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讲条件算利益，交不到好朋友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孟子·万章下》
孟子的弟子万章向孟子询问友道的问题。友道就是朋友的关系，讨论一个人的处世之道，尤其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该怎样自处。
这一段可以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内则》《儒行》几篇连起来研究。《儒行》《内则》就是阐述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交友，人与人之间该怎样相处的道理及其重点。
孟子告诉他，交朋友之道，第一要“不挟长”，不以自己的长处为尺度去衡量别人，看别人的短处。例如学艺术的人，见人穿件衣服不好看就烦了，读书人觉得不读书的人没有意思，练武功的人认为文弱书生没有道理，这都是“挟长”。
第二“不挟贵”，自己有地位，有钱，有名气，因此看见别人时，总把人看低，这也不是交友之道。
第三“不挟兄弟而友”，朋友就是朋友，友道有限度，对朋友的要求不可如兄弟一样，不可过分。一般人交友，往往忽略这一点，认为朋友应该一如己意，朋友事事帮忙自己，偶有一事不帮忙，便生怨恨。另外，不帮忙还好，越帮忙，你越生依赖心，结果反而害了自己。这三个要点非常重要，每人如略做反省，就会发现，自己常会犯的。
在相反的一面，我们并不能因为对方有长处就想去沾一点光，也不能因为对方有钱有势而企图从中得到什么便宜。例如“五四”运动后，胡适之出名，便有一个文人在文章中写道：“我的朋友胡适之。”其实胡适之并不认识他，直到现在这句话还常被人引用，去讥评趋炎附势、脸上贴金的人。明明只有一面之缘，却口口声声说：“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熟得很。”这叫作交浅言深，也是不好的作风。
“友也者，友其德也”是说，交朋友要为道义而交，不是为了地位而交，不是为了利用人而交，也不是为了拜把兄弟多，可以打天下，或如江湖上人“开码头”“扬名立万”而交。交朋友纯粹是道义之交，不可有挟带的条件。常有年轻人说：“我们同学很多，将来可成为一帮”，这就是挟带了条件，已经不是真正的友道，只是利害的结合。孔子说，朋友的道义是彼此规过劝善，不是专说好话。其次，朋友有“通财之义”“患难相扶持”，不是富贵相扶持。其中以“通财之义”最难做到。自古以来有句俗谚“仁义不交财，交财不仁义”，可见通财之义更难。
孟子再举出古人的几个交友例子来阐明这友道三原则。
首先举孟献子为例：孟献子是鲁国第一位大权臣，他是百乘之家，富比诸侯，权位等于鲁国的副国君，但是他在友道上很了不起，他有五位真正的朋友。孟献子是周朝以来，几百年的世家出身，古代贵族永远是贵族，享有读书的特权。那时的社会，读不到书的人永远读不到书，因为书不像现在可以随便买到，古书是用刀刻在竹简上，一片一片的，一部书就可能要堆积满满二十坪的面积，普通人谁读得起？所以知识分子的家庭，子弟代代相传，永远是知识分子；平民欲想读书，比奴隶想发财更难。
孟献子出身贵族，家世、财富、权位都到了极点，照说朋友该很多，可是他只有五个朋友，包括乐正裘和牧仲两位。这五个人是有道德、有学问、不求功名富贵的，君王想和他们交往做朋友，他们也不来，却和孟献子做了朋友，这就可见孟献子之不平凡。孟献子和他们交朋友，只因为他们有道德、有学问；他们五人本身既无财富，也无权位，也没有把孟献子家的富贵放在眼里。
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士大夫的精神，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像尧舜时代的许由，尧去找他，请他当君王，许由赶快逃到溪水里洗耳朵。另一位隐士巢父，正牵着牛在溪边准备喝水，看见许由洗耳朵，就问为什么洗耳朵；许由说刚听了人家说了一番脏话，所以来洗耳朵，并把尧找他当君王的事告诉巢父。巢父说你洗过耳朵的水，牛喝了嘴都会脏，于是把牛牵到上游去喝水。像这一类人的思想行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标榜的高尚人格。孟献子的五个朋友，就是这一类型的人物。
孟子说，孟献子和这五个人做朋友，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家世、富贵、权位，纯粹就是好朋友。这五个人看孟献子，也不管他的家世，只认为孟献子这个人够格、够条件做朋友，有味道，所以成为朋友。如果他们心目中有了孟献子家世的观念，也早就不和孟献子做朋友了。
