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虽然党政领导三令五申，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步履维艰？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增长的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威权发展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定式。
3.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使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从微观经济层面看，粗放经济造成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愈来愈严重。在一些地区，甚至人类生存所必要的条件：空气、土壤和淡水也不能得到保障。
从社会层面看，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失调，贫富差距趋于扩大，劳动大众由于无法享有增长带来的福利成果而愤懑，使社会稳定受到威胁。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经济增长质量下降，集中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放缓和由此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由于生产结构变化和引进外国技术，有了比较快的提高。但是，随着这类适应性效率提高因素的逐渐消退，而新的、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又没有得到发展，TFP增长显著放缓。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1979~2007年TFP年均增长率达到3.72%，而2008~2012年则下降到2.21%。也就是说，最近几年，代表效率改善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出现了恶化的态势，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因此出现明显的下降[1]。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实施强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增速，增长率就会下降，从而使许多原来前些年被GDP高增长所掩盖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显露出来。
然而，采取不顾后果的短期政策进行刺激，无异于饮鸩止渴，将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后果。
问题正在于，近年来开始流行起一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取代以生产函数分析长期增长问题的潮流，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上，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资、消费、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这种理论框架的误用造成的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显现，这种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的救市措施，把GDP增长率一度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以后，GDP增长率就开始了连续5个季度的下降。2012年5月，政府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
一些地方也用大上城建项目的办法来拉升GDP增长率，以便在“光荣榜”上争名次。有的地方提出的口号叫做“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有的地方依靠政府这架“发动机”和超过本地GDP100%的投资，把GDP增长率拉升到两位数。
但是从整体来说，这次刺激政策的拉升作用微不足道，而且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又再次下降。看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学所谓“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种靠海量投资拉动GDP增长的做法造成的最严重的消极后果，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中国银行曹远征博士、博源基金会马骏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等学者2012年对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分别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存在着中长期风险[2]。一些学者最新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种风险正在增大[3]。李扬教授指出，2009年以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趋于恶化，风险趋大。在负债端，杠杆率（负债对GDP的比率）不断攀升，到2012年末，已经从2008年的146%提高到194%，主要集中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身上；而在资产端，可交易变现的资产数量太少；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存在偿债风险[4]。
经验表明，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过高，就容易在受到某些冲击的情况下引发具有连锁反应特点的偿债危机。一些亚洲和欧美国家的经济都曾身受其害，由于发生资产负债表危机而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中国也应当从别国的失误中汲取教训，采取切实措施防患于未然，消解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总的方针应当是在运用短期政策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保证中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
从近期来说，除了通过短期政策的及时调整，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还要采取去杠杆化措施，尽力从源头上化解风险。后一方面的措施包括：（1）制止目前仍方兴未艾的盲目“造城”等投资冲动；（2）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偿还社保、公租房等方面的或有债务；（3）对铁道等负债率过高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债务重组，出售部分资产偿还债务；（4）实施银行资产证券化、减持国有股或整体出售国有企业、处理“晒太阳”的开发区地产等措施盘活某些已经处于“僵死状态”的资产存量；（5）在摸清地方政府债务底数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化解风险；如此等等。
正如本书所反复申论的，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科研、教育体制等方面建立起能够鼓励创业和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已经宣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2013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现在有关方面正在按照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准备即将推出的改革总体方案。紧张地调查研究，为制定路线图和总体规划做准备。
在我看来，在下一步改革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应当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1）明晰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2）放开各类商品价格和包括利率、汇率在内的要素价格，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的作用；（3）清理修订现行法律法规，使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4）完善反垄断立法，严格执法，消除目前广泛存在的行政性垄断；（5）按照“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的原则，划分政府职能边界；（6）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实行“法不禁止，自由进入”的原则；（7）克服司法地方化的倾向，确保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8）市场监管实行“宽进严管”的方针，由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以事后监管为主，实质性审批转向合规性监管。
