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体系基本上保证了欧洲几十年的大体和平，与18世纪接连不断的血战相比，19世纪中叶对于欧洲来说是一段美好时光。欧洲的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飞速发展，并在海外不断开拓殖民地，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组织形态，让欧洲人在面对落后地区时很容易就实施“降维打击”，用很少的人力和代价就能夺取最大的利益。
俄罗斯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他们的殖民目标是向东向东再向东，当然相比于东边广阔的西伯利亚冻土，他们更想得到小亚细亚地区，除了战略和经济上的考虑，民族宗教情感也是重要因素。对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来说，夺回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是每位沙皇的终极梦想，因为俄罗斯一直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诩，只有君士坦丁堡才是东罗马帝国理所当然的首都。
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不断向他们的西方邻居学习，也勉强步入了近代国家行列，他们要恢复曾经斯拉夫人占据的地盘，就不可避免地与奥斯曼土耳其发生冲突。
俄土战争
俄土战争从17世纪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二百四十年之久，平均19年爆发一场大战。最初两国旗鼓相当，到了19世纪，土耳其已经衰落，面对俄军的攻势节节败退。原本辽阔的奥斯曼土耳其在多年战争中逐渐丢掉了东欧、巴尔干和希腊、高加索等地的统治权和主导权，俄罗斯得到了南乌克兰、克里米亚、比萨拉比亚及高加索的部分领土，并在黑海沿岸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
原先，俄罗斯和奥地利对奥斯曼土耳其作战时还是盟友，他们多次联合打击土耳其人，但随着土耳其人退出东欧和巴尔干，奥地利和俄罗斯都认为自己应有这块土地的控制权。大国关系就是如此微妙，永远以利益至上。因此，对俄罗斯进攻克里米亚并意图占领君士坦丁堡，奥地利非常矛盾。
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处于缓慢崩溃的过程中，欧洲列强各有算盘，也都不想由一国尽享奥斯曼土耳其崩溃后的红利。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当时的局势，就能理解为什么英、法这对老冤家会站在一起反对俄罗斯。
英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矛盾极深，对俄罗斯进攻奥斯曼帝国之举，英国人是极度警惕的，不仅因为俄罗斯会因此在中亚之争中占据上风，而且俄罗斯人的黑海舰队一旦自由出入地中海，就会对英国地中海舰队产生直接威胁。
对于法国来说，神圣同盟的防范对象就是它，因此，拆散神圣同盟十分必要。俄奥交恶对于奥地利来说是坏消息，对于法国却是好消息。而且法国与俄罗斯之间隔着数个欧洲国家，即使开战也可以让战场远离本土。另外，法国人也有自信在军事力量上打败俄罗斯。
奥地利在失去梅特涅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后，对国际形势的把握大不如前。实际上，奥地利的实力已经不足以掌控庞大的领地，但依然怀揣大帝国的梦想和野心，对俄罗斯进入东欧极不满意，因此也反对俄罗斯进攻奥斯曼帝国。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这年底俄土在黑海进行的锡诺普海战是风帆战列舰最后的辉煌时刻，此战中俄军大获全胜，全歼了奥斯曼黑海舰队，活捉舰队司令奥斯曼帕夏。英、法两国海军于1854年将舰队驶入黑海为奥斯曼土耳其的运输船队护航，此举等同于向俄罗斯开战。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对英国特使讲：“你们不要以战争威胁我，我可以依仗柏林和维也纳。”可沙皇不知道的是，普鲁士本来就对俄罗斯在普、奥之间倾向于奥地利已经很不满，而奥地利压根不打算对俄罗斯伸出援手。甚至奥地利还乘着俄罗斯被英、法压制的时机，出兵要求俄罗斯撤出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种墙头草般的背信弃义之举，彻底葬送了两国1815年以来建立的友谊。
俄军与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地区鏖战三年，至1855年联军攻克俄罗斯黑海重镇塞瓦斯托波尔，俄军几乎丧失了1829年以后获得的全部利益。战争期间，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奥地利提出最后通牒后，同意和谈。
法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拆散了奥俄同盟。普鲁士压根没有参战，只是作壁上观。英国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阻止俄国人的舰队进入地中海。这次战争，俄罗斯是最大的输家，另外一个输家是奥地利，因为它失去了俄罗斯的友谊，将在与普鲁士的竞争中丧失传统盟友的支持。
克里米亚战争
1856年3月30日，各方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和约主要内容包括：列强要共同保证奥斯曼土耳其的“独立与完整”，此举意在阻止任何一个强国，尤其是俄罗斯再次侵略奥斯曼土耳其；同时作为基督教国家，各国要求奥斯曼土耳其保证不分种族与信仰改善境内人民的状况，保证境内的基督徒不受迫害；俄罗斯则收复克里米亚半岛的被占领土，将多瑙河口和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摩尔达维亚，高加索的卡尔斯归还给奥斯曼土耳其，放弃奥斯曼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的宗主权和保护权；塞尔维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宗主权仍归奥斯曼土耳其；黑海中立化，禁止俄罗斯在黑海沿岸建立或保有兵工厂；多瑙河航行自由。