这就是孟子说明交朋友的“友其德”的原则。
孟子说：不但孟献子这样的世家交朋友有如此好的榜样，就是一些小国的诸侯，也有这种情形的。费国的国君惠公，是周朝分封诸侯时所封的公，当时有公、侯、伯、子、男几种不同的等级。到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诸侯违反了这个制度，自己开始称王称霸了。孔子著《春秋》，微言大义，就是批评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而费国之君此时仍自称惠公，是遵守当时的制度的。他自己说做人原则：对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不敢说是朋友，仍尊为老师；对于颜般这个人，却是朋友，不是老师；还有学问很好的王顺、长息他们，那只是我的部下，替我做事的，我可以命令他们。所以他在“师道”“友道”“臣道”方面，十分分明。
曾子曾经说过：“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孟子的这种观念也是继承孔子、曾子的思想，而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定论。如汤之于伊尹，周文王之于姜太公，都是以师道相处；汉高祖之于张良，则在师友之间；刘备之于诸葛亮，则是以友道相待。所以用师道相处则是成王，成功最大；以友道待贤能的人，则可称霸；至于用徒，那就谈不上了，那只是爱用听话的人，只是让被用的人听自己的。用友则不同，可以相互讨论研究的；用师则更不同了，那就不只是讨论，老师说了就算数的。当皇帝的要听一个老头子的话，要听他说“你非这样办不可”，那还受得了！这种修养就很难。在感情上最痛快的就是用徒，只晓得当面“山呼万岁”，指东便东，说西就西，错了他也跟着错，绝不提出正确的意见。用这样的人虽痛快，可是有什么用？所以用徒者亡。
孟子又说：不但像费国这样的小国之君有如此典范，在大国之中也有如此懂得友道的。就像晋平公对于亥唐这个贤人也是一样，他去看亥唐，亥唐说请进，他就进去；说请坐，他才坐下；请他吃饭，他也就和亥唐一起吃饭。虽然只是普通的素餐，他也照样吃得很饱，因为怕亥唐说他吃惯了宫廷中的山珍海味，嫌弃亥唐的素餐。但是，他们的交情就到此为止，晋平公并没有请亥唐“出山任职”，权、位、财富一样也没给他。
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为亥唐是一个贤者，是不愿出来做事的隐士，所以晋平公只是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和他交往，并没有以国君的身份和他做朋友。这只是私交、道义之交，不涉及公谊。否则的话，如请他做官，给他权位、财富，他可能和许由、巢父一样，要跑到溪水里洗耳朵，反而失去了一个贤人朋友。所以晋平公和亥唐这样的交往，是以一个读书人尊贤，不是以一个国君的立场。
孟子再举尧舜之间的友道。舜是尧的女婿，但在有岳婿关系之前，两人之间也是朋友，后来变成了君臣与翁婿的关系，最后才让位给他。孟子说：当初舜见尧的时候，已经赏识这个人，想要他做女婿，所以“馆甥于贰室”——古礼对女婿也称“甥”，称“婿”是后世才有的。“贰室”就是副室，是帝王尧的副室，在尧隔壁的房间——古代君王的女婿也称驸马，不是可以随时见到岳父的。在国家体制上，驸马只是臣子，如果没有授给官位，还只是普通老百姓，不许干预国家政治，所以认真说来，驸马是很可怜的。从前听说公主要选驸马下嫁，一些可能被招为驸马的人家，每向祖宗磕头，请求保佑，千万不要让公主下嫁到家里来。如果公主下嫁到家里，视为倒霉，每天吃饭时，公主坐在首席，公公婆婆反而要在一边陪侍，这种滋味很不好受。而尧居然将自己的副室让给舜居住，已经不把他看成女婿，两人谈得来，尧欣赏他，把他当一个朋友接待。开饭时，两人也一起吃，可见舜的学问、道德、见解，使尧十分欣赏。许多事情舜提出好的意见，尧都接受，可见两人在初期的交情，是天子和普通老百姓的友道关系。
这些资料在别处找不到，只有《孟子》这里提出来。当然，他是应该有所根据的，不会乱编故事。
最后，孟子结论：“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这是为友道下的又一定义。在上位的尊敬下面，像尧（君王、丈人、老前辈）尊敬舜（下属、女婿、晚辈）一样，以礼相待，是“用下敬上”，以在下的态度把对方提高到平等的位置看，就是“贵贵”。前一个“贵”字为动词，后一个为名词——舜虽为下属，而尧看他是贵重的，因而就以贵重待他。“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这就较次一等了，因为自己仍居上位，为了尊贤而谦逊下士，尊敬别人，在下意识中还不忘自己身份之贵。“贵贵”“尊贤”道理是一个，不过做法有差别。
