复杂，特别是社会化程度高的大产业，必须有较为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管理，才能有效运转。但在建立这样的体系方面，又存在着思想认识和实际推行上的巨大障碍；这就使得城市改革进展缓慢，在国民经济的先进的骨干部门，新体制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城市改革滞后，使我国经济中出现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二元倒错”现象，即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部门有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相反在那些生产力比较先进的现代产业部门，却受到传统体制的严重束缚。这种由于城乡改革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不正常状况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这是因为，在农村改革初期，我们先行提高了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此后又放开了部分农副产品的价格，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此引起的工业部门的成本上升，必须通过国民经济总体效益的提高来加以吸收。否则，农产品价格上涨必然传导到工业产品价格，工农产品轮番涨价的势头就难以遏制。从根本上说，“二元经济”的现代化最终必须由现代产业部门带动。从国际经验看，如果说在工业化初期各国都有一个依靠农业的“原始积累”时期的话，由于农业的支撑能力是有限的，不要多久，就需要更多地依靠工业的内部积累来推进工业化和吸收农业因土地报酬递减而产生的诸种效应。如果这时工业仍不够强大或运转不良，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被动局面。由此可见，我国的城市改革必须大步推进，否则会拖现代化的后腿。
1.3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在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下实现，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比较优势，享受后发性利益，实现有效益的增长。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与外部世界耦合。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改革建立与外部世界大致相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比价关系，以及合乎国际通行规范的经济法规和财政税收制度等等。应该将外贸体制的改革看作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对外开放有助于国内价格体系的改造，有助于加快市场立法的进程，并能增强推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它既推动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又受到其他方面改革进度的制约。外贸体制长期滞后不行，但想单项突破，也是不现实的。
1.4 在我们周围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整个世界经济也孕育着90年代的新突破。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我国经济改革的最快成功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了。新技术革命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压力。这也意味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好地适应新技术革命，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也应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归宿。这几年由于城市改革的迟滞，能够有效运转的市场经济体制始终未能建立起来，使我国与发达国家乃至某些发展中国家差距事实上正在拉大。而且，由于目前在低效率状态下维持高增长以及为推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一部分将推迟到90年代初期偿还。那时，人口老龄化、还债高峰期到来等问题将陆续出现。因此时不我待。必须争取在这以前实现经济体制的基本转轨，才不致陷于被动。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严峻的事实。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在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即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重复原始市场经济早期的混乱；也不允许我们采取试试碰碰的办法在双重体制的严重摩擦下作长久的摸索。值得庆幸的是，许多在实现市场取向和现代化方面走在我们前头的国家和地区，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化的高度，依据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市场调节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经验，制定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战略和方法，用不太长的时间，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建立起有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2.改革战略的选择
2.1 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体制的发育健全，特别是商业文化和企业素质的发育健全，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国新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不能急躁冒进。但是，人是要天天吃饭的，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产品不可一日或缺，国民经济这部大机器也不能停机检修，任何一个经济体系都必须时刻保持协调运转的状态。所以，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即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转轨，又往往具有非连续性和跃迁的性质。因此，我们固然不应企求一切环节上的改革在一个早上统统实现，却应当争取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体系的基础转轨，即把新经济机制的主要支柱树立起来，使它能够开始运转并发挥出体制整体功能，由此造成一种改革促发展、发展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和不可逆转的形势，然后在这种初步配套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改进。在改革过程中打几场决定性的战役是不可避免的，而战役的时机选择具有关键意义。改革的黄金时期一旦错失，也许付出十倍的代价也未必能够取得原来可以取得的结果。
2.2 要以建立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进行配套改革。在改革之初，简政放权、减税让利和强化物质刺激等措施，对冲破旧体制的束缚，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货币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单纯地减税让利和强化物质刺激，并不足以形成一套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决策协调的经济机制，而没有这样一套机制，任何经济体制都不可能持续、稳定、协调地运转。同时，在缺乏健全的市场体系和统一的竞争规则的情况下，“苦乐不均”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必然加剧，而各社会集团、各单位和个人势必相互攀比，争夺优惠，从而形成轮番调整利益分配关系和总需求不断膨胀、宏观经济管理当局穷于应付的局面，其中甚至孕育着导致社会不安定的种子。因此，应当及时把改革的重点转到理顺基本经济关系方面来，坚持1985年党在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关于在企业、市场、宏观管理体系等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进行配套改革的方针，在打破原有体制的同时，尽快形成市场协调以及市场约束和激励机制。
2.3 要始终将激发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解除对它们的各种有害束缚的工作放在首位。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骨干，是现代化的火车头。近年来，我国的小企业大量涌现，极富生气，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大中企业缺乏活力，特别是那些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中需要改变生产方向和营运方式的单位，例如“三线企业”，处境相当困难。其中虽然有一部分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但也确实存在着理论认识和具体改革措施方面的不足。今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应该以两方面的措施为重点：第一，明确政府经济调节权、全民所有权同公司法人财产控制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实行两个“两权分离”，即：（1）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管理权与全民对公有财产的所有权的分离；（2）所有权与财产的实际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看，适合于现代化大生产的企业组织形式是股份制公司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股票流通市场，它应成为国有大中企业所有制改革的基本途径和财产组织的基本形式。我们现在就应采取实际步骤，通过经济管理机构与公共财产所有权代表机构的分设和股份公司法的确立，实现社会经济管理（包括调节）权、全民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分离。第二，建立市场体系。只有在确立市场体系，企业只从属于竞争的权威的条件下，才能说企业被赋予了最基本的自主权——进出市场和自主定价的权利，也才使企业能够摆脱行政干预，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组织。在没有起码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没有这些市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国有大中企业的经理和厂长不得不用大量的精力从事拉关系、走后门和进行永无休止的对上谈判。他们经营成果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通过这类活动所取得的优惠条件，而不取决于本身的经营努力。只有把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起来，这些大中企业的骨干作用方可得到发挥，它们的经理和厂长的经营才能有用武之地，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提高才能与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协调并进。
