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并非在书斋中披阅前贤论著、静心进行学术探索的产物，而纯然是为了回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作理论和政策研讨得出的结果。
1.1 写作缘起
我开始意识到增长模式问题重要性的时间并不久远，它只是始于2000年末的北京中关村发展问题讨论。
自从1995年中共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以后，全国许多地方提出要成为中国的“硅谷”。在20多个最有希望成为“硅谷”的中国城市中，北京的中关村由于技术人才高度密集，又可以依托北大、清华这样一些实力雄厚的著名高校，自然成为其中的首选。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关村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开办了不少技工贸一体化的企业，归国创业的留学生数以千计，而且在制度建设上也不乏建树。例如，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0年12月通过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其中有不少重要突破。但是总的看来，中关村在营建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才潜能发挥的制度环境，并进而成为我国“高新技术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基地、新型企业家的摇篮”方面的进展远远没有像原来预期的那样快。为了认清问题所在和提出改进的意见，中关村企业家俱乐部在2000年末邀请了一些产业界、金融界和政府人士举行了两天的研讨会，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当我和段永基先生就研讨会的讨论结果去向北京市的领导人作汇报时，北京市的领导人反过来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北京中关村搞了这么多年，名声也很响亮，但是产值和税收都上不去，这使市里感到很为难。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老实说，我们原来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提不出好的意见。我们知道，北京市领导当时待解的这一难题，后来是通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特别是发展合资的汽车制造业得到缓解的。正如媒体所报道的，2002年中期，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探索和争论之后，“发展汽车制造业的观点最终占据了上风”。10月中韩合资的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宣布成立。12月23日用韩国部件组装的第一批汽车开始下线。2003年，北京现代共生产轿车5.5万辆，实现销售收入87.7亿元，利税37.1亿元；加上北京地区的配套企业，主要是“现代”自己的和它从韩国带来的零部件供应商，全年完成销售收入114亿元。就这样，北京现代用200天创造了北京主流传媒所说的“北京模式”和“现代奇迹”[1]。这似乎也证明了快速发展重型加工工业使之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的方针的正确性。但是短期获得的巨额产值和大量利税并不能解除我心中的疑惑：北京现代直到投产两年以后，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主要用外资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进行组装的汽车KD厂商（组装商）[2]。在当前汽车工业已经高度机电一体化、轿车成本中电子产品成本占1/3~3/4的情况下[3]，北京要想成为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轿车生产基地，而不是简单地做装配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不把中关村富集的人才资源开发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创造才能，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一次冲击发生在2003年在深圳市讨论它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深圳是我国重要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基地。我国在利用国内外资源开发自主技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并且最有希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技术和中兴通信的总部也都在深圳。但我在2003年参加深圳市高级顾问会时却意外地获悉，在前一段讨论深圳战略发展方向时，主流意见认为该市经济存在“结构太轻”的“重大缺陷”，需要进行“重型化”转型。当时我和几位在座的老同志一样，对这样的产业结构“战略转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扩大辖区面积的要求，是不赞成的。深圳市可用土地面积大于香港。香港开发了100多年，到2003年末已开发的土地只占可用土地的22%[4]。深圳的GDP只有香港的1/6，近年来却出现土地紧张，成片土地已经用完的资源硬约束[5]。由于“缺乏生存空间”，某些人士提出了从邻区划入土地的要求[6]。不过当时我对上述想法虽然深表怀疑[7]，但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最优选择问题，而没有把它和我国整体增长模式选择问题联系起来。
2004年初我对浙江的经济发展作了一次调查。浙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省份。据我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它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各省中名列前茅，优势在于它拥有大量与市场有紧密联系，并且能够对市场需求作出灵敏反应因而具有极强竞争力的中小企业。2004年 4月重访浙江，我的印象是：浙江在经历了20年数量扩张以后，正面临着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和市场“业态”升级的严峻挑战。例如，浙江多年蝉联全国进出口贸易顺差冠军，许多商品在世界市场上销量第一，市场占有率达到80%，甚至超过90%。但是浙江的出口产品大部分属于中低档“大路货”，附加价值很低；有些质量较好的商品，往往也是为人代工（OEM），自己只赚很少一点辛苦钱。例如，浙江拥有全国销量第一的手机制造商，但这个手机制造商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全然没有自己的自主技术。如果不想受制于人，就必须下决心进行自主技术开发、提升产品的技术和价值含量。与此同时，曾经在浙江产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以“三现”（现场、现货、现金）交易为主的专业市场，其“业态”也亟须升级，实现由所谓“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完全转变。总之，浙江经济亟须进行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以便在效率有明显提高的前提下实现持续增长。然而，当时浙江的主流想法是：“在当前的重化工业化时代”，一向以“轻（型）、小（企业）、加（工业）”见长而“缺乏厚度”的浙江经济，必须努力向“重型化”转型，以便赶上“全国性的重化工业化大潮”。于是各级领导闻风而动，加大了对本地选定的“骨干企业”的支持力度，用给予低价土地，帮助取得银行贷款等办法支持它们向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重化工业进军。一些从事服装、家用电器、手机终端的企业，也积极筹措资金转向“重型产业”。按照主流媒体的说法，“一个浙江版本的‘重化’故事已拉开大幕”[8]。这时，我对相关问题已经作了一些研究，形成了初步的看法，因此在我的调查报告中对我所看到的现象和向现代增长模式转型、市场的升级等问题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9]。
