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为什么难学呢？难就难在：欧洲每个地区都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史，不像中国大一统的王朝，地方史有相当程度的同一性。比如某进士到江南做官与到山东做官，他面对的民情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作也无非劝农桑，清吏治，正司法。王朝历史的发展方向，主要受中央政府的影响。中世纪时欧洲都是封建小国，每个小国都有独立性，多线发展造成欧洲历史极大的复杂性。因此，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各地区开始自行发展，这就让历史发展的线索多样而复杂，让学习欧洲史的人感到混乱。
在欧洲诸国中，有一个国家的历史之复杂，极具代表性，它就是神圣罗马帝国。
加洛林王朝在虔诚者路易死后发生内战并分裂，公元843年《凡尔登条约》签订后，东法兰克王国由日耳曼路易统治。公元911年，东法兰克的加洛林王朝因绝嗣而终结。在加洛林家族由辉煌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各封地的贵族势力不断壮大。
公元919年，萨克森公爵开创了萨克森王朝，史称亨利一世（919—936年在位）。他的儿子奥托一世（936—973年德意志国王，962—97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公元936年上位后励精图治，对内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及贸易，并以此供养他的军队；对外则不断征战，打得周边领主、贵族纷纷低头。无论是巴伐利亚，还是洛林等公国的反抗者，都被残酷镇压。奥托一世把自己的亲信封为公爵以管理这些被他征服的土地，并让他们宣誓效忠。此后，他的实力空前强大，从951年开始，他数次出兵意大利，消灭了那里的割据政权，取得了意大利国王的王冠；又在955年讨伐匈牙利的马札尔人，并在奥格斯堡之战中将其彻底击败。
奥托一世
马札尔人属于游牧民族。与东亚草原游牧民族从北向南迁徙不同，欧洲的游牧民族总是自东向西迁徙。无论是之前被匈奴人压着往西走的日耳曼人，还是马札尔人，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原因很简单，越靠近西边，距离大西洋越近，气候就越温暖湿润，更适于人类生存。今天的匈牙利人、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都与马札尔人有着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
从俄罗斯南部大草原迁徙到中欧的马札尔人，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欧洲，无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南边的意大利，又或是西边的查理曼帝国，此时都处于分崩离析、内战频繁的状态，都无力阻止他们继续向西前进。在劫掠中，马札尔人甚至快跟凭借海洋和河流抢劫的维京人相遇。公元924年和954年，他们对西欧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劫掠。马札尔人骑着马从东边而来，向南突进意大利，向西进入法兰西，而后又攻入伊比利亚半岛，从伊比利亚半岛抢到高卢北部，甚至在巴黎城下大摇大摆地经过，最后再沿着意大利海岸回到匈牙利地区。劫掠让他们获得大量财富，同时也令他们对西边的邻居产生了极大的轻蔑之心。
公元955年，马札尔人入侵巴伐利亚，围攻萨克森王朝的奥格斯堡，国王奥托一世率军支援。轻狂的马札尔人认为他们可以轻易击败这些日耳曼人，他们在奥格斯堡城郊的勒赫菲尔特集结大军等待着奥托一世援军的到来。
奥托一世的援军远远少于马札尔人，但军纪严明，跟劫掠成性、毫无纪律又骄狂至极的马札尔人形成鲜明对比。马札尔人本来打算凭借人数上的优势，用一支军队堵截奥托一世，结果打下营盘的马札尔人只顾抢劫，对原定的战术安排置之不理。奥托一世分兵回援，一下就打垮了抄他后路的马札尔人，而正面的马札尔人还在傻傻地等待前后夹击，却不知道夹击的军队早已被悉数歼灭。得知后路无虞的奥托一世率领重骑兵冲击无甲的马札尔人本阵，马札尔人轻骑兵完全不是重骑兵的对手，他们被瞬间冲垮，几万马札尔人被撵下莱希河。由于马札尔人对法兰克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抢劫，双方仇深似海，因此奥托一世下令把包括首领在内的马札尔俘虏全部处决。
奥格斯堡之战
经过这次失败，元气大伤的马札尔人再也没有大规模抢劫欧洲，而且还在几十年后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建立的匈牙利王国是现代匈牙利的基础和前身。这一仗也改变了欧洲的命运，奥托一世因此而被誉为基督教世界的救世主。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德意志之父”“奥托大帝”等新称谓。
公元962年，奥托一世出兵罗马，教皇约翰十二世为其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至此，神圣罗马帝国诞生。奥托大帝通过罗马教皇的加冕昭示了自己“君权神授”的地位，借此压制了境内那些独立和半独立的主教势力，而教皇则得到了奥托一世的保护，在世俗世界中也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
奥托一世的这次行动，明确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两大前提：一是必须成为意大利国王；二是必须由教皇加冕。这也无意间开启了数百年世俗王权和教权的斗争。
