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蛮族历史时会比较快，因为没有太多的大事件，到了公元8世纪时，墨洛温王朝的权力逐渐被宫相夺走了。
所谓宫相，是国王的家臣，他们是代替国王管理王室土地的官员。这个职务与国王一样也可以世袭，但他们没有合法的统治权，必须借助国王的权威来进行统治。在墨洛温王朝，往往不止同时设一个宫相，他们之间也明争暗斗，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权势最大的宫相家族，即加洛林家族。
加洛林家族本身就是墨洛温王朝的大贵族，公元687年，加洛林家族的丕平二世在长期的混战中统一了自己的权力。他的儿子查理·马特继承宫相之位后，权力进一步得到集中和加强。
古往今来，集中权力的最好方式就是赢得战争。公元732年，对于欧洲基督教而言非常重要的普瓦提埃之战打响了，此战堵住了阿拉伯帝国向欧洲扩张的势头，也让查理·马特的声望响彻欧洲，获得了教会的强力支持。
此前，法兰克王国南部的大贵族阿基坦公爵已经战败，不得已向宫相查理·马特求救。查理·马特本来就有统一法兰克王国的意图，在获得阿基坦公爵的效忠后，便率领大军救援，与阿拉伯军队在普瓦提埃地区相遇。
阿拉伯军队此前一路势如破竹，但由于要翻越比利牛斯山脉，他们无法带上辎重，便以步兵和轻骑兵为主。查理·马特的军队以重装步兵为主，这支军队跟随他东征西讨，在法兰克内战中多次战胜敌人。在普瓦提埃打仗，法兰克人相当于在内线作战，后勤补给线比阿拉伯远征军短很多，也容易得多，因此他们动员了比阿拉伯人更多的军队。
公元732年9月，阿拉伯大军包围了普瓦提埃。这座要塞是防守严密的石头堡垒，缺乏攻城器械的阿拉伯军队久攻不下，阿军统帅阿布德只好留下一部分军队继续围攻，自己则率领大军主力开往重镇图尔。
图尔是法国南部地区的基督教中心，拥有无数的财富和宏伟的大教堂。对于阿拉伯大军来说，夺取这里可以极大地打击法兰克王国的士气，对于查理·马特来说，这里却绝不容有失。因此，在阿拉伯大军进驻图尔城下后，本土作战的查理·马特立即率领大军来到附近。对于突然出现的基督教大军，阿布德大惊失色，连忙撤退，在撤退中他们不断受到查理·马特大军的袭扰。当阿拉伯大军退到普瓦提埃时，这座城堡依然没有被攻下，但他们已经无法再退。于是，在后背是敌人城堡的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阿拉伯大军被迫与查理·马特大军展开决战。
面对兵种更加齐全的法兰克大军，阿拉伯军队只有单一的骑兵冲阵一种进攻方式，在法兰克的远程部队不断消耗打击阿军的冲锋后，查理·马特派出了他最精锐的重骑兵部队，一举击溃了阿拉伯人。普瓦提埃战役以查理·马特的完胜而告终，他因此而达到了个人荣誉的巅峰，并在历史上获得了“铁锤查理”的称号。
在普瓦提埃战役中的查理·马特
借助父亲一生从未打过败仗的巨大声望，他的儿子丕平终于有资格替代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君主，登上王位，是为丕平三世（751—768在位），加洛林王朝就此开启。意大利半岛上有一个日耳曼蛮族建立的政权伦巴第王国，对教皇的威胁很大。为了解决威胁，公元751年教皇斯德望二世与丕平三世达成协议，由教皇为丕平提供法兰克的王冠，而丕平则为教皇解决伦巴第王国的问题。协议达成后，丕平先后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了伦巴第人，迫使伦巴第国王将侵占的拉文纳总督区交还教皇，同时在公元756年把他夺取的罗马城周边土地赐予教会，史称“丕平献土”。既然有了合法的领土，教皇的权势日益扩张，逐渐成为能够左右欧洲时局的超级势力；而以罗马为核心，还形成了以教皇为君主的教皇国。
丕平三世的儿子也叫查理（768—814年在位）。欧洲历史难学难懂的一个原因，就是人物的名字相似度极高。这位查理的功业不下于他的爷爷“铁锤查理”，正是在他的手中，今天欧洲的政治版图被逐步奠定下来。
欧洲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查理上位后率领他的军队进行了无休止的战争，先征服了法兰克北方的萨克森人；又响应教皇的号召，南下亚平宁半岛，吞并了伦巴第王国；东边征服了巴伐利亚；西部边境一直推进至伊比利亚半岛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在他手中，王国版图比他爷爷在位时扩大了几乎一倍。在查理对各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中，基督教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查理的军队一路传播基督教。
此时法兰克王国的疆域已经涵盖了西欧、南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它的都城在今天德国的亚琛，在这里，查理修建了许多华美的建筑。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在如此广阔的领土上实现其统治。公元800年12月25日，罗马城中的圣彼得大教堂灯火通明，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会见了前来朝圣的查理。也正是在这一天，罗马教皇亲自为查理施行涂油礼——这是基督教里极高的荣誉；然后又把一顶王冠戴到了查理的头上，这是教会对世俗王权的加冕，这种仪式意味着王权正式服从教权，承认他们能够代表上帝赐予世俗王者以权力。
查理大帝加冕