2.4 建立没有地区和部门封锁的统一国内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市场的范围宽广，地区间的贸易摩擦愈小，生产要素愈能顺利而且合理地流动，各种稀缺资源就愈能在广大范围内通过分工和交换作有效的配置，各个地区也愈能发挥自己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得到更快的发展。目前有一种广泛流行的看法，以为在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分布差别很大的条件下，只有让各地区运用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来保护本地企业，才能迅速发展本地区的经济。其实从现代经济科学的观点看来，这是一种基于自然经济观的错觉。经验证明，在社会化的经济中，正是统一的市场而且只有统一的市场，才能帮助各个地区根据正确的价格信号来判别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从而实现全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某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证明，采取行政性分权战略所造成“多中心国家主义”和市场割据状态，不但没有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相反既损害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又使地区贫富差距扩大，以致酿成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有鉴于此，必须克服近年来由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地区保护主义倾向，坚决维护国内市场的统一性，并使统一市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改革的目标，应是建立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的宏观调节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各级地方政府作为政权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各地区事务的自治当局，在这一模式中拥有在不妨碍市场统一性的条件下管理本地区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广泛功能。我们应当以分税制为手段，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实现两者功能的分化和政企分离：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不宜拥有货币供应量、需求总量、国际收支平衡和全国性税收的调节权，不宜将自己的财政用于生产性、盈利性企业的投资，地方政府主要的经济功能，应是通过规划指导、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优质服务来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2.5 从全面改革开始的时候起，我们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就一直存在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在货币供应放松的条件下，用加强对价格的行政管制的办法制止物价上涨；第二，在不改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积极进行价格改革；第三，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然后有步骤地推行价格改革。现在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采取第一种方法，“放开货币，管住价格”，无论对于发展还是对于改革都十分不利。这样做，既妨碍改革的推进，又无法制止价格的上涨。而在物价总水平上升的条件下，管住部分重要产品的价格，又只能使比价关系进一步扭曲，从而导致资源的配置效益下降。在矛盾暴露出来之前，人们往往满足于较高的增长速度，不能及时作出政策调整，就更加重了尔后治理的困难。在多数人认识到价格改革既不能绕过、也不能拖延以后，作出第二种选择，既放开价格又不管住货币的可能性会增大。但是，这是一种成功可能性很小的选择。因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调整和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南斯拉夫曾经几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放开了价格，但由于没有改变导致需求膨胀的体制（如市场割据，缺乏竞争机制，广泛建立了一种没有具体所有者的所有制——所谓“社会所有制”等等）和没有采取反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都因物价暴涨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而不得不中止改革，重新冻结物价。事实证明，在价格管制难以维持时被迫放开价格，在价格上涨过快时又重新冻结物价，这种痉挛式的价格变动对经济的健康运行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最为有害的。许多国家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看来，虽然我们不大可能像原来有市场经济根底的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那样，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实现由统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但它们曾经采取并行之有效的“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办法，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策略选择。
不过，由于错过了几次有利的时机，实施“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改革面临严峻的环境。因为经过几次反复，在我国，互相攀比的需求膨胀和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性分权都已成为某种定式，积累起来的未实现购买力数额巨大，所以无论“管住货币”还是“放开价格”都决非易事，而要克服严重困难和冒相当大的风险。但是经验已经证明，建立起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让新体制的整体功能得以发挥的基本条件。因此，价格改革的适时推出虽然艰险，舍此却别无他途，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困难和风险会越来越大。因此，用货币过量供应来支撑既有水分、又乏效率的高速增长，显然是一种会导致严重后果的下策，对于已经启动的通货膨胀来说，其发展通常是不断加速的，不或早或迟地采取一次比较猛烈的刹车措施，而完全希望于“逐渐缓解”，在国际上也罕有先例。所以，此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事实上，党和政府现在还是有掌握局势的力量的。只要领导上下大的决心，动员起全党和一切有志于改革之士的力量，（1）切实地把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2）周密地安排价格改革的方法、步骤和范围，（3）搞好与其他方面改革的协同配合，我们完全有可能闯过难关，走上坦途。
2.6 改革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又是一场从一种资源配置和决策协调方式到另一种原则不同的方式的深刻革命。这就决定了改革必然触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和思想观念，但又不能震动过大；改革必然要破除原有的体制、规则、组织和秩序，但这个过程必须是有领导、有纪律地自上而下地进行。
第一，改革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而承受能力的最重要的保证是有一个坚强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府作为改革的领导核心，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地位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改革需要配套进行，必须有事前的设计规划和事后的总结完善，不能设想可以在没有领导和组织的状况下，通过千百万群众各自分别的自发行动做到这一点。第三，改革需要一种精神，需要体现全国人民的统一意志，这同样需要政府对历史的潮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去动员、激励和引导全体人民投身改革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