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前面几章的分析表明，无论按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还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中国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经济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走出一条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但是，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苏联现象”所告诉我们的，要真正做到上面这一切，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支持这种增长模式转变的制度基础。这必然要求我们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关键的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增长模式能否转变，最终取决于政府改革能否取得成功。
6.1 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
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为了改变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第三，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应当利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向相对高效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6.1.1 鼓励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
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是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改进的一个基本源泉。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生产基地，但是正如前面讲过的，我国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中主要从事附加价值和盈利率都很低的装配制造作业（见图6.1）。
图6.1 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位置
资料来源：根据Matti Pohjola（2005）：《信息通信技术、生产力及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改编，载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编《信息化发展战略国际经验研讨会资料汇编》，2005年6月6日，打印稿。
面对这种情况，出路首先在于促进与科学相关技术的成长。这一方面要靠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知识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另一方面要靠繁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基础性支撑。
但是，目前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开发性经费支出，都还难于为技术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表6.1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的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2年已经达到了1.2%；但即使这样，我们不仅无法在绝对数上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甚至在相对水平，即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上也远比发达国家为低（见表6.2）。
表6.1 中国研究开发经费支出（1997～2002）
注：*按GDP的缩减指数计算；**按可比口径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6.2 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指标的国际对比 （亿美元）
注： GERD指研究开发总支出。
资料来源：除中国、巴西和印度数据外，其他数据取自： 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2003/1）。
除了总量上的不足，在研究开发投入的结构方面，也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
从研究开发支出的主体看，中国自1990年至2002年企业、政府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学校所占的研究开发支出比例，在1995年分别是43%、44%和13%，到了2002年则成为61.2%、27.3%和10.1%（见图6.2）。企业部门的研发人员所占的比例也有很大提高，但这两项比例仍比先行工业化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低。更何况，企业部门上两项支出快速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公共研究机构转制为企业。由于企业是新技术导入市场的主体，企业研究开发比例偏低一方面表明企业的创新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表明企业重视研究开发活动的自觉性很差。
图6.2 执行研发支出的组织结构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除中国数据外，其他数据取自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2003/1）。
从使用方向来看，我国研发活动明显向试验开发端倾斜，实验室开发费占总研发费用的75%以上，基础研究支出的比例则只有5.7%，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见图6.3），这使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开展原创性研究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图6.3 研发支出的使用方向
资料来源：除中国数据外，其他数据取自OECD： 《主要科学技术指标》（2003/1）。
根据我国执行主体和使用方向两个方面的研究开发支出情况，还可以发现我国大量的试验开发性活动是由研究所、高等院校等非企业组织进行的，而公共资金支持的研发活动中，研究性支出的比例却相对过低。正如两位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的，被划为“研究机构”的组织所获得的固定拨款通常占其支出的50%左右，而我国的对应比例则要低出许多[1]。这在世界上看是较为突出的奇特现象。其结果是：一方面，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热衷于从事大量由企业进行才有效率的活动，于是许多产权不清的校办企业、院办企业和所办企业由此派生出来；另一方面，科学界在公共知识生产、筛选和扩散上的功能被严重削弱。这两方面都限制了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成长机会，减少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角度看，目前需要进一步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总量，改善研发支出结构，提高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除了研究和开发活动之外，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教育培训作为基本的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能力）的投资，对持续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替代作用和强化作用十分显著。技术进步使创造同样增长率所需的物质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趋于减少，从而使先行工业国提高了效率，有利于摆脱所谓“增长的极限”，即物质资源对增长的约束。而且无论技术进步通过什么途径实现，最终都是由人来实现的，所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加强和改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中国这样人力资本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意义尤其重大。