这种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力求本地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的潮流，不仅仅存在于个别省份，如同一篇传媒报道所说，当时“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愿望与趋势”[10]。这些“愿望与趋势”在21世纪之初汇成了席卷全国的大潮流。
就像过去的历次经济过热一样，这次过度投资热潮很快就造成了煤、电、油、运的高度紧张状态。在那以后，又经历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宏观调控”。
我国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这种投资驱动和重化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大趋势，也在理论界反映出来。2003年末2004年初，主流媒体上刊发了不少文章，论证重工业投资热潮的合规律性。这些文章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迹向前发展”；“发展缓慢、竞争力弱的国家和地区的典型标志之一，是重型工业的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突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工业化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现在，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显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已成定论，其主要特征便是我国正式进入‘重工业化阶段’”；“目前我国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重工业化发展阶段，……这给今年的投资增长开辟了巨大空间”；“如果抓住了重化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长”。[1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更具有理论色彩。这篇报告根据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和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分别于1931年和1949年发表的研究成果，论证了中国“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又不是局部过热，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而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新阶段”[12]。
这种非同寻常的事关我国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重要理论和政策动向，自然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
在2004年春节我和我的学生们聚会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那份报告的执笔者也在座。他向同学们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有别的同学认为，他的论证是不周密的：第一，“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并不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公认定理；第二，用短期间的数据，即我国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1.8%上升为2003年上半年的57.5%的短期飙升，并不能证明这是一种长期的正常趋势；第三，用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即2001年、2002年和2003年1~7月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分别比轻工业快5.71、1.68、6.25个百分点，也不能证明重工业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教学相长”，历来如此。同学们的热烈讨论给我很大的启发，使我认识到，要回答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需要对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作更深入的研究。于是，我查阅了大量发展经济学文献，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进行了梳理；同时收集了有关的经验数据对照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这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上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增长模式；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是一种缺乏效率和必然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增长模式；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就是一种反映这种早期增长模式的过时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应当力求避免落入这一陷阱。而且，以重化工业投资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更是与我国的资源禀赋状况相冲突的，因而决不可行。我就这一初步结论在2004年7月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作了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发言，并在2004年10月的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十一五”规划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增长模式的选择》的发言。在那以后的讨论中，我从赞成我的观点和反对我的观点的同行那里汲取营养，形成了题为《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长文[13]。本书就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增补和扩展而成的。
[1] 参见陈志其：《北京现代奇迹背后的故事》，载《经济观察报》，2002 年 12 月 28 日；王亦丁：《现代汽车如何驶入中国》，载《环球企业家》，2003年3月。
[2] KD（组装）有三种主要形式： CKD为全散件组装；SKD为半散件组装，部分总成是现成的；DKD则是车身大总成，装上轮子就是整车。
[3] 据业内人士称，20世纪80年代轿车总成本中，电子产品成本占 12%，进入 90 年代，这一比率已经提高到30%。目前在高级轿车中，电子产品成本已占总成本的60%~70%；在普通轿车中，也占到30%。参见《深圳汽车电子产业加速抢跑》，载《深圳特区报》，2004年4月13日。
[4] 《香港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网站。
[5] 《深圳市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政府在线。
