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价优惠的支持下，电解铝生产盈利颇丰，于是各地纷纷上马电解铝厂，我国电解铝的年生产能力由90年代末的300万吨左右，猛增为2002年的546万吨、2003年的800万吨和2004年的970万吨。2003年我国出口铝锭125万吨，比2002年猛增50万吨。每出口1吨电解铝，相当于出口1.52万千瓦时当量的一次能源[3]；因此，增加50万吨出口等于多消耗了75亿千瓦时的电能。我国氧化铝资源不足，为了增产电解铝，需要大量进口氧化铝；由于我国企业大量进口，氧化铝的国际市场价格和国际运费分别上涨130%和140%；扣除氧化铝原料和原料国际运费的提高造成的成本增加，全年出口企业账面赢利仅增加了人民币8亿元。即使不算电价扭曲造成的成本低估，只要剔除多占用75亿千瓦时电能所发生的机会成本（约100亿元）[4]、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和由于燃煤的污染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而造成的极大环境代价，电解铝行业获得8亿元的盈利是靠超过100亿元的国民财富损失换来的，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可是在账面盈利的刺激下，各地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电解铝生产企业。2006年，全国电解铝年生产能力已经高达1 030万吨，在建、拟建规模还有500万吨。显然，这种过度投资和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是绝对无法持续的。到了2005年，大部分电解铝企业已经陷于亏损的困境。
这种“扬短避长”做法的另一方面表现，是没能尽量利用我国长线资源方面的优势，使我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第一，我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由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向效率较高的现代工商业转移。他们是足以大幅度提高我国经济整体效率的重要资源。但是，要使这种资源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的首要前提，是创造足够多的城镇工作岗位，使他们能够有工作做，否则这种资源只能被部分闲置。因此，在产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使产业结构有利于为这些需要转移的劳动力创造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我们知道，在不同种类的产业中，服务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最强；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能力最强。所以，按照我国资源禀赋条件，应该大力发展在计划经济下一直发展不足的服务业和小企业。然而，旧型工业化道路恰好是与这种正确的产业发展方向相对立的。根据早期增长模式的要求，重点发展的是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中的大型企业。这些就使我国大量劳动力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丰富的人力资源利用不足，意味提高经济效率的潜力未能得到发挥。
以服务业的发展而言，在传统工业化道路重工抑商的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服务业产值历来严重偏低。世界银行早在前引1984年的考察报告中就已指出：“按照一般的发展格局，就业人员的转移主要是从农业转向服务业，工业人数的增加则比较缓慢，因为工业的劳动密集性不像服务业那样强。”我们在这里还要补充地说，重化工业的劳动密集程度更差，从而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更弱。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我国服务业曾经有过一段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时期，上述考察报告提出，“目前中国服务部门的规模特别小，这就对它的发展前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服务业将继续保持其异常小的规模，还是会像过去几年那样异常快地发展？”
世界银行考察报告在分析中国的情况后强调，为了提高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需要加快商业以及其他为个人服务和为其他工商业服务的服务业，即我们在前面说过的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5]
经过嗣后多年的结构调整，到20世纪与21世纪的世纪之交，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提高到占GDP的34%左右。但是，这不仅仍然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60%），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6]（见图4.4）。
图4.4 世界部分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http//unstats.un.org//unsd，2004年7月4日；中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进入21世纪后，在投资驱动和片面追求产业结构重型化的浪潮中，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产业结构扭曲现象日益突出（见表4.5）。
表4.5 1980 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变化情况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总第66期，2005年9月。
第二，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虽然存在平均受教育年限短、文化技术水平普遍偏低的缺点，可是，我国人口基数大，拥有丰裕的专业人才资源，而且中华民族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因此，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人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并不在少数。2001年，中国高校注册学生数达到1 51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约为5 000万，几乎是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比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个的所有就业人口都多，也超过西班牙的全部人口[7]。就以发展高技术（Hi-tech）和新技术产业而言，中国虽然不能一步登天，全面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技术化，但在有条件的地方努力实现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上下游延伸，仍是我们必须力争做到，也是完全能做到的。但在前面讲过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下，许多地方和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出发，宁愿依靠大量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取胜，而不愿或不能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做出更多的努力并在这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例如，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如果能够发挥其智力资源的潜力，北京的经济发展前景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在实施把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成为高技术创新基地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基地的方针几年以后，却无奈地发现，发展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实现GDP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于是在GDP增长指标和财政收入的压力下只好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技术含量不高、但产值很大的一般加工业。