（选自《孟子与万章》）
别人给你送礼，收还是不收？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孟子·万章下》
万章又问到交际问题。交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友道、臣道的交往范围较严谨，而交际的范围则广泛，是指人与人之间一般普通性的交往，不一定是君臣、朋友之间的交往。
万章问：一个人与他人交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换言之，该以什么心理去与人交往？
孟子说：与人交往要有恭敬的心理，不要儿戏，不要马虎，不只是表面打躬作揖的礼貌，要出自内心的恭敬诚恳。
万章马上针对这个观念来提问：“却之却之为不恭”这句话是什么道理？现在我们流行两句成语，所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是很有趣的。例如，你送食物来给我吃，我说：“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吃你的我难为情，不吃呢对你不恭敬，还是吃掉吧！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形，每当收到人家东西，接受嘛心里难过，为什么又花钱买礼物送来？退回去吧他又会多心。却之不恭的道理就是这样，有时过分推辞与轻易接受一样，都是不恭。
孟子说，“却之不恭”这句话是用在“尊者赐之”的场合，也就是当长辈、长上有赐赠时，不可拒收，所谓“尊者赐不敢辞”也，否则便是不恭。当然，应用这个原则还要考虑两点：一是对方是否为“尊者”“长辈”，二是在收受之前应在内心考虑一下：“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如果我收受了，是合“义”“理”呢，还是不合呢？经过考虑，如果认为不收受就是不恭敬，那么不可再推却了。
譬如一位小姐认识一位男士，见面一两次，这位男士就送一枚戒指，硬拉小姐的手指给她戴上，这时小姐是“却之不恭”呢，还是“受之有愧”呢？就要慎重考虑了。如果既不合理又不合礼，当然婉谢退回，甚至还拂袖而去，骂他鲁莽。这种事却之才是恭的，受之倒是不恭。所以恭不只是外表的恭敬态度，更是内心的庄严，对自己重视，对朋友尊重。
其实，这第二个原则也是一般的收受原则，如果是合礼的尊者之赐，所谓“尊者赐，不敢辞”，就要收下。年轻人遇到伯、叔等父执长辈送来的东西，不能退回说：我不要，这样东西我已经有了。这样说多扫长辈的兴，所以自己实在已经有了三件，还是不可以说出来，因为长辈以为这是好东西才赐给你的，那就收下来，让长辈高兴一下也好。甚至可以学现代西方人的规矩，收到别人的礼物当众拆开来，让大家都能欣赏，虽然已经有了或者并不适用，也要表示自己正急需这样东西，而且称赞它的美好。
他们师生二人就一直针锋相对讲下去，像在打机锋。
万章继续问：拒绝收受别人的馈赠，似乎不太好做，自己心里判断着“其取诸民之不义也”，如果遇到不合礼、不合义或是来路不明的东西，是否可以在心中拒绝，而口头不说出拒绝的真正理由，以“他辞”委婉地拒绝呢？
孟子对这个疑问似乎没做正面回答，只是提出孔子的做法：“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事实上等于告诉学生，对于动机不纯的交往，来路不明的东西，对于一切不义之财，都是不合“道”“礼”的，那就断然拒绝吧，何必扭扭捏捏以“他辞”拒绝呢？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 。’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万章下》
万章再就具体事例追问下去，说到“御人”之赠。
在现代语中，“御人”像是四川人所说的暴客、暴老二、土匪、强盗，杀人越货，强梁霸道。这两个字也可分开，“御”是强夺，是动词，与“人”字合起来是抢劫别人的意思。
这是万章的假定，他说：假定有一个人在国境之外抢了别人的东西，回到国内，却和你成为道义之交，又很有礼貌地把抢来的东西送给你，只说是带回来的土特产，给你做纪念，你是否接受呢？
这个问题非常之妙。因为这个御人是在境外抢别人的东西，换言之，并不是抢你我自己人的东西，不管他是盗、窃、骗、占而来，反正与全国人无关。这样的东西，可不可以收？
孟子说：不可，绝对不能接受。《书经·康诰》说，蛮横霸道地杀了人，又强占人家的东西，一点也不知怕死，对这种人，社会上没有不愤恨的。有这种行为之人，根本不必再教导他，就可以正法了。
他们师生两人讨论至此，竟然说到与强暴之人交往的事上去了，他们到底是指什么来说的？这些话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呢？好像说来牛头不对马嘴。其实这就像作文章一样，非常对题，绝对不是随便说的。
