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库兹涅茨（1963）：《关于“起飞”的评注》（“Notes on the Takeoff”），转引自伊斯特利（2002），前引书第30页。
[37]参见H. Chenery& A. Strout（1966）：“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外国援助和经济发展》），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8，1966，pp.679~733。
[38]伊斯特利及其同事曾经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大样本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前十年的增长率与后十年并没有什么相关性。罗斯托所说的起飞之后就是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说法也没有什么经验根据。参见William Easterly，Michael Kremer，Lant Pritchett，and Lawrence H. Summers（1993）：“Good Policy or Good Luck? 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好政策还是好运气？——国别增长表现与暂时性冲击》），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32 No.3，pp.459~483。
2.2 现代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发展
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将趋于下降的预言并没有应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利润率和失业率都维持在与过去没有太大差别的水平上，平均工资的水平还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有所提高。“霍夫曼经验定理”关于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将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预言也没有应验。在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在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增长得最快的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在20世纪初期还没有被人们看作基本产业部门的服务业。服务业在工业产出还没有占到社会总产出一半时便异军突起，随后超过了工业，成为在总产出中占优势的产业部门。
马克思和其他学者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早期经验对工业化后期发展情况作出的预言之所以没有得到应验，并不是由于他们在理论推导上有什么错误，而是由于这种推导的前提——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实现了先前未曾预料到的变化，即在19世纪后期，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实现了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积累和其他资源的投入驱动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的提高驱动的转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1]。
2.2.1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的革命性转变
最先意识到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并提出自己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的经济学家，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他从1956年开始在多篇文章中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了质疑[2]。索洛指出，如果像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所假设的，单纯靠增加资本投入实现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的提高，即投资效率的下降。这意味着保持一定的增长率的必要条件在于不断提高投资率。然而，投资率是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的。事实上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的投资率也没有明显的提高[3]。如果哈罗德-多马模型是正确的，美国的增长率应当趋于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较之19世纪前半期非但没有下降，还有较大提高。这说明经济增长除投资外，必定有其他的源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索洛认为，这一增长源泉就在于技术进步。
根据这一分析，生产函数就应当写作：
其中，Y代表GDP总量，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α和（1-α）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弹性。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K和劳动力L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余值A。索洛把这个余值A定义为用全要素生产率（TFP）[4]度量的“技术进步”。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单指工艺改进，而是包括一切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是一般的效率提高[5]，或者说，是A这个变量作用的结果，比如人力资本投资和用于研发的无形资本投资起作用的结果。
索洛还运用美国的经验数据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了增长计算检验（growth accounting test）。检验结果证实这一增长模型是可信的。他指出，在1909~1949的40年间，美国每人每小时的产出增长了一倍。其中87.5%来自技术变化，只有12.5%来自资本投入。[6]
索洛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质疑的目的是解释美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却由此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斯旺（Trevor W. Swan，1918~1989）[7]提出了一个新的增长模型，即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从而纠正了在经济学界流行多年的“资本决定论”谬误，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不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问题在于把宏观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或一般意义上的效率改进）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因而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没有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趋势，以及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趋同[8]。因为按照新古典的外生增长模型，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资本更为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应高于发达国家，资本的流动方向应当是从富国流向穷国，而实际上，大部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发生在富国之间的；而且，既然技术是外生的，后发国家可以借用发达国家的发明，因而，在发达国家出现新的发明或创新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将会提高，而经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的创新并没有缩小发展差距，反而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因为索洛模型存在着这样的不足，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解释、探索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深层次原因，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指出，技术进步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即人的知识积累和技能提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同，它乃是递增报酬的重要源泉。因此，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和报酬递增总是和现代经济增长相伴而行的。[9]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了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或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试图改进索洛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或一般意义上的效率改进内生化，掀起了近20年增长理论研究的新热潮。
在新增长理论研究热潮中，多种多样的机制因素被引入到增长模型中，如罗默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知识（idea，或译思想）因素，由于知识的特殊性质使技术发明具有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10]，整个经济出现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他还通过引入一个研究与开发（R&D）部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来源[11]；卢卡斯则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来解决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需要用人均资本存量差异才能解释的国别收入差异的问题，认为“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1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看作是内生的，并试图用内生的因素，如制度环境等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困的问题，这促进了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统一，也更为逼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13]。过去的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落差，发展中国家可以简单地“拿来”外来技术加以应用，因而具有后发技术优势；但是按照内生增长理论，则发展中国家能否应用新技术的影响因素要复杂得多。只有建立起有利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改进的激励机制，这种后发优势才能实现；否则，无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洋为中用”，新技术都难以在本土扎根，自主技术创新更无从谈起，反而会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和“重复引进”的局面。
