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建立与改革问题的提出
从1956年中共八大决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算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放在全球范围内观察，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推进改革的努力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同一时期，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或多或少地用引进市场力量的办法进行改革，以便克服苏联式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或称“命令经济”[1]体制）效率低下的缺点。
既然改革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是世界性的现象，人们就免不了要问：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都把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准经济模式？而当这种体制建立起来后，它们为什么又先后提出了要对这种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本章将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1.1 社会主义者的经济体制构想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起点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社会理想在经济制度上的体现。不过，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限于历史条件，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此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在大量吸收借鉴以前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才提出了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
1.1.1 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社会
“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是19世纪20年代后才开始流行于英法两国的[2]，但在16世纪初西欧封建庄园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制度曙光初露时，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主张就已经由一些先行者提出来了。这种社会主张反映了在资本主义新社会诞生阵痛中挣扎的劳苦大众对转型时期种种社会不公正的抗议和对一种更美好的社会的向往。
资本主义的诞生，打破了持续千余年的西欧封建庄园制，建立了以雇佣劳动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制度。正是借助于这种新的社会制度，西欧社会在此后几百年中实现了飞跃发展和进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像用魔法一样唤醒了沉睡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力，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
然而，新社会诞生的阵痛却使广大底层民众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在庄园制母腹中创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首要行动，是瓦解以大地产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把农奴从他们所依附的领主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劳动力市场。以英国为例，从15世纪末开始，英国的毛纺织业快速兴起，羊毛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在牟利冲动驱使下，贵族和教会住持大量圈占公共牧场，雇工放养羊群。成千上万名农民由此获得了人身自由，却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沦为一无所有的游民无产者。他们流入城市，寻找栖身之地和生活出路。而统治者则采取包括鞭打、割耳、绞刑在内的种种严刑酷法来惩治无业游民。即使有幸在手工作坊和工场找到工作，其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也是极其恶劣悲惨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思想界的先驱人物起来抨击当时普遍的社会不公，提出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设想。1516年，身为英国贵族高官的托马斯·莫尔（Saint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写了一本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的书，借书中航海家之口抨击为富不仁者的疯狂掠夺，呼吁消灭“一方面贫困不堪，另一方面却奢侈无度”的丑恶社会现象，描述了一个名为“乌托邦”（Utopia）的美好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切财产共有，全体公民都可以享有平等富足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思潮的第一声号角。
在莫尔之后，还有许多位思想家以类似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4]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社会理想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他们根据这种理想构思的社会经济体制通常具有两项共同特征：
第一，实行财富的社会共同占有。按照莫尔的说法，“使社会获得幸福的唯一康庄大道就在于大家的经济平等，而在我看来，凡有财物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地方就不可能。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借一定的口实和法律的名义，尽其可能把财物掠为己有，那么全国财富就只归少数人占有，而给其余大众所残留的只有困苦和贫乏了。”[5]
第二，否定货币和市场在新社会中的存在。本来，从财富的共同占有出发，就可以合逻辑地推导出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结论。可是，早期社会主义者常常以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方式来表达对金钱和市场制度的否定态度。其原因可能是在新旧社会方生未死的过渡过程中一，小批掌握权力的豪门寡头利用当时封建秩序已经瓦解、基本的市场秩序还有待建立的机会，巧取豪夺，使自己成为巨富一，这使部分下层群众误以为在瓦解封建庄园制度中起了革命性作用的市场是自己苦难的根源，形成了对市场制度畏惧和敌视的心理。例如，在莫尔的《乌托邦》中，黄金就只能用来制造便器和刑具，以示对货币的憎恶。这种感情倾向成为后世社会主义者从莫尔等思想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项重要思想遗产。[6]
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先后在英、法等国取得政权，并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但他们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承诺，对广大平民和无产者来说依然是镜花水月。而争取使所有人在一切生活领域中权利平等、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的理想，在渴求改变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的劳动者中却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于是，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发展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三大批判的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和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就是这种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和莫尔等16~17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没能脱离小生产的窠臼，仍然以家长制的、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作为理想社会构想的基本参照物。这就使他们的理论带有浓厚的道德批判和理想主义色彩，因而他们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专栏 1.1 莫尔的《乌托邦》和欧文的“平行四边形”
