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西方哲学大师超时空对谈（全5册）
丛书：咖啡与茶超时空系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册数：5
套装包括：《超时空走访：管子与亚当·斯密》《幻境论道：老子与亚里士多德》《超时空对话：孔子与苏格拉底》《超时空探访：庄子与叔本华》《超时空约谈：孙子与克劳塞维茨》。
总目录
超时空走访：管子与亚当·斯密
幻境论道：老子与亚里士多德
超时空对话：孔子与苏格拉底
超时空探访：庄子与叔本华
超时空约谈：孙子与克劳塞维茨
超时空走访
管子与亚当·斯密
苑天舒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值得一走的时空之旅
咖啡，陪伴着多少西方大师畅想著书；清茶，陪伴着多少中国大师冥思立说。一东一西相距万里，前前后后时隔数千年，大师们彼此未曾谋面，但当他们跨越时空来到一起，绝妙的精神裂变瞬间爆发！那些莫名的意识巧合、揪心的情感抒发、睿智的观念冲撞、销魂的词藻往来……将沉眠于固态的心灵彻底融化！智慧荡漾于星际之间，情感振颤于地轴两端。来吧，放下尘世的万般纠结，去走一趟大师级的时空跨越之旅……
——底谓
目录
值得一走的时空之旅
序说
史上首位“总理”和“现代经济学之父”
看不见的手
道法自然和利出一孔
治国之道，富民为先
德与利，战争与财富
经济人，道德人，天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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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说
超时空访客 但观今日世界，各国于文化、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皆遇前所未有之挑战。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大舞台上展现出令人眼花潦乱的变局。今天的世界怎么了？
对财富的追求是所有劳动者的愿望。然而，经济繁荣之下为何却是利润与贫穷一起增长？
当一个人全身心地工作却不能分享到他自己的劳动成果时，这公平吗？难道他们只要吃得饱、穿得暖、有地方住就行了吗？
那些高度垄断的行业在贫困、环保、和平等当今世界问题上的作用是什么？能够促进经济繁荣吗？
万事万物皆有度，物极必反，不能承受的“资本之重”出现了吗？资本高度堆积的地方会以何种方式“坍塌”？
史上首位“总理”和“现代经济学之父”
解决今天问题的答案是什么？2700年前的管子说过：“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今天遇到疑难问题时，我们可以去向古人的智慧请教答案；对未来迷惑时，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以往走过的路。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穿越时空隧道，拜访2700年前的中国管子和200多年前的英国人亚当·斯密，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世移事迁，古今中外差异也很大，但是“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总可以从古来的大师们的智慧中得到教诲。自古以来可以称得上大师的应该是：既能以他的深邃的思想引导人，又能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人，他们是真、善、美的化身。”（汤一介《未名讲坛序》）
管子名管仲（公元前735年—前645年），字夷吾，是春秋早期的齐国宰相。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宰相，也就意味着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总理”，中国历史上宰相制度是从管仲时代开始的（参阅左言东《中国政治制度史》）。他在位四十年，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管子既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者。管子的“市场自由调节”和“政府积极参与”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他“以人为本”、“以法治国”、“四民分业”、“相地衰征”、“利出一孔”、“调通民利”、“托业于民”的经国济世之法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宝贵财富。管子可谓先秦诸子的老师，以至于把“仁”作为做人最高追求的孔子都连声称赞管子“如其仁！如其仁！”没有管子，中华文明可能在那个时代就被灭绝了，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见《论语·宪问篇》）
