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欧盟15国领导人举行的特别首脑会议上确定了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即“里斯本战略”，要使欧盟在2010年前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为实现里斯本战略的目标，欧盟把信息社会政策看作使欧洲经济现代化的最重要手段，因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影响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驾驭这一转型是“中枢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为此，欧盟在2000年制定和实施了“电子欧洲—2002”，推动“服务所有人的信息社会”建设。从列出的11个关键性领域行动清单看，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价格低廉、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接入；二是投资于人和技能；三是刺激使用互联网。到2002年底，“电子欧洲—2002”开列的65个目标中的绝大多数提前完成，互联网的家庭渗透率翻了一番，电信监管框架和电子商务法律框架到位，网络接入价格下降，几乎所有的公司和学校都联网了。
随后，欧盟延续制定了“电子欧洲—2005”，将该计划延伸到2010年，中期目标是到2005年，欧洲在廉价的宽带接入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提供现代的在线公共服务和动态的电子商务环境。但从实施情况看，虽然宽带网络接入率大幅提升，但并没有转变为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增加率。其中原因，2004年的“电子欧洲—2005”中期评估报告有所分析。报告认为，“电子欧洲”计划应获得增加就业等方面的目标，为此目标，需要将供给驱动转变为需求驱动的动力，ICT应当更贴近公民的需求和期望，确保公民“更便捷地”参与到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去，需要强调改进服务，需要将少数的个案成功快速转化为大范围的成功。
英国过去的努力已经使英国在数字电视领域和宽带市场方面在西方七国集团中成为一个领先国家，但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加强：一是利用ICT使公共服务现代化，使公共服务个性化、高效率和快速回应；二是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技术的前沿；三是让互联网使人人受益。该国信息化战略是使英国转型为国民感到舒适的数字化国家。为此目标，政府规划了七个行动计划：（1）利用数字化使学习转型；（2）为地方机构建立“数字化挑战奖”，奖励在公平或是卓越方面表现突出的地方政府及其合作伙伴；（3）使英国成为使用互联网最安全的地方；（4）制定公共服务转型战略；（5）制定管制战略；（6）方便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接入网络；（7）为新颖的宽带内容创造适宜的环境；（8）2008年对数字鸿沟问题进行评估。
日本政府2000年通过了《IT基本法》，作为信息化政策的基本根据，随后由首相府的IT战略本部提出了《E-Japan战略》，战略目标是2005年实现3 000万家庭宽带上网和1 000万家庭实现超宽带上网。
E-Japan战略目标在2003年提前完成后，日本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推进宽带平台的实际使用上，于该年7月制定了“E-Japan战略II”，目标是“在2006年以及2006年以后日本将继续成为世界最先进的ICT国家”，该计划选出了医疗、饮食、生活、中小企业金融、知识、就业和行政服务等七个领域为战略重点，并在同年设立评价调查会，请民间人士对IT战略提供建议。该计划将在2005年结束。
2004年8月公布的以发展泛在网络社会（U-Japan）为中心主轴的《平成17年度政策纲要》是确定今后方针的基础。U-Japan目标是到2010年把日本建成一个“利用ICT实现随时、随地、任何物体、任何人（anytime，anywhere，anydevice，anyone）均可连接的泛在（ubiquitous）网络社会”。按照U-Japan政策，2010年所有国民可无缝使用有线上网和无线上网的高速或超高速网络。由于无线上网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并导致频率资源短缺，因此要从根本上高效推动频率开放战略。
韩国金融危机后，韩国把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转向信息化，由总统主持“信息化战略会议”，先后出台“信息化促进法”“信息化促进计划框架”“韩国21世纪信息化计划”。通过不到10年的大力推动，韩国进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IT强国行列。2002年4月政府出台了第三个信息化基础设施计划（2002~2006），即E-Korea计划，总目标是将韩国建成全球IT领先者，借此为每一个韩国人创造一个终生学习的机会和上网的环境，促进政府利用在线办公提高办公效率和质量，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能力，并加大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
鉴于宽带和移动通信网络趋于成熟，以及无线技术（如无线射频标签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2004 年韩国也与日本一样，提出了“UKorea促进战略”，将未来的网络世界看作是有线与无线汇集的世界，通过泛在网络的建设和数字化消费产品使技术更为人性化，并与生活紧密结合。按照“U-Korea促进战略”，到2007年，韩国将建设成一个泛在的信息社会，使国民能够通过任意的信息设备接入网络从而实现人所称道的“e生活”，并成为东北亚的信息技术枢纽。
根据E-Europe 2005（europa.eu.int/informationsociety/eeurope/indexen.htm）; Shiro Uesugi（2005）： From E-Japan to U-Japan： Japan's ICT Policy Movements （apseg.anu.edu.au/pdf/apsegseminar/ap05suesugi.pdf）等资料编写。
在创新基础上的持续高速增长使ICT部门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产业。表3.10为美国商务部所定义的IT部门，欧洲对ICT部门的定义更为广泛。[5]
表3.10 美国商务部定义的IT产业
（续表）