莫尔在《乌托邦》一书的第二部分，以他和一位虚构人物对话的方式，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在名为乌托邦的海岛上，有54座城市均匀地分布于广阔的乡村之间。每座城市分成四个相同的区，居住6 000户居民，每户居民的人口都在10~16人之间。城市所有的适龄人口都要劳动，每天工作6小时。产品集中到位于各区中心的市场，由各户户主任取所需。居民们按每30户一厅的规模集中用餐，最美味的食品由老年人首先食用，然后大家再平均分配。在乡村，每户不少于40人，外加2名农奴。每家农户都自给自足，没有的物品则可以到城市领取。每个城市家庭每年要派出20人到乡村从事农业劳动，而乡村每年也让20人返回城市。乌托邦因为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所以能够生产出用之不竭的产品。城市之间可以互通有无，但是同样不需要用货币来交换。他们把大量的剩余产品运到国外，换回自己缺少的产品。乌托邦的所有财产都不属于任何个人。但乌托邦人也有阶级之分。除了选举官员管理公共事务，还要选出500名学者，不必参加劳动。官员和学者还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顾。乌托邦还有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阶级，他们由罪犯和自愿前来的外国人构成，从事屠宰等下等职业。
莫尔这个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且无匮乏之虞的乌托邦，成为后人据以演绎出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蓝本之一。
300年之后的 1820 年，一位英国工厂主——欧文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提出了基于联合劳动、共负支出、财产共有和权利平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设想。欧文不但向郡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还在自己拥有的新拉纳克毛纺厂中开始了改善劳动者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试验。这种试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欧文的志向更为远大，他要以社区公社为起点改造整个社会。1825年，欧文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购置土地，设计和建造房舍，开始了建设“新和谐”社区的社会实验。
在被称为“欧文的平行四边形”（Owen's parallelograms）的社区设计中，每个村庄的居民人数被限制在500~2000人之间。种植面积在600~1800英亩之间。村庄中心是个大平行四边形的建筑，它的四边划分为若干区域，有的是成年人的寝室和起居室、入学儿童的公共宿舍，有的是存放产品的仓库、客舍和医疗所等，还设有教堂、学校、厨房和公共食堂等公共设施。所有的人都在公共食堂就餐。公社按需生产，根据物资和每个人的劳动贡献向他们发放“劳动券”，用于公社内部的交换；公社之间则可以用剩余产品互相进行交换。人们身着统一的服装，接受统一的教育，可以自由调换职业，随意领取消费品。
这个试验只持续了两年就失败了。一贫如洗的欧文于1829年回到英国以后，继续进行平等劳动交换市场等社会主义的试验，但都以失败告终。
根据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卡尔·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和玛格丽特·柯尔《欧文传》编写。
1.1.2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大工厂”模式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早期社会主义创立者具有相同的价值追求。但是，他们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或沉溺于对传说中的理想国的向往之中，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出发去探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这样，他们从新近产生的机器大工业中找到了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社会理想的物质技术基础。他们认为，经过他们的批判性努力，社会主义由一种空想变成了经过严密科学论证的学说，并将自己的社会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取代资本主义，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即社会化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冲突。恩格斯这样论证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从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它表示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7]
这就是说，在产业革命后的经济发展中，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生产由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产品变成了社会产品。这种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生产无限增长倾向和最终消费不足的矛盾、企业内部的计划性和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周期出现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等等。恩格斯说，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所要求的社会对生产的统一管理，只有在社会公众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总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要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8]
他们认为，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或者说产权的社会化，并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一种在资本积累时自发发生的“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是“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9]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形成的垄断越来越成为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时，“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0]
完成了社会对极少数垄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剥夺，整个社会就成为一座建立在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大工厂。[11]在这种“社会大工厂”式的经济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市场关系都将消亡。
这个硕大无比的“社会大工厂”是怎样组织起来并进行管理的呢？马克思说，它“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个全社会规模的鲁滨逊，组成这个联合体的全体社会成员“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13]
经过20世纪将近100年的试验，我们再回过头来，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断呢？
