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比通常所想的更为有力。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被这些思想统治着的，很少例外。讲求实际的人们自以为能够与所有精神世界中的影响绝缘，到头来不过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1]在经济增长模式与工业化道路问题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投资热潮和产业结构重型化运动，是特殊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的产物。但是，由于这一潮流的倡导者引用20世纪上半期某些经济学家的论著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使许多人误以为投资驱动的增长是各国经济增长的常规，“‘重化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乃是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定论。结果，有关我国是否正在进入“重化工业化”这个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争论刚刚开始，就有主流传媒满怀信心地宣称：“现在，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显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2]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已经经历过好几次重大的革新，增长理论已经有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突破。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争论的有关文献就会发现，“重化工业化”的支持者所引以为据的观点，基本上出自50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文献。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实际问题以前，有必要先对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相应的增长理论演变的全过程作一番系统的梳理，以便确定应当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我们面对的问题。
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开端，现代经济学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划分为四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模式。对于这四个阶段，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命名，但他们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增长模式内容的分析却几乎如出一辙[3]。这四个发展阶段和它们的增长模式分别是：
（1）“起飞”前，即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并且主要靠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投入实现。波特把它定义为“生产要素驱动阶段”。当时的主要经济学家，从斯密、马尔萨斯到李嘉图都对这种增长模式的前景或多或少持有悲观的预期。这使经济学获得了“阴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的称号。
（2）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原因是产业革命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劳动，打破了自然资源对增长的限制，使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为了用机器替代手工劳动，就要大量发展资本密集的机器制造业和作为机器制造业基础的其他重工业，因此，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波特把这一发展阶段定义为“投资驱动阶段”。
（3）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经济增长”。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的增长模式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不是靠资本积累驱动，而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库兹涅茨把这种增长模式叫“现代经济增长”，波特把这个阶段定义为“创新驱动阶段”。
（4）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步向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过渡。这个时期出现了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IT）或信息通信技术（ICT），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详见本书第3章3.3）。
就我们所讨论的工业化过程问题而言，所涉及的主要是（2）、（3）两个阶段。那些被引用来支持“投资决定论”和“重化工业化论”的论著，基本上是其中第（2）阶段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概括。
[1]引文重译自下述文字：“The ideas of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s，both when they are right and when they are wrong，are more powerful than commonly understood. Indeed the world is ruled by little else. Practical men，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见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1964），p.383。
[2] 《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化工业化》，载《香港商报》，2004年2月26日。
[3] 萨缪尔森在他的开创性《经济学》教科书从它的早期版本到最近的第18版，一直保持了“经济增长的进程”这一章节，并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按其增长模式的不同，区分为“起飞前的阶段”、“早期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等三个阶段。研究竞争力的专家迈克尔·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各国竞争力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生产要素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竞争的优势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2）投资驱动阶段，竞争力的提高主要靠大规模投资于成熟技术和先进的机器设备；（3）创新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靠产品、加工技术、市场营销和其他方面的持续创新来提高竞争力；（4）财富驱动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高质量的生活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前面三个阶段与萨缪尔森的三阶段相类似（参见迈克尔·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32~561页）。
2.1 早期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
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1]的进行，经济增长摆脱了“起飞前”由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严格约束所导致的停滞状态，用机器作业代替手工劳动使增长大大加快。在以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发出来的技术为支撑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增长主要靠对机器大工业的投资驱动，产业结构出现了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向。
2.1.1 早期经济增长和狭义工业化
这个阶段人们所理解的工业化，是狭义的工业化，即稀缺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通过物质生产部门产出，即工农业总产出中大机器工业份额和传统农业份额的此长彼消，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2]。要用机器大工业作业代替手工劳动，就要生产机器和生产生产机器的机器以及其他重工业产品，这样，经济增长就要以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高速度增长作为基础。所以这一增长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增长靠资本积累和资本对劳动比例的提高（资本深化或称资本有机构成[3]提高）实现。因此，早期研究工业化问题的学者又把工业化定义为“资本化”，即“在一定的生产过程中扩大利用资本并加深利用资本”[4]。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较之19世纪后期发生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经济增长率低得多；同时，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可以用资本和其他投入品的增长来解释。