据日本经济学家神门善久（Godo Yoshihisa）和速水佑次郎的研究，教育赶超必须先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教育的赶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奠定了在20世纪中期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的人力资本基础[3]。而我国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至今连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在全国普遍落实，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率也比较低（见表6.3）。社会培训和终身教育组织也很不健全，造成了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制约了生产过程中的创新。现在急需抓紧改善教育培训工作，一方面尽可能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资，迅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加强高等教育[4]；另一方面，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
表6.3 教育发展指标的国际对比（1997 年）
（续表）
注：*为1980年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2）：《中国现代化进程战略构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6.1.2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服务业的迅猛发展是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又一个重要源泉。
反观我国，自从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发展以156项大型投资项目为核心的重化工业以来，服务业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条短腿。这也是我国经济中交易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些“新富地区”崛起的初期，服务业就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浙江，“前店后厂”的小店铺、“跑单帮”的小商贩和星罗棋布的“专业市场”，都是促进该地区强劲增长和走向繁荣最重要的力量。在发展商贸服务业的基础上，更形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虽然浙江地区的服务业的“业态”处于从本地熟人市场上的人格化交易转向大范围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非人格化交易的升级和转型过程之中，它们的这种由服务业、哪怕是初级形态的服务业带动制造业发展的经验，无论对于它们自己还是对于正在起飞中的地区都并没有过时[5]。
现在有些地方轻视初级形态的服务业，认为只有发展传统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制造业，或者发展后工业化时期的“高级服务业”，才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正途。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也已经说明，在从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变的19世纪，商业、金融、法律等基本服务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对于降低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起了重要的作用。全国所有地区都必须尽快改变服务业发展不足的落后状况，把基本的服务业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集聚在较小地区范围内的产业集群逐渐演化为由现代物流企业整合诸多企业的活动而形成的大范围的、甚至超国界的全球供应链。所以，在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具备一定基础的地方，需要努力促进原有服务业的转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或知识型服务业（knowledge-based service industries）[6]、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包括现代物流、电信传输、信息处理、大众传播、金融保险、医疗保健、商业咨询、人才培训等。
对于制造业来说，要积极推动我国大量从事简单加工装配的企业努力向施振荣所说“微笑曲线”的上下游延伸，尽量拉长价值链，开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乃至金融服务等业务，以便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盈利水平。这里的基本原则，是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最大的价值。在研发设计等人力资本密集的环节，中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可供开发（见第4章4.3.1引述过的资料），只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将这些资源通过恰当处理的形式组织起来，依托国内庞大的制造业对这些高端服务的需求，通过“干中学”和分工深化，就能够建立中国企业群体在这些环节上的竞争力。
专栏 6.1 供应链管理
随着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目前市场竞争或者聚集在一个地区范围内的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之间原子式的竞争转变为跨地区、跨国界的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20世纪中后期，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出现了个性化、差异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以单个厂商为核心的“大规模生产方式”（mass production）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20世纪70年代，以丰田为代表的制造商革新了生产模式，创造了“准时提供制”（just in time，简称JIT）、“精益生产方式”（lean production）等，通过柔性制造技术和先进的信息技术，及时将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从流通领域传递到制造领域，催生了供应链管理。
一般说来，供应链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供应链是以某类商品或服务为核心的单一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或者多个具有业务联系的相关企业之间形成分工协作关系的利益共同体或系统。
（2）供应链是由客户（或消费者）需求开始，贯通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供应、生产、批发、零售等过程（中间或经过运输和仓储），直到把产品送到最终用户的各项业务活动。
（3）供应链的业务过程和操作，实现了工作流程（work flow）、实物流程（physical flow）、信息流程（information flow）和资金流程（funds flow）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信息流程带动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决定实物流程，实物流程反馈为资金流程。