由于以上原因，我国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能像陈志武教授所说的那样，“卖硬苦力”，从事施振荣的“微笑曲线”价值链中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最低的简单的加工、装配活动，而把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服务等服务性业务的丰厚利润拱手让给别人。
4.3.2 稀缺资源高度紧缺
这种违背经济原则的过度投资和“重化工业化”浪潮带来的问题几乎触目皆是，首当其冲的是造成了土地、淡水和煤、电、油、运以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
采取大量耗费资源的增长模式使我国本来不宽裕的土地、淡水等资源瓶颈迅速绷紧。采用早期增长的外延（粗放）增长模式，使我国的稀缺资源极不经济地被耗费。
2003年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而资源消耗在世界资源总消耗量中所占的比例却远远高于上述GDP的比例（见表4.6）[8]。
表4.6 2003 年我国资源消耗量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重（%）
资料来源：马凯（2004）：《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2004 年 3 月 21 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人民网。
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电力消耗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一般在0.8~1.0之间；日本在1960~1970年加速工业化的阶段，能源弹性系数也不过为1.21，过去40年我国的这一弹性系数也在0.8~1.0之间，可是21世纪初的几年这一系数高达1.6，而且还有大部分省份拉闸限电。[9]这种异常状况的出现，显然与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较大偏差，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发展过快有直接的关系[10]。我国石油蕴藏量不丰富，一次能源主要依靠原煤。2000 年我国生产原煤 9.98 亿吨，“十五”前 3年，原煤产量以平均15%的速度递增仍然不敷需要。这促使一些煤矿进行超能力的掠夺式开采，同时许多安全设备达不到要求的煤矿带病运转，造成事故频发，吨煤死亡率成为世界之冠[11]。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呼吁多年的限制大排量汽车生产和消费的措施，为了支持汽车产业的发展，迟迟不能出台。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4年进口原油1.23亿吨，占国内消费总量四成[12]。石油这种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的持续提高，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
与此同时，许多地区以大力发展高耗能工业作为振兴本地经济的重要措施。据新华社报道，近年来西部一些省份大办“高载能工业园区”，计划把本地区建成“世界级”的高耗能产品基地，结果使一些能源生产基地也严重缺电、缺煤[13]。中国对世界能源的巨大需求已经引起了能源价格猛涨。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2004年国际市场煤炭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41.7%，原油价格上涨30.2%[14]。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指出，如果中国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其能源消耗将是中国和世界难以承受的。[15]
土地、淡水等资源更是难于通过国际贸易取得的“不可贸易品”。在目前的增长模式下，这部分资源瓶颈已经对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硬制约。例如，我国人均占有土地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人口分布不均匀，94%居住在46%的国土上，因此必须惜土如金。可是，在最近几年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中，大手大脚地耗用土地资源的现象极为严重。据国土资源部2004年报告，最近几年各级政府建立各级开发区6 866个，占用土地3.86万平方公里（57.9万亩）[16]。由于土地批租采取协议批租、领导“拍板”的方式，批租价格过低，形成半卖半送或明卖暗送，结果造成了土地资源利用上的严重浪费。巨型楼堂馆所、巨型广场、大面积的开发区遍地开花，只盖一层厂房、动辄占地上千亩的“花园工厂”随处可见。
4.3.3 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由于我国粗放的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特别是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和大量占用土地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的不可再生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一些地方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环境遭到破坏。
在我国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环境破坏日益严重[17]。据有关方面报告，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8.16亿吨；日污水排放量在1.3亿吨左右，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新增1.5万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达1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2%，每年新增3 436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场退化，每年增加退化草原2.5万公顷；北方河流资源开发利用率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30%~40%），其中黄河、淮河、辽河达 60%，海河达90%。流域生态功能严重失调。华北平原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位下降漏斗。[18]据世界银行1997年统计，我国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GDP的3%~8%。[19]
经济“重型化”对我国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华北平原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但是近几年来，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山西等省都在大力发展高度耗水的煤、钢、汽车等工业。河北一省就有投资建成7 5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而且相当一部分是高耗费和高成本、高污染的小冶炼装置[20]。即使规模较大、技术条件较好的钢厂，生产1吨钢也需耗水16吨。在地上水不能供应的时候，就用地下水来弥补。据美国桑德拉国家实验室报告，2000年在海河流域取水量为550亿吨，比它的可持续供应量340亿吨超过了210亿吨。这些缺额由开采地下水来弥补。2001年8月发布的一份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地下水测量报告显示，华北平原的水位下降得比早先报道的要快。超采已经大大掏空了浅层蓄水层。这就迫使掘井者转向深层蓄水层。该报告说，河北省深层蓄水层的平均水位在2000年一年里下降了2.9米；该省一些城市的水位更是下降了6米。由于深层蓄水层是不能再补充的，随着华北平原深层蓄水层的耗尽，该地区正在丧失最后的水储备，最后一块安全垫将会消失。[21]