[6] 参见《剩余土地仅够开发10年，“大深圳”版图扩张猜想》，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3月8日。
[7] 后来《南方日报》在一篇关于深圳土地稀缺问题的报道中提到：“当深圳市领导在今年的高级顾问会上再次提出这种（扩大行政区划的）想法时，吴敬琏、高尚全等顾问就直言不现实，指出深圳的视线应向内，充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见《突破土地困局》，载《南方日报》，2004年8月25日。）
[8] 参见《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载《浙江时报》，2004年3月19日。
[9] 见本书附录1吴敬琏：《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4年第93号（总第2152号），2004年7月21日。
[10] 见《重化工之争》，载《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2月4日。
[11] 参见《我省产业发展绕不过重化工业阶段》，载《南方日报》，2003年9月11日；《重工业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力》，新华社北京2003年11月29日电；《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化工业化》，载《香港商报》2004年2月26日；《二次工业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工业化进程》，载《商务周刊》，2004年3月2日；《我国四大重点行业投资分析》，载《经济日报》，2004年6月16日。
[1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我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载《经济日报》，2003 年 12月1日。
[13] 见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1.2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歧义影响对有关问题的讨论，我们首先对本书采用的若干概念的含义作出界定。
1.2.1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早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已经是国际论坛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1976年第10版一开头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近来出现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他们非常反对以实利主义的态度来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物品的数量。用一位年轻的激进派引人注意的话来说：‘不要向我提国民总产值（GNP）这一概念。对我而言，GNP的意思是国民总污染。’”[1]为了矫正这种偏差，人们提出用经济净福利（net economic wealth，简称NEW）来取代GNP。
斯蒂格利茨对“发展”有更加宽泛的理解。他说：“发展代表着社会的变革，它是使各种传统关系、传统思维方式、教育卫生问题的处理以及生产方式等变得更‘现代’的一种变革。然而变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发展带来的变化能够使个人和社会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发展能使个人拓宽视野、减少闭塞，从而使人生更丰富，发展能减少疾病、贫困带来的痛苦，从而不仅延长寿命，而且使生命更加充满活力。根据这一发展定义，发展战略应以促进社会变革为目标，找出不利于变革的障碍以及潜在的促进变革的催化剂。”[2]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是度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性指标，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GNP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等等，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观。这些指标在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但归根到底，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发展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人谋福利。“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3]
在森的理论的影响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制定了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人类发展指数（HDI）[4]，并且每年编制《人类发展报告》。
1.2.2 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
为了说明苏联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虽然很高、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增长方式的概念。在这里，“方式”一词的俄文是Тир。它也可译作“类型”。
苏联在从1928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较之西方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但是，和西方国家相比较，苏联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落后程度却一直未见降低。为了说明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苏联经济学家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扩大再生产的两种形式的论述[5]，提出了增长方式的概念。他们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extensive growth，或译粗放增长）；一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叫做内涵增长（intensive growth，或译集约增长）。他们指出，苏联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采取了前一种增长方式，因而增长虽快，却实惠不多。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苏联领导人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时，确定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实现增长方式从外延为主到内涵为主的转变。虽然在苏联以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写进了“由外延增长方式到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的要求，但这种转变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也未能实现。