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不是父亲死后儿子理所当然去继承。这跟东方传统很不一样，欧洲君主的产生一直遗留着部落特征：继承制和选举制并存。如果国王的儿子很有本事，深孚众望，那么他可以优先继承王位，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如果他的儿子平庸无能，部落就会选举出一位大家认为合格的国王。需要通过战争来维持生存的部落首领，不能是一个废物。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如果发现自己的亲生儿子平庸无能，往往会让养子继承皇位，这样避免了无能的儿子上位后连累自己的家族。
公元10世纪时，法国国王的儿子都很优秀，帝位传承逐渐形成了父传子的专制王权特征。而德意志，则在很大程度上由贵族选举帝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传承也有这个特征。
采邑制、选举制以及长子继承制，共同构成了欧洲奇特的君主继承制度。这种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既保留了原始军事部落的特点，也有对成熟文明，如拜占庭帝国的借鉴，还有家族内部宗法制度的残留，如私生子无权继承父亲的财富和地位。因此，欧洲君主的产生方式是各种各样的。
虽然同属君主，欧洲历史上的皇帝和国王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国王往往是单一部落或者民族的统治者，皇帝则是多民族、多部落甚至小型邦国的共主。与那些单一民族的王国不同，帝国内往往是多民族杂居，如罗马帝国境内的诸多民族和部落，后世的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也都是多民族杂居的国家。
再回到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此时奥托大帝已经奠定了帝国的基础，但真正的帝国时代，要到13世纪才真正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制度既然有这样的特征，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有资格当皇帝的人就有很多。经过多次博弈，帝国最后形成了“选帝侯”制度，也就是只有七个大领主有资格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七大选帝侯分别是三位教会选帝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四位世俗选帝侯，萨克森·维滕贝格公爵、勃兰登堡选帝侯、普法尔茨伯爵以及波希米亚国王。然而，七位选侯选举出来的人只能称“德意志国王”，与选帝侯的级别相当；只有率军进入罗马，并由教皇加冕成为“意大利国王”后，才能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
选帝侯的职位分别由世俗选侯和神圣选侯（大主教）担任，可以推断出，围绕着权力和财富，教会和世俗君主在德意志境内肯定爆发过激烈的斗争。比如奥托大帝的玄外孙、萨利安王朝的亨利四世（1056—1105年在位）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常年的争斗。
选举亨利七世皇帝的七大选帝侯
选举皇帝是七大选帝侯的法定权利。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上位后，于1075年颁布了《教皇敕令》，其宗旨是“教皇权力至高无上”，唯有教皇有权任免主教，并赋予教皇罢免世俗国王的权力，这就把王权和教权的冲突摆到了明面上。亨利四世当然不干，在任免主教的问题上跟教皇发生了冲突，最后终于激怒了教皇，对他发出了“绝罚令”，将亨利四世开除出教籍。这在宗教大过天的中世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惩罚。失去教籍等于失去一切合法行为的依据。他的敌人将有充分的理由反对他，而他的部属和盟友也将背弃他。
公元1077年，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亨利四世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到达教皇的临时驻地卡诺莎城堡，在城堡门口赤脚站立了三天，终于让教皇松口收回了绝罚令。其实教皇原谅他也是迫不得已，因为绝罚令固然合理合法，但教会也必须仁慈，现在一个皇帝在冰天雪地里赤足站在门口，如果真的冻死了，教皇的形象也会受到重大打击。
这起事件让教会的权威达到了顶点。然而亨利四世在获得了教皇的原谅回国后，立刻清除了那些反对他的诸侯。稳固君主之位后，亨利四世让格里高利七世承认自己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格里高利七世发现情况对自己不利，于1080年再次对亨利四世施加绝罚令，而亨利四世也不甘示弱，宣布教皇是伪教徒，并支持教会内部格里高利七世的敌人担任新教皇。1081年，亨利四世率领大军进攻罗马，由他任命的教皇克雷芒三世登上了教皇宝座。格里高利七世自然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向与亨利四世不和的西西里岛维京人求援，维京人虽然赶走了亨利四世，却洗劫了罗马城。
卡诺莎之辱
亨利四世身穿苦修士的简陋服装在卡诺莎城堡前向教皇忏悔。
两手空空的格里高利七世在意大利南部城市萨莱诺郁郁而终。亨利四世也没有多好的结局，格里高利七世的继承者维克托三世联合亨利四世的敌人对他发起进攻，1105年，亨利四世战败被囚，后来在逃亡中死去。
此后，王权和教权的斗争并未停止，双方互相攻伐不休，直到1122年，罗马教皇和德意志国王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规定：皇帝无权直接任命德意志境内的主教，而由教士选举产生，但选举须在皇帝或其代表出席下进行；主教的世俗权力由皇帝授予，宗教权力由教会授予。王权和教权暂时达成了平衡，但这也为日后宗教改革埋下了伏笔。
东罗马帝国的情况跟西罗马帝国不同，东罗马帝国也有基督教，而且自称“东方的正统教会”，简称东正教。东罗马帝国皇帝与西欧的皇帝和国王不同，他的地位是在东正教大牧首之上的。那么东正教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