供应链管理依赖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因为供应链的有效运转需要有快速、及时、准确和智能的信息传递和处理技术作为支撑，这在信息通信技术、电子交换技术和数据库技术迅速发展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标准化和模块化的产品生产技术。标准化和模块化的生产使得供应链的核心厂商将核心技术与外围技术、核心部件和外围通用部件的研发和生产相分离。通过零部件和其他业务的外包，使厂商得以专注于自己的核心技术。三是逐渐完善的法治环境。供应链是靠相关企业之间的合同联结起来的。履行合同不仅依靠相关方的自我约束，还依赖缔约各方对法律的遵守和第三方（首先是司法机构）对合同执行的严格保障，这样才能维护整个供应链的稳定运转。
供应链管理代表着现代生产和流通模式的重要变化。它有效提高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首先，通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软件，整个供应链内部生产和流通系统的效率大幅提高，从而能对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作出及时、快速的反应；其次，供应链降低了整个社会搜寻、处理信息的成本；第三，标准化、模块化生产以及业务外包促进了整个社会分工的深化，供应链中的各个企业由于专注于自己的核心技术，致使产品成本不断降低、质量不断提升、新产品推出周期大为缩短。
根据利丰研究中心编（2003）：《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资料编写。
有的论者声称，服务业的大发展是工业化实现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是实现经济的所谓“重化工业化”以后的事情。正如第3章3.2所指出，这种描绘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20世纪后期在产业三分的框架下对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表明，服务业发展超过工业的时间，是在进入工业化后期时（第一二“梯队”）、甚至是在进入工业化中期时（第三四“梯队”），而不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实现的。例如，英国和美国是在20世纪初期，日本则是在50年代中期。
也有经济专家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个很大的技术差距，其比较优势只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它在国际分工中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从事装配、加工，至于致力于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的自主研发和品牌营销，至少不是近期的最优选择。“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再走10年加工贸易的路，再为外国公司打工打上20年。”[7]也有经济学家举我国台湾的宏碁和英业达两个电脑公司为例，前者做自己的品牌，后者为外国品牌做代工，结果后者非常赚钱，而前者盈利状况很差，创牌失败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品牌而做代工。因为做自己的品牌需要自己做研发，而研发需要密集的资本，风险非常大。因此，对于后发国家乃至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和地区，进入研发和品牌都为时过早。[8]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可能只是从静态比较优势的观点看问题，而没有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进行分析。比较优势是有浅层和深层之分的。从动态的观点看，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创造条件，开发深层的比较优势，实现比较优势向高级化方向的发展。长期停留在浅层比较优势的开发上，将会限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因此，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关系战略时指出，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要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而不能只从以现有的资源和知识为基础的即期比较优势的观点看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以致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9]。不仅如此，大量出口廉价商品，还会遇到世界市场容量的限制和进口国的抵制。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看，中国应当努力开发深层比较优势，例如，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我国技术和管理人才的自主创新能力，尽力向施振荣“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借此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应当承认，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不可能在短期内向发达国家全面看齐。因此，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从事自主品牌营销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企业都只能沿着代客分销、代客加工（OEM）、代客设计（ODM）和自主品牌营销（OBM）的链条一步一步地爬行。第一，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专业人员受过较好的教育训练，也更加富有纪律性和创新精神；第二，经过多年建设，中国逐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科学和技术基础设施，已经拥有广泛运用和自主开发20世纪后期技术、甚至21世纪前沿技术的基础；第三，经过十来年在我国国内广阔市场中的磨炼，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经营能力和品牌资产的企业。我国企业可以从一开始就利用自己的这种优势，尽力摆脱只是“卖硬苦力”的状况。事实上，我国有些企业已经在进行自主研发和开发自主品牌方面这样做了。例如，在信息和通信产业领域，华为技术从一开始就面向市场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开发投入，因而得以实现20年的持续增长，而且其技术能力迅速提高，目前已经进入全球电信设备的领先企业的行列，其员工队伍也出现了研究开发人员与销售服务人员占大部分、生产制造仅占一小部分的“哑铃式”的结构。而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却在要素价格低、汇率有利等优惠条件下沉湎于加工组装环节，生存环境日渐恶劣。华为等企业的经验值得很多企业学习。
至于以我国台湾经验教训为理由，认为大陆厂商开发自主技术、打造自主品牌为时过早的论者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确，由于本地市场规模的限制，台湾的IT产业曾经在一个长时期采取了以代客加工（OEM）为主的经营战略。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成也代工、败也代工”，代工的利润率逐渐下降（到21世纪初期，已经从“‘微利’变成了‘纳米级利润’”），这种情况使台湾企业或先或后地改弦更张，努力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生产经营的盈利率。一些企业利用大陆市场广大的优势，从这里开始营造自己的品牌，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另外一些企业也正在作出自己的努力[10]。十多年前宏碁打造自己的自主品牌Acer时，由于没有条件利用大陆市场，只得首战美国这样品牌竞争十分激烈的成熟市场，因此打得很艰难，大约用了10年时间和20亿美元投入才站稳了脚跟。而2001年12月才以一个外围设备制造商的身份正式从宏碁分拆出来的明碁，由于能够利用大陆市场培育壮大自己的BenQ品牌，只用了3年时间就成了气候。大陆企业为什么不能利用这块他们较之台湾同胞更为熟悉的市场，更快、更好地树立自主品牌呢？