*来自计算机制造商的分支机构销售额中的批发和零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Digital Economy 2003，Box A -2.1，https：//www.esa.doc.gov。
同时，ICT部门的创新潜力依然巨大。从研发（R&D）情况看，这些部门的R&D投入明显高于其他领域。美国IT行业的R&D密度（R&D支出除以行业销售额）是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倍，而2001年全部公司R&D开支中，IT公司占据了31%（如表3.11所示）。这意味着IT部门的创新将继续活跃。
表3.11 美国的IT部门研究开发支出（10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2003）： Digital Economy 2003，Table 1.6，https：//www.esa.doc.gov。
3.3.2 计算机生产率悖论：ICT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率
持续的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经济效率的改进，但恰恰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与直觉不一致的现象。与鲍莫尔提出服务业的“成本病”相类似，他们指出，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并没有带来生产率改进!1987年，也就是个人计算机在美国快速普及的时期，索洛惊讶地发现，“除了生产率统计，人们到处都能看得到电脑时代[6]”；这和人们所想的截然不同，这就是著名的“计算机生产率悖论”，或“索洛悖论”（Solow's paradox）。
对这一看来与常识相矛盾的现象，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大卫（Paul A. David）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用电动机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滞后于电力的发明来解释由时滞导致的ICT对生产率的影响。这是对有关索洛悖论的最为系统的理论解释。他指出，从重大的技术变革到能显著度量，需要很长的时间。1899年，美国家庭使用电灯的只有3%，电动机在工厂使用的发动机份额也只有5%，大约花费了20年的时间，电气化才达到50%的水平。他把这种通用目的技术在度量显示上的滞后主要归因于网络外部性。后来的发展证明他当时的观察是非常有洞察力的[7]。另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格利奇斯（Zvi Griliches，1930~1999）对索洛悖论的数据基础方面的解释。他指出，现有统计数据使生产率度量受到了相当的限制，比如服务部门在美国经济中已经占有绝对优势，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诞生在一个相对忽视服务业的时代，何况服务业的度量经常使用的是投入数据而难以精确度量产出，这必然对结果有重大影响；另外，在质量改进等方面，如何反映技术进步，也是现有核算的一个重要限制[8]。
大致说来，到20世纪最后的几年，在改进数据来源和度量方法的基础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ICT部门对生产率的积极作用；索洛本人也在2000年表示这一悖论已经解决[9]。以美国为例，随着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信息技术在各产业中的广泛运用，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信息通信技术对美国经济效率改进起了重要作用的意见。其他发达国家在统计体系上尚不如美国完备，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也不如美国活跃，在生产率计量上消除这个悖论的时间稍晚一些，但结论是相似的[10]。
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率改进可以从ICT部门本身的快速发展和ICT在各个部门的快速普及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出说明。
表3.12显示了美国的IT部门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中所谓的IT产业，大体与表3.10包括的范围一致。
表3.12 IT部门对于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
*估计值基于人口普查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2003）： Digital Economy 2003，Table 1.1，https：//www.esa.doc.gov。
至于IT应用部门的情况，从表3.13可以清楚地看出，IT密度高的部门的表现显著优于整个经济，当然也优于IT密度相对比较低的部门。其中的IT密度高的部门的定义，可见下节表3.15列出的部门。
表3.13 1989～2001 年美国的GDP平均增长（%）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2003）： Digital Economy 2003，Table 4.1，https：//www.esa.doc.gov。
总之，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创新及其广泛应用确实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改进，但这一过程要比人们原来想象得更为复杂。信息技术革命最重要的进展来自信息的收集、存储、传输、处理方面。在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积极影响还较为有限，在生产率统计上不能明显显现。只是在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与各个经济领域的技术相互结合时，它对经济整体效率改进的强大影响才明显地表现出来。换句话说，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迅猛发展固然有助于整个经济的效率改进，但这一过程相当复杂，并耗时甚久。这意味着它还具有很大的潜力，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
3.3.3 ICT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
经济学家在研究了美国服务业的生产率之后发现，“在美国，信息技术革命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11]。把信息技术革命看作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这显然是和国内通常的习惯有距离的，我们更习惯把这次革命及其重大意义归结为一个“制造业的故事”。经济学把它叫做“服务业的故事”的根据是：