孟子紧接着说：商汤伐桀推翻了夏朝，武王伐纣推翻了殷商，而现在这种以攻伐为手段的事更厉害了，所以这种来源的礼物，应该不可以轻易地接受。
对于这段书，宋儒朱熹有注解。对于朱熹，我还是很尊重他的，因为他是夫子，夫子总该尊重的，不过不对的地方也就是不对。这段答话，朱熹的注解认为，文句中一定掉了字，或者有多余的字。朱熹虽然早我们一千多年，如果站在今日大学的讲台上讲课，而我是学生的话，我也一定要举手发问：朱老师！你讲得不对，这段书没有多余的字，也没有掉什么字，因为《万章》篇他们师生之间的对话，一路都是针锋相对地用机锋语，讨论到这里已经到了巅峰状态。第一，万章再三希望老师出来从政，孟子答复了许多理由，可是双方都在打太极拳，推来推去，不做正面打法。到了这里，万章突然使出了“大洪拳”，虎虎生风，迎面打出，正式发问了。他说：许多人固然是抢了人家的东西，可是“御人于国门之外”，并没有超过范围，这就是指当时战国七雄，都是自己称王，兼并弱小，扩充霸权抢来的天下，可以说都是不义的。
这就是庄子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偷人一个带钩，被抓住了要处死，偷了别人的国家自己却称王。“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自己当了王以后，又讲起仁义道德了，叫人们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否则要坐牢。所以说，五霸七雄的天下、王位是谁给的啊？都是抢来的，都是“御人”。
万章知道孟老师这种心思观念，想说服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一段问话等于劝老师说，这是人家自己去抢的，又不是你去抢来的，而且人家现在干得很好，来送礼给你，请你干，你为什么不干？
可是孟子还是说不考虑。孔孟之道，是以国家民族的千古文化传统精神之发扬光大与持续为前提，以伸张正义为责任，对于不合理、不合礼的事，写历史的都以孔子的《春秋》笔法加以“贬词”，绝不将就。所以孟子引用《康诰》，认为不合理的就不合理，绝对不接受。
因此他也说，即使是汤、武的革命，严格讨论起来，在历史哲学上还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话说回来，朱熹对于这段话，真的不懂吗？我看他是懂得的，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因为宋朝便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严格说来是抢了柴家天下。朱熹是宋朝人，在当时不便讲，只好说可能这里掉了字。如果朱熹真的不懂，那问题就严重了，他这位“夫子”的招牌可要动摇了。
孟子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义正词严的，纵然是殷、周的革命，也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所不辞也”四个字用得好极了，是绝妙的机锋。这四个字可以解释为商汤、周武他们居然就这样干下去，而不知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也可以解释为像殷、周这样的革命成就，不必再挑剔了，因为他们后来有功德，对国家民族的确有贡献。所以古文有时候很妙，虚字眼的运用，正如禅宗所说“如珠之走盘”，很难下断语。
不过孟子下面的两句话“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分量更重了，意思是说，现在的社会越来越糟糕了，传统正义文化精神没有了，“如之何其受之”等于说：这种情形，怎么可以随便接受人家的赠予呢？这是不应该接受的。
因此，顺便想到清朝雍正时期的一件事：雍正三年（1725），在整治年羹尧时，蔡珽是第一个公开揭发、弹劾年羹尧的人，并不遗余力地清查年羹尧的财产。年羹尧被赐死后，雍正将没收来的年羹尧的房屋、奴婢，还有金银绸缎等，赐给御史蔡珽。蔡珽说，年羹尧的房屋是国家赐给他的，奴婢是隶属于内府的人，而金银财产皆不可问之物。佛经上说：“忖己功德，量彼来处。”我不能接受这个赏赐啊！于是坚决辞而不受。雍正听了大为赞赏，这也是“如之何其受之”的道理。
（选自《孟子与万章》）
不合理的钱，一毛也不要？
（万章）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
（孟子）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孟子·万章下》