有一种说法是，所有的世界强国都有强大的制造业，现在许多地方把先进制造业作为自己的重点产业，这有什么不对呢？
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把先进制造业确定为本地的支柱产业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从整体上看也的确需要有强大的制造业。但我们必须明确，现代制造业是与服务业性质的活动支持互补、相互融合渗透的产物。这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制造业企业因有专业服务企业，例如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支持而壮大；另一种是制造业企业的活动中具有愈来愈多的服务含量。然而在这一点上，经常发生误解。有的地方多年来说是发展现代装备制造业，其实他们只是在做些铸、锻、金属加工等粗活，至于现代装备的心脏——数控部分，则安于完全从国外进口。这就失去了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原意。正是因为服务性业务已经成为过去被认为是制造业企业的重要业务，甚至是主要业务，目前一些过去被看作属于制造业的企业已经被归入服务业企业。例如，IT产品供应商宏碁就列名在台湾服务业十强企业的名单中，而台湾三星电子、和泰汽车、松下产业科技、台湾东芝数位资讯、台湾飞利浦电子工业、台湾东芝电子等则都已作为服务企业被列入了2004年台湾服务业前40名的排行榜[11]。
6.1.3 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效率
较之先行工业化国家，我国工业化有一个更为优越的条件，这就是能够利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改善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由于信息产业创新活跃，发展迅猛，而且因为其基本功能是改善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存储和利用，有效应用信息通信技术能够降低各行各业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主要内容）和制造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这可以说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法中“新”字除第2章2.2.3提到的含义之外的另一重含义。
我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12]，其产值很快从1993年的913.4亿元增长到 2001年的 6 920.9亿元，是1997年之后我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13]。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国信息产业结构存在畸轻畸重问题。
从世界信息产业的构成来看，硬件制造在产值中所占比重趋于下降，而软件和服务所占比重则不断上升。2003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25%以下，软件、IT服务和电信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则占到70%以上（见本书图3.6）。[14]以美国而言，其信息产业产值中只有1/3来自硬件制造，其余2/3都来自软件和信息服务。而我国信息产业的结构正好相反，硬件投资占70%~80%，软件和服务投资只占20%~30%，这种硬件重软件轻的结构恰好与世界信息产业的格局相反（见表6.4）。2000年国家专门制定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2002年出台了《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支持软件产业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软件产业在规模上还远不能与硬件产业相比。
表6.4 2004 年中国和美国信息产业市场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casting Corporation，IDC）。
正如前面章节指出的，信息通信技术是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运用到差别极大的社会领域，并通过与这些领域的技术结合形成互补性创新。也只有这样，信息通信技术（ICT）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对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产生影响。由于在收集与传播信息、设计复杂产品、协调不同地区的经营活动、把握客户需求等方面，应用信息技术都需要借助软件及其服务支持才能实现，目前这种硬件重软件轻的产业结构表明，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效率提高的带动作用还发挥得不够，ICT的应用亟待进一步深化。
表6.5 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和软件及信息服务的产出
（现价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秦海、李红升（2004）：《信息技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表 2、表 4 整理，打印稿，第22~23页。
继续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加快ICT在我国各个部门的渗透，降低全部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信息成本，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一支重要力量。
6.1.4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
对于工业化尚未完成的中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另一条重要途径。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可以大大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
现代发展经济学已经透彻地论证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产生的巨大效应。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在他们合著的《农业经济论》中用劳动生产率为代表对农业和制造业进行对比，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两个部门之间效率存在巨大的差距（见表6.6）。[15]
表6.6 1965～1995 年农业和制造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差距的国际比较
（%）
注：*1991年以前德国的数据是由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数据推算而出。
**5个发达国家和3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是单纯平均。
***合计的误差是由四舍五入引起的。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FAOSTAT Database，2000;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Global Report（《工业发展全球报告》），1998; United Nations： The Growth of World Industry（《世界工业的增长》），1971，1977，198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劳动统计年鉴》），1973，1979。
2003年，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估计其中有1.3亿是需要向城镇工商业转移的富余劳动力[16]。根据富余劳动力的定义，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甚至小于零。如果这些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从低效的传统农业转移到相对高效、从而收入也较高的城镇工商业部门就业，显然能够大大促进国民经济效率的改进。