首先，从信息通信产业的兴起来看，它得益于现代经济增长中前面两个潮流（与科学相关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服务业的兴起）的汇合。以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硅谷为例，早期的政府采购、大学、风险投资、股票市场和期权市场、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因素在统计上都属于服务部门。[12]
其次，就信息技术的供应而言，随着产业的成熟，美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外包和直接投资在国外进行制造，其本土的信息产业则越来越向服务部门倾斜。其实，这也是世界信息产业的总体格局。根据《欧洲信息技术观察》（2004），2003年，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比重为25%，而软件、IT服务和电信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则达到了 71%（见图3.6）。
图3.6 2003 年世界ICT产业的构成
资料来源： Europe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bservatory 2004，转引自石怀成主编，《世界信息产业概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5年，上册，第3~4页。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任何一种产品创新在工艺上相对成熟之后，发达国家就通过外包、直接投资等方式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本身则越来越集中于设计、研究开发和市场等方面，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个人计算机组装、软件等等，无一例外。在这个过程中，IT产业的国际化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是完整和自足的，这个行业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全球化的体系。
第三，就ICT的使用而言，服务部门的IT投资最为密集。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计算，服务部门使用了近80%的计算机投资。如表3.14所示：
表3.14 美国经济中的计算机投资（%）
说明：本表中的计算机由标准产业分类中的OCAM（Office，Computing，Accounting Machinery，即办公、计算和会计器具）代表。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转引自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政策规划组（2004）：《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国际研究综述与启示》（打印稿），第51页，表5。
同时，美国商务部的分析排列出的IT资本密集使用部门大部分属于服务业。根据该部门的分析，总净资本等于IT设备（ITEQ）、非IT设备（Non-ITEQ）和建筑物的加总。如果某一行业平均ITEQ/FTE（人均使用IT设备）与总ITEQ/FTE相比大于1，就表明该部门的IT密集程度高于整个经济。结果表明，电报电话业IT投资密集程度遥遥领先于其他部门，看来，欧洲通常使用ICT的概念确实有其现实基础。
表3.15 美国经济部门应用信息技术（IT）密集度排列
（续表）
注：国民经济分析局的标准产业分类（简称SIC）中的两位数产业定义过于宽泛和笼统，有时两位数行业中有的三位数和四位数的行业IT密集，而另外的三位数或四位数行业不是这样，所以对在两位数层次上的IT密度高和IT密度不高的行业都赋予了同样的两位数排列。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2003）： Digital Economy 2003，Appendix 4.B，https：//www.esa.doc.gov。
第四，最为重要的，密集使用IT资本使服务业发生了深刻转型，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开始领先于其他部门。
根据崔普雷特和波斯沃斯对美国的54个行业（其中包括被列为服务部门的全部29个行业）的研究，服务业在1995年到2001年间劳动生产率以年均2.6%的速度增长，超过了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2.3%；排除数据不充分的两个行业，服务部门的27个行业中有24个实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长，这24个实现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又有17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加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比劳动生产率远为综合的指标，在这个方面的结果也是类似的，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77~1995年间每年增长0.3%，而在1995~2001年之间则为1.5%。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IT投资解释了IT对美国劳动生产率贡献的80%，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也有类似的结果。所以，服务行业不仅是ICT的第一大用户，其效率改进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正在于此。
表3.16 1995～2000 年间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 （%）
说明：表中的加速度是相对1977~1995年这一时段而言的。
资料来源： Bosworth and Triplett（2003）：“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ssues in Services Industries： Baumol’s Disease Has been Cured，”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eptember 1，2003，Table 3.
