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空访客
召忽真义士，为人高贵啊！管丞相也是大才，做齐国宰相之后，只三年时间便使齐国稳定，到了第四年齐国人心归服，到了第五年齐国便拥兵数万，齐军训练有素，所向披靡，天下局面为之一变啊！斯密先生，您还记得写《货殖列传》的司马迁吗？
亚当·斯密
记得啊。
超时空访客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管丞相立传，他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霸主，全赖管丞相的辅佐。
亚当·斯密
管丞相，我非常佩服！我们英国也是全世界的霸主。从外部来说英国经历三次英荷战争，从内部来说英国在1688年发生了“光荣革命”。从“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就逐渐取得世界霸权，和你们齐国现在一样。
管子
请问斯密先生，何为“英国之霸”？
亚当·斯密
“英国之霸”是表现在全方位的。第一是在英国率先发动了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第二是英国从政治制度上开始完善；第三是通过强大实力与欧洲各国争夺世界利益，成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
超时空访客
根据斯密先生所讲的“英国之霸”的这三个方面，请允许我简单梳理一下斯密先生所写的《国富论》这本书的内容结构。正如斯密先生所说，英国率先发动了工业革命，这就是《国富论》的物质基础，或者叫硬件基础。斯密先生写作《国富论》时，英国的工场手工业正在兴盛起来，劳动分工随着工场手工业自然而然形成，分工带来生产效率提高，也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所以《国富论》的第一篇就是以“论分工”开始的。“劳动分工”意味着每个人要向别人“交换”劳动，这样《国富论》接着就自然要论述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以及“商品价值”，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交换劳动而来的，所以《国富论》里就出现了“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是由劳动价值来衡量判断的。但是《国富论》在这方面的讨论有“倒因为果”的嫌疑。斯密先生把商品价格划分为三个部分：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地租，认为由这三部分构成商品的价格，但是不知为什么，您莫名其妙地将这三部分变成了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商品的出售价格本来就是商品交易的收入，但是从收入来分析商品价值，这样就把劳动价值论让位给了收入价值论。根据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地租这三个方面的归属，您在《国富论》里把人分成劳动者、资本家、地主这样三个社会阶层。《国富论》里分别以三章：“论劳动工资”、“论资本利润”、“论地租”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样就说清楚了“国民财富（收入）的性质”以及三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顺序。《国富论》的第二篇集中讨论“资产的性质、积累和使用”，这是因为工场手工业在这个时期带给英国的是“产业资本主义”，不同于之前的商业资本主义和100年之后的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强调资本积累与生产性资本的重要性。从《国富论》第三篇起，论述的是制度改革，这正是刚才讲“英国之霸”所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政治制度的完善。您在《国富论》里反对英国乃至欧洲普遍尊奉的重商主义制度，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自由资本主义”是最有利于财富增加的，并在这里提出来“看不见的手”，论述了“自利利他原则”。然后《国富论》就用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欧洲各国经济，此时的欧洲各国，发展迅速的不是本国本土的经济，而是殖民地经济。这也是“英国之霸”所体现的第三个方面——殖民地。斯密先生，您觉得我这样讲给管丞相听，可以吗？
亚当·斯密
你如此清晰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富论》，我很欣赏，然而你所说的“倒因为果”问题，我需要再做进一步思考。你的分析和归纳总结，也算是帮助我向管丞相介绍了我的《国富论》。
管子
斯密先生，超时空访客，因为我和斯密先生所处的时代相距甚远，我听不太懂你们所讲的这些，但是殊形异执，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始（《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事物形态尽管千差万别，但是都不会违背万物所秉承的道理，这才是治理天下的出发点。
超时空访客
管丞相，那么您认为斯密先生所说的英国之霸与齐国“霸诸侯，一匡天下”之霸，有区别吗？
管子