万章这位难缠的学生，到这里又要套住老师的话去诘难了，他话题一转，转到实际政治社会上去了。他说：现在诸侯们所有的金银财宝，无非是从人民口袋里拿来的，与盗贼无异。但这样得来的不义之财，拿去赐赏他的宾客、朋友、部下，只要礼貌周到，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即使再有德行的君子，仍会接受这种馈赠，这也是不义之财嘛！请问老师如何解释？
这一诘问，等于将老师的军，真够厉害的。而孟子这位老师，确实高明，他不正面答复诘难，只举出一个比喻，申明个中道理。他说，如果现在有一位真正行王道的君主，看到诸侯们如此不仁，你认为他应把诸侯们通通抓起来杀掉呢，还是先加以教导，如有怙恶不悛者再行诛杀？
这个问题的答案孟子没有讲出来，书上也没有记载万章如何答复。但显然地，答案明白得很，当然是“教之不改，而后诛之”。这么一来，与前文所说的杀人越货犯，不论任何朝代，都不必再教化即行正法，似乎有所不同。
因此，根据这个比喻，孟子就下结论了：“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在原则上说，凡是“非其有而取”的都可谓为“盗”。这只是就其性质的最高原则而说的，然而就具体事实而言，两者仍然是有所不同。
所以关于盗行的哲学很妙，释迦牟尼佛讲到盗戒时，“王贼并称”。他指出，假设人有一元钱，自己只能占有到五分之一，因为王拿去一分，贼拿去一分，生病用去一分，家里人用去一分，只剩下一分由自己支配。而且这一分也只有使用权，并非所有权，这是释迦牟尼佛对财富的观点。再看自己享受的这一分，说不定放在口袋里又掉了，所以钱财是不可靠的。
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内涵也有“王贼并称”的意思，凡是不合礼的地方，王贼是相等、一样的。正如明代民间流传的一首诗：
解贼两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
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孟子又怕不够深入，再举孔子为例。
孔子在鲁国也做过官，接受了鲁国的官位，“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猎较”两个字，据历代解释，在国家要举行大祭时，大家喜欢出去打猎，看谁打得最多，并将猎来的动物杀了，拿去祭天地鬼神。我读《孟子》到这里，总觉得这种解释不通。古人认为“猎”即打猎，“较”是比赛，“猎较”是打猎比赛，这种解释有什么根据啊？不但朱熹如此解释，连《十三经》都如此说。我经过仔细研究，对这一解释另有观点。孔子出来做官，做了三个月的鲁国司寇，可鲁国人并不是因为尊重孔子的道德才请他，而是大家在竞争，像打猎一样，在利害上比较打算一下，才请孔子上台的。孟子认为，这样不合礼的事，照说孔子是不会接受的，但是鲁人“猎较”，孔子也“猎较”，出来比较一下，将就一次，如能上去把国家天下弄好，也是好的。孔子本不应该这样做，但在救世救人的大前提下，委屈自己“猎较”一番，也还算可以，不过，人家的赏赐是不可能也不会随便接受的。
对于“猎较”一词，我的解释是当时人事上的争斗、排挤、算计，并不是说孔子骑马去跟别人比较打猎，赢了便回来当司寇，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事，这是古人弄错了。我们不必以为古人一定了不起，若干年后我们也成了古人，也会被人指出来当招牌的，所以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可能有错。我们读书，不要完全相信古人，变成“人云亦云”，而应该有自己的见地。
我们接着看下去，就可以证明我的这个观点：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曰：“事道也。”
“事道，奚猎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孟子·万章下》
万章一听孟子说孔子“猎较犹可”，好像打拳的，趁对方张开门户，有了空隙，立即一拳过去，说道：这样说来，孔子当时出来做官，可以将就现实，你老人家又为什么不将就一下呢？依你说，孔子当时出来做官，也是委屈了自己，走了一点点歪路，将就了一下，没有完全走直道。
孟子说：孔子的情形是不同的，他走的是直道。
万章说：你刚说的，他出来还是要先打打算盘，先“猎较”一番，如果走直道，又何必“猎较”呢？
孟子说：“孔子先簿正祭器。”这里“簿正”一词，现代人不易了解，书上注解有“未详”两字，也就是不清楚。古代书籍是刻在竹片上，名为简，简上挖了孔，用牛皮制的筋，名为韦的，把它贯穿在一起，拼拢来的一端名为簿，所以簿字的上面是“竹”字，孔子研究《易经》到“韦编三绝”的程度，就是把牛皮做的韦都翻断了三次。