2.1.2 理论概括一：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社会矛盾激化
早期经济增长为先行工业化国家带来了极大福利，同时也带来不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哲学激进派、19世纪晚期出现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都注意到了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童工、工人超时劳动、贫民的恶劣居住条件、疾病、环境严重破坏等社会问题[5]，并使他们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提出种种方案，并谋求立法等方面的社会改良。同时，政府也不能再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渐次采取措施加以回应。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形成于这个增长阶段的末期，对这种增长模式内在矛盾的分析批判也最为尖锐和深刻。他在19世纪60~70年代写作的巨著《资本论》中，深入解剖了西欧国家在这个增长阶段中的一个基本经济现象，即与资本积累过程相伴随的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资本对劳动比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积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早在1848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6]
另一方面，马克思根据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特性，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他首先指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必然出现两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这就是：
（1）“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即随着不变资本比重的提高和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利润）的可变资本比重的下降，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利润率的降低使竞争加剧，出现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大资本与中小资本之间矛盾的激化和垄断的出现。马克思说，“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7]。垄断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准备经济基础。
（2）“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在资本总量中用以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份额的降低，这必然导致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和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相对降低。就业会越来越困难，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无法提高。马克思说：“资本积累最初只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而实现的。”[8]“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9]。这种相对人口过剩的结果一定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无产阶级和资本家的矛盾加剧。
总之，根据19世纪中期西欧国家的增长模式，马克思证明了沿着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发展，一定会出现巨大无比的垄断企业和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样，“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0]。
2.1.3 理论概括二：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如果说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英国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早期经济增长中看到了它所蕴含的社会危机，生活在“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11]的俄国的列宁则剥离了其中的阶级冲突等社会学内容，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将其总结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一“规律”后来成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理论根据。
1893年，时年23岁的列宁在论证贫困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发展的论文《论所谓市场问题》中，论证了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前提下，可以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推导出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即：“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12]他说：“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的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13]“技术愈发展，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大。”[14]
20世纪20年代，在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具有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迫切需要的苏联，“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被推演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15]。
在1924~1928年苏共党内的“工业化论战”中，托洛茨基派（“左派”）首先提出，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渐进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力量得以加强，因此他们主张最大限度地把资源从农业中抽调到工业中来，以便实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高速度增长，“从不断增加工业投资的坚定政策中寻找出路”。托洛茨基派的这种主张受到布哈林派（“右派”）的批判。斯大林也指斥托洛茨基所要求的“超工业化”（要求年增长速度超过10%）“完全脱离了苏联的现实”。
但在“中派”和“右派”联盟取得论战的胜利，托洛茨基派政治上被击溃、组织上被清洗和镇压以后，理论和政治的钟摆摆向另一方向。斯大林指称布哈林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和保持经济上平衡发展的主张，是代表富农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此时，斯大林重新提出高速进行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问题。[16]
斯大林认为，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应当而且能够自觉运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带动下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他说：“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作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17]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是从轻工业开始，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积累才逐渐转到重工业去；我国共产党“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18]斯大林的这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1928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声中被正式确立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专栏 2.1 从“工业化论战”到斯大林工业化路线的确立
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内各派间围绕1921年开始实施、其实质为恢复市场经济的“新经济政策”何去何从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论战中，托洛茨基派（“左派”）认为，新经济政策对私人做了危险的让步，使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增强。“左派”最主要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市场规律与通过强制积累加快发展生产资料部门是矛盾的。在他看来，建立强大工业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而工业的发展需要有比较多的积累；一个国家越是落后，越是需要更多的积累。国营工业应当依靠自己的市场垄断地位，通过向农民经济抽取剩余而迅速发展，在工业基础扩大的同时逐步消灭小农的私有经济，直到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