梁启超评价管子说：“一国之伟人，间世不一见也。苟有一二，则足以光其国之史乘，永其国民之讴思。……若古代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荆公，吾盖遍征西史，欲求其匹俦而不可得。”“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梁启超《管子传》）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1790年），英国人，他有两部伟大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其《国富论》被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同时，也使经济学从此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亚当·斯密也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在他的伦理学里，人是具有利他性的“道德人”；而在他的经济学里，人又是具有利己性的“经济人”。他认为人因自利追求财富并非是不道德的，还可以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于不经意中实现社会利益；他是西方世界发现“看不见的手”的第一人。他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并认为这是最有效的实现财富和分配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制度。自由资本主义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下被发展起来，因而自由资本主义被称为是亚当·斯密的化身。
马克思评价亚当·斯密说：“在亚当·斯密手中，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某种完整的地步，它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完备的轮廓。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剩余价值学说史》）
看不见的手
我现在就要穿越时空隧道，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去向这两位先贤巨匠请教。我先到亚当·斯密先生那里，然后再和亚当·斯密先生一起去找管子。
（超时空访客穿越时空隧道，来到1776年夏天的英国柯卡尔迪拜访亚当·斯密）
——英国 柯卡尔迪
超时空访客
尊敬的斯密先生，您好！我是从2015年穿越时空隧道来拜访您的，您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可能这一点您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吧。我首先向您祝贺，因为您的伟大著作《国富论》在不久前，也就是1776年3月9日刚刚出版。
亚当·斯密
MY GOD！你说你是200多年以后的人？你从2015年来？这怎么可能？
超时空访客
没错，2015年，是您的《国富论》遍布全世界的年代。
亚当·斯密
你可真了不起，竟穿越时空来到我这里。你刚才说，我的《国富论》遍布世界？这同样也是个令人愉快的消息。
超时空访客
现在，您的《国富论》也出版了，您最近在忙什么呢？
亚当·斯密
我前面三年一直都在伦敦，书出版之后我才回到柯卡尔迪，这是我的出生地。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就待在家里陪我的母亲。我希望能去爱丁堡看望我的老朋友大卫·休谟先生，他的身体近来不大妙。我很高兴从你这里听到在未来有很多人喜欢《国富论》，嘿嘿，你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也有人几乎是在猛烈地攻击我呢，说《国富论》是我对一个苏格兰年轻诗人的报复，因为据说那个年轻人就东印度公司的问题对我提出过挑战，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过去的九年里我几乎都在埋头写我的《国富论》。他们不了解《国富论》在讲什么。
超时空访客
我知道您20多年前在格拉斯哥大学做教授，而您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与您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有关。您在写《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章中好像对《国富论》是有描绘的。
亚当·斯密
那不是描绘，是一个承诺。我在《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我打算在另一本书里论述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则，论述这种原则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社会时期所经历的种种变化。我将不仅从正义的角度，而且还将从公共政策、国民收入和军备以及其他法律目标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现在我已经在这本《国富论》中部分地履行了我自己的诺言，至少履行了论述国民收入和军备的诺言。请问，那些在你们的时代里读《国富论》的人们是不是也会读《道德情操论》？
超时空访客
您的《道德情操论》在我们的时代也很著名，不过似乎读过《道德情操论》的人比读过《国富论》的人要少很多。
亚当·斯密
这是个坏消息。这样人们会产生很多误解，认为我仅仅在主张“利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我在《道德情操论》里主张“利他”。你刚才也说过这两本书与我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有很大关系。我是根据这门课程中的“伦理学”部分先写了《道德情操论》，从1759年到前年已经出了第四版，其中1761年的第二版我做了很多修改，主要是回应哲学同好们的意见。而我认为人们应该先看《道德情操论》，然后再看《国富论》。事实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读《国富论》的人几乎都是先看过《道德情操论》的。