在推进理论研究的同时，经济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检验不同的内生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在这种研究中，他们发现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非常多，从人力资本到研发投资，从通货膨胀到财政赤字，还有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政治稳定等等。从总体上说，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的简单决定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制度（比如市场、产权和法治）是至关重要的[14]。至于如何让穷国克服发展道路上的制度障碍、实现成功的经济增长，“还需要有更亮的指路明灯”[15]。
2.2.2 现代经济增长
运用新观念对美国经济进行增长核算的先驱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他把美国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将近200年的经济增长分为5个时段，分别计算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来源（见表2.1）。其中，第1时段（1800~1855）可以叫做“向初级工业化转变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增加；第2时段（1855~1890）可以叫做“向高级工业化转变的早期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以资本深化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占36%；第3和第4时段（1890~1966）可以叫做“高级工业化阶段”，其间的经济增长主要以效率提高为基础，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提高到70%和78%。
表2.1 美国增长源泉的核算
注： Y：私营的GDP；L：工作小时；K：固定资产总值。
资料来源： M. Abramovitz（1993）：“The Search of the Sources of Growth： Area of Ignorance，Old and New”（“对增长源泉的探寻：被忽略了的旧领域和新领域”），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转引自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对美国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在 1900~1984 年美国每年人均 2.2%的增长率中，只有0.5%是由资本深化带来，而1.7%来源于效率提高。他说，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效率的提高，用同样多的资源投入将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阻止了利润率的下降，同时提高了工资水平。“在收益递减和技术进步之间展开的竞赛中，技术以数步之遥取得胜利。”[16]
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式进行增长核算的集大成者是库兹涅茨。他在对西欧和北美主要工业化国家迄20世纪中叶为止的50~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发现，快速经济增长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现代现象，并且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调整的基础上。
库兹涅茨对主要工业化国家大量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是：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人均工时减少的影响为-0.23%，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则约为1.3%[17]。他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和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高增长中，“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18]。
表2.2 若干发达国家的产出、投入和生产率的增长率
（续表）
注：*：左栏括号内的GDP或GNP即为产出的定义；**：工作小时；***：生产性成本
资料来源：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转引自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按照阿布拉莫维茨的方法对日本经济发展中各种因素的贡献做了计算，其结果与美国的情况相类似。只不过由于日本属于工业化的“第三梯队”，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时间有所后延（见表2.3）。
表2.3 日本增长源泉的核算
注： Y：非农私营GDP；L：工作小时；K：生产性资产（用利用率调整）。
资料来源： Hayami and Ogasahara（1999）：“Changes in the Source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Japan Compared with the U. S. ”（《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转变：日美比较》），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3 （March）： pp.1~21，转引自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表2.3表明，日本在工业化开始前的1888~190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即人均产出（Y/L）增长的10%，其余的人均产出增长主要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获得；在1900~1920年的早期增长阶段，在人均产出的增长中也只有11%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解释，其余的89%都是资本深化的贡献；到了1920~1937年和1958~1970年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上升到人均产出增长的一半左右。日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率明显地低于美国工业化后期的78%，可能反映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的一种通病，这就是即使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它们的增长也较多地依靠了资本投入。[19]
2.2.3 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看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作了以上的讨论以后，我们可以把英、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增长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增长理论整理成一张简表（见表2.4）。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阶段的明确分期只是为了使问题变得更清晰；实际上，不同模式之间的转变往往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很难用某一具体的年份来截然分开。比如，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重大突破，但进入信息时代的时间，要更晚二三十年。
表2.4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阶段和相关的增长理论
从表2.4所表现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英、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启动以后不久，就开始了从早期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过渡，并在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支持下全面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20]。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先行工业化国家不再主要依靠资本等资源的投入，而是走上了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道路。这样，“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内容，也不再限于狭义的工业化，即“使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优势地位”，“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
从“工业化道路”的意义上说，就应当认为，当一个国家实现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革命性转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1]。在前一段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不是这样来理解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由于他们完全看漏了继早期经济增长而起的、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于是提出了是重化工业还是信息化二者择一的问题[22]，好像只要中国还没有条件全面实现信息化，就只有实行“重化工业化”这一条出路。据此，有些作者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释为“走重化工业道路”；也有的作者对不赞成中国应当走“重化工业道路”的人们作出了“沉迷在知识经济的梦幻中”的讥评[23]。
[1] 参见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年；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库兹涅茨（1973）：《现代经济的增长：发现和反映》，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库兹涅茨把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的起点定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的1760年。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是有争议的。计量经济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认为，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过渡发生在1820年左右[麦迪逊（2001）：《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页]。不过从库兹涅茨所作的经验研究可以看到，即使在他看来，现代经济增长也是到19世纪后期才全面展开的。
[2]R. M. Solow （1956）：“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稿》），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0（Feb）： pp.65~94.R. M. Solow（1957）：“Technical Change and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技术变化和总生产函数》），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9 （Aug.） pp.312~320.