布哈林派（“右派”）主张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强调通过市场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认为农民为工业提供积累就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途径。他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理论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农民市场和农民经济对工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并反复强调，国民经济这个整体中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愈快”；因此，各个部门之间应当“平衡”发展。他还提出口号：“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当时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如康德拉捷耶夫和恰亚诺夫（Alexandel V. Chayanov，1888~1939）等人都支持布哈林的主张。例如，康德拉捷耶夫要求降低“工业发展无法支持的速度”，从生产资料向消费资料转移投资，并减轻“发展中的农村阶层”的“特别沉重的税收负担”，进口消费品来满足农民的需求；恰亚诺夫则反对行政力量介入农业生产过程，反对集体化。[19]
在苏联共产党内居于支配地位的斯大林支持布哈林，使“”右派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1926年10~11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明确提出：“把农民仅仅作为征税的对象，用课以过重的税赋和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办法来从农民经济中榨取更多的资金，这不可避免地会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减低农业的商品率，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有破裂的危险，并使社会主义建设受到威胁。”[20]
但是，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以后，急速改变了他的打击方向。他在1928年中的多次讲话中提出，“为了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为了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应当向农民收取“类似贡款的东西”。接着，就发动了“与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批判布哈林运动。布哈林被列举的罪名是：（1）宣扬“富农”和“企业家”可以和平步入社会主义的“阶级利益协调论”；（2）否定忽视“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列宁主义原理”；（3）企图“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要求按市场原则调整粮食价格；（4）反对国家向农民收取“贡款”和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农民征收超额税来解决重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的积累问题；（5）鼓吹“平衡论”，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企图使俄罗斯成为永远“只能生产印花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后来，布哈林被进一步指认为叛徒、黑帮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并在1938年被处决。
这样，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被确立为党的路线，并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制定了“以在我国创立一种不仅能把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和改组的重工业”作为“基本任务”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时，斯大林根据重工业产值已占到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和“资本主义分子最终地和永远地被排挤出工业范围以外”的情况，宣布苏联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21]。1936年，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基本上做到了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22]；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决议更进一步宣布，苏联“已完成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23]。
直到晚年授意以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名义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斯大林也没有忘记指示写作班子，把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的高度。他说：“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关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原理；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24]1954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式出版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权威的政治课教科书以后，在社会主义各国，投资（积累）趋动的增长模式，也就成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基本模式了。
根据戴维斯（R. W. Davies，1989）：《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策：1917~1941》（载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等主编（1989）：《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郑异凡（1997）：《布哈林论稿》（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著编写。
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并不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关于生产资料生产（第Ⅰ部类）和与消费品（第Ⅱ部类）生产之间比例关系的原理适用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可以“自觉地”或“自由地”规定生产资料部门与消费资料部门的比例，以便加快经济技术落后的苏联的经济发展。用当时在苏联的计划委员会任职的费尔德曼（Grigorii A. Feldman）的话说，“无产阶级成了生产的主体，他可以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任意分配自己的力量”。[25]
也正是这位费尔德曼，在理论上为计划机关应进行有利于生产资料部门发展的计划准则提出了系统的论证。费尔德曼在1928年受命为制定长期计划建立一个理论模型。他假定资本是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资本产出率已知的条件下，生产资料部门在总资本中的比例越大，则增长率越高。因而，计划制定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把投资用于生产资料生产。他还提出，为了提高增长率，需要实现重工业化和电气化。[26]他的理论观点实际上是后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详见本章2.1.5）的先驱。
1928~1929年，苏联计划当局根据费尔德曼模型制定了10~20年的苏联经济发展“总计划”。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工业化”计划。根据这个“总计划”，当1938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主要重工业产品的年产量应为：煤炭54000万吨（1940年实际生产16600万吨），生铁7 800万吨（1940年实际生产1 500万吨），钢8 200万吨（1940年实际生产1 830万吨）；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预计每年增长约25%，总产量在12年中增加19倍。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经济》杂志报道，在1930年的一次讨论中，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Stanislav G. Strumilin，1877~1974）说，按照当时采用的这种计划方法，苏联应当得到4倍于地球容积的铁产量！[27]正如埃尔曼（Michael Ellman）所指出，费尔德曼等人在1928~1930年间的计算显然是过分乐观了，把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看作是行得通的。“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就会对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28]
