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封建制度延续的数百年中，无数家族起起落落，但封建主作为一个群体却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实行了“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的核心就是家产不均分，由长子全部继承。中国的汉武帝为了打击诸侯，颁布推恩令，核心意思就是诸侯所有儿子都有继承权，再大的诸侯，其家产都要被拆分，最多三代人，就会把偌大的家业拆得支离破碎，从而不再对皇权具有威胁性。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嫡长子虽然继承了爵位，但在土地等家产的分配上，兄弟之间人人有份，在家产的分配上差别并不悬殊。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则让长子绝对继承了爵位和以土地为代表的家产，其他兄弟姐妹只能对家产望洋兴叹。这是中国封建制与欧洲封建制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却比较重要的差异。
长子继承制固然可以保住家业不衰，但领主其余的儿子却要自己寻找出路。他们要么进入教会去当主教或神父，要么去做冒险家。非长子群体庞大，他们需要建立新的功勋才有可能维持贵族身份，但欧洲已经被各家族领主分割完毕，想建立新的家族谈何容易。
因此，当一个机会到来的时候，无数贵族的非长子们，都踊跃向前。这个机会，就是教皇乌尔班二世亲自发布的欧洲动员令——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的导火索是突厥人占据了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1009年，西方世界对穆斯林的态度发生了巨变。耶路撒冷的统治权在十字军出现前反复在什叶派（开罗）和逊尼派（巴格达）政权之间交替。这一年，埃及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哈基姆下令摧毁包括圣墓教堂在内的所有耶路撒冷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加深了对非穆斯林民众的迫害，基督教徒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路也被封。而塞尔柱突厥人对拜占庭基督徒的凌辱和虐待更加加深了基督世界对穆斯林的愤恨。
拜占庭帝国无奈之下，只好向他们西面的基督教友求援。西方的天主教和拜占庭的东正教虽然在教义上差别极大，还有着很深的矛盾，但至少敬拜的是同一个上帝，同一个耶稣。
教皇乌尔班二世是在宗教权力与世俗王权无休止的斗争中上台的，他属于教会中坚决要求世俗王权服从教权的派系。因此，他在收到拜占庭帝国言辞卑下的求援后，便在欧洲鼓动十字军东征。此时的法国正处于天灾人祸之中，大量的失地农民衣食无着，加上封建领主也需要对外开拓以缓解各种矛盾，各种因素结合到一起，于是在1096年，大批骑士和农民集结向东方进发。
这些骑士并没有统一的指挥，他们跟随各自的领主组成一个个的小团体，浩浩荡荡向东挺进。后勤？不存在的，给养在路上拿就是了。结果一路过去，造成了更多的失地流民，而他们也只能跟随队伍向东进发，毕竟教皇说了，“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旅途中——陆上和海上——或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丧失了性命，他们的罪愆即将在那一顷间获得赦免”。东方的土地“遍地流着乳与蜜”，圣城是另一个“充满欢娱的天堂”，“这边所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那边所有的却是欢乐和丰足”。
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
实际上，生活在耶路撒冷周边的人们也是困苦不堪，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战争一天都不曾停歇，塞尔柱人和法蒂玛王朝仇深似海，他们对彼此的憎恶要超过他们对基督徒的厌恶。在这场混乱的、莫名的、血腥的征战中，这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基督教大军居然连战连捷，最终夺取了圣城耶路撒冷。
十字军发动的战争并不局限于圣城周围，在西西里岛、希腊海域、伊比利亚半岛，到处都爆发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圣战。如果说前三次东征中，十字军中虔诚的信徒还占大多数，自第四次起，十字军的成分便复杂得多。十字军里有信徒，也有无数想去东方发财的冒险家。当他们无法从穆斯林那里获得财富的时候，便把主意打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头上。
1204年，十字军在威尼斯人的鼓动下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建立了拉丁帝国（1204—1261年）以及附属于拉丁帝国的雅典公国和亚该亚公国。后来拜占庭成功收复，但因为首都被毁，复国后的拜占庭帝国已是奄奄一息。
此后的十字军东征就变成了笑话，成了一个幌子。有传言说东征失利的原因是成年人不够虔诚，需要纯洁的儿童参加，而这些从欧洲各地招募的儿童被送到意大利港口后，多半被卖掉了。
持续近两百年，总计九次的东征，除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取得了一些成果，剩余的都变成了闹剧。14世纪初，十字军东征基本停止，那些在东地中海沿岸建立的基督教王国，也逐渐被穆斯林消灭。虽然十字军东征最终没能挽救，甚至还加剧了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但东征的历史意义重大。
十字军东征转移了欧洲的内部矛盾，让教权和王权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妥协，去对付共同的敌人。东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还诞生了三个著名的骑士团，他们将在后来的欧洲历史上发挥重大的作用。其中，圣殿骑士团创造了欧洲银行的雏形；条顿骑士团的后人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催生了一个声名赫赫的帝国——德意志帝国；医院骑士团到现在都还有组织机构，是联合国的非正式成员。
欧洲人从近东文明中汲取了无数养分，比如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流散在各处又被阿拔斯王朝“百年译经”运动整理出的希腊哲学和文化，为日后的文艺复兴积蓄了养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