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五”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的城市化开始在21世纪初期迎来了一次新高潮。在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城市化使政府手中掌握了价值以数十万亿元计的资源。于是，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建设“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运动。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则表现为所谓“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学说的兴起。许多地方卷入了“造城运动”和“重化工业化”的热潮，在政府的主导下制定和执行了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新城建设计划。
在我看来，这个潮流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只不过是早已过时的旧经济增长模式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例如，这种理论和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lther G. Hoffmann，1903~1971）在1933年作出的一个论断，即工业化中后期将是重化工业化阶段。这种观点，其实只是根据西方经济早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阶段经验数据外推得出的结论。它早已被发达国家20世纪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所否定。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实现了早期增长模式到现代增长模式的转变，工业化中后期的产业结构特征，不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是服务业的兴起。就以20世纪中期以后发展最快的信息产业来说，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软件和服务，即使占比在30%以下的电脑、手机等硬件生产，也无论如何没法归到“重工业”的名下。
基于以上认识，我最先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上做了一次系统的发言。这次发言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在讨论开始的时候，主张继续沿着传统的工业化路线前进，采用政府主导的方式，用大规模投资拉动GDP高速度增长的观点是占据优势的。我仍然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论自己的观点。我的这种活动，曾被媒体称为“一个人的传教”。为了回答同行的诘问，我的文章也不断补充，越写越长，最后就形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
这本书系统讲述了从早期增长模式到现代增长模式演进的历史和理论，介绍了马克思怎样从对西方国家早期增长模式的分析导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结论，索洛关于对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的论述，和库兹涅茨根据经济发展经验数据的研究对现代增长作出的界定。在系统梳理理论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历史性转变的紧迫性，以及实现这一转变的工作重点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趋势，特别强调了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而政府职能转变又是关键的关键，呼吁通过改革来加快这个历史进程。
随着讨论的深入，主张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愈来愈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十一五”规划确定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主线，并且提出了实现这一转变的若干具体措施。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在提法上略有变化。它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代替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在前一个提法更为流行，实质内容是大致相同的。
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得到了很高的学术评价。它在2007年获得了全国信息化研究优秀成果特别贡献奖；2009年获得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2.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刻不容缓”
然而，“十一五”的发展也不如人意。
正如中国学者和官员在总结“十五”经济发展经验时所指出的那样，“十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存在着政府仍然主导着经济资源的配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受到抑制等“体制性障碍”。由于改革的停滞，这类体制性障碍在“十一五”期间未能得到消除，在增长模式的转型上也就仍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以致粗放型增长引致的困难有增无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交织在一起，使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受到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即2010年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专题研讨班，研究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胡锦涛总书记在研讨班的开班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他在这次讲话中一连讲了50次发展转型必须“加快”，可见问题的紧迫性。
这种情况甚至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2010年，我国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斯班塞（Michael Spence）等外国知名专家对“十二五”（2011~2015）规划进行预研究。这些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也听取了中国有关方面的情况介绍，对我国的“十一五”规划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在他们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斯班塞教授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五年规划，但是不知为什么，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中国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面临的另外一个与增长模式有关的问题，是对出口导向的外贸战略进行调整。
在二战结束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等东亚国家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方略，用本币低估和适度保护的政策来推动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有效地增加了就业，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
由于这种政策能够用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对那些由于采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而致消费率偏低的经济体来说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补充，甚至可以看作粗放增长方式的延伸。中国从1994年1月起废除了原有的外汇管制和官定汇率，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同时进行了人民币的深度贬值。这意味着中国全面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和许多东亚国家一样，取得了促进对外贸易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
然而东亚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继续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会变成一件弊大于利的事情，必须进行调整，采取以改善资源结构为目标的平衡贸易战略来加以替换；否则就会因为外汇储备过多、货币超发而引起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膨胀，而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大致上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界就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实行汇率的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降低减少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频度和发行货币、收购外汇的规模。
在开始讨论时，主张汇率市场化的声音显得很微弱，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等少数学者勇敢地发出了“不要怕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直到2005年，学者和党政领导之间才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当年7月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开始缓慢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