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是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而且是“一般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国家的发展规律”，是“包括发达社会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工业发展的规律”。[29]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工业化的。
苏联经济学家坚守19世纪的教条，认为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服务活动只作为社会总产品的消耗来处理。这样，他们所说的工业化是不包含服务业发展的狭义工业化，而实现工业化只是意味着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处于支配地位。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所推行的重化工业化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所有制乃是所谓“自觉地”或“自由地”规定生产资料部门与消费资料部门的比例关系的制度基础。与先行工业化国家以扩展市场作用为突出特征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在这类国家，市场力量促使增长向更有效率的增长模式转型；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尽可能高速度地发展盈利性不高的重工业，可以通过计划定价低估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来保证过度投资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得到贯彻。[30]
2.1.4 理论概括三：从“霍夫曼定理”到“重化工业化阶段”
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中，德国的霍夫曼在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根据多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的数据概括出与列宁的“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相类似的结论。他说，“从一个社会整个生产结构来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品的相对增加以及消费品的相对减少。在这个意义下，工业化可以定义为生产的‘资本化’”。霍夫曼根据20多个国家到20世纪初期的工业化发展历程，把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划分为早期、早中期和晚中期等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之间的产值比率分别为5（+1）、2（+1）和1（+1）。而在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美国，1925—1927年这一比率已经反转为0.8∶1，即资本品占优势。根据这种发展趋势，霍夫曼推断，当这些国家进入工业化的更高阶段时，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将超越消费品工业的生产，成为占优势的部门。[31]
由于当时还没有把服务业看作一个基本产业，在经济只有工业和农业两个基本部门的理论框架下，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占优势也就意味着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优势。后来，霍夫曼的这个预言被人们推演为工业化后期阶段将是重工业化阶段、重工业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的“霍夫曼定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霍夫曼定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定理，而只是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经验数据外推到工业化后期阶段所得出的结论；或者说，是在过去的变化趋势将会在以后持续下去的假定前提下对未来作出的预言。显然，它只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说。
问题在于，西方国家工业化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并没有证实这一假说（详见本书3.2.1）。
霍夫曼的结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质疑。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引用日本经济学家盐谷佑一（Yuichi Shionoya）的论述[32]，批评霍夫曼关于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划分不够确切[33]，并且认为：“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看不出存在什么‘霍夫曼定理’，因此，根据美国经验不得不放弃它。”[34]随着西方国家进入不是重工业“优先发展”，而是服务业异军突起的工业化后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除了在讨论工业内部结构问题时偶尔还有人提到霍夫曼的有关看法，霍夫曼的名字就很少在国际论坛上讨论发展经济学的学术论文中被提到了。
不过，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例如在日本战后初期的“高速增长时期”，人们往往用“霍夫曼定理”来说明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例偏高的现象。至于讲到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的“服务化”甚至比美国来得更早（详见本书第3章3.2.1关于日本战后产业结构变化的讨论）。
虽然“霍夫曼定理”只是一个并未被后来的经验数据证实的假说，但在中国，由于受到一些广为流传的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它常常被看作一个分析工业化进程的可靠工具，并在政策辩论中被援引作为论据。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也许是因为它的内容恰好与曾在我国处于支配地位的苏联工业化理论和经验有许多共通的地方。
2.1.5 理论概括四：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更一般的概括，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oy F. Harrod，1900~1978）和波兰裔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vsey D. Domar，1914~1997）分别于1939年和1946年作出，并在发展中国家流行多年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大体上可以看作费尔德曼模型的延伸，特别是多马，明显地受到了苏联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表达式为：
g=i/v
其中，g代表增长率，i代表投资率，v代表资本-产出比率。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本-产出比率v不变。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国家产出总量的大小就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就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投资越多则增长越快。
虽然哈罗德和多马都并不是要提出一种发展理论，但哈罗德-多马模型却被广泛用到了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的过程之中。这些国家制定发展计划的通常程序是：先确定一个目标增长率，而后估算“需要”多少投资来达到目标增长率，再制定政策措施来筹集必要的资金。实际上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往往并不存在这种稳定的联系。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还有多个变种或派生模型，罗斯托（Walt W. Rostow，1916~2003）的“起飞论”和“双缺口模型”就是其中两个最有名的例子。这类变体往往认为，发展中国家非常贫困，自身的储蓄率难以提高，这样，必要的投资率与国内储蓄率之间就存在缺口，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来弥补[35]。
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认为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投资率能否上升到一个临界点（比如说由5%上升到10%）。当投资率到达了这个临界点，经济就“从起飞进入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阶段”。罗斯托提出，西方国家可以提供援助来弥补“起飞”所必需的投资。库兹涅茨在1963年指出：“在所有案例中，我们都没有发现在经济起飞阶段存在罗斯托教授所假设的净资本形成率增加一倍（或更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加速的情况。”[36]由于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证实，罗斯托的理论没有被广泛接受。
“双缺口模型”（Two-Gap Model）是由后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1918~1994）和经济学家斯特劳特（Alan M. Strout）在1966年提出的。在这个模型中，一个缺口是投资缺口，另一个缺口是贸易缺口。从总供给和总需求恒等条件中，可以推导出投资与储蓄之差（储蓄缺口）等于进口与出口之差（外汇缺口）。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不足以满足投资的需求，就要求对外贸易有一个数额相等的赤字与之平衡，即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或外援）。所以，它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基础，提供了计算需要引进外资（外援）数量的一个框架。[37]