超时空访客
可是200多年后，人们都涌向《国富论》，而读《道德情操论》的人就少得可怜了，坦率地说，在拥向《国富论》的人群中，很多人甚至连《国富论》都还没有来得及读一遍就变成了“鼓吹者”。不管人们对《国富论》的解读正确与否，但正是这些从《国富论》里所得到的“准确的”和“不准确的”理解，着实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由市场经济成为全世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自由资本主义在这种价值观底下建立起来了，经济迅速发展，财富迅速增加，资本如同热浪一样在大地上滚动，人们疯狂地追逐着财富。可是当产品过剩时经济危机就会爆发，马克思说这是“产品相对过剩”；资本过剩时金融危机就会爆发，然而这种资本过剩其实是金融杠杆下的金融泡沫。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问：是我们对斯密先生在《国富论》里的本意理解错了，还是《国富论》本身就有不正确的观点？因为这是我所在的时代出现了很多问题的一个原因。我这次来拜访您就是希望您能够像1761年在《道德情操论》第二版那样，向读者澄清《国富论》里的问题。
超时空访客
读过。教授，我可是超时空访客。
亚当·斯密
你读过《国富论》吗？你知道我在书里想要说什么吗？
超时空访客
您刚才说您是要从公共政策、国民收入等方面讲一个与法律和政治有关的原则。后世人们都说您在讲自由市场经济、自由资本主义，但是我认为您在讲一个富国富民之道，而且这个富国富民之道应该符合天经地义，与人类社会的道德正义一致。不是吗？
亚当·斯密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的确在思考如何做才是富国富民的正确方法。
超时空访客
您说您思考的是“富国富民的正确方法”，这正是我打算给您引荐一位中国伟大先贤的原因之一。这位伟大先贤生活在您之前大约2400年的中国，他的名字叫管仲，是当时齐国的宰相。齐国是那时的一个诸侯国。后人尊敬地称管仲为“管子”。如果说管子是中国先秦诸子的老师几乎都不为过，管子之前无诸子，诸子都在管子后。
亚当·斯密
你是说带我去中国？
超时空访客
是的。2400年前的中国！虽然您与管子处在截然不同的时空里，但是你们的思想有很多“契合点”，我认为你们的对话对于澄清《国富论》的概念，完善《国富论》的理论，回答我所在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大有益处的。您有没有兴趣跟我去见一见管子？
亚当·斯密
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就像你来到我这里一样不可思议。其实我的《国富论》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这话怎么讲呢？
亚当·斯密
超时空访客，我请你去喝一点什么吧，我们坐下来慢慢地聊。
——客厅，斯密端来两杯红茶，把一杯放在超时空访客面前。
亚当·斯密
这茶叶还是从中国运来的，你尝尝和在中国喝的茶有什么不同。你知道《国富论》这本书来源于我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道德哲学课程的讲义。那是1752年，我记得很清楚是那一年的4月29日，我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我讲课的报酬里，基数部分来自学校，而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听课学生所交的听课费。这是对大学教授付酬的最好方法，因为讲课人的收入可以和工作热情、工作成效挂钩。你看，这本身就是一个道德人与经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我知道英国大学教授的讲课费是这样计算的，这里我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布鲁厄姆勋爵（英国律师，辉格党政治家和改革家，大法官兼上院议长）在爱丁堡大学听化学课的时候，他向布莱克（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交听课费。这位最早使用天平研究化学的伟大化学家竟然用桌上的天平仔细称钱币的重量，一边称一边解释：“对于新来的学生，我都要称他们交的钱币，因为拿份量不足的钱币来交听讲费的学生很多。要是不这样对付他们，他们每年会骗走我很多钱。”
亚当·斯密
我想，布莱克花钱的时候，他也是一枚一枚花的吧？没有人会用天平来数钱币的个数吧。
超时空访客
呵呵。斯密先生，您在格拉斯哥大学授课的时候该不会和中国有关系吧？
亚当·斯密
这个时候还没有。我把道德哲学课分成四个部分：自然神学、伦理学、道德学（法学）、行政学。我的无穷乐趣就是讲课，学生们的无穷乐趣就是听我的讲课。1759年，我根据伦理学部分的授课讲义而写成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了，引起了年轻政治家查尔斯·汤申德的注意，他阅读完《道德情操论》之后，决心聘请我做巴克勒公爵去海外旅行时的家庭教师。这样我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的职位，在1764年2月和我的新学生巴克勒公爵前往法国，我们先到巴黎待十天，然后去图卢兹。在图卢兹为了消磨时光，我开始写《国富论》。我们计划在欧洲旅行两年半，而这期间，我们绝大部分的旅行都是在法国。在巴黎我成了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沙龙的常客。在那里我与杜尔哥进行愉快交谈，也出席在魁奈博士那里的新经济学派的一些集会。