在我们这里，“霸”这个字也可以写作“伯”，这是周天子根据各个诸侯的实力与行为，选出最优秀的诸侯，任命为“诸侯长”，意思是盟主。代表天子管理诸侯，行礼乐征伐之事。我们说：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作为诸侯国的国君，依然是周天子之臣，与天子有君臣之义。为政谦虚不自以为尊贵，这样的诸侯才可以受封称伯，这也是身为诸侯的为君之道；虽然诸侯已经很尊贵了，但是仍然要尊贵有度，并且符合礼数，才是尊敬周天子而应该有的君臣之义。
亚当·斯密
管丞相所说的“霸”，就符合我在伦理学里所讲的美德。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曾经在格拉斯哥大学讲道德哲学课程，他的《道德情操论》就是谈美德的。所以斯密先生从管丞相对中国之“霸”的介绍里体会出“美德”，这可是很专业的评价啊。
亚当·斯密
“中国之霸”在我看来确实是“美德”。这里面所讲的“为而不贵”、“不自以为贵”、“贵而不过度”，这不都是在讲“自制”吗？这是我在《道德情操论》里讲述的核心概念之一。我认为：伟大而高贵的美德所应有的自制，毫无疑问远超乎懦弱的人所表现出来拘谨式的“自我抑制”。庄严可敬的美德在于，以其令人惊叹的优势驯服了人性中最难驾驭的那些情绪，而表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自制。所以我从管丞相描述的中国之霸中看到了美德。这与我们讲的霸权主义之霸截然不同。
管子
发现我们的“霸”不是霸权之霸，是美德之霸，是不错的。然而仅有这一步认识还不够。我们是霸国守分，王国守始。斯密先生可解其意？
亚当·斯密
不解。请管丞相详细说一说。
管子
霸国守分，王国守始。意思是霸国要守在中线的上下，重视市场上的供应量的变化，积极调整市场上的物价，使之不过高也不过低，波动于中间线附近，则国家所需要的物品就不会缺乏。这就是所说的霸国守分上分下，游于分之间而用足。而王国在生产的源头就要加以重视，即重视生产。这就是所说的王国守始，国用一不足则加一焉，国用二不足则加二焉，国用三不足则加三焉（《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斯密先生能否知道这国用不足一则加一，不足二则加二，不足三则加三，以此类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作为“王道之国”，消费多少就生产多少，不要生产太少而不够用，也不要过多生产而浪费物力和资源。这与你们的很不同吧？
亚当·斯密
是啊，这与我在《国富论》里的想法正相反。我写《国富论》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制造出财富来，能生产出多少就尽可能生产出多少，没有想到生产多了怎么办。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您生活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正在兴盛时期，所以您还没有感受过财富充斥于世会是什么样，也没有预见性地思考财富严重用不了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我好像已经感觉到我们时代里所出现的问题的罪魁祸首在哪里了：无节制，无限度。
亚当·斯密
管丞相所说的“霸国”的政策比较像是重商主义的，“王国”的政策比较像是重农主义的。但是你们重视适度和节制，则与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都不同。这些反倒与我在《道德情操论》里讨论的美德相符，美德的核心就是“合宜性”，即适度。
超时空访客
然而，斯密先生，由此也可以发现您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是割裂的，与《国富论》完全相左的观点，却得到了《道德情操论》的支持。
（我只能心里说，斯密对《道德情操论》最后一版的修改在他去世前才完成，但是还是没有成功，留下了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
亚当·斯密
我也意识到了，所以我想尽力将它们调整成一致。
管子
我们齐侯现在被周天子封为“霸”，号令诸侯。然而齐国自姜太公开国以来，就注意从王道思想中汲取有益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的霸道治国是兼收王道的，对内以正治国，德法并用；对外则尊王攘夷，存亡继绝，以信服天下。所谓以正治国，就是“因民为政”，实行“以人为本”，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敛。对百姓“爱之，益之，利之，安之”。所谓“德法并用”，就是“以法治国，举措而已”。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核心价值观，又有“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的制度保障体系。
亚当·斯密
听管丞相如此详解“霸国”和“王国”，非常受益啊！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您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被后世割裂，以至于后世读您的书读得很偏颇，但是在管丞相这里，是周全不偏的。我们后世应该认真学习管子之学。
管子
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管子·霸言第二十三》）这句话你们要好好体会，对于解决你们的问题会有帮助。我建议你们在临淄城外去看一看，然后咱们再继续谈，如何？
超时空访客
这个建议好，斯密先生，您愿意去走一走，看一看吗？
亚当·斯密