孟子这里是说，孔子以正统文化的精神考察古代的文化，以祭祀为先，并不是以四面八方来的机会作为谋生工作，他是以文化精神来竞争的。
对于这一段，我的观点又与古人不同，古人除了以“不详”说明以外，另一注解硬把“猎较”认定是打猎，说是因为祭品不够，所以要打猎。孔子先对一下数字，怎样安排，不以四面八方的饮食拿来做祭品。这种解释有什么根据？“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应该是“不食嗟来之食”的意思，宁可饿死，也不能随便，只有以文化传统的精神去竞争才是正理。
万章说：既然鲁国这样对待孔子，孔子何不走开？
孟子说：孔子怎么可以走开？鲁国是父母之邦，是孔子自己的国家，他要在自己的国家开一个好风气，造就善因。如果开了风气，大家并不接受，不能发生影响，行不通，这时当然只好离开父母之邦了。因为很伤心，所以犹豫不忍离去，拖了三年，不得已才到国外去。
孟子答复万章所问，说到孔子在鲁国做事及去国的经过，也等于把自己的心境说了出来，所以，孟子与万章师生之间的这段对话充满了机锋。
孟子又继续举出事证，说明孔子做事有三个方向，这些都是我们立身处世，值得效法的。他说：孔子若准备出来做事，是认为这件事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有意义有贡献，这就是“有见行可之仕”。其次，有的时候，名义、地位都不计较，只当一个顾问、参议，甚至没有任何名义，也可以在旁边敲边鼓，站在旁边协助，这是“际可之仕”。还有第三“公养之仕”，就是老了，退休了，国家供养他一点生活费，这一点他就接受了。
孟子说，孔子在鲁国当司寇，是季桓子请他的，那时他是认为对社会国家会有贡献所以才出来，而上来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少正卯。少正卯是鲁国有特别大的名气，有特殊号召力的“闻人”，孔子知道这种人将来可能危害社会、国家和天下老百姓，所以一上台就杀了他，免贻后患。大概孔子干了三个月，便被权臣反攻而下台，可能也与少正卯这件事大有关系。后世反对孔子的人说，少正卯何罪要杀他？
大家不知道，孔子列举出来五条重大问题：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杰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这一段在《荀子·宥坐》中的文字，意思是讲，一个人通达世故却用心险恶，心性怪癖而又固执己见，言论谬误而善于诡辩，广为收集和善记别人的丑恶隐秘之事，包藏错误并混淆视听，这五大罪过，少正卯兼有，故诛之。
孔子原来有三千弟子，而少正卯一出来，这三千弟子几乎有一半都被他的谬论迷惑了。在当时而言，少正卯影响力之大，是不得了的，但又不是杨朱、墨子一流。固然，孔子杀少正卯，成为历史疑案，但我们相信孔子的人格，他是无私心的。在当时，孔子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有出来从政的价值，所以做了司寇，掌管立法与司法，后来眼看良好的风气建立不起来，只得离开父母之邦，去周游列国。
孔子出国以后，在卫国住得最久，等于是第二故乡，卫灵公对他也蛮恭敬。卫灵公的大臣们对孔子也很好，像卫国的贤人蘧伯玉，都是孔子的好朋友，所以孔子在卫国很受欢迎，在人际关系上也处理得很好。他并没有出来做官，而是从旁协助。卫灵公之后的卫孝公对他也很好，给他养老，孔子晚年也喜欢在卫国居住，所以是“公养之仕”。卫孝公就不像卫灵公那样了，对孔子虽然恭敬，但是属于例行恭敬，没有特别之处；而孔子也不希望他有特别恭敬之处。孔子帮忙了卫国许多年，年老了该接受的公养就接受了。
这三点，是孔子一生对于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合理该接受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则一毛钱也不要。在礼制、道理上适合的，是恭敬；不适合的，有附带条件的，就是不恭敬，不要。这就是人生的行为哲学，行为的价值，也是尊重自己。孟子与万章的这段对话，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从反面看也很有趣，万章一步一步想诱请孟子这位老师出山从政，万章这样努力，是否受人之托？是否热心于救世、救时代？不知道。
（选自《孟子与万章》）
可以出卖劳力，但不能出卖节操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孟子·万章下》
