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虽然先行工业化国家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走上了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但是它们的早期工业化的增长模式一直在中国具有强大的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采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更是把投资驱动增长的做法推到了极端。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不过，虽然中国领导多次作出决定，要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由于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常有反复，根本转变的目标迄今尚未实现。
4.1 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正如前面两章指出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不久就开始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化，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增长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到19世纪后期现代增长全面展开。不过，即使在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界，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转变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此，先觉的中国人在19世纪后期从中世纪的昏睡中苏醒过来，发出救亡图存的呼唤时，影响他们、并被他们奉为典范的，显然只能是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传统工业化的道路。
4.1.1 早期增长模式在中国影响深远
中国人是在西方国家刚刚从早期经济增长转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时期形成自己的工业化思想的。因此，把中国变为像当时的西方列强那样的工业国，就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提出的发展目标。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平民百姓按照身份和职业，被划分为士、农、工、商，统治者的政策强调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实行“强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1]。19世纪末，在西方国家炮舰的冲击下，已经有些先觉的人开始突破“强本抑末”、“重农抑商”的传统教条，寻求富强之道[2]。但直到中国的北洋舰队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之后，维新派才提出把发展工商业作为实现富强的主要手段。震惊于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强势，在工商两业之中，又把发展工业当作强国的根本。维新派的领袖梁启超在1896年写道，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者也”[3]。维新派的另一位领袖康有为也在1898年上书光绪皇帝，主张“成大工厂以兴实业”，要求把中国“定为工国”[4]。虽然戊戌（1898）年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但维新派要变中国为工业国的思想却得到各界人士越来越多的认同。由于时代的限制，维新派所谓“定为工国”的工业化，只是指西方国家在早期增长阶段进行的狭义工业化，也就是实现资源从农业到工业的转移，使机器大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在西方各国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以后，我国有些学者在讨论工业化问题时的眼界已经不再局限于工业。例如，我国学者张培刚在他1946年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就已突出强调了农业发展对工业化的重要作用[5]。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我国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的认识大体上仍旧局限在狭义工业化的范围之内。
1949年以后，一方面，由于同西方学术界的隔绝，我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对于五六十年代以后有了突破性进展的现代发展经济学知之甚少，甚至全无了解；另一方面，在苏联的强大影响下，我国经济学界和经济界全盘接受了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的工业化观念。这种观念连同苏联政治经济学把生产活动局限地定义在“物质生产领域”即工农业范围之内，而把服务业活动排除在外并定义为“非生产劳动”的观念，长时期地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例如，由于接受了苏联观念，中国部门领导一直把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标志界定为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优势地位，重工业产值又在工业总产值中占优势地位。由于这是我国最初几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苏联的这一套“工业化”观念在我国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致直到最近的工业化问题讨论中，还有论者以经济学家的名义对工业化作出这样的界定：“经济学家认为，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即以机器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发展与提升的过程。其主要表现是：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以及工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农业产值的比重以及农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人口的比率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则被认为是实现了工业化。”[6]
4.1.2 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在中国
从政治路线的层面说，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表述取得政权以后的经济目标：“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7]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规定为国家目标。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以后，中国全面接受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写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8]指出：在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使中国“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居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这份文件还根据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强调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9]
当时人们根据斯大林193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的说法[10]，认为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0%以上，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60%以上，就是我国工业化要实现的基本任务。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国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苏联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其中绝大部分是重工业项目；重工业投资占五年工业投资总额的85%。当时预计，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中国就可以实现国家上述发展工业和重工业的任务，以及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头几年的执行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然而由于重工业畸形发展和经济结构严重恶化，国民经济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特别是1955年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掀起社会主义高潮”的政治运动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1956年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倾向。这次“冒进”主要体现在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职工工资总额增长过快和农业贷款增长过快等三个方面。