19世纪的欧洲，各主要大国不仅在欧洲大陆争夺霸权，也放眼全球，展开世界范围内的大竞争。俄罗斯虽然在克里米亚半岛吃了英、法的大亏，但它在远东得到了所谓的“补偿”。1856年，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联合法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了大沽口，迫使清政府与俄、英、法、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同年，俄罗斯还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企图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清政府对此很不满，一度拒绝批准该条约。
因《天津条约》的主要条款中有“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等内容，咸丰帝对此感到忧恐，要求大学士桂良与英、法、美代表谈判签订通商章程时，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英、法拒绝，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双方为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时间，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在北京这座古老帝都的上空。
这让俄国人非常忧虑，害怕英法联军在中国占着不走，并在北京城取得据点，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将是一场噩梦。一位俄罗斯的年轻军官伊格纳季耶夫（1832—1908年）于1859年从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他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要让俄罗斯通过非法手段侵占的中国领土变得合法，这是19世纪大博弈中一次典型的行动。
抵达北京后，伊格纳季耶夫与清朝政府交涉，表示他可以代表俄罗斯出面调停中国与英法之间的矛盾，但清廷并不傻，知道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道理，拒绝了伊格纳季耶夫。同时清廷也担心俄罗斯与英法沆瀣一气，后来的事态表明，清廷的担心不无道理。
伊格纳季耶夫果然两面三刀，俄罗斯虽然刚跟英法在克里米亚打得你死我活，但在清政府面前，它自认为属于文明世界，与英法属于同一阵营。于是伊格纳季耶夫来到英法联军大营，向英法提供了北京的城防图和情报，同时他又竭尽全力地阻止清廷跟英法达成协议，不断在两者之间挑拨离间，煽动英法向北京进攻。等到英法兵临紫禁城下时，伊格纳季耶夫再次向清廷提出由他居间调停。此时咸丰已经逃到承德去“狩猎”了，北京城已经没有主事之人，只剩下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收拾残局。英法联军摧毁了北京城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清廷非常害怕英法联军摧毁京城中央的皇城，因为皇城一旦被摧毁，大清将失去继续统治中国的根基，于是奕訢感激涕零地接受了伊格纳季耶夫的建议。
中国北方的严寒已经来临，英法联军也急于跟清廷达成协议并撤军，但伊格纳季耶夫向清廷封锁了这个信息，他成功地让清廷认为英法联军有长期驻扎在北京的打算，这种可怕的前景让清廷不寒而栗。
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军指挥官额尔金勋爵（1811—1863年）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他在给外交大臣罗素勋爵（1792—1878年）的信中写道：“说句玩笑话，如果我们还需要第二个印度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兼并中华帝国。”英法最后决定满足于签订条约而不是占领中国，而伊格纳季耶夫成功地让清廷相信英法联军可能常驻中国，只有他不仅可以让英法提前撤军，还可以降低索赔的金额，他的条件则是要求清政府正式承认俄罗斯对新近得到的中国东北领土享有主权。
清政府对此犹豫不决，伊格纳季耶夫便马上利用联军在撤军过程中一个短暂的、程序上的延迟恐吓清廷，谎称是他让英法联军停止撤军的。英法联军最后一支部队在1860年11月6日离开北京，八天后，伊格纳季耶夫代表俄罗斯跟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而英法联军对此毫不知情，等他们知道俄罗斯已攫取战争最大一部分的利益时，为时已晚。
中俄《北京条约》使清政府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合法性，并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此中国失去了东北地区的日本海的出海口，并开放张家口、库伦、喀什噶尔为商埠。
1860年11月22日，伊格纳季耶夫心满意足地离开北京，返回圣彼得堡，随即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授予圣弗拉基米尔大公勋章。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这样说：“自1815年以来，俄罗斯没有缔结过如此有利的条约，也从来没有一个外交家取得像这位年轻人取得的恢弘伟业。俄罗斯在远东的胜利，抹平了他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痛记忆，也在东方补足了他们在西方的损失，而且这个胜利还是在完全蒙蔽他们的对手英国人的前提下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