正如胡锦涛在2004年9月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讲话所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那样，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后代交代。”[22]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目前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我们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应该顶住西方国家这种要求，尽力发展一切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最好的情况是，不仅中国人需要的重化工产品都在中国生产，世界上所需要的重化工产品也在中国做，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为了世界生产，用全世界的资源，中国需要这样的战略去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几亿农民进城的问题。”[23]
上述议论似乎合乎经济学上的“最大化原则”，其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首先，“经济原则”所要求的最大化，不是产值的最大化，而是“净产值”或“净净产值”（“利润”）的最大化。第二，这种“最大化”，是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进行的，不计成本、不顾环境的增产是不可持续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如果增加了产出和外汇收入却损害了环境，这是得不偿失的；而目前有些地方却大肆进行高污染产品生产，破坏了当地基本生存条件，严重危害人民健康。
限制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不但是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事实上，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是西方国家力图阻挠我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而是当我国政府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采取措施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时，受到西方一些进口国的反对和抵制。例如，2004年初当中国政府鉴于我国已成为世界焦炭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一些集中生产焦炭的地区出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采取措施限制焦炭的生产和出口时，欧盟连续三次对我国发出通牒，要求中国对欧盟保持450万吨的焦炭年出口量[24]。如前所述，我国所吸引的外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耗能、高污染的所谓PII产业。正是我们承担了大量的污染和高能消耗，以低廉的利润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了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而我们完全有能力以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污染、更有效的增长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4.3.4 服务业发展受到抑制
前已述及，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相关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服务业产值历来严重偏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结构调整，到 20 世纪与 21 世纪的世纪之交，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仅仍然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除增加就业的效应，服务业的发展还对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起重要作用。20世纪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快于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有多方面的发展。其中一个，是以综合物流管理作为关键环节，把供应链（supply-chain）串联起来的供应链管理（SCM）。现代制造业价值链中服务性质的活动，如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金融和其他中介服务通常占有附加价值和利润的绝大部分。这大大深化了专业化分工，从而促使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和效益的大幅度提高。所以人们常说，21世纪的竞争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产业集群（clusters）[25]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报告在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强调，为了提高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需要加快为商业以及其他工商业服务和为个人服务的各种服务行业，即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扩展。它指出，这种扩展能够在以下方面提高经济效率：（1）改善经济机制和管理体制。为了通过更多地依靠市场、强化竞争、更好地按用户需求来安排生产等办法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目的，商业和服务业是必不可少的。（2）减少资金消耗。商业系统设施的改进和反应能力的加强，能节约流动资金，其他部门货不对路的滞销产品也会减少，也不需要过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同时，这种改进和加强，能够促进专业化生产，使企业得以扩大规模和降低资金成本；同时，农业投资的收益也会增大。（3）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专用设备和专业人员。这在经营设备租赁业务的企业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广告与市场研究、法律、会计、设计、工程、维修、数据处理等服务业企业，甚至配餐、清洁等普通服务外包企业所提供的专业服务价格低而质量高，也能节约成本。最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作出较好的投资决策也能有所贡献。（4）促进物质资源的节约使用。各部门生产的“服务密集”程度的提高，可以促进“物质密集”程度的降低：服务行业可以起到刺激和促进质量提高的作用，设计和咨询公司能够为生产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商业部门和广告—市场研究公司的配合能够促进顾客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交流，这些都使企业比较容易、也更有必要去改进产品。在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为中国1981~2000年经济发展设计的低、中、高三个方案中，高方案（“平衡方案”）更加着重服务部门的发展。由于服务部门的发展加快，这个方案能以更少的投资达到20年“翻两番”所要求的国民收入增长率。[26]
由于我国在往后的年代里未能实现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加之其他方面提高经济效率措施的不足，就只得依靠投资率的提高支撑经济增长，这导致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