我非常想去看一看。
——临淄城外，亚当·斯密与超时空访客边走边看。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您刚才用美德的“合宜性”来解释管丞相的“王霸”观，进一步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德，您不愧是道德哲学教授。
亚当·斯密
超时空访客，我这一趟不虚此行啊。你看这2000多年前的临淄城竟然如此繁华，没有想到。
超时空访客
管子是一位当朝宰相，是一位政治实践者，所以他说出来的理论都是在实践中使用过的，这就很有价值。
亚当·斯密
哈哈哈，你的确是知音。要知道我因为这本书激怒了大学和教会里的一些人，也会激怒很多商人。他们已经开始反对我了。
超时空访客
哦，这么快就有反应了吗？
亚当·斯密
教派领袖休·布莱尔4月3号给我写了一封信，是英国1776年的4月3号。我现在是在2400多年前的齐国，布莱尔给我写信是2400多年之后的事，这太有意思了。布莱尔在信中说我戳穿了商人用以混淆整个商业的一切诡辩术，还说我这是为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呢。另外他还说由于我写了大学和教会那两章，所以我已经触怒了很难对付的一批敌手。
超时空访客
所以躲到齐国来还是对的。
（亚当·斯密与超时空访客再次回到管子身边。）
亚当·斯密
那除非是不再回去了。我可以不回去了吗？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辇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
管子
怎么样，和你们的时代差距很大吧？
超时空访客
咱们之间相距2000多年，变化最大的，基本上都是在物质层面上的，比如我们的时代有飞机和轮船、手机和互联网等等，而你们现在没有，但是除了物质层面以外的精神层面，咱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例如审美，一朵美丽的鲜花在任何时候看，它在人内心里产生的美感都没有太大差别。
亚当·斯密
这个我同意，人类对美德的认同也是不会改变的。美德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两种美德，一个是别人展现给我的美德，一个是我展现给别人的美德，前者是我看见别人身上具有的温柔、有礼、和蔼可亲，后者是我展现给别人的崇高、庄重、遵守规矩。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众人之间的公正、谦让和宽厚仁慈，以及我们个人身上体现出来重视尊严、荣誉和遵守规矩，都会被认为是美德，这个不会变。
管子
你们两位所说的，老夫都深以为是。你们能有这样的知见，也是很难得的。
亚当·斯密
管丞相，我所见到齐国的繁荣，令人难忘。通往临淄城外的道路上商旅往来，辇接肩摩，车水马龙，齐国真是一个汇聚天下财富的地方。这为我提供了2400年前的证据，帮助我继续《国富论》里两个主题的研究。这两个主题是：第一，人民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如何致富；第二，国家的财政开支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如何保证国家的收入。综合起来就是：民与国，二者如何致富。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与管丞相，尽管你们生活的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思考问题的方法也不同，总之就是所谓的“古今中西”的一切差别在你们二位这里全都体现了，但是你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都追求“富国富民”这个目标。
管子
“富国富民”，此言极是。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第四十八》）让人民生活富裕是治国的根本，也是社会教化的基础。故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第一》）仓廪充实社会才有礼仪风尚，衣食无忧百姓就会知荣知辱。
亚当·斯密
“富国富民”也是《国富论》的主旨，要想富国富民就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财富的唯一来源是劳动。
管子
斯密先生，您对于富国富民有何良策呢？
亚当·斯密
首先是提倡劳动分工！分工可以使人类的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力的首要条件。因此我把“论劳动分工”作为《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而且开篇第一句话我就讲了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管子
愿闻其详。
亚当·斯密
我给您举个制针业的例子，……
管子
哈哈，一女必有一针一刀（《管子·海王第七十二》），我对“针”也有兴趣。很抱歉，打扰你了，请继续讲吧。
亚当·斯密