ICT导致服务业效率大幅提高是与服务业的转型同步进行的。信息技术的采用使服务业的劳动分工得以深化，这种趋势的标志之一就是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基于IT的服务可以在分离的国家进行了，离岸（off-shore）服务贸易和基于网络的服务（IT-based services）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目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的热点问题。这一转型的核心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趋同趋势，或者用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1921~2010）和苏特（Luc Soete）的话说，“从根本上说，信息通信技术（ICT）使服务业更具贸易性并且更像制造业，使工业和服务业更加趋向一致”[13]。
其中，由于政府部门是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服务部门，使用IT技术也更加具有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和可问责性的潜力[14]，所以，自美国政府在1993年明确提出电子政府（E-government，国内通常译为“电子政务”）理念之后，它也快速发展并向世界扩散。目前，联合国和很多国际组织也定期发布报告，报道各国政府利用信息技术在提高政府部门的透明度及生产率方面的进展情况。
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经济学家说“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其实从理论的角度看，信息技术（IT）革命与服务部门关系特别密切并不奇怪。既然服务部门是一个受到信息成本极大约束的部门，而信息技术革命通过信息处理手段和信息传播方式的革新使服务部门发生转型，并进而大大推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率的提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怀疑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对于传统制造业乃至更为传统的采掘业也有着重大意义。
[1] 对于这一新时代，还有不同的称呼，如“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知识经济”“网络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经济”等等。
[2] 欧洲通常使用ICT概念，以表现现在通信技术完全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而美国的文献则依然主要使用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一般说来，欧洲的ICT产业定义得比美国更为宽泛。
[3] 摩尔1968年7月与人一起创立了Intel公司，担任执行副董事长，于1975年出任董事长和CEO，1979年4月出任董事会主席和CEO，一直到1987年，才任专职董事会主席，目前为董事会名誉主席。
[4] 射频标签是一种含有物品惟一标识体系的编码的标签。这种惟一标识体系包括产品电子代码EPC、泛在识别号UCODE、车辆识别代码VIN、国际证券标识号ISIN，以及IPv6等等，目的是使用一种统一标准的电子产品代码，使产品在不同领域都能被辨识。
[5] 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的ICT部门大体相当于NAICS（The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的信息部门（the information sector）。
[6]“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参见Robert M. Solow（1987），“We’d Better Watch Out”，The New York Times·Book Review，July 12，1987，p.36。
[7]Paul A. David（1990）：“The Dynamo and the Computer：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Modem Productivity Paradox”（《电动机和电脑：对于现代生产力悖论的历史透视》），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0，No.2，pp.355~361。
[8]Zvi Griliches（1994）：“Productivity，R&D，and the Data Constraint” （《生产率、研究开发和数据限制》），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No.1，pp.1~23。
[9] 参见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政策规划组（2004）：《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国际研究综述与启示》，打印稿，第189页。该报告是目前国内有关索洛悖论的最为完整的综述。
[10] 迄今为止，只有美国的数据能够基本满足IT对服务业生产率影响的度量分析需要，所以这样的研究目前还仅限于美国。
[11]引文的英语原文是： As with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the IT r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service industry story.参见Jack E. Triplett&Barry P. Bosworth（2004）： Productivity in the U. S. Services Sector： 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美国服务部门的生产率：经济增长的新来源》），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4，p.2。
[12] 李钟文等主编（2001）：《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13] 弗里曼和苏特（1997）：《工业创新经济学》（第 3 版），华宏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510页。
[14] 参见E. Talero & P. Gaudette （1995）：“Harnessing Information for Development” （《为发展而利用信息》），Discussion Paper No.313，The World B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