现代发展经济学也经常使用增长模式（growth pattern或growth model）的概念来说明经济增长的来源问题。例如，日本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把先行工业化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中采用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称为“马克思所分析的增长模式”，而把它们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普遍采用的效率驱动的增长模式称为“库兹涅茨所分析的增长模式”[6]。
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增长模式概念与苏联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增长方式概念大体上是等值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他的名著《社会主义制度》中以一小节的篇幅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解释什么是苏联文献中所说的“经济增长方式”。他依据现代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模型指出：可以把生产要素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要素投入增加对增产的效应；另一类是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增产的效应。“这种区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用语，在西方作者中广为流行，但社会主义各国的作者却愿意采用另一种术语，即‘外延方式’和‘内涵方式’来加以表述。这两对用语在语义上是相同的：要素增加等于外延方式，要素生产率提高则等于内涵方式。”[7]
1.2.3 Ⅰ、Ⅱ部类的划分和轻重工业的划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讨论再生产问题时，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个部类，其中，第Ⅰ部类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第Ⅱ部类从事消费品的生产。霍夫曼在讨论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生产结构变化时，作了与马克思相类似的划分，他把前者叫做资本品（capital-goods）生产，而把后者叫做消费品（consumption-goods）生产。
马克思把物质生产部门划分为两个部类，目的在于说明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8]。列宁在加进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假设前提以后，由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导出了“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斯大林为了证明当时出于实际需要确定的优先发展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的方针体现了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把列宁的原理进一步引申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详见本书第2章2.1.3）。虽然有些理论家坚持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完全是根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9]，许多经济学家运用严密的数学推理，确凿地证明，只有在加进了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即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或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这一条件以后，它才能够成立[10]。
至于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分类，这是一种在工、农两部门框架下流行过的产业分类方法[11]。这种产业划分绝不可以和Ⅰ、Ⅱ部类的部门划分相混淆。Ⅰ、Ⅱ部类按照产品的用途去划分部门，而轻、重工业则是按照产品和生产过程的“轻”“重”去划分部门。人们往往以为Ⅰ、Ⅱ部类和重、轻工业是一一对应的，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正确。有些产业，例如生产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产业，按照第一种分类办法显然属于第Ⅱ部类，而按照第二种分类办法，则属于重工业。也有的产业，例如纺纱产业，按照第一种办法分类属于第Ⅰ部类，然而按照第二种办法分类，却属于轻工业。因此，即使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并不能由此推出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原理。
1.2.4 服务业和三次产业的划分
虽然在产业革命前的所谓“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由“包卖商”等进行的服务业活动对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由于产业革命发生后工业开始了独立的发展，从事“拾遗补缺”的消费服务的作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由于在工业化早期人们并不把服务业看作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许多经济分析都是在产业两分（即只存在农业和工业两个产业部门）的框架下进行的。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到改变。
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早在1691年就曾经设想，就业人口将从农业转向工业，再从工业转向商业。这一猜想在19、20世纪之交成为现实。大量劳动和资本不仅继续流入第二产业，而且更多地流入商业和物流、教育和科研、旅游和娱乐、文化艺术、保健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等服务业。到了20世纪初期，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包括一般服务和政府的公共服务）无论在就业还是在增加值方面都超越了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比重最大的产业。服务业的这种发展使费希尔（Allan G. B. Fisher，1895~1976）在1935年和克拉克（Colin G. Clark，1905~1989）在1940年提出的将产业（industries）划分为第一产业（农业和采掘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产业三分法”在20世纪中叶得以确立[12]。
目前为理论界所公认的服务概念是1977年希尔（T. P. Hill）提出来的。他指出：“服务是指人或隶属于一定经济单位的物在事先合意的前提下由于其他经济单位的活动所产生的变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即消费者单位的变化和生产者单位的变化同时发生，这种变化是同一的。服务一旦生产出来必须由消费者获得而不能储存，这与其物理特性无关，而只是逻辑上的不可能……”[13]80年代中期，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ti）（1984年）、桑普森（Gary P. Sampson）和斯内普（Richard H. Snape）（1985年）相继扩展了希尔的“服务”概念，他们把服务区分为两类：一类为需要物理上接近的服务，另一类为不需要物理上接近的服务。以此为基础，巴格瓦蒂将服务贸易做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并为世界贸易组织所接受[14]。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条件下，很多服务内容渐渐可以用电子信息技术来存储并借助电信业来远距离传输。这样就改变了传统服务业产品既不能储存也不能运输、必须在消费现场提供的特性，使服务产品在很多方面更像制造业的产品。