4.3.5 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我国农村有超过1.5亿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中就业，城镇每年还有1 500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因此，增加就业是关系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大量占用耕地，每年增加成千上万失地农民，有报道说，2003年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已达2 000万人[27]。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情况。问题是城市非农产业能否提供足够多的新工作岗位以吸收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和城市的新增劳动力。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都表明，服务业和小企业是新工作岗位的主要创造者，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创造新工作岗位的能力很差，就业容量很低。采取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强调重点发展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重化工业，势必造成就业状况的恶化。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和资本深化，在投资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就业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就业人口的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比值）急剧下降。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 M. Okun）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数据总结出被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奥肯定律。奥肯定律确认，失业率与增长率呈反向变化。但在我国产业结构扭曲的条件下，就业表现与奥肯定律完全相反。GDP高速增长，就业弹性却不断下降（见表4.7）。
表4.7 中国就业弹性的变化
注： GDP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这就使就业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000年以前不超过3.1%，2000年到2003年期间节节攀升，2003年已上升到4.3%，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见图4.5）。在某些过去轻、小工商业企业发展较快、因而就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来又转而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地区，这种情况也已经出现。这不能不引起严重关注并及时加以克服。
图4.5 1991～2004 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及城镇失业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有的经济学家用以下理由论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他们说，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发挥重工业对其他关联产业的拉动作用，就不能实现工业的高速增长。而没有工业的高速增长，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其实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很对，走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工业化道路，随着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深化），必然出现“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增加和工人工资无法提高等现象。所以过度投资和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只会使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其实是“重化工业化”的支持者也承认的：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的机会，只有轻工业的1/3；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28]。既然根据其他国家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就业问题主要要靠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而不能靠重工业和大企业，鼓吹为了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而去进行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4.3.6 结构扭曲导致金融系统风险累积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是一种十分宝贵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珍惜和最有效地加以利用。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地方兴起投资驱动的“重型化”之风，正像发展经济学在分析早期增长模式时揭示的那样，这种靠过度投资拉动的增长造成了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我国投资在GDP所占的份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左右，提高到2004年的超过 44%，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29]和我们自己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见图4.6）。
投资率的超速提高，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图4.6 中国投资率的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 CEIC。
第一，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结构的扭曲。
以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而论，本来我国存在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因此，“十五”计划要求2001年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率降到35%左右；然而实际上在这个五年计划的前4年中，投资率非但没有降低，反倒提高了，消费率非但没有提高，反倒降低了（见表4.8）。
表4.8 中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
资料来源：中经网数据中心：《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005年10月25日。
投资比例的不断提高在促成生产能力高速膨胀的同时，压缩了消费的比重，这造成了产能不断增加而国内市场的最终需求不足的情况，厂商销售困难，盈利下降，只能靠出口的数量扩张支撑。目前中国经济对于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已经达到70%左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贸易大国美国和日本，也只有23%左右），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它使本国经济易于受到外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容易加剧中国与外国的贸易摩擦。
第二，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缩小贫富差距产生负面影响。
就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时所指出的那样，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比率，即资本对劳动比率的提高，会抑制劳动者生活的改善。并且，在按要素分配的条件下，资本分配比重的提高会加剧收入分配差别的扩大。我国近年来在这两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不说与投资驱动的“重化工业化”有一定关系。
第三，降低了投资效率。
正如索洛正确指出的那样，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所描绘的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投资回报率降低（见本书第 2 章2.1.5）。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投资和产业“重型化”浪潮以来，中国经济在投资率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效率则呈下降趋势。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由1997年以前的2~3倍，提高到1997年以后的4~8倍（见图4.7）[30]。