教会给予查理的称号是“罗马人的皇帝”，这是罗马帝国在某种程度上的复活，虽然这种复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到了公元814年，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才承认查理大帝对西罗马故地的统治，因此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也被称为“查理曼帝国”。
想建立一个相对稳固的帝国，查理大帝需要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军事征服是容易的，但采用军事统治的成本则太过高昂。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可以马上夺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这条政治学准则对于查理大帝来说也一样适用。
一方面是采邑制进一步加强，国王和封臣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更加明确，不仅落到纸面，还需要宣誓。
各封臣所在地都要召开封爵地大会，领主要在大会上作出宣誓行为。不仅领主要向国王宣誓效忠，每一个十二岁以上的男性臣民都需要向领主和国王宣誓效忠。他们的名字会被记录下来，如果有朝一日他们背叛了誓言，就会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到双重“绞杀”。
在世俗社会背叛誓言的人会成为一个失去名誉的人，而且会被剥夺财产，被体罚甚至处死；在精神信仰上，他将遭到上帝的厌弃，永世不能进入天国。在对国王宣誓效忠后，即使在那些偏远的地方，国王的权威也能够深入到最基层。
加洛林王朝的版图比较大，在地区的大会之上，还要定期召开全国大会。这是中世纪封建王朝能够想到的最廉价的统治方式，由此我们联想到了数百年后日本德川幕府对地方大名的控制。加洛林王朝的治理模式与日本幕府的统治类似，都是以分封领主的方式来控制地方。它们面临的困境大致相同，采用的手法也相通。古代没有现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设施，天高皇帝远，位于中央的统治者很难随时掌握地方势力的动态，害怕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德川幕府便让大名们每年都要觐见将军，让他们在遥远的路途上花费掉本来可以增强实力的财富，还能通过不断会见各地大名掌握他们的动向。
在全国大会上，各地领主不仅要跟国王互相交换礼物，而且要带来地方上缴纳的税赋，哪怕加洛林王朝并不缺少这些税金。加洛林王朝在对阿瓦尔汗国的战争中，获取了巨额财富，足够王室一到两代人挥霍。法兰克王国历史学家艾因哈德（770—840年）在他的《查理大帝传》中写道：“人们想不起来法兰克人所卷入的战争中，还有哪一场使他们发了这样一笔大财，增加了这么多的财富。”
收取一定的税赋只是一种姿态，交换礼物则是国王和贵族们沟通感情的重要方式。总体来说，富有的加洛林王朝在那几十年里欣欣向荣，各种礼仪、规范也在建立之中，文治因素在地方治理模式中的比重逐渐加大。
在文治方面，这些蛮族统治者极大地依仗基督教会。毕竟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大多数文化知识掌握在教会手中。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历史有着相似之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发生冲突，少数民族政权想要在中原建立长久的统治就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最具代表性的举措便是“尊孔”。加洛林王朝与教会的关系也是如此，帝国统治的疆域越大，财富越集中，文治越发显得重要。
深受查理大帝信任的英国著名学者阿尔昆（735—804年）为他草拟了一份《教育通令》，并在公元789年颁布。这部法案基本上是来自教会的规范，法案要求人要做到上帝要求的那样，公正、和平、诚实。颁布《教育通令》之后，加洛林王朝开始普及读写计划，能够实施这一计划的只有教会及其教堂。推行这一计划的目的，是让人们能够阅读并理解《圣经》里面讲述的故事，达到传播基督教的目的。对贵族的要求则更高一些，他们不仅要理解《圣经》中的故事，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神学理论，以便用神的力量维持世俗王权的统治。
查理大帝与阿尔昆
阿尔昆是查理大帝最重要的顾问和密友，对推动查理大帝帝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时的欧洲，教权和王权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世俗王权为传教提供武力支持，而教会则为王权提供来自上帝赋予的合法性。
公元8世纪到9世纪左右，教会的权威还依靠世俗政权的支持，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教会就在罗马大肆圈地，教会统治区逐步扩张，越来越大。罗马主教开始自称“教皇”，然而，世俗政权和神圣教权之间的冲突迟早会爆发，这是权力的特性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