从理论上说服务业产出应当是所有服务活动的加总。但在现实中，度量服务业的产值却并非易事。由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一方面制造业包含有越来越多的服务内容，例如制造业企业中的研发（R&D）和营销，在传统意义上都属于服务业务；另一方面，在统计上也很难对各行业中包含的服务业增加值作准确的计量，而只能根据企业销售额中哪种业务占优势地位来确定企业属于哪个行业，然后再通过加总服务行业中所有企业的增加值来确定服务产业的增加值。因此有人说，就美国全国而言，“公众对制造业重要性的认识明显夸大了。实际上只有18%的就业在制造业，而65%~75%的制造业的就业是在研究、开发、产品设计、流程设计、后勤、促销、营销、分销、会计、人事、法律或管理信息系统等服务领域。国家未来的增长动力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活动，而不是制造业”。[15]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狭义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不属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商业等服务业，由于其活动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在二次分配中分润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不属于生产部门之列。由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轻视服务业的倾向。而且，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长期采用计划经济国家通行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只包括对物质产品部门和提供“生产性劳务”部门的核算，而否认服务业活动也创造价值。虽然在1992年制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开始与联合国制定并在市场经济各国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SNA）接轨，但是直到2003年颁布《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正式文本，我国才完全废除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旧部门分类和产品分类，对服务业增加值覆盖不全的问题则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1] 萨缪尔森（1976）：《经济学》（第10版），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页。其中，GNP也译作国民生产总值。
[2] 斯蒂格利茨（2000）：《新的发展观：战略、政策和进程》，见胡鞍钢、王绍光编：《政府与市场》，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第148~169页。
[3] 森（1999）：《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4] 人类发展指数（HDI）由三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成就指数、生活水平指数，用以衡量各国在人类发展基本方面的成就水平。
[5] 马克思那一段论述的原文是：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中，“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的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 192 页。）。引号中的话在《资本论》莫斯科外文出版局 1954 年英文版中的译文是：“extensive if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is extended; intensive i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s made more effective.”
[6] 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7] 科尔奈（1992）：《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1~178页。
[8]马克思指出，简单再生产的部门联系条件是Ⅰ（v+m）=Ⅱc，扩大再生产的部门联系条件则是Ⅰ（v+m） >Ⅱc。
[9] 参见邓力群（1982）：《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载《红旗》，1982年第5~7期。
[10] 参见贺菊煌（1979）：《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载《经济研究》，1979 年第 9 期；余永定（1985）：《试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问题》，载《改革与战略》，1985年第4期；又见余永定在其论文集《一个学者的思想轨迹》（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中的其他相关论文。
[11] 杨永华在《产业高级化不应是由轻向重的过渡》（载《南方日报》2003年9月11日）中说得正确：列宁在 1922年“提出的农轻重产业结构理论，是18、19世纪产业革命的理论概括（也就是早期经济增长理论的概括——吴敬琏注）。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农轻重产业理论的不足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已经无法准确地反映今日的产业结构，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沿用了30多年的农、轻、重产业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废除。应当说，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进步”。
[12]A. G. B. Fisher（1935）： The Clash of Progressand Security（《进步和安全的冲突》），London： Macmillan; C. G. Clark（1951）： The Conditionsof Economic Progress（《经济进步的条件》），London： Macmillan。
[13]T. P. Hill： “On Goods and Services”（《论商品与服务》），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Vol.23（Dec.），Issue 4，1977.这里的译文转引自杨圣明、刘力（1999）：《服务贸易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载《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5期。
[14] 详见杨圣明、刘力（1999）：同前引文。
[15] 奎恩、巴洛奇、兹恩（1997）：《创新爆炸》，转引自李冠霖（2002）：《第三产业投入产出分析》，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第6页。
1.3 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以下章节将就我国增长模式转换和工业化道路选择这个总题目分五个部分进行讨论：