与竞争性市场体系配套的政治改革项目中，最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加快法治建设。这又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治观念；二是按照宪法所体现公认正义来制定法律和修订法律；三是独立审判，公正执法。其中第三项是目前法治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必须下决心补上这一课。
总之，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舍此绝无他途。如果离开了这项最根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
中国在21世纪面对着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体制改革，一个是发展转型。
希望这本书的再版和更多人的阅读，能够对国人在这两大问题上形成共识和下定决心有所帮助。
2013年8月20日
[1] 《2012年中国投资回报率仅2.7%》，载《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7月29日。
[2] 曹远征等：《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载《财经》，2012年6月11日；马骏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李扬等：《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6、7期。
[3] 夏斌：《防范大面积经济危机突然爆发》，载《投资者报》，2013年7月22日。
[4] 李扬：《国家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趋坏》，财新网，2013年7月1日。
图表、专栏目录
表
2.1 美国增长源泉的核算 41
2.2 若干发达国家的产出、投入和生产率的增长率 42
2.3 日本增长源泉的核算 43
2.4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阶段和相关的增长理论 45
2.5 苏联投入、产出和效率指标 48
2.6 产出和度量投入的年均增长率 50
2.7 经济增长源泉的相对贡献 51
2.8 1960~1990年东亚高绩效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53
3.1 代表性通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71
3.2 英国和美国的就业结构（1700~1998年） 74
3.3 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75
3.4 美国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75
3.5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76
3.6 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产业结构 82
3.7 用作中间投入品的服务占全部生产投入的比重 84
3.8 用作中间投入品的服务产出占全部服务产出的比重 85
3.9 从中央处理器（CPU）看“摩尔定律”的作用 92
3.10 美国商务部定义的IT产业 98
3.11 美国的IT部门研究开发支出 99
3.12 IT部门对于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 102
3.13 1989~2001年美国的GDP平均增长 102
3.14 美国经济中的计算机投资 105
3.15 美国经济部门应用信息技术（IT）密集度排序 106
3.16 1995~2000年间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 108
4.1 中国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 116
4.2 1953~1978年经济增长基本指标 117
4.3 能源定价反映全部成本之后对国民经济和能源消耗的影响 126
4.4 我国人均资源占有情况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 129
4.5 1980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变化情况 134
4.6 2003年我国资源消耗量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重 136
4.7 中国就业弹性的变化 144
4.8 中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 146
6.1 中国研究开发经费支出（1997~2002） 175
6.2 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指标的国际对比 175
6.3 教育发展指标的国际对比（1997年） 178
6.4 2004年中国和美国信息产业市场结构比较 188
6.5 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和软件及信息服务的产出 188
6.6 1965~1995年农业和制造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差距的国际比较 189
6.7 1934~1983年研究开发支出占GNP的比重 192
6.8 历年中央财政拨入全国社保基金情况表 221
图
3.1 韩国工业化过程中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 77
3.2 韩国工业化过程中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 77
3.3 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产业结构 82
3.4 生产性服务业 84
3.5 微笑曲线 89
3.6 2003年世界ICT产业的构成 104
4.1 中国：198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需求结构 118
4.2 中国：198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结构 118
4.3 中国：1982年劳动力总量的部门结构 119
4.4 世界部分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变动情况 133
4.5 1991~2004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及城镇失业率 144
4.6 中国投资率的不断提高 146
4.7 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提高 148
4.8 贷款增长和投资增长 149
5.1 1979~1986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 157
5.2 1986~1993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 158
5.3 1979~1993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差额 159
5.4 1994年以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 160
5.5 1994年以来的中国贸易顺差 161
5.6 1994年以来的中国外汇储备余额 169
5.7 1997~2006年房价和房价收入比的变动趋势图 170
5.8 上证指数日线（2005年6月1日至2007年11月2日） 171
6.1 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位置 174
6.2 执行研发支出的组织结构的国际比较 176
6.3 研发支出的使用方向 176
专栏
2.1 从“工业化论战”到斯大林工业化路线的确立 26
2.2 东亚金融危机 54
3.1 通用目的技术（GPT） 72
3.2 金万堤论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化工业运动” 78
3.3 硅谷为什么成为创新者栖息地？ 93
3.4 21世纪初部分国家的信息化战略 95
4.1 毛泽东论中国工业化 120
5.1 出口导向战略 153
5.2 台湾从奇迹到危机的经历 165
6.1 供应链管理 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