针对存在的“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提出了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在1956年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的方针[11]。但是在毛泽东1957年批判“反冒进”和1958年提出“大跃进”的要求以后，又进一步对钢、煤等重工业提出了奇高的增长指标，发动了“以钢为纲”、“大炼钢铁”的全民运动[12]。“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特点，就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发展以钢铁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以为只要“钢铁元帅升帐”，就能带来“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加速实现工业化。1956年在“反冒进”的气氛下，薄一波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二、三、四”经验法则。他认为，根据前几年的实践经验，在以后若干年内，中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以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为宜，这“既可以保证我国工业建设有较高速度的发展，又可以保证我国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13]。可是“大跃进”一来，这些比例关系完全被突破了。1958~1960年的平均积累率高达39.1%；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55%下降为34%。这场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见表4.1）。
表4.1 中国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
资料来源：丸山伸郎（1988）：《中国工业化与产业技术进步》，高志前、梁策、王志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9页，表2-7。
林毅夫、蔡昉、李周把中国当时采取的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叫做“赶超战略”。他们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对由这种战略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低经济绩效和福利损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14]。他们指出，在 1953~1978 年间，中国在高积累（平均积累率为29.5%）下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高达年均8.2%（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6.0%）的高增长（见表4.2）。
表4.2 1953 ~ 1978 年经济增长基本指标（%）
注：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积累率按现价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转引自林毅夫等（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第69页。
但是，在几十年“工农业总产值”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实现经济现代化，也没有改变自己在低收入国家中的位次；相反，与原来起点大致相同的亚洲“四小龙”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他们指出，究其原因，一则是由于产值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的大型考察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15]根据钱纳里和塞尔奎因（Moshe Syrquin）的“常态模型”（normalpattern）来比照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这份考察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经济从需求方面看的最大特点，是积累比重过高（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这在低收入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也高得多（见图4.1）。
图4.1 中国：1981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需求结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1984）：《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附件五，《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从生产结构方面看，考察报告指出：中国与众不同的需求格局使得它的生产格局也与众不同。由于需要生产大量投资货物，因此与积累比例高相对应，制造业的比例比典型的低收入国家高得多，而与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相类似。与此对比，农业在总生产中的比例，与典型的低收入国家相类似，这是因为需要把有限的资源中相当大一部分用来养活人口。尽管中国的制造业比例很大，但基础设施（电力、运输、建筑）所占比例却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相似（见图4.2、图4.3）。
图4.2 中国：1981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结构
资料来源：同图4.1，第14页。
图4.3 中国：1982 年劳动力总量的部门结构
资料来源：同图4.1，第17页。
根据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的“常态模型”，世界银行的考察报告指出，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扭曲。中国的产业结构扭曲，首先表现为服务业严重落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包括商业）在产值和就业中所占比例非常小。1980~1981年度服务部门产值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21.6%[16]，这不但大大低于当时典型中等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40%），也大大低于当时典型低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35%）（见图4.2）。
世界银行的考察报告指出，重点放在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不应意味着忽视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因为这两个部门对提高工农业生产效率至关重要。虽然要比较世界各国的经济效率是很困难的，但是现有的资料还是相当有力地说明，中国的经济效率比较低。能源等中间投入的耗费很高。报告认为，中间投入耗费和高积累率看来是造成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偏高的两项重要原因。资源配置结构偏离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加上激励机制的阙如，使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低下，人民也没有从高速增长中得到多少实惠。实际上，在1957~1978年的20年中，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甚微，农民生活几乎没有改善[17]。
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高指标、高积累、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农业、农村和农民受到严重损害，轻工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十分落后的状况也一直没有改变。
专栏 4.1 毛泽东论中国工业化
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和其他19、20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先进中国人一样，认为富强之道在于发展工业。在1945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此，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提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前。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根据苏联经验，确定了“以工业化为基础、首先建立重工业”的经济方针。
对于这一方针，在我国国内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梁漱溟在1953年9月11日政协常委会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会议上，就对这一方针提出了质疑。他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财力集中城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多少有点。”[18]
梁漱溟的言论，当即受到毛泽东严厉尖刻的批驳，被指为“用笔杆子杀人”，“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此，其他与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同的工业化思想也都受到批判[19]。