在第2章，我们将对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增长问题的理论演进作一简要总结，我们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作出总结的原因，是一些支持把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主张靠对它的大量投资和它的超常增长拉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学者，经常引用20世纪30~40年代某些经济学家的言论来论证这样做的“合规律性”。这使不少对于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学进展没有做过深入研究的人们，误以为上述种种做法都是发展经济学的定论，把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看作各国经济发展的常规，把实现“重化工业化”看作“各国工业化的必经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门”或“不可逾越的阶段”[1]。事实上，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已经经历过许多重要的理论创新。不对发展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作一系统的梳理，就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分析框架，而只能把一些已经过时或已被证明为错误的观点当作理论指导。
第3章，将对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作出归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具体说明先行工业化国家是怎样实现增长模式转换的，使我们从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经验和教益。在前一阶段的讨论中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增长模式固然十分理想，但是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要在这样的条件下转变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乃是一种期待跨越式发展的梦想。我们想在第3章中说明，这种说法与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符。它们全面转入现代经济增长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之时，即在19世纪70~80年代。他们在当时相当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实现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我们今天不但有条件做到，而且由于具有格申克龙所说的后发优势（the 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完全能够做得更好。
第4章，讨论中国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虽然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走上了主要依靠效率改进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但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却在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采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由于根本性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任务并未实现。最近几年，更出现了以大量低效率投资支持为突出特征的“重化工业化”浪潮，使国民经济不能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配置资源，并放松了对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关切和努力，经济整体效率下降，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造成种种严重隐患。在这一章，我们还将就一些支持现有增长模式的流行意见进行扼要的评论与商榷。
第5章，讨论我国粗放增长模式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尽力扩大对外贸易顺差，用外需弥补内需的不足。二战结束以后，以日本为首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先后采取了以本国货币汇价低估以及适度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政策。这种政策有效地抑制了进口，刺激了出口，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引进了出口导向政策。特别是在1994年的外汇改革中，双重汇率并轨，人民币深度贬值，这标志着中国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这一转变使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正像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在成功实施这一政策若干年以后，它的消极方面也会逐渐表现出来；应对失当，甚至会引发系统性危机。本章将对中国长期实施这一政策所导致的问题和应对的办法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6章，讨论中国为了转变增长模式需要采取的实际措施。我们在这一章里指出，通过将促进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服务业、普及应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放在优先位置，可以改进和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但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在激励经济主体行为方面导致的后果不同，我们始终要把着眼点特别放在改进基础性制度安排上。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本章进而提出了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必须的重点改革措施。在本章的末尾，同时也是全书的末尾，我们强调指出，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否能够成功，最终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能否顺利实现。
[1] 参见《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化工业化》，载《香港商报》，2004 年 2 月 26 日；《二次工业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工业化进程》，载《商务周刊》，2004年3月2日；《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载《中国科技财富》，2004年4月1日。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对“经济重型化”的方针提出质疑，就被归纳为企图“跨越”、“绕开”、“绕过重化工业化这个历史必经阶段而直达工业化”（参见《<广东：重化工业强劲增长说明了什么>编者按语》，载《南方日报》，2003年9月11日；《何祚庥：工业重型化阶段不能跳跃》，载《科学时报》，2005年1月18日；《厉以宁回应吴敬琏：重型化是中国经济必经阶段》，载《北京晨报》，2005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