没关系，我继续讲。制针业的工人如果没有经过训练，又不会使用制针的机器，他即使竭尽全力地工作，恐怕一天连一枚针也做不出来。正如你们中国成语说的“铁杵磨成针”，磨出一根针要毕生的精力了。但是如果把这个工作分成不同的工种和不同的岗位，工人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熟练工作，那么制出大量的针就不是一件难事。第一个人抽铁丝，第二个人将其拉直，第三个人将其截断，第四个人将其一端削尖，……仅做针头就要求有三道不同的工序，甚至把针装进盒子也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我统计过制针可以分成十八种不同的工序。我在一个小工厂见到几个工人完成这十八个工序，即使一个人兼做其中几个工序，即使他们的机器很差，但是因为他们有分工，他们依然可以一天生产出很多针来，平均每人每天可以制造出四千八百枚针。但是如果他们单独工作，恐怕一个人一天也做不出二十枚来。分工，不仅是一个产品制造的分工，而是全社会各种产品的分工。这样使得每个工人的个人技能都获得提升，使劳动效率提高，社会财富就会大量生产出来。当然，农业的性质不允许有制造业那么多精细的分工。
管子
分工能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吗？
亚当·斯密
我认为“分工”对解决贫富差距悬殊应该是有所助益的。分工可以使各个行业的产量都出现成倍的增长，一个治理得很好的社会所出现的普遍富裕就会扩展到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身上。每一个工人自己劳动的成果，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外，还有大量产品可以出售；其他的工人也一样，能用自己剩余的大量产品交换他人剩余的大量产品或等价物品。他对别人的需求提供丰富的供应，别人也对他的需求提供同样丰富的供应，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变得普遍富裕起来。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勾划了一幅美好的社会图景。您在《国富论》里还有这样一句话呢，是否不好意思和管丞相说？您说：在一个未开化的社会中，由一人承担的工作，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里，一般都由几个人分别承担。（《国富论》）
管子
你们那里都是2000多年以后了，就生产水平来说我们现在与你们相比是“未开化”，但是有一些方面人类未必总是进步，可能是原地踏步，甚至可能退步。从“分工”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齐国也已经有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所谓“士”，即闻见、博学、意察之人；所谓“农”，即耕田种地之人；所谓“工”，则是制造产品，讲究式样和功用之人；所谓“商”，乃知生意之贵贱之人。不似以往，人无行业之分。
超时空访客
嗯。我们后来的历史学家发现这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改革呢。
亚当·斯密
我对你们谈的事情很有兴趣。
管子
我们让士、农、工、商分开居住。处士必于闲燕净地，处农必就农田乡野，处工必就官府作坊，处商必就市井商业。士族荟萃而成学校，在闲燕净地中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慈爱，幼者孝悌。每天从早到晚从事于道德教育，以教其子弟，从小学习，其内心安静，不会见异物而思迁。这样，其父兄的教导，不必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用劳苦也能学会。让士之子永远为士。
亚当·斯密
这些“士”里面一定会产生哲学家的。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来自于生活安逸的那些人。
管子
你们说的哲学家在我们这时称为道德之士或圣贤之人。所谓道生天地，德出贤人（《管子·四时第四十》）。农民居住在田野附近，他们就会谈论如何分别四季，如何安排农业工具和器械，如何按照季节从事农业劳动，如何预测天气，以及学会培护农作物秧苗和清除杂草的知识。天气初寒农民们便去地里备耕，待农时一到，深耕地，均播种，疾盖土。他们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一来，农民们就会带上各种农具下农田耕作。他们从早到晚在田野里脱衣苦干，区别良莠，调整疏密，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浑身泥水，暴露体肤，竭尽四肢之力，动作熟练地劳作于田间。他们从小学习农业，内心安定，不见异物而思迁。正因为居住在一起，所以父兄言传身教，不肃而成，其子弟的农业知识可以从教育中得到，不用再重复前人从头去实践而获得。农民的孩子就可以一直做农民。农民淳朴而不奸，其聪慧俊秀者转而为士，足以信赖。农民这个群体，他们耕种则粮食多，他们做官则贤人多，所以我们历代圣王都十分敬重农民。
亚当·斯密
管丞相，您能够如此评价农民让我很感动，很佩服。我知道，中国的政策更鼓励发展农业。据说在你们中国，农民的境况要优于工匠，而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工匠的境况要优于农民。我听说在中国，每个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块土地，做地主或佃户都可以。因为租种土地的条件很适当，对佃户有充分的保障。（《国富论·第四篇》）
超时空访客
不少人认为斯密先生是只重视商业呢，其实这是对斯密先生和《国富论》最大的误解。
亚当·斯密