超时空访客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鼻祖啊！他们重视农业和自然秩序。魁奈的《经济表》被推崇为人类在继文字和货币之后的第三大发明，而且后来的马克思也给予《经济表》高度评价。杜尔哥也是重农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亚当·斯密
你说得不错。杜尔哥是一位在一切方面都可以与伟大的英国思想家休谟先生相比拟的法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是重农学派的重要人物。你知道我的《国富论》也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伟大的杜尔哥先生在我的书出版前十年，也就是1763年开始写作，到1766年出版，他完成了他的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而我也正是那段时间在法国开始写《国富论》。我与杜尔哥先生在巴黎的友好交往对我的《国富论》帮助很大。
超时空访客
呵呵，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杜邦·德·内穆尔，他是魁奈的弟子，还说您著作中正确的东西都是从杜尔哥那里剽窃的呢。他说凡是没有从杜尔哥那里剽窃的部分，全都是错误的。
亚当·斯密
他在开玩笑！后来内穆尔收回了这种荒诞无稽的说法，他承认是他自己在还不能阅读英文书籍的情况下才这样说的。
超时空访客
不管怎么说，他到底也是大宗师魁奈的弟子啊。
亚当·斯密
那倒是。坦率地说，由于杜尔哥的特殊照顾，我得到了《关于课税的备忘录》，这是在法国宫廷的指令下编纂，专门提供给为改革法国财政而成立的委员会使用的一本重要的书。这可是无价之宝！对我写《国富论》的帮助非常大。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您还没有说《国富论》和中国的关系呢。
亚当·斯密
请不要着急。魁奈这位大宗师，他十分尊崇中国的孔子。我记得你和我说过管子是中国先秦诸子的老师，管子也是孔子的老师吗？
超时空访客
是的。在后来的2000多年里，孔子是中国的圣人，但是在孔子的年代，孔子可不是圣人，他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很囧啊，以至于孔子自己都把自己比成“丧家犬”了。但是在孔子的心目中，管子可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圣人。后人说孔子的思想是“仁学”，因为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是做人的最高理想。很少有人在孔子那里能够达到“仁”，但是孔子称赞管子是“如其仁！如其仁！”再也没有谁得到过孔子给予的两个“仁”的评价了，“仁”就是“圣”呀！
亚当·斯密
孔子与管子的年龄相差多少呢？
超时空访客
管子生于公元前735年，卒于公元前645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比管子晚出生184年呢，所以没有见过管子。但是，在中国，“学生”和“老师”可以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在2000多年里，中国的读书人都尊孔子为“至圣先师”，都自称是圣人的“学生”。中国先秦时期的另一位大师韩非子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家家都收藏有记载着管子和商君语录的典籍，都在研修“管子之学”，因此说管子为诸子老师。您明白吗？
亚当·斯密
像你这样说，孔子以管子为师，魁奈先生尊崇孔子，魁奈先生是不是也算是管子的学生了呢？
超时空访客
这个……
亚当·斯密
我还是讲魁奈先生吧。你知道伟大的魁奈先生崇拜孔子到了什么地步吗？他写了一本书叫《孔子简史》。魁奈先生在比较孔子与古希腊的圣贤时，明显褒扬孔子，贬抑古希腊圣贤，他说孔子的《论语》远远胜过古希腊圣贤的哲学。中国儒家的重农思想对魁奈先生重农主义观念的影响非常大。当魁奈先生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赛宫之后，他通过庞巴杜夫人，让路易十五在1756年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籍田大礼”，以宣示对农业的重视。所有人都称呼魁奈为“欧洲的孔子”，这确实也是非他莫属，再合适不过了。正因如此，重农学派对中国的推崇，通过重农学派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上发表的文章清晰可见，他们大量引用的不是欧洲的文献而是中国的典籍。
超时空访客
您没有提内穆尔，您还在记恨他说您剽窃杜尔哥吗？内穆尔编辑了魁奈师生的论文专辑——《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正是这本论文专辑第一次提出“重农主义”的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把专辑的出版地点都标明为中国的“北京”。
亚当·斯密
此事你也知道？我没有记恨内穆尔。正如你所讲述的，“自然秩序”观可以说是重农学派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的。
超时空访客
是老子的道家思想。
亚当·斯密