接着，毛泽东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用了大量篇幅论证重点发展工业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正确性。他说，“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设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规定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毛泽东当时考虑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这一“总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基本任务，则被规定为“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不过1956年“小跃进”对国民经济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给了人们以教训，使毛泽东也感到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偏颇。这使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问题。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的比例要加重一点。”他还在1958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郑重提出，需要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不过，毛泽东的这一探索并没有进行到底。相反，他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方针，并给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增长提出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高指标。1964年，他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主张“农轻重次序要颠倒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决定集中力量大搞“三线”地区以“备战”为目标的基础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建设。这样，他在 1956 年萌芽的想法就完全翻转过来了。
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编写。
[1] 虽然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用穷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太史公只是一个被皇上“倡优畜之”的史官，他的这种经济思想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从来不是主流。
[2] 参见戴金珊（1998）：《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9~26页。
[3] 梁启超（1896）：《变法通议·论译书》，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70页。
[4] 康有为（1898）：《请励工艺奖创新折》，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0页。
[5] 见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然而即便如此，张培刚在论文中采用的工业化概念仍然是狭义的。他在论文中列举了John D. Black，Colin Clark，Wassily W. Leontief等人把industry一词“用于一切经济活动”的广义用法以后，仍然把工业定义为“制造业，以有别于农业以及商业与运输”。
[6] 姜渭渔、周勤（2004）：《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大型系列报道之一：基本判断：重化工业时代来临》，载《中国科技财富》，2004年4月号。
[7] 毛泽东（1945）：《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8]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见《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1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1~374页。
[9]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0~161页。）
[10] 斯大林在1933年所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认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四年完成，已经使苏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1928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1932年）的百分之七十”。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4页。
[11] 毛泽东（1956）：《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12] 对钢铁工业的分外重视，是传统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点。斯大林早期在1933年就说过：“钢铁工业，即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参阅斯大林（1933）：《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见《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3页。）
[13] 薄一波（1956）：《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薄一波文选》（1937~199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9页。薄一波讲到的另外两种比例关系是：（1）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的比重，不低于30%，或略高一点；（2）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
[14]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8~66页。
[15]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1984）：《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
[16] 在上述“主报告”中，这一数字为17%，经与该考察报告的附件五《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核对，加上运输业，此一数字应为21.6%。
[17]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1957~1978年的20年中，虽然中国国民收入增长了1.96倍，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只提高了44.0%，年均提高1.8%；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年均提高2.6%，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年均提高1.5%（见《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18] 梁漱溟（1953）：《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19] 如方显廷认为“中国工业化之程序，应先自轻工业入手，而渐及于重工业”的两篇文章，《吾人对于工业化应有之认识》（1935）与《中国之国民所得》（1946），就被收录到《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第1~13页）中供批判之用。
4.2 改革开放以来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增长方式的探索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朝野上下痛定思痛，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沿着这条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外延（粗放）增长道路，中国是无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的。
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作出了用三年时间做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部署，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加强农业和提高轻工业的比重。1981年在“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又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
4.2.1 1979年和1981年的两次结构调整和效率改进
经过1979年和1981年的两次调整，我国经济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经济效率有了一定的提高。