相对于农业来说，我们现在的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更鼓励发展商业和外贸，即所谓的城市产业。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古埃及和印度就更多地鼓励发展农业。我认为管丞相讲的非常对，农业必须要重视，不仅重视还要优先发展农业。我在《国富论》里对“重商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我认为农业非常重要，安排资本的使用也是农业一定要排在制造业和商业之前。我们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能够迅速走向富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把几乎所有的资本都用于农业。假如美洲居民联合起来垄断他们的制造业，将大部分资本用在制造业上，其结果只会阻止而不会加速年产值的增加，只会阻碍而不会促进国家向真实富强的迈进。
超时空访客
中国以往2000多年里都是农业为本、商业为末，看来斯密先生是能够为中国的“农本商末”提供理论支持的。
亚当·斯密
是的，所以我在《国富论》里说，应该按照农业、制造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的顺序来排队，每一个发展中社会的大部分资本首先应当投入农业，然后投入制造业，最后才投入对外贸易（《国富论·第三篇》）。在每一个有领土的社会里，这种次序是自然的，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发展。
超时空访客
斯密先生，这您得好好跟我们讲一讲，否则的话人们会误解你的。
亚当·斯密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如果投入相同的资本，在农业中能够带动更大的生产性劳动。原因是在农业生产中，干活的除了人还有牲畜，而且大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无需任何花费；而且这些非人力的产品和工资最高的工人生产的产品一样具有价值。农业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增加大自然的生产力（虽然也使这种生产力有所增加），而是引导大自然的生产力，使之生产对人类最有利的植物。大自然的工作在整个产品生产中的贡献很少低于四分之一，常常占三分之一以上。用在制造业中的生产性劳动，很少有像农业这样能带来这么大的交由大自然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中大自然不起作用，全是由人从头做到尾。所以在农业中使用的资本不仅比在制造业中使用同等量的资本能推动更大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而且能在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品上，在它的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上增加更大的价值。在能够使用资本的所有行业中，农业投资对社会最有利。（《国富论·第三篇》）
管子
斯密先生所言甚是。我们历代圣王皆敬重农业，因为农业里有大自然之神力。中国历史算到我们这时大约经历了七十九代君王，每一代君王虽然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够很好地治理天下，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国富粮多。富国一定要粮食充足，粮食是发展农业得到的，历代君王无不以农业为重。
亚当·斯密
我很感兴趣管丞相的“四民分业”，您介绍了“士”和“农”，而且您说“士的孩子可以一直为士”、“农民的孩子可以一直做农民”，这个我非常感兴趣。我在《国富论》里讲到过：在古埃及和印度，全体人民分成不同的阶层或部族，由父至子世袭某一职业或某一种特定职业。僧侣的儿子必定是僧侣；士兵的儿子必定是士兵；农民的儿子必定是农民；纺织工的儿子必定是纺织工；裁缝的儿子必定是裁缝；依次类推，其他亦然。当然在这两个国家里，僧侣阶层占据最高地位，其次是士兵，农夫和农业劳动力的地位都高于商人和工匠阶层。由此可见，在古埃及和古印度与你们中国一样，都出现了这种世袭职业的情况。
超时空访客
在管丞相这个时代，印度雅利安人还只是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还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诸如世袭职业的制度。
亚当·斯密
嗯。管丞相，请再讲一讲“工”和“商”的情况吧，我很想了解。
管子
在能工巧匠荟萃居住之地，他们挑选良材，根据一年四季的情况，琢磨材质优劣，权衡器物，论等级，定规制，切割截断都会尽量考虑精确与完美。他们在一起相语以事，讨论工艺；相示以功，展示产品；相陈以巧，比赛技巧；相高以知事，相互交流，增益智慧，提高技艺。工匠的子弟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技艺就会更加高强。早晚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他们自幼学习，内心安定，不见异物而思迁。所以父兄言传身教，不肃而成，正因为居住在一起，其子弟的技能可以从教育中得到，不用再重复前人从头去实践而获得。工匠的孩子就可以一直做工匠。而在商人们的居住区，商人们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此判断市场行情。他们担荷负任，赶牛驾马，周游四方，根据货物供应情况判断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这样任何珍奇货物都会不求而至，各种货品都可以供应。商人们教育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了解国内这样从事每个职业的人因为子承父业、世代相传的原因，就会越来越擅长于他的职业。这一点与斯密先生所讲的分工利于技能提升有相似之处。士、农、工、商这四个领域的人民是我们国家的基石。