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发展情况看，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对19世纪资本主义“强盗贵族”（robber baron）种种非正义行为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种种矛盾鞭辟入里的批判性分析，至今仍闪烁着先知的光芒。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将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的预言并没有应验，20世纪陆续建立起来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在落后国家中产生的。这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具体分析是以他所处时代经济增长方式作为背景的。这种以投资作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方式，必然造成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物质资本）比重的上升和“可变资本”（劳动者收入）份额的降低，并由此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的周期性发生，及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劳动者的贫困化。实际上，在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后，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14]在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增长模式中，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因而马克思所提出的“两大经济规律”，即“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和“相对过剩人口（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并没有成为现实。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将通过“大资本剥夺小资本”而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大工厂”的论断也大体如此。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显然把生产社会化和企业大型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前者指的是随着分工的深化，生产之间彼此依赖和相互联系加强，后者指的是通过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张。高度分工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既可以通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即企业大型化实现，也可以通过相对较小的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换来实现。在18~19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把规模经济提到首位，所以直到20世纪初期，工业企业的大型化和进行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还被看作工业发展的主导趋势。但随后的技术革命，如电的应用，已经改变了这种趋势的技术基础。特别是20世纪中期服务业的发展和20世纪下半期高技术（Hi-tech）产业的勃兴，使小企业在某些行业中凸显了自己的优势。[15]企业大型化并没有成为生产社会化的唯一趋势。[16]
其次，他们没有预见到，西方国家政府会采取反垄断措施和社会改进政策。在马克思去世7年后的18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谢尔曼法》（Sherman Act），1914 年又制定了《克莱顿法》（Clayton Act），认定垄断为非法行为，首开西方国家反垄断立法的先河。二战结束以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反垄断立法和执法，使垄断遭到法律的禁止。因此，即使在经济上存在资本集中和企业大型化的趋势，整个社会也难以变成几个乃至一个垄断性的“大工厂”。在民主和法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应社会需求，零敲碎打地推行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改革，社会大众的权利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普遍改善。
最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因而可以不需要国家强制，而由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来管理。这种状况如果能够实现，自然是十分理想的。人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有关设想中感受到他对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关注。然而，这种人与人之间、个别人和全体人之间不存在利益矛盾乃至冲突的情况，只有在经济资源不存在稀缺性，或者财富能够无限“涌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而现实世界中显然并不存在这样的前提。
1.1.3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福利国家”模式
1883年，马克思去世。1884年，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恩格斯等人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二国际”）。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重提恩格斯在世时已经提到过的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思想[17]，提出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由此形成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或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18]按照伯恩斯坦所称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模式，而只是一种社会进程”的观念，他们把社会主义看作社会改良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按照人的自由发展、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的原则改进社会。[19]
20世纪上半期，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成功赢得大选并成为执政党，得以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施行其社会政策。在开始时，这些执政的社会党往往认为实行国有化有利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但是随后的实践使他们相信，国有化和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既损害经济效率，又妨碍自由和公正，因此，这些政党先后放弃了国有化的目标，转而主要采取税收、社会福利等政策措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诉求。[20]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坚持暴力革命的主张。1905年，坚持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分离出来，并在1912年建立独立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有四个标志：（1）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2）剥夺私有财产并代之以国有制；（3）实行计划经济；（4）采取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
我们将在下一节对列宁和他的后继者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作更详细的讨论。
1.2 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斯大林体制长期被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准模式。例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就通过“一边倒”地向苏联学习，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这种体制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之前，需要先了解斯大林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它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1.2.1 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模式