张军教授在对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后确切地证明，2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是按照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的。这种模式下的过度投资造成了投资效率下降的恶果。
图4.7 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提高
注：ICOR=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GDP的增量，即“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倒数，ICOR越大，投资效率越低。
资料来源： CEIC。
张军指出，中国经济的资本形成是由地方政府的局部增长目标决定并在一个非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相互竞争的结果。他还引用秦朵和宋海岩2002年的论文，表明中国的投资总量远远高于在一体化市场体制下的最优均衡值[31]。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投资率曾经一度达到30%以上的高位。改革开放后有所下降。1992年以后，投资率再度开始攀升。而到了世纪之交，投资率达到40%甚至更高的高水平。过度投资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上升。[32]
有这样一种判断：“和计划经济下的投资膨胀不同，最近这次重化工业投资热潮是由企业进行的，投资成败由企业负责，因此没有危险性。”这种说法只能使人们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掉以轻心，而不会有实际的帮助。这是因为，如果投资决策是由投资人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自主作出并且自负盈亏责任，无论他们的决策正确与否，都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政府也没有必要对企业的这种微观决策行为进行干预。问题在于，近来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其大规模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往往主要来自银行；而且贷款项目选择受到党政领导意图等多方面的影响。通常的情况是，党政领导的办公会议决定了要发展哪几个“支柱产业”，要搞哪几个大项目，然后就来盘算财政、银行、股票市场能够筹集多少资金。这样，目前许多重大项目的投资是按照领导机关的意图、用国家银行的贷款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曲线和银行贷款的增长曲线高度拟合（见图4.8）。
图4.8 贷款增长和投资增长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各地大规模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投资通常寄希望于随着房地产价格上涨，以便归还银行贷款。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就导致银行大面积不良资产的产生并最终迫使国家财政“埋单”，归根到底还是要由纳税人付账。由于靠银行贷款支持的增长是一种“借来的增长”[33]，在投资效率低而失败率较高的情况下，坏账风险会在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隐蔽地积累起来，而在景气周期的下降阶段，或者在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引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迫使政府进行救助。
目前我国标志投资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居高不下，已经达到某些东亚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即达到5倍以上[34]。我们在第2章2.3.2中已经述及，克鲁格曼教授曾经指出过，某些东亚国家采用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乃是引致1997年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35]前车既覆，后车当鉴。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防止类似的危机在我国发生。
[1] 中国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因为市场制度是一种所谓“最不坏的”稀缺资源配置机制，能够通过反映各种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使资源从低效企业和部门流向能够以更高效率利用资源的企业和部门。
[2] 《电解铝盲目建设存在五大不良后果》，新华网2003年8月19日电。
[3] 也称天然能源，是指直接取自自然界没有经过加工转换的各种能量和资源。
[4] 2004年仅浙江一省就缺电750亿千瓦时以上，一半以上的企业平均每月停电11.32天，因缺电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 000亿元，相当于每度电的机会成本为1.33元（1 000亿元/750亿千瓦时），经济更为发达的上海则达到8.36元（《全国电荒造成惨重损失，大缺电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载《中华工商时报》，2004 年 12 月 22日）。按每千瓦时电能的机会成本为1.33元计算，仅多消耗 75 亿千瓦时电能一项，带来的成本提高即超过100亿元（1.33元/千瓦时×75亿千瓦时）。
[5] 世界银行（1984）：《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38~39页。
[6] 我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偏低，有统计上的技术原因。然而即使将这一因素剔除，我国服务业比重过低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和其他国家比较，我国最为落后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业。参见岳希平、张曙光、许宪春编（2005）：《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研究与争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
[7] 见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3），“Synthesis Report on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since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1998~200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后（1998~2003）高等教育趋向和发展的综合报告》）；同见陈志武（2004）：《为什么中国人出卖的是“硬苦力”》，载《新财富》，2004年9月号。
[8] 当然，由于中国目前处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同单位的GDP产出需要耗费较多的钢材、水泥等原材料；另外，由于汇率等原因，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可能低估，我国单位GDP的实物消耗量可能高估。即使考虑到这些，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依然很严重。例如，印度在过去几年以不足GDP20%的投资率获得了6%~8%的经济增长，而我们以GDP近50%的投资才达到7%~9%的GDP增长（资料来源同表4.6）。
[9] 电力弹性系数=电力消耗量的年增长率/国民经济增长率。如果电力消耗的弹性系数大于 1，表示电力消耗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小于1，则表示电力消耗的增长速度要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一般高收入国家的电力消耗弹性较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电力消耗弹性系数小于1，而低收入国家的电力消耗弹性较高，往往大于1。
[10] 汪恕诚（2005）：《C模式：自律性发展——2005年6月3日在<中国水利>杂志暨节水型社会建设高层论坛上的讲话》，打印稿。
[11] 人们往往把我国煤矿矿难频发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矿主黑心和执法不严。其实传统增长模式造成的能源高度紧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试想，在我国40%煤矿没有达到安全标准的情况下，如果这些煤矿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一律停止生产将发生什么情况?