我也知道中国的老子。1769年，魁奈先生写作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出版了，他这本书里有一章的标题就是“中国的法律同作为一个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相比较”。魁奈先生将中国作为一个实行自然法则的理想国度，通过对中国的制度实践的考察，阐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精神。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文化对魁奈的“自然秩序”观起了重大作用。
超时空访客
重农主义讲“自然秩序”，中国的道家也讲“道法自然”，中国的儒家讲“天人合一”，这些观念都是一样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以及对自然的敬畏。
亚当·斯密
我在法国的那段时间，从法国重农学派那里了解了中国很多情况。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您在法国的这段时间，正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时期。法国又是启蒙运动的重镇，不仅仅是重农学派，启蒙运动里的很多重要人物都对中国感兴趣。我听说您去日内瓦时，专程到距离不远的费尔奈见伏尔泰先生，他也是一位中国的推崇者。您在《国富论》里有三十多处关于中国的内容，与您在法国这段时间和这么多“中国朋友”相处不无关系吧？
亚当·斯密
啊！你说的是伟大的伏尔泰先生，他是我最崇敬的当世伟人！
超时空访客
呵呵，“斯密先生怒拍桌子”的故事家喻户晓。据说有人将某个作家比喻成“伏尔泰”，您愤怒地拍了桌子：“先生，伏尔泰只有一个！”
亚当·斯密
确有此事，那是一个让人愤怒的家伙。
超时空访客
巴黎自然博物馆的福杰·圣方教授也能证明您对伏尔泰的感情，圣方教授说是您说的：“伏尔泰的书是为一切人写的，一切人都在读！”
亚当·斯密
是的，伟大的伏尔泰先生，使人类的知性产生真理之光！伟大的伏尔泰先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如果谁在伏尔泰先生那里说中国的坏话，他就说：“你们诽谤中国，唯一原因就是中国的哲学和我们不同。”不过他也很郁闷啊。
超时空访客
伏尔泰先生在欧洲，各国王室都是以结交他为荣的，他郁闷什么呢？
（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亚当·斯密实情，因为伏尔泰的这些信根本就送不到乾隆高傲的龙案上，十有八九被乾隆的大臣们用火烤手时烧掉了，不信可以去清宫档案里找找，看看有没有。）
亚当·斯密
伏尔泰先生说：“我常给中国的乾隆皇帝去信，可是直到今天，他没有给我一点回音。”但是他不生乾隆皇帝的气，他总说乾隆皇帝肯定是很忙的，没有时间写回信。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我怀疑您在法国被中国空气包围了。
亚当·斯密
的确有这样的感觉。这些法国先生，只要谈正经事，就少不了提到中国。在法国的这段时间，我与魁奈先生、杜尔哥先生这些法国大思想家们经常来往，加深了我对经济学的认识，也得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资料。并且这时我开始写作《国富论》，其中一些问题是我与他们讨论过的。重农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很大的。可能除了我的朋友魁奈、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杜尔哥、布封这些人以外，其他人很少了解我的《国富论》是怎样与中国建立起联系的。杜尔哥那里有两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他们在1763年完成了学业准备回国，但是其他法国学者都希望这两个中国学生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杜尔哥去向法国政府申请经费以便让他们推迟一年再回中国，事实上这两名中国学生回国的时间一直推迟到1767年。杜尔哥给这两名中国留学生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让中国学生们回国以后回答并寄回来，以帮助法国思想家们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
超时空访客
您说的是杜尔哥《中国问题集》？那两名中国学生推迟回国与杜尔哥交往的这三年，不正是您也在那里的时间吗？您在那里有两年半的时间。
亚当·斯密
是的，正好我在那里。杜尔哥为了让中国学生明白这些问题的意义，他又在这些问题的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劳动和财富分配的简略分析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作为书名出版。
超时空访客
您说的就是内穆尔对你产生误解的那本书吧？
亚当·斯密
对，但当时还不是一本正式的书，而是杂志上的连载文章。这是杜尔哥在1766年底写完的，内穆尔再三向杜尔哥请求把这篇长文在《公民评论》上连载，直到1769年底杜尔哥才同意。可是内穆尔自作主张不止一处修改杜尔哥的原作，让杜尔哥非常恼火。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我还是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从19世纪一直到后来，很多学者研究您与杜尔哥之间究竟做了什么讨论，因为他们发现您的著作中有不少部分明显带有重农学派的特征，而且人们发现，杜尔哥对您写作《国富论》还有两个更大的贡献：首先，《国富论》里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果没有杜尔哥和他的那本书，您可能永远都想不到；其次，《国富论》里用到的一些术语，如果没有杜尔哥和他的那本书，您原本也是不知道的。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亚当·斯密