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的社会主义模式既源于马克思的理论，又有自己的特点。它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引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强制力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一变化使苏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避免了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和“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所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同时也由于这一模式中隐含的东方式“国家主义”而偏离了西欧的社会主义传统。
列宁在他写于十月革命前夕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把社会主义经济比拟为一家“国家辛迪加”（the state syndicate)，即一家由政府垄断经营的大公司。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21]
国家的引入，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的学说发生了变形。在列宁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迷信”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因此主张要创造条件使得“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22]恩格斯说，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23]而列宁和他的后继者把国家的作用提升到极高的地位，把国家所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基础，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全然不同的。
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后，小农经济仍然在俄国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对于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能否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问题，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内部有着很不相同的意见。列宁本人也多少有些举棋不定。他在1918年5月所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24]一文中，提出了经过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历史阶段逐渐向以国有制为基础的“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考虑。
可是，外国干涉和1918~1920年国内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实行全面国有化和转入命令经济的决定。对经济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和全面的配给制度本来是一种任何战时紧急状态下的必要举措，但这种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却被1919年的俄共（布）八大作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写入了俄共党纲。当时俄共（布）的两位最著名的理论家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 1888~1938）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vgennii Preobrazhenskii, 1886~1937）为阐释俄共（布）八大党纲所写的宣传小册子《共产主义ABC》[25]，就是以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作为原型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这样，苏维埃政府就以“战时共产主义”的形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
专栏 1.2 “战时共产主义”：苏联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1919年3月，俄共（布）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夺取政权以后的第一个新党纲。新党纲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设计了第一个实践性的原则框架。党纲通过以后，由俄共的重要理论家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共产主义ABC》、《过渡时期经济学》[26]等书中对它作了权威的解释。
他们认为，资本积聚和集中倾向的“数学界限”是使整个国民经济转变成一个“绝对统一的联合托拉斯”，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首先就要剥夺大资本，实现这个托拉斯的国有化。然后，要根据一个总的国家计划把所有的经济活动统一起来，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下属各级工业局层层管理。同时消灭商品市场，使货币变为计算单位，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有组织的生产。
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要使小农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大经济”，在发达地区，具体的办法是兴办国营农场；在落后的农村，则要把众多的“小经济”联合起来，组织成为公社和劳动组合。公社不仅是农民在劳动方面的联合组织，也是他们在分配和生活方面的联合组织。在产品分配方面，苏维埃政府还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分配机构，对粮食、住宅等重要的消费资料进行统一分配。
银行也要实现国有化，它是生产的统计机构和财政分配机构，它的所有业务都要由国家垄断。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银行，把它变成社会的总会计处。同样，货币也要逐步退出流通。首先在国有化企业内部的产品交换领域内取消货币，然后在国家同国家工作者之间的结算领域内取消，下一步在国家和小生产者之间以商品交换取代货币，最后是使小经济和货币一起消失。
根据萨穆利（Laszlo Szamuely, 1974）：《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资料编写。
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严格的军事纪律和配给制度，这固然帮助布尔什维克党保住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内战结束后，农民群众尤其感到不堪忍受，不满情绪日益加剧。列宁开始认识到，“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做法是行不通的[27]，需要重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途径。于是，苏维埃政府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它的主要内容是恢复“商品交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商业”，并在一切工商企业中实行“商业化原则”和“商业核算”。通过“新经济政策”，在国家政权掌握“经济命脉”[28]的条件下，苏维埃政府恢复了市场制度。[29]
1.2.2 斯大林体制
在“新经济政策”下，经过4年的努力，苏联的工农业生产在1924年大体上得到恢复。同年，列宁去世。这时，在俄共（布）领导层中就新经济政策的存废问题开始了一场新的论战。