首先，以往受到破坏的农业有所发展，发展滞后的轻工业也有所加强。这样，长期存在的农产品严重短缺、农民极度贫困的问题有了很大缓解；消费类工业品不仅扭转了长期存在的供应短缺，随后还开始出现部分品种的供过于求的现象。
其次，服务业发展较快。在逐步放宽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以后，以消费性服务为主的服务行业如商业、餐饮、旅馆业等增长迅速，以生产性服务为主的行业如外贸、运输、金融业等也有所增长。因此，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由80年代初期的21.6%提高到1985年的28.5%。
但是，这两次调整都仅仅针对传统增长模式所造成的结果进行，并没有涉及产生这些消极后果的本源。而且，第二次调整开始不久，一位理论权威和意识形态主管就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提出一些经济学家怀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一种否定“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基本原理”的“偏向”，必须“纠偏”[2]。这样，虽然经过两次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过了不久，一切又回到了原状。
由于以上原因，15年以后，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1996~2000）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又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3]的要求。
4.2.2 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体制基础仍未消除
通观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中消除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影响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存在重大的不足。主要的问题是，过多注重于改变这种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所造成的高耗费、低效率等方面的结果，而没有着重于消除造成这种结果的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对于作为传统工业化道路基础的思维定式和制度安排，更没有能够作系统的清理。
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体制和政策留在我国当前经济中的遗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把数量扩张作为主要目标的旧思想和老做法没有彻底改变。虽然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1995年起已经从只核算物质生产活动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改变为把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核算的“国民账户体系”（SNA），但是，把GDP的高增长和“物质生产领域”产值增长速度赶超发达国家作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的国家目标，以及把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等老习惯和老做法并没有根本改变。
第二，各级政府继续保持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企业微观经济决策的干预权力。虽然我国已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仍然发挥得很不够，土地、矿藏、贷款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或者受党政领导决策的影响。这就使各级政府官员有了运用这种动员和支配资源的权力来实现自己“政绩”目标的可能。
第三，财政体制的缺陷使各级政府官员有动力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把许多应当由中央政府掌握的事权和财权，例如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和财源，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分散财政体系，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努力取得更多的收入来弥补日益增大的支出，包括营建“改变城市面貌”的“形象工程”和“迎接重化工业时代”的“政绩工程”的支出。同时，以生产型增值税（VAT）为主、在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的税收体制使各级政府努力运用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集中力量营建产值大、税收多的简单加工工业和重化工业的重大项目。
第四，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鼓励高资源投入、低经济效率项目的扩张。在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下，国家为了鼓励缺乏效率的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通常把要素价格压得很低，造成高资源和资本投入、低效率企业的盈利假象[4]。目前，要素价格严重扭曲情况依然存在。土地、矿藏、淡水、能源、资金、劳动、外汇等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主管机关往往在“支持产业发展”的名义下，给这些生产要素规定偏低的价格[5]，人为地压低了外延增长实际付出的成本，鼓励了紧缺资源的浪费以及实际效益很差的产业的扩张。根据国际能源机构迈尔斯（Norman Myers）和肯特（Jennifer Kent）的研究，由于能源价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和稀缺程度，我国的能源消耗至少增加了9%（见表4.3）。
表4.3 能源定价反映全部成本之后对国民经济和能源消耗的影响
注：*：以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价格与汇率为基础计算。
**：补贴能够提高消费者盈余增加额与厂商的盈余增加额的总和。消费者盈余的定义是：消费者对单位商品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厂商盈余的定义是：厂商出售单位商品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其愿意接收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消费者与厂商的盈余增加的总和小于转移支付的数额（补贴额），就意味着补贴政策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因此取消补贴将提高经济效率。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机构和N. Myers and J. Kent（2001）： Perverse Subsidies： How Tax Dollars Can Undercutthe Environment and Economy（《补贴的谬误：纳税人的金钱是怎样损害环境和经济的》），Island Press; 转引自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陈光炎（2004）：《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圳与中国——在2004 深圳发展论坛的演讲》打印稿，2004年10月22日。
由于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遗产仍然广泛存在和继续发生作用，那种依靠高投资、高消耗维持高增长的做法就很容易自动死灰复燃。
我国的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提出要以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作为主线。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一口号无疑是正确的。这是因为，所谓产业结构优化，无非是指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乃是经济效率提高最基本的内容。所以也可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正是增长方式由外延向内涵转变的症结所在。问题在于，何谓“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由谁来调整和向什么方向调整。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市场作为稀缺资源的基础性的配置者，通过自由市场上能够灵活地反映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进行配置，另一种是由政府充当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通过它们的行政命令进行配置。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竞争所形成的、能够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在资源的自由交换中使其流向可以获得最高效率的地方；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源配置则是反映行政官员的意志和要求。如前面所说，在我国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还远未完成、各级政府还保留着很大的配置权力的条件下，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往往把“结构调整”理解为由他们按照“提高政绩”的方向进行配置，把“结构优化”理解为把资本和其他资源优先投入产值大、利税收入高的简单加工装配工业或重化工业。这样，许多地方便不顾本地是否具有发展这类工业的基本条件和比较优势，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使本地经济实现“重型化”或“重化工业化”。于是在世纪之交很快形成了大规模投资、“铺摊子、上项目”的全国性热潮。