他们说的也是实情，要知道，欧洲很多人甚至认为杜尔哥写的那本《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比我的《国富论》还要好。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原本不是写给欧洲人的，而是杜尔哥专门写给那两个中国留学生的，所以当内穆尔想在杂志上连载时，杜尔哥都没有同意。在内穆尔向杜尔哥请求了三年，杜尔哥才拿出来发表。杜尔哥在《中国问题集》里提出的那些问题，两位中国学生回国后给杜尔哥回信回答了这些问题，提供了大量与中国经济和历史文化密切关联的材料。所以三年后杜尔哥发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时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杜尔哥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到了营养。我是从杜尔哥那里受到了启发，算是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汲取营养，这可能也是大家认为我借鉴了很多杜尔哥的原因。
超时空访客
是否这两名中国留学生帮助您知道了中国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亚当·斯密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孔子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法国重农学派；如果没有在法国与重农学派朋友们的那些有意义的交往，这本《国富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可能没有杜尔哥和那两位中国留学生，也就没有“看不见的手”，《国富论》也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超时空访客
我发现您的《国富论》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在一些观点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商业文明立传之人，他所著的《货殖列传》里面的“货殖”两字，即“滋生资货财利”，意思是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从事商业活动，从中获利生财。“货殖”广及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特别是“市场自由调节，政府不必干预”的观点与您在《国富论》里的观点很相似。
亚当·斯密
你认为《国富论》与《货殖列传》好像是有血缘的亲戚一样，是不是？
超时空访客
是呀。《史记·货殖列传》开篇就讲到了“市场自由调节，政府不必干预”的观点，只不过在司马迁那里“交换”不仅是因为有“劳动分工”，还因为各地物产不同而需要货物流通交易，他说：“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司马迁在列数完各地物产之后说：农民耕种，从而有食物；虞人进山开采、下水捕捉，从而有物产；工匠制造，从而有器具；商人贸易，从而商品流通。像这样人民去做自己喜好的事，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来召集百姓、特意约定吗？众人各用所能，各尽其力，满足各自所需。货物商品随行就市，低买高卖。人们各自勤恳经营本业，忙自己的事不亦乐乎，如同水从高处流向低处，昼夜流淌不息，大家不招自来，不用号令就自动出工。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您在《国富论》里的“看不见的手”不就如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讲的“道之所符”里说的“道”和“自然之验”里说的“自然”一样吗？
亚当·斯密
是的，杜尔哥先生与法国重农学派的先生们多次拿中国的“低流之水”来比喻“自然秩序”，“看不见的手”就是在这样的启发下提出来的。
超时空访客
“低流之水”在《货殖列传》中表达的是带有中国道家思想的市场机制，与它有关的理论和实践情况在中国古代典籍《淮南子》等道家经典与《史记》、《汉书》等史书中都有很多讲述。贱货能贵卖，贵物能贱买，人们各经其业，各从其事，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无休，不用招集人们就会自动来进行交易买卖。这就是道的显现，自然秩序的验证，在太史公那里就是“道之所符”与“自然之验”，这说的就是“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