亚当·斯密
管丞相说的好。我在《国富论》里也是这么说的：能力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
超时空访客
呵呵，你们有点一见如故啊！
亚当·斯密
劳动分工确实是有很多好处，但是我也很想知道人类的劳动分工是怎样出现的。我认为这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而是人类的一种非常缓慢的发展的结果，比如随着以物易物这种易货交易的行为缓慢而自然形成的。今天能够穿越2400年的时间见到管丞相，我可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丈量”劳动分工的时间进程的机会了。您一定会比我更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管子
“四民分业”与你说的劳动分工是有所不同的，“四民分业”是一种社会分工，是按照士、农、工、商这四个领域将百姓分开，你所说的劳动分工在很早就有了，未必是一定要随着易货交易而缓慢形成，比如像我们这里的乐师，他们演奏一支乐曲就是有分工的，不同的乐器由不同的人来演奏。所以分工还应该说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亚当·斯密
哦，这个我没有想到。
管子
我们在官员设置上也是有明确分工职责的。比如制定防火的律令，警戒山林、湖沼、草甸这些自然物产的出产地，依时封禁和开放，保障百姓建房所用的木料和生活所用的柴草，这些都由虞师分管。疏通排泄，修坝筑堤，加固蓄水池，使得农业生产在旱涝时也能有所收获，这些由司空来分管。观察地势高低，土地贫瘠肥沃状况，考察土壤适合何种农作物生长，安排农事，这些都是由田的分工责任。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检查六畜，按照农时安排劳作，劝百姓勤勉劳动，这是属于乡师的分工。考核百工，审时度势安排生产，检查产品质量，提倡生产坚固耐用产品，监管五乡百姓，按时统筹，并使华而不实的产品不敢在流通于市，这是工师的分工职责。
亚当·斯密
很好。不过看来管丞相和我尽管都是涉及到了“分”，但是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管丞相的“分”在“四民分业”中是社会群体的职业之分，刚才说到的虞师、司空、由田、乡师、工师，这五个人是官员的职责之分。我说的“分”是劳动分工，是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合作是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形式。因此我所说的“劳动分工”内含一种本质，这就是“交换”或者叫“交易”，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他人的帮助大多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交易而相互取得的，而最初造成劳动分工的也正是产生于这一相互交换的倾向。
管子
我明白你说的。我们以前的国君让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农、士、商、工四个行业的百姓彼此学习技能，互换职业，这样百姓的收入彼此不会相差悬殊，从而实现各业均衡。交能易作使得百姓即使各自操持他的本业，田地也都不会荒芜。因为没有贫富差异，社会上也就不会有奸巧之事。
超时空访客
看来古代分业是没有商品交换的。然而现在的劳动分工是会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管子
解决这个问题，要做到“利出一孔”。
亚当·斯密
什么是“利出一孔”？
管子
“利出一孔”就是经济利益由国家掌控。
亚当·斯密
这个我坚决不能同意！我认为应该放开让“看不见的手”调节，不应该由国家来掌控。
超时空访客
哈哈。终于说到“看不见的手”了，这是斯密先生《国富论》里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啊。不过斯密先生我得提醒您，您在管丞相这里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
亚当·斯密
是吗？难道我的“看不见的手”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超时空访客
不是您的“看不见的手”遇到了问题，是它让后世遇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亚当·斯密
我不明白，你能告诉我出了什么问题吗？
超时空访客
好的，斯密先生。能不能先请您再把“看不见的手”给我们表述一下呢？
亚当·斯密
我在《国富论》里是这样写的：由于每一个个人都尽可能地利用其资本来维护国内产业，并且努力经营，使其产品的价值达到最高的程度，因此，他就必然尽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的确，他通常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超时空访客
是的。全世界都说亚当·斯密先生讲了两点：一、人都是利己而非利他的；二、人因为自利而在并非本意的情况下到达利他。
亚当·斯密
是的，我清晰无误表达了这个意思。
超时空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