[3]美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889~1913年工业高峰时期和二战后 1946~1955 年的重建时期的 20%；德国在1891~1913年和1952~1958年时期则为21%；日本的投资率在20世纪的60和70年代的高峰时期达到32%左右，旋即下降。参见Weijian Shan（单伟建）：“China Yuan Is Overvalued”《人民币被高估了》，The Wall Street Journal（Asia Edition）（《亚洲华尔街日报（亚洲版）》），2005年6月23日。
[4] 在根据索洛增长理论改写的生产函数中，不能由劳动、资本等资源投入解释的产出余值，被称为“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即用以度量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
[5] 需要顺便指出，多马在读到索洛1956年的论文“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篇文稿》）后立即响应道：索洛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他本人则由于采用了产出与资本存量保持固定比例这一“比较简单的处理办法”并把投资看作增长的唯一源泉而“经常感到内疚”，见多马（1957）：《经济增长理论》，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10页。
[6] 索洛对哈罗德-多马模型批评的实际政策含义，可以参看伊斯特利（2002）《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索与失败》，姜世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
[7]T. W. Swan（1956）：“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Economic Record，Vol.32（Nov.）： pp.334~361.
[8] 伊斯特利在前引书中，对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的不足以及从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的发展也作了深刻的分析。
[9] 舒尔茨（1993）：《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9页。
[10] 当某一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个人或企业）只得到该项活动所创造的部分收益，或者说该项活动的社会收益大于当事人本身的收益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经济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
[11]P. Romer（1986）：“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4（Oct.）1986; P. Romer（1990）：“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内生的技术变革》），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Oct.）1990。
[12] 卢卡斯（2002）：《经济发展讲座》，罗汉、应洪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该书收录了卢卡斯有关经济增长的主要论文。
[13] 以往研究发达国家增长经历的研究称为增长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学科是发展经济学。
[14] 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2001）：《15年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学到了什么？》，黄少卿译，载《比较》第19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
[15] 巴丹（Pranab Bardhan，2004）：《强大但有限的发展理论》，吴素萍译，载《比较》第 18 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16]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328页。
[17] 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70~75页。
[18] 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常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6~79页。
[19] 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20] 我们在本章2.2中曾经提到，对于早期经济增长何时开始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库兹涅茨把它定在1760年前后，麦迪逊则把它定在1820 年左右；但对于现代经济增长在 19 世纪后期全面展开，学术界似乎并没有不同意见。
[21] 我们在本书第3章中还要谈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第二重含义，即“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22] 参见《不要自以为可以回避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载《中国信息界》，2005年1月，总第41 期；同见《路径选择：重化工业还是信息化》，浙商网，2005年3月24日。
[23] 《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地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工业化》，载《香港商报》，2004年2月26日。
2.3 早期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
尽管先行工业化国家已经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但根据其早期经济增长经验而概括出来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却被前计划经济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用作制定发展政策的分析工具。即使过往的理论与后来的经验并不一致，却依然在极大的范围内持久地被援引和使用。
其后果也是令人遗憾的。这些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了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中不能自拔，甚至如苏联那样，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意识到了这种增长方式的落后性质，但要转型也并不容易。这种“苏联现象”说明，不管有多么强烈的“转变增长方式”的愿望，如果没有基本制度的适应性变革，这种转变是无法实现的。
2.3.1 “苏联现象”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在斯大林“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思想[1]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指导下，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开始的经济发展是按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进行的；或者像速水佑次郎所说，“苏联的经济计划可以认为是在政府指令下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以推动经济的极端情形”[2]。根据苏联经济学家阿甘别疆院士的研究，这种推动的结果是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大大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意味着ICOR有很大的提高（投资报酬递减）[3]。
苏共领导和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结论，苏联在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源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像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来源于效率的提高。于是，他们把基于投入增加的增长称为外延增长（又译粗放增长），而把基于效率提高的增长称为内涵增长（又译集约增长），认为出路在于从前一种增长方式转变为后一种增长方式。