还记得我在《国富论》里是怎么说的吗？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每个人都想把他的资本尽量投在离自己家乡比较近的地方，他就会因此而尽可能地维护了国内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原来并没有想要达到的目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中国的“道”、“自然”。接着我也讲了一个由此引申出的话题：因为“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使人尽力去追求自己利益时，被无形中引导着去尽力实现了一个并不是他本意要实现的另一个目的，而这个非本意的、无意识做到的行为对社会无害而有利。换句话说，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还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而往往那些打着要对社会有利的旗号所做的事却没有比这种公开说利己无形中利他的更有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利益而经营贸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费尽唇舌去劝阻他们。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后世的西方经济学家从您的《国富论》里读出了人的利己行为可以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实现利他，即“自利利他”。据此，西尼尔以您对市场中的个人在追逐个人利润时也无意中可以为社会带来利益的说法作为借口，主张将“利己”最大化，提出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式；约翰·穆勒说“自利利他原则”是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奠定的第一块基石；获得诺贝尔奖的萨缪尔森说：“亚当·斯密证明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和谐一致。”从此，他们为利己主义、自由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找到了合理性和正义性的根据，社会利益的实现是可以作为利己主义的“副产品”来完成的。有人说这段话是《国富论》里最精彩的话；有人说这是《国富论》里最著名的教诲；有人说这是“后世西方经济学家们制造出一个经济学神话：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社会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和谐一致”；也有人说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制造的最大理论冤案”。斯密先生，他们对您的思想理解得准确与否，就不在这里请教授评判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六经注我”，意思是借用前人的话来解释自己的思想，甚至不惜有意误读前人。总之，不管后世经济学家们引用谁的话，剖析谁人的理论，他们的目的终究是要宣示他自己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观点。任何人用经典里的思想、智慧来诠释自己的思想观点乃至生命体悟，都无可厚非，都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应该掀去在一些人的理论上盖着的人为制造的神秘面纱。为此，我们还是穿越时空去寻找中国古代圣贤的代表人物管子，听听你们两位大师在思想交汇中的对话。
亚当·斯密
感谢超时空访客！请问我们到2400年前的管子那里，要很长时间吗？
超时空访客
亲爱的教授，别担心，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去见管丞相，无论路程有多遥远，也无论我们在他那里逗留多长时间，在您此时这个时空来看，都是一眨眼的瞬间。如有人现在就在我们旁边，他几乎察觉不到我们离开过。
亚当·斯密
难道会这样吗？
超时空访客
是的。历史再漫长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都是一瞬间。而在未来的世界里，再短的一瞬间对于今天的人来讲都是遥不可及的无限长。在只有马车和帆船的时代，从伦敦到北京的时空距离是很遥远的，但是在飞机、火箭的时代，时空间距就大大缩短。如果我们坐在光上，地球上的任何两个点，不管原来距离有多远，都会收缩到一个点上。如果我们坐在光速可变飞船上，穿越光速可变时空隧道，我们就可以回到2400年前见到管子。
亚当·斯密
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只能我去看管丞相，管丞相不能来看我。那我就和你去一趟2400年前的中国吧！
道法自然和利出一孔
（超时空访客带着亚当·斯密穿过光速可变时空隧道来到了公元前660年的齐国）
——齐国都城 临淄 管子家
超时空访客
管丞相好！我是超时空访客，来自于2700年之后的中国，这位是亚当·斯密先生，他来自2400之后的英国。
管子
欢迎你们。今天早晨，当鸿雁从我头顶上的天空中飞过时，我就感知今天将有不寻常的客人要来了。
亚当·斯密
这太有意思了。
超时空访客
难怪800年后的诸葛亮以您做榜样呢！
管子
哈哈，还有后人以我为榜样？
超时空访客
是啊！从现在再过800多年，天下进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时代，诸葛亮是蜀国的丞相，神机妙算，他“自比管仲、乐毅”呢。
管子
哈哈，还有这等事？
超时空访客
管丞相，这位亚当·斯密先生被他之后的西方人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呢。
亚当·斯密