主流媒体为我们描绘了我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后的光辉灿烂的图景：“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如果抓住了重化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维持20年的高增长，中国的经济就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既是中国经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结构变革，也将因此而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这是用和平方式重塑中国与世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这个过程至少延续15~20年。过程之中，中国经济出现10%以上幅度的高速增长将毫不奇怪；过程结束之时，中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首位亦在预料之中。”[6]不少地区也纷纷宣布，本地区已经“开始进入以重型化产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本地区的“‘重化’故事已拉开大幕”；本地区“经济由‘轻’转‘重’，步入加速重工业化阶段”；作为支撑，本省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重化工业难以回避”。[7]各地热衷于赶上“重化工业化”这趟车，过去产业结构较“轻”的地区或较“重”的地区都没有例外：经济结构原来较“轻”的地区认为，“产业发展绕不过重化工业这一阶段”，“我省必须改变过于‘轻型化’的产业结构，以重型化为方向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原来结构较“重”的地区则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这对我省长期以来一直偏重的工业结构，以及国有经济偏高的所有制结构，是一次重大的战略性机遇”。[8]就像一篇报道所说的，“事实上，自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出现明显的‘重型化’特征。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的愿望和趋势”。[9]就这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被诠释成了“走重化工业道路”、“重型化道路”或“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道路”。[10]
[1]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载《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4日。
[2] 参见邓力群（1982）：《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载《红旗》杂志，1982年第5~7期；邓力群（2005）：《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352页。
[3] 江泽民（2002）：《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8~66页。
[5] 只不过为了支持出口导向政策，本币的外汇汇率由进口替代时的本币高估转为低估。
[6] 《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的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化工业化》，载《香港商报》，2004年 2 月 26 日；《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载《中国科技财富》，2004年第4期。
[7] 参见《新型工业化路子怎么走，专家为广东把脉》，载《南方日报》，2003年8月29日；《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载《浙江日报》，2004年3月19日；《广东经济由‘轻’转‘重’，步入加速重工业化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理性增长》，载《经济日报》，2004年4月16日；《把脉江苏发展道路，15位专家畅所欲言——重化工业：江苏绕道行还是顺流上》，新华报业网，2005年10月30日讯。
[8] 《广东：重化工强劲增长说明了什么？》，载《南方日报》，2003年9月11日；《重化工业阶段与贵州工业发展的战略选择》，载《贵州日报》，2004年11月6日。
[9] 《重化工业之争》，载《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2月24日。
[10] 《重化工业强劲增长说明了什么》，载《南方日报》，2003年9月11日；《重型化是中国经济必经阶段》，载《北京晨报》，2003年12月14日；《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载《商务周刊》，2005年8月22日；《不走重化工业道路对我们不利》，载《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3月21日。
4.3 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偏差的消极后果
这种工业化道路依靠高投资和高消耗实现了产值的高增长，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
4.3.1 经济整体效率下降
依靠高投资、高消耗带动的重化工业化热潮已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它的最综合的表现，就是不能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下降。
正如前面所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基本要求是按照本国资源禀赋的现实状况，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对于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人们是普遍具有共识的，这就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普通人力资源极其丰富，而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4.4）。而且，这些稀缺程度很高的资源，绝大部分是像土地、淡水等不能经由国际贸易取得的非可贸易资源。有些重要的资源，如石油能源虽然是可贸易的，但由于它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性质，要大规模地取得，也受到国际政治的重大限制，因此也应当看作准非可贸易品。这些非可贸易品和准非可贸易品的短缺，构成了对增长的硬约束。
表4.4 我国人均资源占有情况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研究》，2004年。
在这样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如果我国具有良好的稀缺资源配置机制[1]，其产业结构就会以发展低能耗、低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方向，从而能够以最小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然而在前面谈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极易走上旧型工业化道路，重点发展高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高环境损失、低就业和低盈利的产业，陷入“扬短避长”的误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个别企业、个别部门或局部地区能够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增长和盈利，却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福利损失。
这种“扬短避长”做法的表现之一，是把具有高度稀缺性的短线资源投入赢利性很低的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例如，21世纪初我国一些地方大量增产电解铝、硅铁、电石等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不但供应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换取外汇。出口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等于出口能源和损害国内生态环境。正如前面所说，我国是一个能源高度紧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国家，而能源和生态环境又不是一种可贸易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出口企业由于能够享受资源定价优惠而获得盈利，其实对于以国家整体来核算的社会财富不但没有增加，相反还有所减少，正负相抵得到的是社会财富的净损失。
以电解铝的生产为例。电解铝产业是一种资源高度密集的产业。由于电能、氧化铝等物质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高达90%以上，而这些物质资源又在我国高度稀缺，我国企业的电解铝生产成本便天然地高于资源富集国家。这样，电价只要达到每千瓦时0.35元左右，绝大部分电解铝生产企业就会无钱可赚。20世纪90年代，当工业用电价格达到每千瓦时0.40~0.50元水平时，电解铝工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于是，政府在90年代末出台了对电解铝工业的电价优惠政策，许多地方决定给予电解铝生产企业每千瓦时0.25元左右的电价优待。可以说，本世纪初以来我国电解铝工业的迅猛发展，是在优惠电价的保护和刺激下发生的[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