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不敢触及实现这种转变的两个根本性的障碍：一是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一的计划经济制度，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只好靠增加科学和技术投资的办法去推动技术进步。在这方面，苏联政府作出了大量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苏联的研究开发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超过了4%，显著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2%~3%，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也比美国多[4]，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由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转变的任务仍然未能完成[5]。
表2.5是根据阿甘别疆院士提供的数字计算出来的。从表中可以看到，1970年以前苏联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增长阶段的情况相似，约在10%~23%之间。但是由于苏联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外延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内涵增长”）的转化没有取得进展，经济增长率在20年的时间里从5%下降到2.7%；同时，经济增长愈来愈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的增加，197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TFP）急剧地跌落到负值。
表2.5 苏联投入、产出和效率指标（平均年率，%）
（续表）
资料来源： A. Hewett（1988）：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苏联经济改革》），Washington，D. C. ： Brookings Institute，p.74，转引自吴敬琏（1995）：《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见《吴敬琏自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0页。
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在苏联经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即使在苏联领导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不触动体制上和增长模式上的根源，只靠研究开发投入的增加，虽然在少数领域（如人造卫星等）取得了世界性成就，但总体上却一直缺乏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目标。
2.3.2 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从“奇迹”到危机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较大的影响。这些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能不能成功地实现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由依靠资本投入增加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转型，就成为它们的经济能否继续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也同样如此。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兴起和80年代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加入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的行列，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常常被称为“亚洲奇迹”。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耗资数百万美元的研究项目主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和一系列分报告，对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八个“亚洲高绩效经济”（high performance Asian economies，简称HPAEs）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将对“东亚奇迹”的讨论推向了高潮[6]。
正当世人争说“东亚奇迹”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于1994年根据刘遵义和杨（Alwyn Young）对于东亚地区增长源泉的计算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可以完全归因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所以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奇迹”。
表2.6就来自刘遵义的一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上述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增长率确实很高，但与此同时，投入品的增长也相对几个发达国家要高。这就意味着在它们的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贡献很小，甚至是负数。
表2.6 产出和度量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年率%）
（续表）
资料来源：刘遵义（1997）：《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 年第 10 期，第 90页，表1。
在表2.6数据的基础上，刘遵义计算出来的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表2.7）表明，对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来说，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8%~85%，劳动力则贡献了其余的部分，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7]
表2.7 经济增长源泉的相对贡献（年率%）
资料来源：刘遵义（1997）：《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 年第 10 期，第 90页，表2。
刘遵义指出，产出增长完全能够由投入来解释并不仅限于新兴工业化经济，早期的日本、美国等工业化经济也存在类似现象，这不过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形资本的积累和它的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中心作用。这里，他特别强调，仅仅靠资本积累是不够的，极为重要的是资本的有效配置。在他看来，虽然以投入为基础的增长最终确实是有极限的，但新兴工业化经济基于投入的经济增长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同时，他特别指出，东亚经验进一步证实了物质资本与反映物质资本的投资效果的技术进步是互补的，物质资本越多，则无形资本的作用越大。因此一个经济在由发展中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时，无形资本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大，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道路。最后，他认为东亚的持续增长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保持物质资本的增长，鼓励和促进储蓄和投资，包括低税率，控制通货膨胀，维护要素流动以及基础设施；二是保持物质资本投资的有效性，维护贸易和市场竞争，维护法治，消除市场失效的情况，对于那些非贸易部门，如很多服务行业，需要特别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三是缩小无形资本的差距，仅仅是有形的物质资本投资无法维持经济增长速度，这些经济体需要扩大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投资，研究开发和科学、技术政策可以作为非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手段。事实上，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竞争优势不在于廉价的劳动力，而在于正在积累的和不断更新的无形资本。[8]
