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过欧洲文明的军官们回到祖国后，对俄罗斯的现状感到十分不满。这个古老帝国的上层早已欧洲贵族化，底层则由掺杂了鞑靼气息的虔诚东正教农民组成。彼得大帝之后的历任沙皇充分改革了上层，使得上层非常西化，保守的宗教和愚昧的下层民众，则让这个帝国在19世纪之前显得颟顸又蹒跚。农民没有人身自由，被当作奴隶固定在土地上，这不利于俄罗斯的工业发展。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让自我感觉良好的俄罗斯遭到当头一棒——在家门口作战，坐拥庞大人力资源，却被英法打得满地找牙。俄罗斯的改革迫在眉睫。
关于农奴制，常常误解的是地主和贵族会坚决捍卫这样的落后制度，事实上并非如此。随着欧洲自由贸易的兴起和工业化浪潮的推动，农奴制度因其效率极度低下，很多贵族为此负上了高额债务，中小地主濒临破产，甚至养不活自己的农奴，而农奴起义则此起彼伏。当代俄罗斯学者谢梅夫斯基利用官方的记录统计出，在废除农奴制之前曾发生了550次农奴起义。一位苏联历史学家伊格纳托维奇则认为农奴起义的次数达到了1467次，1801年到1825年间农奴起义有281次，占总数的19%；1826年到1854年间农奴起义有712次，占总数的49%；在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前的六年零两个月里发生了474次，占总数的32%。伊格纳托维奇强调，这些起义无论在时间长度、激烈程度还是人员和经济的损失方面，以及为恢复秩序、军队所必须作的努力方面都在不断地增加。
废除农奴制是俄罗斯顺应历史潮流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然而沙皇和法国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犯了一样的错误，没有循序渐进地推行改革，而失之于操切。
俄罗斯解放农奴
政府向社会公开了解放农奴的计划并欢迎人民的讨论和建议，贵族议会也时不时向普通人开放，限制报刊的一些禁令也取消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还要求警察部门向他通报公众情绪，政府中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也希望能够“唤醒民众”。俄罗斯社会压抑已久的政治热情被点燃了，浪漫的想象和乐观情绪在整个俄罗斯蔓延，民粹主义作家赫尔岑（1812—1870年）向亚历山大二世呼喊：“你已经征服他们啦！我的陛下！”
没有政治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骤然获得政治权力，往往会走向激进。法国发生过的一切，将在俄罗斯重演，当然由于俄国距离欧洲的中心还有段距离，1848年的革命浪潮的影响还要稍晚点才能到达这里。
最终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被签署了，这是俄罗斯政府和贵族中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的杰作。然而改革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获得人身解放的农奴没有摆脱高赋税的枷锁，在解放过程中为了给予地主利益上的平衡，农奴承担了大多数税赋负担，他们获得的土地也没有达到他们原先耕作的数量。据统计，有13%的农奴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土地；45%的农奴获得的土地可以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仍有42%的农奴没有获得足够的土地。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俄罗斯史系教授利亚申科概述：“在改革后，3000名贵族保留了9500万俄亩（1俄亩约1.09公顷）的上好土地，而2000万被解放的农奴只获得了1.16亿俄亩土地。”
也就是说，农奴改革本身是可取的，但改革后的农奴并没有过上期待已久的好日子，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背上的债务和获得的土地不成正比，而且他们还将直面自然经济的种种风险。这种不成熟的改革恰好是俄罗斯这种贫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应该极力避免的事。因为俄罗斯的社会形态比西欧落后太多，上层的思想意识与西欧相似甚至更加激进。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除了解放农奴，俄罗斯还打算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地方自治制度。这方面的改革更加激进，从鞑靼统治下独立的俄罗斯从骨子里崇拜强者，也对自身的处境极度没有安全感，因此从俄罗斯帝国建立以来，就对强权和扩张有一种病态的迷恋。
对于俄罗斯来说，既然改革已经启动，就必须一路走到底。但上层统治者显然没有这样的觉悟，当初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达到一些如富国强兵之类的可见目标，当这个目标部分达成后，改革的步伐就停滞了。因此，在社会改革已经启动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和贵族阶层又反过来成了改革的阻力。保守而右翼的政府和民间的左翼激进革命家们的缠斗，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俄罗斯社会的主基调。
1873年，俄罗斯政府命令在瑞士学习的学生放弃学业回国，而这些留学生中的一部分回国后决定“到人民中去”，成为农村的教师、医生、兽医等，又把未经实践的新思想带到了民间；另外一群人则留在城市准备发动革命，尤其是激进的革命家巴枯宁的支持者们相信，人民拥有巨大的力量，只要发动人民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虽然此时的俄罗斯风云激荡，但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还是在按照原有的习惯生活，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他们只要能勉强度日，就不会响应激进学生们的号召，因此19世纪的俄罗斯只是在酝酿革命，还没到天翻地覆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