[12] 《傅自应部长助理在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铁矿石分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商务部网站。
[13] 储国强、刘军、熊聪如：《警惕我国成为世界高耗能产业转移中心》，新华网北京2004年12月8日电。
[14] 《2004~2005年产业形势分析预测：2005年能源瓶颈仍延续》，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1月20日。
[15] 徐匡迪（2004年3月23日）：《中国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的演讲》，见新华社上海2004年6月6日电。
[16] 国土资源部：《2003年我国耕地净减近四千万亩》（新华社北京2004年2月24日电），新华网。
[17]中国所吸收的FDI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这些工业的产品最后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使发达国家完成了污染的转移。参见Jared Diamond（2005）： Collapse： How Societiesto Failor to Survive（《崩塌：社会怎样在失败或存活间进行选择》），London： Penguin，2005.其中第370页有关于外资向中国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PII）的数量。
[18] 韩保江（2004）：《中国发展的忧患之思》，载《瞭望》周刊，2004 年 2 月 16 日。乔国栋、翟津玉：《环境形态严峻，中国准备放三颗环境监测卫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4月29日；周玮：《环保局局长：十大措施对我国严峻环境形势》，新华社北京2005年6月6日。
[1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9）：《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20] 河北省采取这种“以钢为纲”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所造成的其他消极后果，还可参看胡鞍钢（2004）：《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谈河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004年7月25日对河北省决策咨询委员会议提出的咨询意见》，打印稿）。
[21] 布朗（Lester Brown）：《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22] 转引自盛华仁：《健全环境保护法制，依法防治水污染——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2005年1月10日，人民网。
[23] 《不走重化工业道路对我们不利》，载《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3月21日。
[24] 参见《欧盟再逼中国增加焦炭出口》，载《新快报》2004 年 5 月 28 日和《欧盟与中国就焦炭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新华网，2004年5月30日。
[25] 在我国许多地区的起飞阶段出现了县、乡为单位的产业集群或称“块状经济”，例如浙江绍兴的轻纺工业、海宁的皮革制品、嵊州的领带、永康的五金、温州的制鞋和打火机、乐清的低压电器、诸暨的袜业等等。这些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产业集群曾经是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的重要基地。然而由于供应链受到地区范围的限制，分工难以进一步深化，当我国国内市场形成并逐步融入全球市场时，这些产业集群就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
[26]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1984）：《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与方案》（主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50~55页。
[27] 新华时评：《城镇开发不能对失地农民“一脚踢”》，新华网北京2003年3月8日电。
[28] 见刘世锦（2003）：《我国正在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199号（总第2048号），2003年12月16日。
[29]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带有过度投资倾向的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的最高水平。据单伟建提供的数据，美国即使在上个世纪之交的高速工业化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其投资率也从来没有超过20%。在日本，其投资率达到的最高水平是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32%（见Weijian Shan： “China’s Yuan is Overvalued”（《人民币是高估的》），The Wall Street Journal（Asia Edition）（《华尔街日报（亚洲版）》），2005年6月23日）。
[30] 国家发改委前主任马凯指出，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GDP中用于投资的占 10%~20%，我国为 40%~45%；上述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2亿元，我国最近几年约为5亿元。[见马凯（2004）：《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2004年3月21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的发言》，人民网]。
[31] Qin and H. Song（2002）：“Excess Investment Demand and Efficiency Loss During Reforms： The Case of Provincial level Fixed-Asset Investment in China”（《改革中的过度投资需求和效率投资驱动的损失：中国的省级固定资产投资》），打印稿。
[32] 张军（2002）：《再论中国的投资效率下降与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见张军（2003）：《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4~339页。
[33] 单伟建（2003）：《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悖论》，《财经》，2003年第8期。
[34] 参见马凯（2004），同前引文。
[35] 克鲁格曼（1999）：《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