克鲁格曼的研究建立在刘遵义等人论文的基础上，但他的看法与刘遵义有所不同。在他看来，既然一些东亚经济的高增长率主要来自高额资本积累（克鲁格曼称之为“流汗”），而不是技术进步（克鲁格曼称之为“灵感”），它们虽然能在一定时期中保持极高的增长率，却不可避免或迟或早地出现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递增的问题。
所以，他在文章里干脆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经济增长相提并论，认为这种增长模式面临的问题与苏联计划经济下的外延经济增长模式如出一辙，最终会与苏联经济一样出现增长率下滑，所谓的“奇迹”不过是“纸老虎”而已。[9]
正像克鲁格曼后来总结的，东亚地区被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研究报告称作“亚洲高绩效经济”，然而这些经济体中的大部分虽然实现了高增长，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根据该研究报告的计算，1960~1990年间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是很低的（见表2.8）。截止到1997年，马来西亚要将GDP的40%用于投资，新加坡也要将GDP的40%~45%用于投资，才能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在整个东亚地区，ICOR达到5倍的高水平。由于资本等资源的有限性，这种模式下的高速增长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相关经济从高峰落入低谷则不可避免。[10]
表2.8 1960～1990 年东亚高绩效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3年。
时隔不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灾难降临，这表明克鲁格曼确有某些先见之明。[11]而发展经济学界对“东亚奇迹”的讨论热潮很快消退，经济学家们谈到东亚的时候，重点开始转向了裙带资本主义之类的体制弊端；而一些当年“东亚奇迹”的支持者们，则不得不在发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7年之后，对“东亚奇迹”重新加以检讨。[12]
专栏 2.2 东亚金融危机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从废墟中崛起，创造了 30 余年持续高速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也称为“四小虎”）也紧紧跟上，以骄人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领先，在90年代初期跨入“新兴工业化经济”（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简称NIEs）。
正在举世争说“东亚奇迹”，韩国也在1996年加入所谓“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时候，也有冷静的经济学家对东亚经济潜在的危险发出了警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94年11/12月号上发表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论文，认为东亚并没有创造什么“奇迹”，它们的快速发展，所依靠的不外是国内高额储蓄所提供的投资加上大量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所提供的劳动力，而不是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其增长速度注定会跌落下来。
而这些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正面响应，甚至被看作是对东亚地区的恶意攻击。就在1995年和1996年东亚经济连续两年高增长，人们对克鲁格曼的警告已经淡忘时，一场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危害大的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突然爆发，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支付困难、金融机构倒闭、股市狂泻、资产缩水、经济衰退的泥潭。
这场危机1997年7月2日从泰国开始，当日泰国在国际支付发生困难的压力下，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后，泰铢在一日之内狂跌20%。金融危机迅速扩展到东盟各国，再扩展到整个东南亚，进而波及世界金融市场。当年，不仅泰铢、印度尼西亚卢比（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等东南亚货币都深度贬值。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造成的产值损失达1 000亿美元以上。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下降，进入长时期的停滞。同时，大批外资从该地区撤出，造成了长远的影响，甚至导致一些国家发生政治危机。
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银行体系因为出现巨大黑洞而面临崩溃。为了维持金融体系的运转，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出巨资救援本国的银行。日本（1992~1998）、韩国（1997~2000）和印度尼西亚（1997~2000）等国为挽救银行而形成的财政损失，分别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5%、14.7%和55%。
国际金融市场也受到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急剧波动。直到1998年初，危机持续恶化的势头才初步被遏制。
这场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政府主导的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是造成金融风险积累直至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出口导向政策的长期延续的分析，见本书第5章）。
根据戴尔海斯（Philippe F. Delhaise）：《危机中的亚洲——解析亚洲银行及金融体系》（北京：宇航出版社，1999年）和其他材料编写。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历表明，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对于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的经济而言，要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或者用速水佑次郎的话说，东亚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实现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13]
[1]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把“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6条“基本原理”之一（见斯大林（195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00页）。从他的这一论断看，斯大林坚信投资（积累）乃是增长（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
[2] 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147~148页。
[3]参见A. Hewett （1988）：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苏联经济改革》），Washington，D. C. ： Brookings Institute，pp.72~76。
[4] 林毅夫（2003）：《<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序言一》，见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页脚注。
[5] 吴敬琏（1995）：《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见《吴敬琏自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256~2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