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汇率放开之后，原来给外国企业做简单的组装代工的企业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非常困难。为了克服困难，提高附加价值和赢利水平，宏碁要求自己的业务向前后两端延伸。台湾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在之后的几年里实现了转型：有的从OEM（代客加工）转成了ODE（代客设计），有的像宏碁一样转成了OBM（自主品牌）。即使那些继续做代工的企业，也都有自己的专利和专有技术。
以上这些，也正是我们广东许多做简单加工装配的企业现在应当努力去做的。
在进行产业提升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就是一定要尽力保护中小企业并帮助它们提高。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证明，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也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决不要因为它们的技术层次低或者规模小，就对它们歧视或者排斥。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由于工时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汇率提高、利率提高、银根收紧等因素的影响，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不管是从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是应付当前的困难看，我们都要特别注意保护中小企业，包括一些效率低、物质消耗大的企业，要多强调帮助它们提高，而不要轻言“淘汰”。如果它们在经济转型和当前宏观经济收紧的情况下大批地关闭，就会伤及经济的元气。我建议：一是财政上要有选择地适当减税；二是要启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帮助中小企业的办法，比如说小额贷款、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等等；还要利用各种各样的生产力中心、竞争力中心等机构，帮助中小企业在技术上提升，在治理污染上改进。此外，对于共用性技术，要借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做法，用社会资金来开发。
现在国家正在推进划分功能开发区的工作。划分功能区的着重点是做“减法”，即限制那些资源贫瘠、生态脆弱地区的开发强度，避免由于过度开发造成的不良后果。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不过除了做“减法”，我们还必须做“加法”，开发出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产业来。否则，国民经济总量上不去，后进地区也只好安于贫穷。现在世界上信息通讯产业正面临着重大的突破。这就是所谓“四代”或“超四代”的宽带移动通讯，电信、广电和互联网“三网融合”的“移动上网”。中国完全有条件去搭上这班车。第一，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中国有6亿多的移动用户，比一个大国的人口还多。第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电信产品制造基地。华为、中兴等电信设备供应商在世界上有相当的竞争力。第三，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人数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了。虽然整体素质上还赶不上先进国家，但是至少在数量上具有优势，而且中国人的勤奋和聪明是有名的。第四，近年来中国的研发投资增加得很快，最近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些条件，在重大技术项目的最高级竞争——制定技术标准的竞争里取得成功，就能够建立起若干立足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大产业，在每个销售额动辄上百亿美元的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其实我们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一些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其中有些技术还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但是很多这类技术发明没有商业化，或者虽然商业化了但企业老是做不大。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障碍。如果是在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些企业完全有可能成为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销售额的大企业。而建立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正是党政领导机关应负的责任。
三、顺利实现转型的前提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要实现转型，最根本的是要推进改革开放，要把我们的体制搞好。
（一）在中央号召下，广东省委开展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是非常有远见的
解放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永无休止的过程。但是我认为，当前我们之所以需要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体制目标有模糊的地方，它们已经愈来愈成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障碍。改革开放初期，对于要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整个社会濒临崩溃边缘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这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办法，只要能够有助于恢复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可以拿来应用。但是很快大家就认识到，零敲碎打的政策措施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系统要稳定运行，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必须是互相协调的。于是就有了许多关于改革的体制目标的讨论。当时各方面大体上提出了四个可选目标模式：（1）改良的计划经济模式，即斯大林逝世后的改革所形成的体制。20世纪70年代末期先从四川开始了类似于苏联1965年改革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接着就推广到全国。不过这一改革并不成功，后来它的影响就比较小了。（2）“东欧模式”，即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这种模式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力图在微观（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在80年代初写了不少文章介绍宣传这种模式。但是，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这个模式有根本性的缺陷，而且实际的改革在80年代中期普遍陷入困境。所以这种模式的影响力也逐渐消退。（3）“东亚模式”，即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二战后采取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4）“欧美模式”，又称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大体上说，党政干部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倾向于东亚模式。当时中国政府派了很多代表团到各国去考察，了解别国发展经济的做法。其中，日本政府如何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对一些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有很大的影响力。邓小平也经常谈到“四小龙”，其中他特别欣赏新加坡有高度权威的政府加市场经济的做法。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一般认为东亚模式是有缺陷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是欧洲和美国式的。欧洲和美国，当然各有区别，欧洲更加注重社会价值，美国更加强调个人自由，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提供规则、提供规则执行的监管，而对微观的经济活动并不参与。不过当时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因为虽然后者认为我们最终要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但是也承认，在市场还没有形成的改革初期，政府还是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的一些中央文件里体现的是一种混合模式：在理论表述上可能偏“欧美模式”一些，在政策上则偏“东亚模式”一些。
可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政府就需要逐步削弱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实现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东亚式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在早期阶段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变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而日本因为政府主导，促成了高投资和高出口拉动增长，这个定式很难改，最后酿成了1990年的资产市场崩盘。到现在18年了，景气还没有恢复。然而，转变的难点在于，它涉及各级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就会有很大的阻力。2004年以后经济发生过热，我们这里还出现了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本部门的行政干预权力的情况。虽然《行政许可法》规定了除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外，各个政府部门不能够自行设立行政许可，但是现在各种变相的行政许可变得越来越多。企业也要付出更多的“打点”。