第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的城市化。国际经验表明，工商企业聚集在城市能够更好地为工商业提供基础服务，更好地沟通行业信息，组织上和技术上的改进更容易传播，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更快[17]，服务业能够充分发展，公共基础设施更为完备等等；因此非农产业的发展往往与城市化过程相重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在重工业化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工业化过程与城市化过程几乎是相互脱节的，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1951年城市化水平为11.8%，1978年城市化水平则只达到了17.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2年的39.1%，设市城市由1980年的223个，增加到2002年的660个[18]。但是，有些地方在计划经济条件时期农村工商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和就地销售”的“三就地”方针基础上，提倡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地分散建立在农村。而这种在农村分散建立的工商业由于缺乏集聚效应而效率低下，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大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工商业就业，使农民成为市民，更有利于发挥城市化的优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1] 达尔曼和奥波特（C. E. Dahlman&J. E. Aubert，2001）：《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21世纪》，熊义志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注11。中国1997年划为“研究机构”的组织获得其总预算额 30%的固定拨款。
[2] 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定义比教育宽泛得多。“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在职培训或干中学在人力资本的形成中至少与学校教育一样重要。”参见卢卡斯（2002）：《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罗汉、应洪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1页。不过，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是无人否认的。
[3] 神门善久、速水佑次郎（2003）：《教育追赶要先于经济赶超——日本 1890~1990 年赶超美国的启示》（打印稿）。感谢蔡昉教授向我提供了这篇对我国极具借鉴意义的论文。
[4] 正如黄佩华指出的：“尽管国务院反复保证要提高人力发展方面的投资，然而从1978年到1999年，教育的预算支出还停滞在GDP的大约2%~2.5%，只有1985年的《教育法》所要求的标准的一半，也远远低于东亚各邻近经济体的支出水平。”参见黄佩华（2005）：《21 世纪的中国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吗？——新一代领导人所面临的财政政策选择》，余江、冯晓芒译，载《比较》第18辑，北京：中信出版社，第39页。
[5] 吴敬琏（2004）：《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4年第93号（总第2152号），2004年7月21日（见本书附录1）。
[6] 美国商务部定义的知识型服务业为：提供服务时融入科学、工程、技术等的产业或协助科学、工程、技术推动的服务业，包括通信服务、金融服务、商业服务、电脑软件、电脑及信息处理、研发与工程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教育服务和健康医疗服务。
[7] 参见马娟等整理：《中国需要怎样的工业化道路——2005年1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主题圆桌研讨会纪要》，见王海明编著（2005）：《北京共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71~372页。
[8] 同上。
[9] 斯蒂格利茨（2000）：《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88~892页。
[10] 《台湾IT超越代工》，载《电脑报》2003年第31期。
[11] 由于服务业务增长迅速，2003年宏碁营业收入达817亿元，增长100%，在台湾《天下》杂志排名的台湾500强服务企业中的排名从13名跃升到第4名（参见官振萱：《冷冷王振堂要烧热宏碁》，载《天下》杂志，第301期，2004年6月15日）。2004年“台湾服务业1 000大”排行榜参见《商业周刊》（台湾版）2005年5月9日，第119~184页。
[1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广泛使用的信息产业概念口径差别极大，有时指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有时包括电子信息传输服务，或是包括了电子信息产品销售和租赁业，最宽的口径包含了信息文化产品的内容。国家统计局2004年印发《统计上划分信息相关产业暂行规定》，定义“信息相关产业”为“与电子信息相关联的各种活动的集合”，包括电子信息设备制造、电子信息设备销售和租赁、电子信息传输服务、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其他信息相关服务五个类别，这一定义最接近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定义的“信息业”和“信息与通信技术”。
[13] 秦海和李红升的计算表明，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对GDP实际产出的贡献率远比名义贡献率为高，并有持续拉大趋势，他们认为，“除2001年外，1997~2000年，按绝对值计算的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均在2个百分点以上”。参见秦海、李红升（2004）：《信息技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2004年11月，打印稿，第33~36页。
[14]Europe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bservatory 2004，转引自石怀成主编，《世界信息产业概览》（上册），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5年，第3~4页。
[15]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1）：《农业经济论》，沈金虎等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16] 据估计，2003年我国农村大约4.9亿劳动力，其中大约有1.8亿人左右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在农业中就业的人数仍有3.1亿；但通常认为，我国农村目前只需要1.8亿左右的常年劳动力，仍有1.3亿富余劳动力。见韩俊等（2004）：《统筹城乡发展，全面繁荣农村经济》，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十一五”规划基本思路和2020年远景目标研究》，2005年1月，打印稿，第188页。
[17] 卢卡斯（2002）：《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罗汉、应洪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64~65页。
[18] 吴敬琏（2004）：《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6.2 必须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
我们在第4章4.2.2中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领导反复重申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却不断被复制出来，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增长模式乃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因此，转变增长方式的要义，在于铲除传统增长模式的体制基础，建立和健全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