虽然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在20世纪中期因为与经验不符而受到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1912~2000）和索洛的质疑（详见本章2.2），随后为经济学的主流所否定，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始终坚信实现快速增长的秘诀在于努力提高储蓄率和争取外援，以便增加投资；直到90年代，世界银行在工作中也仍然广泛采用“双缺口模型”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这种奇怪的现象使得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不禁感叹：“50年已经太久！”[38]国内不少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也依然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和以之为基础的“起飞理论”和“双缺口模型”不加分析地介绍。
[1] 多数经济史家把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起讫年代大致上定于1770年到1870年之间。
[2] 张培刚根据20世纪前期经济学用语的情况指出，industry（工业、产业）一词有狭义的用法和广义的用法之分。前者是指“制造业，以有别于农业以及商业与运输”，后者则“可以应用于一切经济活动，如C. 克拉克所定义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当时多数研究工业化的学者包括张培刚在内，用industry指称制造业。他说，“我们将狭义地使用这个概念。狭义的工业只包括制造及机械生产”，而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也只是指“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参见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年，第 3~4页，第248~252页。
[3]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有机构成”是指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不变资本指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包括买原材料、买机器设备的资金，因为这部分资本并不创造剩余价值，所以叫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是指用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因为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价值增值（即创造剩余价值），所以叫做可变资本。
[4] 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05页。
[5] 参见派克（1966）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蔡师雄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汤普森（196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6]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9页。
[7]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8页。
[8] 同上书，第689~690页。
[9] 同上书，第692页。
[10]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31~832页。
[11] 列宁（1905）：《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14页。
[12] 列宁（1893）：《论所谓市场问题》，见《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1页。
[13] 同上书，第88页。
[14] 同前引书，第88页。
[15] 据考证，列宁是在1922年写作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才从实际工作的角度第一次使用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产业分类（见《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664~666页）。从那以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往往把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轻工业和重工业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混为一谈。
[16] 章良猷（1985）：《苏联六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争论》，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5）》（下），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596~600页。
[17] 斯大林（1926）：《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见《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2页。
[18] 斯大林（1946）：《在莫斯科市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6页。
[19] 参见戴维斯（R. W. Davies，1989）：《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策：1917~1941》，见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等主编（1989）：《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王宏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03~904页。
[20] 参见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2页。
[21] 斯大林（1933）：《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4~166页。
[22] 斯大林（1936）：《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23]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5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11页。
[24] 斯大林（195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00页。
[25] 章良猷（1985）：《苏联六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争论》，同前引书，第597~599页。
[26] 关于费尔德曼模型，请参看多马（1957）：《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型》，见《经济增长理论》（第9章），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8~263页；以及埃尔曼（1987）：《格里戈里·亚历山德洛夫·费尔德曼》，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21~322页。
[27] 以上均见多马（1957）：同前引书，第259~263页。
[28] 埃尔曼：同前引文。
[29] 章良猷（1985）：同前引书，第599页、第596页。
[30] 关于这一点，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一书中作出了深刻的分析。
[31]Walther G. Hoffmann（1931）： Stadien und Typen der Industrialisierung： Ein Beitrag zur Quantitativen Analyse Historischer Wirtschaftsprozesse（《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对经济历史过程的数量分析》）.Jena： Verlag von Gustar Fischer.其英译本的标题改为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es。转引自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96~102页。
[32] 盐谷佑一指出，随着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作为消费品的金属材料和化工产品在工业产品中所占比重都上升了。这显然不能解释为资本品比重的上升和消费品比重的下降。
[33] 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25页。
[34] 转引自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61 页。关于“霍夫曼定理”和对于“霍夫曼定理”的批评，还可以参看方甲主编：《产业结构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34~37页。
[35] 对于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和据此制定的增长政策（包括“起飞”理论和“双缺口模型”）的批评，可以参阅曾在世界银行长期任职的伊斯特利（2002）：《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险与失败》，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26~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