论战的导火线，是苏联工业化的方法和速度问题，但它的实质却在于苏联应当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还是应当建立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争论中，俄共（布）领导层分成三个政治派别，他们分别是以托洛茨基（Lev Davidovich Trotski, 1879~1940）为首的“左派”、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和以斯大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为首的“中派”。
从理论方法上讲，这次论战被称为“发生学”（embryology)与“目的论”（teleology)之间的论战。持“发生学”观点的布哈林在论战中遵循的逻辑，是从现实的经济情况出发来规划工业化的进程，主张工农业的平衡发展。他说：“农民的实际需求越大，我们的工业就会发展得越快。随着农民经济积累速度的加快，我们工业的积累速度也会更快。”为了与农民结成联盟，就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和保留市场制度。持“目的论”观点的“左派”和“中派”，则主张按照高速实现工业化目标的要求来制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计划。正如当时争论的参与者之一、“目的论”者费尔德曼（Grigory Alexandrovich Feldman, 1884~1958）所说：“无产阶级成了生产的主体，可以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任意分配自己的力量。”[30]这样，就能够通过提高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比重，以极高的速度实现工业化。
在党内斗争中先后击败了“左派”和“右派”的斯大林随后采取了较之托洛茨基“左派”更为激进的方针，批判和清洗“迷信市场自发力量”的布哈林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否定了新经济政策。在“反右”的基础上，斯大林在1929年掀起了强制集体化运动，建立起集中计划经济制度，并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推行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虽然斯大林没有提出系统的经济理论观点，但是他充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行政强制力量，使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由一种理论模式变成现实。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计划经济”的公式统治了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在他亲自指导下，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国家所有制和由国家机关组织实施的计划经济列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其中，国家所有制更被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虽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带有强烈的“国家迷信”的色彩，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被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有些研究苏联问题的“苏联学”专家往往把苏联依靠国家力量进行强制集体化和建立高度集权的行政社会主义归因于斯大林粗暴的性格特征。这种分析似乎把问题简单化了。充分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来推行国家的发展计划，实现国家目标，是俄罗斯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以来一直的传统。在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点上，斯大林所建立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模式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在经济基础还很薄弱的条件下实行超高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无法通过市场用轻工业品去交换农民的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以快速形成大量积累，于是只能使用强制的方法征集农产品和从农民那里取得“贡款”。[31]
斯大林对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有所发展。这就是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执行遇到麻烦的情况下，把某种市场因素（“价值规律的辅助作用”）以“经济核算制”的形式引入“国家辛迪加”模式。[32]二战后，他又进一步承认，由于两种公有制形式长期并存，“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是必要的东西”。[33]不过，所有这些都只是局部的修补，而不涉及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
专栏 1.3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与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正统诠释，都源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5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出版的教科书，用自己特有的逻辑和语汇，建立起号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长期被看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准理论。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套以两种形式的——国家的（全民的）和集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其中，“国家所有制是高级的最发达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它体现着“最成熟、最彻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前景，是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国有制）过渡。国家（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计划领导，被看作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仅限于个人消费品。劳动力不是商品，因此，工资不是劳动力的价格。社会主义的货币是国民经济计划、计算和监督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工具。在商品流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和合作社形式的市场，其价格是由计划规定的。
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54）：《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编写。
20世纪30年代以后，斯大林的经济模式不但在苏联被奉为圭臬，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
1.3 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是随着计划经济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经济科学本身的发展而逐渐深化的。
1.3.1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体制可行性的论证
最先对集中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作出经济学论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是某些 20 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家（neoclassicaleconomists）。
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在《社会主义制度》（1902~1903）和《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中首次提出，由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来制定和实施经过科学计算的计划，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接着，帕累托的追随者巴罗尼（Enrico Barone, 1859~1924）在他的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1908）中对帕累托的思想作了详细的论证。[34]