过奖了，不敢当啊！在管丞相这里我们都是太小太小的小字辈，如何敢称什么“父”？管丞相，您好，我久仰您的威名。我是英国人，我生活的地方叫做欧洲，我到您这里来之前，我们那里是公元1776年。超时空访客带着我穿越他的光速可变隧道来到了尊贵的您面前，我愿意做您的忠实仆人。
超时空访客
丞相不必介意，斯密先生是欧洲人，他们对深受尊敬的人都谦卑地称自己为“忠实的仆人”。
亚当·斯密
超时空访客，你怎么知道？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您是一位非常重视合乎体统的人，按照您遵守的英国习惯，你们对高贵的人都是这样谦卑地称呼自己的。
亚当·斯密
谢谢你的称赞。管丞相，在您的这个年代，正有一支游牧民族从大陆的莱茵地区越过海峡进入不列颠，而不列颠岛上还没有出现我们英国，但是随着他们的到达，不列颠进入了青铜时代。这是一批克尔特人，他们身材高大，头发金黄，皮肤白皙，以勇武好战著称。
管子
斯密先生，我们现在除了青铜器之外，已经有了铁器。我们用铁制作工具，这些年我们已经在让农民使用牛拉铁犁、铁铧来耕田，因为铁器投入使用，我们可以比以前更轻松地砍伐森林，这样耕地面积就大为增加了。原来百姓用木制、石制工具是没有办法挖出树根的，就连灌木的根也很难对付。我们还有铁制的货币。青铜比较昂贵，主要用来制作礼器和武器，也有很多铜制的货币。
亚当·斯密
我们欧洲有个国家叫法国，与我们英国隔海相望。我在1764年初为一位少年公爵做旅行中的家庭教师，陪着他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法国。我在法国认识了很多伟大的学者，他们深受中国影响，例如中国的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先贤都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他们那里不止一次地听到过管丞相的英名。您为您的国家设立了管理财政的轻重九府，并以此辅王成霸。
管子
哈哈，这些事连你们都知道了啊？
亚当·斯密
而在此前一年，即1763年，我们刚刚结束了七年战争，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参战了，英国和法国是主要的对手。虽然最后是我们英国这一方赢得战争胜利，但是这场战争夺走了100多万人的生命。
管子
这不好，至善不战啊！
超时空访客
管丞相，正因为您这句“至善不战”，所以才有了后来《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管子
请问《孙子兵法》为何物？
超时空访客
这是齐国后人孙武所著的兵书，其影响力一直流传后世2000多年而不衰，成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兵法之一。然而此书的作者孙武却是受教于管丞相之学。孙武原不姓孙，而姓田。（齐国在管子之后200年发生了“田氏代齐”，此时天机不可泄，故不与管子言说。若真说起来，孙子的祖先在“田”姓之前是姓“陈”的。）田家开办私塾，并以管丞相之学教育子弟。所以孙武从小便熟悉管丞相之兵法。
亚当·斯密
管丞相对后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可喜可贺。
管子
感谢超时空访客告知老夫这些事，令老夫很是鼓舞。其实我也和斯密先生一样，做过少年公子的家庭教师呢。我们先君齐僖公有三个儿子，老大是诸儿，老二是公子纠，老三是公子小白。齐僖公选派我和鲍叔牙、召忽给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做老师，并且由我和召忽来辅导公子纠，鲍叔牙辅导公子小白。但是后来齐国乱了，迫使我们陪着两位公子离开齐国，逃往别的国家。我们与斯密先生不同的是，您和学生是出游国外，而我们是去别国避难。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
亚当·斯密
这里面一定有非常艰难的故事，管丞相可否讲一讲？
管子
可以。先君齐僖公的长子诸儿，素来为人卑鄙下作，在登上君位成为齐襄公之后，荒淫昏聩，对国人言而无信。鲁桓公的夫人文姜原是齐国的公主，听说鲁桓公要来齐国，便不顾礼仪也要随行，然而到了齐国就与齐襄公，也就是诸儿勾搭成奸。鲁桓公知道此事后很生气，在馆驿对文姜大发雷霆。第二天文姜向齐襄公哭诉，谁知齐襄公竟然命人将鲁桓公杀害。由于齐襄公无道，在当了12年国君之后被其表兄弟公孙无知杀死。公孙无知也是无道之人，自立为君。国家如此混乱，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安全不保，所以只好逃往其他诸侯国暂时躲避。公子纠在我和召忽的保护下逃到鲁国去避难，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逃到莒国去避难。一年之内，公孙无知又被杀，致使齐国无君。公子小白在鲍叔牙陪护下率先归国争君位，途中被我截住射中一箭，但皇天护佑小白，中箭处恰有一块玉佩阻挡，所以安然无恙。小白回齐国后，在都城临淄登上君位成为齐侯（齐桓公），逼迫鲁国杀掉了公子纠，我和召忽被关进囚车押解回齐国。一越过齐鲁边境，我和召忽被从囚车里放出，召忽说：“公子纠还在黄泉路上，应有一死臣相伴，他的强国理想也当有一生臣去完成。今已回齐国，你为生臣，我为死臣。我召忽此生总算是为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也总算是有死臣追随了。你管仲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你好好努力，我们就此死生分别了。”召忽说完就自刎了，追随公子纠而去。我得到鲍叔牙相救并在齐侯面前力荐，遂被新君任命为齐国丞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