“仕非为贫也”这句话非常好，推翻了宋儒以来历代注解“不孝有三”中的“家贫不仕”（家中贫穷不出来做官）。孟子说，绝对不会因为没饭吃而出来做官，这是中国文化士大夫的精神，一个知识分子穷得没饭吃，可以出卖劳力赚饭吃，但不能随便出山。
他说：不过，有时候可以将就一下。所谓有时候，是非常灵活的，上面所说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就是“有时候”。也就是说，在时间、空间，对人、对事、对社会、人类能有贡献的话，就属于“有时候”的条件，但仍然绝对不变更自己的人格节操。
孟子又说：娶妻也不是专门为了生养儿子，但有时候不免有这样一点观念。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为了生活出来做事，那不是为了求高位，如果生活过得去，则辞掉尊贵的位置，宁可“居卑”。在四川成都，这座多年前号称“小北京”的名城，看到有些古老大宅，门口有个门房，整日叼一根旱烟袋，坐在高椅上，遇到访客敲门，他在里面漫问：“你找谁呀？”“你贵姓呀？”“来过没有？”透过他的盘问才放行。权力既大，工作又轻松，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其他用人还要巴结他，见面尊称一声“二伯”“四叔”。我曾经想，能做个这样的门房也很不错，现在看到一些大厦管理员也是这样的，比从前更舒服，可惜我坐不到这个位置。这就是后面说的“抱关击柝”——看门的人。过去访客们对看门的还要送一个红包，谢谢他的通报，可见他的权力。
孟子说，假如只是为了生活，并不求高位，也不要钱，宁可居下位，得温饱，看看门，管电梯，干什么都可以，多舒服，多简单啊！
孟子说：孔子在年幼贫穷时，什么都干过，做过会计，管账管钱，一毛不欠不赔；当过地政事务的小职员，畜牧场的管理员，为人看管牛羊，因为做事努力，对事恭敬，所以牛也肥了，羊也壮了。孔子在年轻穷苦时干过很多低位的事，因而经验老到，深知民间疾苦和基层的利弊。另如汉代的陈平、萧何等人，他们的政治见解、智慧也都是从人生的经验中得来的。
下面两句话要特别注意。第一句，“位卑而言高，罪也”，常听到许多年轻人讨论天下国家大事，令人厌烦。年纪轻，经历过多少事啊？不知天高地厚，就是“位卑而言高”。甚至连“位”都没有，居然在那里讨论天下国家大事，如果把责任交给他们，不出三天就会出大事，所以这真是一种罪过。
其次，“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机锋结论出来了，孟子说：假如我出来，在齐国也好，在魏国也好，如果在他的政治体制中，“道不行”，改革不了，对他的国家社会没有贡献，这是知识分子的耻辱。如果出来做事，而又不能利世利人，何必站出来！如果为虚名而站出来，那是最可耻的事。
看了孟子与万章的对话问答，就知道他们两人所说的，全部都是“机锋转语”，两人都没有明讲，但都知道对方话语中隐含的意思。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
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
“受之何义也？”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
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
——《孟子·万章下》
这里谈“托”的问题，“托”是寄托、寄附。后世对于侨居在外地的人，习惯上称为“寓公”，尤其国王寄托在外面的，都算寄居。但是万章问，中国有“士之不托诸侯”的古礼，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依赖别国的诸侯而生存，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不敢也。”中国上古文化精神，如果一个诸侯失国——国家出了问题，丟掉了——这个国家的诸侯寄住在别国，那是兄弟之邦，这个诸侯虽然失国，仍然代表自己祖宗的宗庙，还要筹划复国的，因而“托于诸侯”合于古礼。而“士”，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代表的是祖国文化的精神，如果依赖于别国的诸侯，是不合礼的，所以不可以，一定要自己求生存。
万章又问：“君馈之粟，则受之乎？”这句话很含糊，没有说明受者是“士”还是失国的诸侯，只是说当上面的国君赠送谷米时，接受不接受？
孟子说：这种馈赠，可以接受。
万章又问：士之托于诸侯，尚且非礼；而今可以接受国家的馈赠，这又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这是不同的两件事。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见到下面任何一个老百姓有痛苦、有困难，一定要救济，在现代说来是社会福利救济，要照顾国境内的每一个人，所以国君给的都要接受。这就像一个家庭中，给儿孙们的，都要接受，因为长辈对晚辈有照顾的责任。尤其一国领袖，对全国老百姓都要照顾；在一个机构中，负责人同样要照顾到全机构的每一个同人。