帕累托和巴罗尼在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充分、不存在交易成本、因而制度安排与效率高低无关的假设前提下证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市场制度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求解一组经济均衡方程，以求得各种稀缺资源的相对价格，只不过求解的方法不同。[35]这一组方程式可以通过千百次的市场交易求解，也可以通过“生产部”即中央计划机关的直接计算求解。只要这个“生产部”能够求解这一联立方程组，据此确定各种稀缺资源的价格，并使各个生产单位按照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进行交换和安排生产，经济计划就可以达到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同样效率。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具有可行性。
帕累托和巴罗尼的这些思想，对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论战”中形成“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
1.3.2 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社会主义论战
这次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的论战是由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1899~1992）挑起的。他们认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价格和竞争机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存在市场机制，因此无法确立合理的价格和激励机制。
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很快就站出来应战。其中，泰勒（Fred M. Taylor, 1855~1932）、勒纳（Abba P. Lerner, 1903~1982）和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 1904~1965）等提出的通过计划机关模拟市场的“竞争解决法”，在社会主义同情者中具有最重要的影响。
兰格是一位出生在波兰的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论战发生时，他已在美国完成学业，并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他在1936年和1937年分两次发表了著名论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这篇论文中，兰格在帕累托和巴罗尼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还不具备快速求解资源配置方程组的技术手段的情况下，可以由计划机关用与竞争性市场机制相同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按照供求情况来调整价格。[36]兰格的“竞争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分为三个决策层次：最高层次是中央计划委员会，其职能有二：一是制定生产资料价格，二是分配由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源生产的社会所得（租金和利润）。中间层次是产业管理部门，其职能是决定各生产部门的发展。最低层次是国有企业和居民家庭，企业根据价格信号，按照两条原则进行生产：一是产出要达到使该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二是在这一产出水平上使生产成本达到最低。家庭则可以自由地决定提供多少工作量，并分配个人收入。兰格模式实质上是由中央计划机关来模拟市场：它根据供求情况调整价格；企业则根据价格信号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
这种在国有制基础上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定价和国有企业之间某种程度的竞争，以此来改善经济运行效率的设想后来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在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针对社会主义同情者的观点，哈耶克在20世纪30~4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著，详尽地论证了兰格模式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篇论文，即《社会主义的计算（一）：问题的性质与历史》（1935）、《社会主义的计算（二）：辩论的状况》（1935）和《社会主义的计算（三）：作为一种“解决方法”的竞争》（1940）。[37]他在这些文章中指出，由于中央计划权威的信息不完全和知识不完备，以及消费者选择的不确定性，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机关不可能合理地计算价值和价格，因而也就不可能合理地配置资源。而且，在中央计划权威控制之下的模拟竞争，也不可能代替真实的竞争，取得与竞争性市场相同的绩效。
在论战中，哈耶克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充分理解，而兰格等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观点则明显地以当时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依据。此时，由于西方经济正深陷于自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大危机中，而苏联经济的阴暗面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这样，争论似乎没有分出什么胜负。这场论战虽然对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争论双方所提出的论点和论据，此后一直在理论讨论和改革实践中回响。
二战结束后，兰格回到了波兰并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以兰格为首的波兰经济学派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东欧改革中具有广泛的影响。1989年后，在总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时，人们普遍认识到，集中计划经济缺乏效率，是由其制度决定的，而不是靠市场社会主义的技术改进所能解决的。[38]
1.3.3 20世纪后期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有了新的突破，对计划经济制度也作出了更加透彻的分析。
正如1993年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他的《经济学》第1版《序言》中所说，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十分完善的境地。从那时起，经济学家在几个方向上超越了那一模式。在此之前，人们对于动机的重要性和由有限信息引起的问题固然作出了表面的考察，但是仅仅在过去20年间，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才真正取得了进展，而且立即得到了应用。[39]
当人们放宽了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完全的假定，再来对计划经济制度进行考察，对它的弊病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单一的大工厂，由中央计划机关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的要点是：用一套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资源。主观编制的计划能否反映客观实际，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以及能否严格准确地执行，决定了这一配置方式的成败。因此，计划经济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单一利益主体假定）。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集中计划制度就会由于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过高而难以有效率地运转。问题在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因此，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