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参见世界银行（1993）：《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对“东亚奇迹”讨论的评述，参见吴敬琏（1995）：《“东亚奇迹”的政策根源和克鲁格曼教授的挑战》，见《何处寻求大智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7] 按照刘遵义1996年的研究，中国增长的各要素贡献率为资本 92.2%，劳动力的贡献率为 9.2%，技术进步则为-1.4%；日本分别为 62.9%，4.7%，32.4%；新加坡 60%，20.9%，19.1%；法国 37.8%，-3.35%，63.55%；美国为32.95%，26.2%，40.9%。中国还处在克鲁格曼所说的“流汗”，即靠资源投入增加维持高增长率的增长道路上。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汇率报复案不合理也不合法》，2005 年 4 月 20 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50420/n225260057.shtml。
[8] 刘遵义（1997）：《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88~97页。该文的索引给出了有关新兴工业化经济生产率度量的最基本文献。
[9]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东亚奇迹的神话》），Foreign Affairs，V. 73，10~12月号，第62~78页。更为通俗的表述见克鲁格曼（1994）：《兜售繁荣：期望低谷时期的经济意识和空谈》，胡苏云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 克鲁格曼（1999）：《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78页。
[11] 克鲁格曼（1994）：“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东亚奇迹的神话》），Foreign Affairs，V. 73，10~12 月号，第62~78页。
[12] 斯蒂格利茨、沙希德·尤素福编（2000）：《东亚奇迹的反思》，王玉清、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3] 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