万章说：可以接受国君的救济，却不能接受国君的赏赐，这又是什么道理？这种情形，今日看来，也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中国古礼的逻辑是非常严谨的，这也是生活的规范。以现代的情形来做譬喻，比如某个国家政府的人来到中国，我们救济他，他可以接受；可如果我们最高当局对他表示特别的“赏赐”，依照我国的古礼，他是不敢接受的。
万章说：我斗胆再请问老师，他为什么不敢接受？
孟子说：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谋生的技能，古今都是如此。孔子与孟子为了生活，什么职业都做。但是若要他出来当宰相做官，这是社会、国家、天下事，关系到人类祸福的事，他可要慎重考虑了。因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所以要以两种方法来处理。但后世的人常将事业与职业混为一谈，有的官做得大、地位高的，不一定在做事业；有的人没有做官，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但他是在为社会、为国家、为天下、为人类，乃至为未来千秋万代建立不朽的事业。他的职业可能只是挑葱卖蒜的小民，因为这与他的事业、人格并无关系。所以给人看门、守夜、做清洁工的，都是谋生的正当职业。如果没有正当的谋生职业，只依赖上面的赏赐，则不可。
同样的道理，假如无职业，而靠政府的赏赐或他人的救济过日子，就是“不恭”，是对自己不恭敬，对人生的观念搞不清楚。人有头脑，有身体四肢，应该尽力靠自己活下去，不可以完全依赖别人生活。
（选自《孟子与万章》）
学会分辨他人的尊敬与侮辱
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
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
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食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孟子·万章下》
孟子和万章还在继续辩论这个问题。万章说：上面如果有馈送，就接受下来，这样经常的接受可不可以呢？实际上这种辩论，万章是针对老师说的话，希望孟子接受别国君主的帮助，为什么不要呢？
孟子举出鲁国末代君主缪公为例，对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事加以说明。缪公经常派人问候子思，也常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子思最初收到这些东西，基于礼貌而接受，后来就不敢再接受了，但是他对国君还是不失礼貌，依照对君主、尊长、祖先、父母的古礼，朝着北方遥遥磕头再拜，表示谢意。子思说：现在才知道，我的国君常常这样派人来问候，又常送东西来，并不是尊敬我，只是在养我罢了。他告诉送东西的人，回去报告缪公，以后不要再送东西来了，所以从此国君就没有再用这种方式送东西了。
孟子说：这件事的道理在于，鲁缪公如果认为子思是贤人，欣赏子思，为什么不交事给子思做？或者把子思当作一般平民亦无不可，为什么对子思在外表上如此有礼，好东西不断送来，但既不见面，也不向子思请教？这就不是“悦贤”之礼了。
从这个史实就知，古代中国文化在士的行为上，首先应该建立自己的人格，也就是说，一个读书人要有良好的人品，生活固然重要，但丧失人品、气节的生活是不能接受的。又所谓“尊者赐，不敢辞”，像子思的情形并不适用，因为子思不是鲁缪公的臣子。
如大家所熟知，孟尝君门下有三千客，他所谓好客、养士，实质上是以“犬马畜之”，有钱的人没事做，找些人来玩、谈话。清朝这类被养的人被称为“清客”或“门客”，他们尚清谈，做事则懒洋洋的。这类清客、门客，历代都有，现在也有些老板，尤其是小开（小老板）之类，专门有一群人陪着去喝咖啡、逛夜总会、上舞厅，可算是现代清客。古代的养士之风，致使知识分子往往成为人家座上的清客，因为在清谈的时候，需要他来调剂情调。
《史记》中写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恋爱故事。当时像司马相如这样文学好的人不少，汉武帝都给他们官做，但司马迁在结论里说了一句“以优伶畜之”，将历代皇帝都说尽了。像李白那么好的学问，在唐明皇心目中不也是“以优伶畜之”吗？