于是，就像温家宝总理多次讲过的那样，现在政府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而我们有些官员却以为政府管得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优点。这种思想显然需要澄清。
第二，粗放增长模式仍然是一部分干部的思维定势，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就必须从这种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我在前面讲到过，粗放增长方式的根子，是西方国家在18~19世纪时期的早期增长模式。奇怪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斯大林在苏联的党内斗争中把这种模式定为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有的“理论家”还在坚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学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时教的往往也是这一套。加之在本世纪初各地大搞“政绩工程”的时候，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鼓吹大量投入资源发展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一时间粗放增长成了主流观念并成为转变增长方式的思想障碍。
第三，2004年以来反改革思潮所造成的思想混乱需要得到澄清。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人们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些观点在小平南巡讲话时受到严厉批评之后有所收敛。这两年，有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利用大众对社会中存在的腐败、贫富分化等现象的正当不满，把他们误导到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上去，使一些早已被批判否定了的思想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以此鼓吹为“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平反，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旧路线。
2006年“两会”期间，胡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的讨论时，作出了正面的回答，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十七大报告里还专门写了一段，论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应该说，大的方向方针已经讲得十分明白，问题是对他们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造成的思想混乱要作认真的清理。
由此可见，解除“左”的思想束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为了厘清思想，要形成一个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氛围，使理性的讨论得以进行。
（二）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切实推进改革
首先，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常常听到有人指责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GDP，妨碍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但是这种热衷是有多种体制上的原因的。为了增强各级干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就要通过改革来消除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经济改革需要完成的任务很多，包括：（1）实现产权制度，包括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2）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3）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也有待加强；（4）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的新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5）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的建设需要认真进行。所有这些都必须在近期有切实的推进。
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消除行政机关的微观干预。现在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在配置资源上的直接影响力太大。消除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但能够改善经济运行的效率，而且也能从源头上消除腐败，因为腐败最主要的根源就是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干预所造成的寻租可能。
说到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这里还有一个所谓“市场准入”的问题。首先要说明，“marketaccess”这个词的原意是“市场进入”或“市场进入权”，把它译为“市场准入”是不够确切的。市场进入权是每一个公民天生具有的权利。把它翻译成“市场准入”，就好像非得政府准你入你才能入。当然，为了社会的利益，有时候需要设立“行政许可”，即设立进入限制。因此，市场经济有一个“非禁即入”的原则，只要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市委朱小丹书记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调研报告里讲到，要坚持“非禁即准”的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
（三）要改善体制，实现转型，关键中的关键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效率的提升
首先要强调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必要性。所谓有限政府，就是从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领域中退出来。所谓有效，就是要廉洁、节约、低成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其中首要的责任是提供一个好的经营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条块分割，建立一体化的、平等竞争而没有壁垒的市场；要实现公正执法，给企业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经营环境；还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努力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1] 本文为本书作者2008年6月在中共广东省委中心组学习会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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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2003）： 《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章良猷（1985）： 《苏联六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争论》，《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5）》（下），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
张培刚（1949）： 《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
张维迎（2004）： 《大学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1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1~374页。
索引
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 35，41，43
阿甘别疆（Abel Aganbegian） 47，48
奥肯（Arthur M. Okun） 143
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ti） 13
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 87，100
鲍莫尔病（ Baumol’s cost disease 或Baumol’s disease） 87，88
比较优势 119，127，155，157，160，183，184，241
波特（Michael E. Porter） 19-20
布哈林派 25，26
布朗（Lester Brown） 139
蔡昉 31，116，125，178
产业集群（clusters） 141，180，181，246，260
产业结构扭曲 116，119，133，143
产业空洞化（industrial hollow-out） 87，90
常态模型（normal pattern） 117，119
陈志武 134，135，202，203，206，258
城市化 143，190，210，249
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221，222
创新驱动阶段 19，20
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222
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 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