本节将分别从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服务业发展以及信息化的推进等三个方面讨论这种“破”“立”关系。
6.2.1 以技术进步为例
首先，以为我国技术进步缓慢是因为计划经济中或当前体制条件下没有对技术进步给予足够重视是不符合事实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党政领导就一再发出了“向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进军”等口号，制定了多个“赶超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规划。但是赶超的实际效果却并不如人意。最可能的原因，是没有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体制。
我国经济学家杨小凯早就指出，虽然后进国家在技术和制度方面都有可能效法先行国家，不重复先行国家走过的弯路而实现“迎头赶上”，因而具有“后发优势”；但是，它们往往选择一条简单地模仿技术和管理方法的“捷径”，轻便地取得先行国家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才能取得的技术和经济成就，而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优势”便反倒成了“后发劣势”（“Curseto the Late Comer”）。[1]
在我们这里，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是以为只要加强政府的规划和领导，有更多的国家投资支持，就足以推进全面的技术进步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这方面失误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苏联现象”。
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提出“由外延增长方式向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后，从1971~1975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一直把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加快技术引进、有计划地进行企业的更新改造确定为重点，企图通过指令性的计划安排和大量的国家投资“加快技术进步”。为此，苏联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官办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参见表6.7）。
表6.7 1934～1983 年研究开发支出占GNP的比重（%）
资料来源：弗里曼和苏特（1997）：《工业创新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0页。
但是，正像我们在本书第2章2.3.1中已经看到的，苏联加快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经济也没有达到主要靠提高效率（内涵增长）实现高速增长的要求，相反，全要素生产率逐年下降。
这种“苏联现象”，即一方面是庞大的教育研究和开发体系，一方面是越来越低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现象提示我们，庞大的研究开发和教育体系在缺乏适宜的制度条件的情况下，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使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这里的症结在于，苏联建立了一种封闭、僵硬的行政性科研体制和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体制，压抑和损害了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长时期以来，鼓励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也是我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一项基本方针。早在1955年中央就提出“向科学进军”，要求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还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20世纪60年代初又做出《关于工业发展的决定》，要求加快发展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提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看作“四个现代化”的中心环节。可以说，数十年来中国人民为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做出了巨大牺牲和不懈努力。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拉大了，尤其在民用领域表现更为突出。如果不在改革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今后同样难以有效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们在第3章3.3.1中曾经指出，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和技术开发活动产生的背景不同，谋求的目标不同（前者是寻求知识，后者则是谋求物质利益），它们掌握在受过不同训练的人手中，而且长期由不同的社会群体发展。虽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然而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仍然存在。
这样，我国科学与技术发展所遇到的体制障碍也有所不同，我们分别从科学、技术创新和教育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有效体制的关键在于以优先权竞争为核心的学术规范和激励机制，这些规范和机制是由科学家的学术共同体建立和维护的。维持一个有效运转的知识共同体，对于降低全社会的创新成本和竞争性研究开发成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工业化先行国家越来越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库兹涅茨所说的“基于科学的技术”或创新经济学家所谓的“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基础上的关键因素之一。先行工业化国家18世纪以后科学的迅速推进表明，这一套制度对于渴求“科教兴国”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
为此，就必须消除在我国科研体制中的行政化、官本位、等级制等积习，弱化非学术因素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影响。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光召院士曾经尖锐地指出：“搞科研工作和做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一些有领导能力的科技人员可以去做官，但既然做官就不要搞科研，想搞科研就不要去做官。但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做官不为大家好好服务，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把好多科研经费留在自己所在的研究所里，往往使真正搞科研的人没有科研经费，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2]周光召院士对于我国科学研究机构存在的“官本位”问题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不过在我看来，与其把重点放在要求学术科研人员断绝追求官位的尘念上，不如下决心改变当下“华山一条路”的“官本位”体制，建立以严格的学术规范和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执行邓小平所说的“行行出状元”的政策。在同行专业人员评议的基础上，对专业人员的学术水平作出恰当的评价并给予与其学术贡献相称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